第582章 漢考克
一九三四年十月，華沙，一家不起眼的舊旅館。
一個男人坐在窗邊，百無聊賴的用手指輕輕敲著桌面，他今年五十一歲了。頭髮有些花白，臉型方正，下巴上有一道淺淺的疤痕——那是很久以前在軍隊裡留下的。
他的真名叫埃里希·漢考克，德國人。
一九一九年，韋格納革命成功之後，他留在了政府里。
不是因為他擁護共產黨，是因為他需要一份工作。
漢考克在舊德國政府里管過財政，管過民政，管過一些不大不小的部門。
他不是什麼大人物，但也不是小角色。
他知道怎麼在體制里活著——不冒頭，不落後，不站隊，不表態。上面說什麼，他就做什麼。不問為什麼，不問對不對，只問怎麼做。
這種人在哪個時代都能活。
但在德國新政府成立之後，漢考克的這種日子就過不下去了。韋格納開始搞整風運動了，漢考克開始嗅到了不一樣的味道。
漢考克算了一筆帳。他在舊政府幹過，歷史不清白。
他從來沒有真心擁護過共產黨，態度不端正。他的工作成績平平，不積極。
三條全中。留在德國，遲早會被篩出來。等被篩出來的時候，就不是丟工作的問題了，是丟命的問題。
不久，漢考克就離開了德國。
他沒有去西方。英國、法國、美國，那些地方查得嚴，他這種從紅色德國跑出來的人，到了那裡會被反覆審查。
漢考克受不了那個，於是乎，他選擇了波蘭。
波蘭當時還是半紅不紅，還沒有徹底倒向共產黨。波蘭的邊境松，查得不嚴，有錢就能進來。
漢考克帶了一筆積蓄，不多，但夠他活一陣子。
他沒想到，波蘭也變得那麼快。
波蘭共產黨上台之後，漢考克的錢很快也就花光了，波蘭也變成了社會主義國家。
他一個德國人，沒有護照，沒有工作許可，沒有合法身份。
他不能拋頭露面，不能找正經工作，不能跟太多人來往。他像一隻老鼠，躲在華沙老城區的一間舊旅館裡，靠著最後一點碎錢，一天一天地捱。
捱不是辦法。他開始動腦筋。
他手裡有什麼？他知道德國的人事制度、組織架構、審查流程。這些東西，在德國是公開的，但在波蘭，是值錢的情報。
與此同時，漢考克也開始接觸一些英國人。
他在舊政府里管過經濟統計，跟英國大使館的人打過幾次交道。那些人後來有的回了倫敦，有的調到了別的國家，但名字和聯繫方式，他留著了。
漢考克給英國軍情六處寫了一封信，是一份關於德國財政體制的報告。
於是乎，就這樣，漢考克和英國人就這麼搭上了線。
英國人給的錢不多，每月一百五十英鎊，但夠他在華沙活下去了。
漢考克開始接觸波蘭的右翼分子。
這些人在波蘭並不難找，漢考克找到他們跟他們說，
「我是從德國來的。我在德國有一個組織，跟法國、英國的人都有聯繫。我們有資金，有計劃，有人手。」
漢考克還給波蘭人看了一些東西。那是幾張舊照片，他在德國政府工作時拍的，穿著制服，坐在辦公室里，桌上堆著文件。
幾張從德國報紙上剪下來的文章——關於韋格納整風運動的報導，關於幹部被處理的新聞。
他指著那些照片說：「這些人，我都認識。他們現在有的在監獄裡，有的跑了，有的死了。我能跑出來，是因為我有辦法。你們跟著我，不會吃虧。」
波蘭人就這麼相信了。倒不是因為漢考克有多厲害，是因為他們需要一個人來相信。
他們是一盤散沙，沒有錢，沒有組織，沒有外援。漢考克來了，帶著德國人的身份，帶著英國人的錢，帶著一個「橫跨歐洲的組織」的謊言。
他們需要這個謊言。
漢考克給他們錢。不多，每人每月幾英鎊，他給他們出主意——不要搞暴動，不要搞政變，羅馬尼亞的下場你們看到了。
