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7章 餘波和義大利的變故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柏林，人民監察委員會審訊室。
這是一間不大的房間，房間內的窗戶很高，陽光從上面斜射進來，在地板上投下一道亮的光斑。
韋斯特曼坐在椅子上，對面坐著主審官赫爾曼·布呂克納和記錄員還有人民陪審員。
主審官布呂克納翻開面前的卷宗。
「埃里希·韋斯特曼，一九三二年九月，你撰寫了一篇題為《下鄉實踐的真實面目》的文章，投遞給《人民觀察家報》。
文章中對諾伊多夫村的描述，經查證與事實嚴重不符。你是否承認？」
韋斯特曼低著頭。「承認。」
布呂克納問：「你出於什麼動機要寫這篇文章？」
韋斯特曼沉默了很久。
「因為我不想去。我是作家，不是農民。我靠腦子吃飯，不是靠手。
他們讓我去鄉下，讓我干那些粗活，讓我和那些……那些農民混在一起。我覺得這是對我個人的侮辱。」
「我以為，只要我把那些事寫出來，大家就會同情我，就會反對這個政策。我以為，我是對的。」
布呂克納問：「現在呢？」
韋斯特曼沉默了很久。「我錯了。」
布呂克納翻開卷宗。
「根據調查，諾伊多夫村有柏油路、有新房、有電、有自來水、有收音機。
你住的招待所乾淨整潔，食堂伙食與村民相同。村民對你熱情友好，費曼同志教你使鍬，群眾給你送番茄甚至給你開小灶。這些，你為什麼不寫？」
韋斯特曼低下頭。「因為……如果寫了這些，大家就不會同情我了。」
布呂克納問：「你恨那個村子？」
韋斯特曼搖搖頭。「不恨。」
布呂克納問：「你恨那些農民？」
韋斯特曼搖搖頭。「不恨。」
布呂克納問：「那你恨什麼？」
韋斯特曼沉默了很久。
「我恨我自己。恨自己為什麼不能像他們那樣笑著幹活，恨自己為什麼不能像他們那樣累也值了。
我恨自己不如他們，所以我要把他們寫得比我更慘。這樣，我就心安理得了。」
布呂克納看著他，沉默了幾秒。
「韋斯特曼同志，你的問題不是恨政策，是恨自己的軟弱。
你不敢面對自己的無能，所以你要把別人拉下水。你把村子寫得越窮，把農民寫得越苦，你就越覺得自己有理。
這不是寫作，這是自欺欺人。」
布呂克納說完合上卷宗。
「你的行為，已經構成誹謗國家政策、損害社會主義聲譽。
根據《德意志社會主義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二十三條，可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勞動改造，或並處剝奪政治權利。」
韋斯特曼抬起頭。「我……會坐牢嗎？」
布呂克納說：「牢是一定要坐的，但在此期間如果有良好行為是能得到減刑政策的。」
「法律的目的不是懲罰，是教育。你願意認錯，願意改正，法律就會給你機會。」
韋斯特曼問：「什麼機會？」
布呂克納說：
「勞動改造。讓你去體驗你筆下寫過的那些生活。去一個更需要幫助的地方。
西里西亞山區，有一個新建的林場。
那裡的條件比諾伊多夫村艱苦得多。
你去那裡，和工人們一起勞動，一起生活，一起吃飯，一起睡覺。你的服刑期就定在那裡了。」
同一天上午，柏林，人民委員會大樓。
韋格納坐在辦公桌前，看著一份剛從義大利發來的報告。
「義大利最近的情況，不是很樂觀。」施密特說。
韋格納放下報告。
「葛蘭西同志去世快一年了。陶里亞蒂接手，位置還沒坐穩。有些人，開始動心思了。」
這份報告是共產國際駐義大利聯絡員發來的，厚厚一疊，分了好幾個部分。
第一部分講經濟，義大利北方的工業國有化進展順利，但南方的土地改革進展緩慢，地主和黑手黨殘餘勢力還在暗中活動。
第二部分講政治，陶里亞蒂領導的意共中央正在推行城鄉融合政策，鼓勵工人下鄉、農民進城，打破南北壁壘。
但一些地方幹部陽奉陰違，表面上執行，暗地裡拖延。
第三部分講幹部問題。
葛蘭西去世後，意共內部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有些幹部開始搞小圈子，拉幫結派；有些幹部對中央的命令挑三揀四，合意的就執行，不合意的就拖著；還有些幹部，把集體財產當自己的，把群眾當手下。
其中最典型的，是西西里島的一個區委書記，叫羅伯托·馬爾蒂尼。
他利用職權，把島上最好的柑橘園劃給了自己的親屬經營，還阻撓土改工作隊進村。群眾告到中央，他卻說：「這是地方特色，不能一刀切。」
韋格納指著報告上這個名字。「這個馬爾蒂尼，陶里亞蒂知道嗎？」
施密特點點頭。
「知道。但處理起來有難度。馬爾蒂尼在黨內有些人脈，又是老革命，參加過反法西斯鬥爭。動他，怕引起反彈。」
韋格納搖搖頭。
「不動他，才真的會反彈。」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葛蘭西在的時候，壓得住這些人。
他走了，有些人就覺得自己行了。他們忘了，革命是靠千千萬萬群眾和同志們的流血流汗換來的。
他們以為坐在辦公室里批幾個文件，就能當官做老爺了。」
韋格納轉過身。
「陶里亞蒂什麼態度？」
施密特說：
「他在黨內發了幾個文件，強調紀律，要求各級幹部深入基層，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但效果不明顯。
有些幹部下去，是坐著小車去，轉一圈就回來。群眾說，他們是來視察的，不是來勞動的。」
韋格納走回桌前。「讓陶里亞蒂來一趟柏林。我們當面談。」
施密特點點頭。「我馬上去安排。」
韋格納又拿起那份報告，看了一遍。
「還有，告訴義大利的同志，城鄉融合政策，不能光靠文件。
要派人下去，一個村一個村地落實。南方的土地改革，要加快。
那些地主和黑手黨的殘餘，不能讓他們有喘息的機會。
至於那些陽奉陰違的幹部，該撤的撤，該查的查。
不能讓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湯。」
「而且，義大利的問題，不只是義大利的問題。西班牙、法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每個國家都會遇到同樣的問題。
革命容易，建設難。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難。義大利處理好了，就是榜樣。處理不好，就是教訓。」
「讓陶里亞蒂來柏林一趟吧。我想我需要和他好好談談了。」
「對了，施密特同志，還有一件事。」
韋格納說：
「告訴陶里亞蒂，來的時候，把西西里那個馬爾蒂尼的卷宗帶上。我們一起研究研究，看看這個『地方特色』，到底是怎麼回事。」
施密特點點頭，轉身走了。
韋格納一個人站在窗前，望著那片陽光。
一個國家的問題，一個政黨的挑戰，遠比某些公知寫的一篇文章複雜得多。
這是一間不大的房間，房間內的窗戶很高，陽光從上面斜射進來，在地板上投下一道亮的光斑。
韋斯特曼坐在椅子上，對面坐著主審官赫爾曼·布呂克納和記錄員還有人民陪審員。
主審官布呂克納翻開面前的卷宗。
「埃里希·韋斯特曼，一九三二年九月，你撰寫了一篇題為《下鄉實踐的真實面目》的文章，投遞給《人民觀察家報》。
文章中對諾伊多夫村的描述，經查證與事實嚴重不符。你是否承認？」
韋斯特曼低著頭。「承認。」
布呂克納問：「你出於什麼動機要寫這篇文章？」
韋斯特曼沉默了很久。
「因為我不想去。我是作家，不是農民。我靠腦子吃飯，不是靠手。
他們讓我去鄉下，讓我干那些粗活，讓我和那些……那些農民混在一起。我覺得這是對我個人的侮辱。」
「我以為，只要我把那些事寫出來，大家就會同情我，就會反對這個政策。我以為，我是對的。」
布呂克納問：「現在呢？」
韋斯特曼沉默了很久。「我錯了。」
布呂克納翻開卷宗。
「根據調查，諾伊多夫村有柏油路、有新房、有電、有自來水、有收音機。
你住的招待所乾淨整潔，食堂伙食與村民相同。村民對你熱情友好，費曼同志教你使鍬，群眾給你送番茄甚至給你開小灶。這些，你為什麼不寫？」
韋斯特曼低下頭。「因為……如果寫了這些，大家就不會同情我了。」
布呂克納問：「你恨那個村子？」
韋斯特曼搖搖頭。「不恨。」
布呂克納問：「你恨那些農民？」
韋斯特曼搖搖頭。「不恨。」
布呂克納問：「那你恨什麼？」
韋斯特曼沉默了很久。
「我恨我自己。恨自己為什麼不能像他們那樣笑著幹活，恨自己為什麼不能像他們那樣累也值了。
我恨自己不如他們，所以我要把他們寫得比我更慘。這樣，我就心安理得了。」
布呂克納看著他，沉默了幾秒。
「韋斯特曼同志，你的問題不是恨政策，是恨自己的軟弱。
你不敢面對自己的無能，所以你要把別人拉下水。你把村子寫得越窮，把農民寫得越苦，你就越覺得自己有理。
這不是寫作，這是自欺欺人。」
布呂克納說完合上卷宗。
「你的行為，已經構成誹謗國家政策、損害社會主義聲譽。