要學共產黨，從基層入手，從農村入手，從老百姓的怨氣入手。
他給他們畫大餅——德國那邊，有好幾百人等著；法國那邊，有前貴族在支持；英國那邊，軍情六處的人隨時可以幫忙。
等時機成熟了，裡應外合，一舉推翻波蘭政府。
波蘭人聽得熱血沸騰。他們不知道，德國的「好幾百人」是漢考克編的。
他們不知道，法國的「前貴族」是漢考克從報紙上看來的。他們不知道，英國軍情六處給他的那點錢，連他自己都養不活，更別提什麼「裡應外合」了。
漢考克坐在旅館的窗前，想起了德國。想起了他離開的那天。
他站在火車站台上，手裡拎著一個舊皮箱，口袋裡揣著幾百馬克。他沒有回頭。他知道，他再也不會回去了。
他在德國是一個逃兵，一個叛徒，一個歷史不清白的人。
但他不後悔。他從來不是一個有信仰的人。他不信共產黨，不信社會主義，不信天主教，不信任何主義。
他只信一樣東西——活著。好好活著。
為了活著，他可以做任何事。給英國人寫報告，給波蘭人編故事，給右翼分子畫大餅。
這些對他來說，不過是謀生的手段罷了。
這時，漢考克的房門被敲響了。
三短一長，是他跟波蘭人約定的暗號。
漢考克把煙掐滅，站起來，走到門口拉開門。
進來的是科莫羅夫斯基——就是那個在扎布諾村附近組織集會的右翼頭目。
「漢考克先生，」科莫羅夫斯基把布包放在桌上，在漢考克對面坐下來，「出事了。」
「什麼事？」
「皮奧特羅夫斯基神父被捕了。還有馬萊茨基。內務部的人動作很快，我們好幾個據點都被端了。」
漢考克的心裡頓時咯噔了一下。
「誰幹的？」
「內務部。他們早就盯上了。我們的人太大意了。」
漢考克搖了搖頭。
「不是大意，是你們太急了。我跟你們說過，不要急著發傳單，不要急著搞集會。
先滲透，先發展，先紮根。你們不聽。現在出事了，來找我了？」
科莫羅夫斯基低下了頭。
「皮奧特羅夫斯基知道多少？」
「他知道我們幾個人的代號。不知道真名。但他知道教授的存在。」
教授是漢考克的代號。
「科莫羅夫斯基先生，你聽我說。」漢考克的聲音壓得很低，但很穩。
「皮奧特羅夫斯基不知道我的真名，不知道我的住址，不知道我跟英國人的聯繫。
他就算全招了，也找不到我。但你們不一樣。你們跟他打過照面，他知道你們的長相，知道你們的活動地點。你們必須馬上轉移。」
「轉移到哪裡？」
「先離開華沙。去鄉下躲一陣子。等風頭過了，我再聯繫你們。」
科莫羅夫斯基點了點頭，站起來，拎起布包，走到門口，停下來。
「漢考克先生，德國先生們那邊，會不會受影響？」
漢考克笑了一下。
那個笑容很自然，很真誠，
「德國那邊的事，你不用操心。我們的組織比你們嚴密得多，不會出事。你把自己的事管好就行。」
科莫羅夫斯基點了點頭，推開門，走了出去。
漢考克一個人坐在房間裡，他臉上的笑容消失了，
波蘭人會不會順藤摸瓜抓到他呢，但漢考克轉念一想，皮奧特羅夫斯基不知道他的真名，不知道他的住址。
他只是「教授」，一個聲音，一個代號，一個永遠見不到面的人。
他想，英國人那邊會不會斷了他的錢？也不會。
他寫的那幾份報告雖然不算什麼核心機密，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價值。
英國人花了那麼點小錢養著他，不虧。棄之可惜，食之無味，正好。
一個男人坐在窗邊，百無聊賴的用手指輕輕敲著桌面，他今年五十一歲了。頭髮有些花白，臉型方正，下巴上有一道淺淺的疤痕——那是很久以前在軍隊裡留下的。
他的真名叫埃里希·漢考克，德國人。
一九一九年，韋格納革命成功之後，他留在了政府里。
不是因為他擁護共產黨，是因為他需要一份工作。
漢考克在舊德國政府里管過財政，管過民政，管過一些不大不小的部門。
他不是什麼大人物，但也不是小角色。
他知道怎麼在體制里活著——不冒頭，不落後，不站隊，不表態。上面說什麼，他就做什麼。不問為什麼，不問對不對，只問怎麼做。
這種人在哪個時代都能活。
但在德國新政府成立之後，漢考克的這種日子就過不下去了。韋格納開始搞整風運動了，漢考克開始嗅到了不一樣的味道。
漢考克算了一筆帳。他在舊政府幹過，歷史不清白。
他從來沒有真心擁護過共產黨，態度不端正。他的工作成績平平，不積極。
三條全中。留在德國，遲早會被篩出來。等被篩出來的時候，就不是丟工作的問題了，是丟命的問題。
不久，漢考克就離開了德國。
他沒有去西方。英國、法國、美國，那些地方查得嚴，他這種從紅色德國跑出來的人，到了那裡會被反覆審查。
漢考克受不了那個，於是乎，他選擇了波蘭。
波蘭當時還是半紅不紅，還沒有徹底倒向共產黨。波蘭的邊境松，查得不嚴，有錢就能進來。
漢考克帶了一筆積蓄，不多，但夠他活一陣子。
他沒想到，波蘭也變得那麼快。
波蘭共產黨上台之後，漢考克的錢很快也就花光了，波蘭也變成了社會主義國家。
他一個德國人，沒有護照，沒有工作許可，沒有合法身份。
他不能拋頭露面，不能找正經工作，不能跟太多人來往。他像一隻老鼠，躲在華沙老城區的一間舊旅館裡，靠著最後一點碎錢，一天一天地捱。
捱不是辦法。他開始動腦筋。
他手裡有什麼？他知道德國的人事制度、組織架構、審查流程。這些東西，在德國是公開的，但在波蘭，是值錢的情報。
與此同時，漢考克也開始接觸一些英國人。
他在舊政府里管過經濟統計，跟英國大使館的人打過幾次交道。那些人後來有的回了倫敦，有的調到了別的國家，但名字和聯繫方式，他留著了。
漢考克給英國軍情六處寫了一封信，是一份關於德國財政體制的報告。
於是乎，就這樣，漢考克和英國人就這麼搭上了線。
英國人給的錢不多，每月一百五十英鎊，但夠他在華沙活下去了。
漢考克開始接觸波蘭的右翼分子。
這些人在波蘭並不難找，漢考克找到他們跟他們說，
「我是從德國來的。我在德國有一個組織，跟法國、英國的人都有聯繫。我們有資金，有計劃，有人手。」
漢考克還給波蘭人看了一些東西。那是幾張舊照片，他在德國政府工作時拍的，穿著制服，坐在辦公室里，桌上堆著文件。
幾張從德國報紙上剪下來的文章——關於韋格納整風運動的報導，關於幹部被處理的新聞。
他指著那些照片說：「這些人，我都認識。他們現在有的在監獄裡，有的跑了，有的死了。我能跑出來，是因為我有辦法。你們跟著我，不會吃虧。」
波蘭人就這麼相信了。倒不是因為漢考克有多厲害，是因為他們需要一個人來相信。
他們是一盤散沙，沒有錢，沒有組織，沒有外援。漢考克來了，帶著德國人的身份，帶著英國人的錢，帶著一個「橫跨歐洲的組織」的謊言。
他們需要這個謊言。
漢考克給他們錢。不多，每人每月幾英鎊，他給他們出主意——不要搞暴動，不要搞政變，羅馬尼亞的下場你們看到了。
要學共產黨，從基層入手，從農村入手，從老百姓的怨氣入手。