根據《德意志社會主義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二十三條，可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勞動改造，或並處剝奪政治權利。」
韋斯特曼抬起頭。「我……會坐牢嗎？」
布呂克納說：「牢是一定要坐的，但在此期間如果有良好行為是能得到減刑政策的。」
「法律的目的不是懲罰，是教育。你願意認錯，願意改正，法律就會給你機會。」
韋斯特曼問：「什麼機會？」
布呂克納說：
「勞動改造。讓你去體驗你筆下寫過的那些生活。去一個更需要幫助的地方。
西里西亞山區，有一個新建的林場。
那裡的條件比諾伊多夫村艱苦得多。
你去那裡，和工人們一起勞動，一起生活，一起吃飯，一起睡覺。你的服刑期就定在那裡了。」
同一天上午，柏林，人民委員會大樓。
韋格納坐在辦公桌前，看著一份剛從義大利發來的報告。
「義大利最近的情況，不是很樂觀。」施密特說。
韋格納放下報告。
「葛蘭西同志去世快一年了。陶里亞蒂接手，位置還沒坐穩。有些人，開始動心思了。」
這份報告是共產國際駐義大利聯絡員發來的，厚厚一疊，分了好幾個部分。
第一部分講經濟，義大利北方的工業國有化進展順利，但南方的土地改革進展緩慢，地主和黑手黨殘餘勢力還在暗中活動。
第二部分講政治，陶里亞蒂領導的意共中央正在推行城鄉融合政策，鼓勵工人下鄉、農民進城，打破南北壁壘。
但一些地方幹部陽奉陰違，表面上執行，暗地裡拖延。
第三部分講幹部問題。
葛蘭西去世後，意共內部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有些幹部開始搞小圈子，拉幫結派；有些幹部對中央的命令挑三揀四，合意的就執行，不合意的就拖著；還有些幹部，把集體財產當自己的，把群眾當手下。
其中最典型的，是西西里島的一個區委書記，叫羅伯托·馬爾蒂尼。
他利用職權，把島上最好的柑橘園劃給了自己的親屬經營，還阻撓土改工作隊進村。群眾告到中央，他卻說：「這是地方特色，不能一刀切。」
韋格納指著報告上這個名字。「這個馬爾蒂尼，陶里亞蒂知道嗎？」
施密特點點頭。
「知道。但處理起來有難度。馬爾蒂尼在黨內有些人脈，又是老革命，參加過反法西斯鬥爭。動他，怕引起反彈。」
韋格納搖搖頭。
「不動他，才真的會反彈。」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葛蘭西在的時候，壓得住這些人。
他走了，有些人就覺得自己行了。他們忘了，革命是靠千千萬萬群眾和同志們的流血流汗換來的。
他們以為坐在辦公室里批幾個文件，就能當官做老爺了。」
韋格納轉過身。
「陶里亞蒂什麼態度？」
施密特說：
「他在黨內發了幾個文件，強調紀律，要求各級幹部深入基層，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但效果不明顯。
有些幹部下去，是坐著小車去，轉一圈就回來。群眾說，他們是來視察的，不是來勞動的。」
韋格納走回桌前。「讓陶里亞蒂來一趟柏林。我們當面談。」
施密特點點頭。「我馬上去安排。」
韋格納又拿起那份報告，看了一遍。
「還有，告訴義大利的同志，城鄉融合政策，不能光靠文件。
要派人下去，一個村一個村地落實。南方的土地改革，要加快。
那些地主和黑手黨的殘餘，不能讓他們有喘息的機會。
至於那些陽奉陰違的幹部，該撤的撤，該查的查。
不能讓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湯。」
「而且，義大利的問題，不只是義大利的問題。西班牙、法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每個國家都會遇到同樣的問題。
革命容易，建設難。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難。義大利處理好了，就是榜樣。處理不好，就是教訓。」
「讓陶里亞蒂來柏林一趟吧。我想我需要和他好好談談了。」
「對了，施密特同志，還有一件事。」
韋格納說：
「告訴陶里亞蒂，來的時候，把西西里那個馬爾蒂尼的卷宗帶上。我們一起研究研究，看看這個『地方特色』，到底是怎麼回事。」
施密特點點頭，轉身走了。
韋格納一個人站在窗前，望著那片陽光。
一個國家的問題，一個政黨的挑戰，遠比某些公知寫的一篇文章複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