他給他們畫大餅——德國那邊，有好幾百人等著；法國那邊，有前貴族在支持；英國那邊，軍情六處的人隨時可以幫忙。
等時機成熟了，裡應外合，一舉推翻波蘭政府。
波蘭人聽得熱血沸騰。他們不知道，德國的「好幾百人」是漢考克編的。
他們不知道，法國的「前貴族」是漢考克從報紙上看來的。他們不知道，英國軍情六處給他的那點錢，連他自己都養不活，更別提什麼「裡應外合」了。
漢考克坐在旅館的窗前，想起了德國。想起了他離開的那天。
他站在火車站台上，手裡拎著一個舊皮箱，口袋裡揣著幾百馬克。他沒有回頭。他知道，他再也不會回去了。
他在德國是一個逃兵，一個叛徒，一個歷史不清白的人。
但他不後悔。他從來不是一個有信仰的人。他不信共產黨，不信社會主義，不信天主教，不信任何主義。
他只信一樣東西——活著。好好活著。
為了活著，他可以做任何事。給英國人寫報告，給波蘭人編故事，給右翼分子畫大餅。
這些對他來說，不過是謀生的手段罷了。
這時，漢考克的房門被敲響了。
三短一長，是他跟波蘭人約定的暗號。
漢考克把煙掐滅，站起來，走到門口拉開門。
進來的是科莫羅夫斯基——就是那個在扎布諾村附近組織集會的右翼頭目。
「漢考克先生，」科莫羅夫斯基把布包放在桌上，在漢考克對面坐下來，「出事了。」
「什麼事？」
「皮奧特羅夫斯基神父被捕了。還有馬萊茨基。內務部的人動作很快，我們好幾個據點都被端了。」
漢考克的心裡頓時咯噔了一下。
「誰幹的？」
「內務部。他們早就盯上了。我們的人太大意了。」
漢考克搖了搖頭。
「不是大意，是你們太急了。我跟你們說過，不要急著發傳單，不要急著搞集會。
先滲透，先發展，先紮根。你們不聽。現在出事了，來找我了？」
科莫羅夫斯基低下了頭。
「皮奧特羅夫斯基知道多少？」
「他知道我們幾個人的代號。不知道真名。但他知道教授的存在。」
教授是漢考克的代號。
「科莫羅夫斯基先生，你聽我說。」漢考克的聲音壓得很低，但很穩。
「皮奧特羅夫斯基不知道我的真名，不知道我的住址，不知道我跟英國人的聯繫。
他就算全招了，也找不到我。但你們不一樣。你們跟他打過照面，他知道你們的長相，知道你們的活動地點。你們必須馬上轉移。」
「轉移到哪裡？」
「先離開華沙。去鄉下躲一陣子。等風頭過了，我再聯繫你們。」
科莫羅夫斯基點了點頭，站起來，拎起布包，走到門口，停下來。
「漢考克先生，德國先生們那邊，會不會受影響？」
漢考克笑了一下。
那個笑容很自然，很真誠，
「德國那邊的事，你不用操心。我們的組織比你們嚴密得多，不會出事。你把自己的事管好就行。」
科莫羅夫斯基點了點頭，推開門，走了出去。
漢考克一個人坐在房間裡，他臉上的笑容消失了，
波蘭人會不會順藤摸瓜抓到他呢，但漢考克轉念一想，皮奧特羅夫斯基不知道他的真名，不知道他的住址。
他只是「教授」，一個聲音，一個代號，一個永遠見不到面的人。
他想，英國人那邊會不會斷了他的錢？也不會。
他寫的那幾份報告雖然不算什麼核心機密，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價值。
英國人花了那麼點小錢養著他，不虧。棄之可惜，食之無味，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