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2章 案件尾聲2
赫爾曼望著他的背影消失在人海里。
艾爾娜輕輕說：「他是林茨人吧。」
赫爾曼點了點頭。
他低頭看見櫃檯上不知誰遺落的一枚硬幣，在早晨的陽光里閃著暗淡的光。
九點半，報亭前的隊伍終於散了。
赫爾曼這才有時間給自己沖一杯咖啡，靠著亭壁慢慢喝。
艾爾娜坐在旁邊的小馬紮上，把今晨收來的硬幣一枚一枚碼進紙盒。
「你看，」艾爾娜忽然對丈夫說，
「那個學生，站在那裡快二十分鐘了。」
赫爾曼順著她的目光看去。報亭斜對面的電車候車亭里，站著一個穿灰色學生制服的少年，十六七歲模樣，手裡捧著一份卷邊的《紅旗報》，正在讀第三版。
第三版是林茨案的深度報導，配了一張通緝令照片的縮印版——克勞斯·馮·艾興多夫被捕前的檔案照。
少年盯著那張照片，眉頭擰得很緊。
一輛電車叮噹作響地駛來，候車的人群騷動起來，有人上車，有人下車。
少年沒有動。他讀完克勞斯的部分，翻到第四版，繼續讀《林茨的鏡子》。
又一班電車來了，又走了。
第三班電車來的時候，少年終於把報紙折好，塞進書包側袋。
他沒有上車，而是轉身走向不遠處的公共電話亭。
赫爾曼聽不到他在電話里說什麼，只看見他握著話筒的手很緊，肩膀微微弓著。
電話打了很久。掛斷時，少年的臉上有一種如釋重負的表情。
他走過報亭時，問赫爾曼：
「同志您好，請問還有今天的柏林日報嗎？」
「小同志，今天的報都賣完了，」
赫爾曼指指架子上僅剩的兩份《人民畫報》，
「你要的那份，要等一會才能送來了。」
少年看了赫爾曼一眼，又看了看那空了大半的報刊架，自顧自的和赫爾曼閒聊了起來。
「我父親是區政府辦公室的。」
少年低著頭，用鞋尖蹭著地上的一片落葉。
「昨天晚上他回家很晚。我媽問他吃了沒有，他不說話，把自己關在書房裡。
半夜我起來上廁所，聽見他在打電話，聲音壓得很低，但我還是聽見了一句。」
他抬起頭。
「他說：『1925年那份物資調撥單，我簽過字。』」
赫爾曼握杯子的手停住了。
「他什麼都沒做過。」少年的語速忽然變快，
「他沒有貪污過一分錢，沒有幫任何人走過私，他甚至不認識那個人。
他說那時候他只是個科員，上級拿來的文件，他簽、蓋章、歸檔，一天幾十份，根本不會去查那家工廠到底生產什麼。」
「但是簽字的是他的名字。」
他停下來。
「他說，這六十四萬馬克，每一筆審批單上，都有他這樣的科員的簽名。
馮·艾興多夫處長一個人批不出這麼多物資，
他需要很多人——需要歸檔的、核驗的、對帳的、發貨的——每個人都只是做了自己那一小部分工作，每個人都說我不知道這是違法的，每個人都說我只是執行命令。」
「但每一份物資，都是這樣被他們每個人批走的。」
電車來了。這是今天的第四班電車了。少年終究還是沒能等來今天的柏林日報。
少年上了車，隔著車窗，赫爾曼看見他靠著立柱站著，書包抱在胸前，下巴擱在書包上，眼睛望著窗外飛快後退的街景。
中午十一點，太陽穿透雲層，在街面上鋪開一片淡金色的光。
赫爾曼趁這個空當，從櫃檯下摸出自己的保溫飯盒，打開蓋子，裡面是艾爾娜今早做的土豆濃湯和黑麵包。
他剛咬下第一口麵包，又有人站在了窗口。
是個穿郵差制服的中年人，車后座綁著滿滿當當的帆布袋，額頭上有細密的汗珠。
「赫爾曼同志，」郵差喘著氣，
「今天上午跑了七個街區的送報點，六個賣空了。《人民報》還有嗎？就一份也行。」
赫爾曼看了看空蕩蕩的架子，搖搖頭。
郵差失望地嘆了口氣，正要轉身，赫爾曼叫住他。
「我這裡有一份，」他從櫃檯下抽出一份邊角已經捲起的《人民報》，
「今早自己留著看的，你要不嫌棄……」
郵差一把接過，連聲道謝。他沒有走，就站在亭邊，快速翻到第五版。
第五版是讀者來信專版，通常刊登一些關於社區建設、工廠管理的群眾建議，溫和、具體、不涉及宏觀政治。但今天的第五版不同。
通欄標題：
《讀者呼籲：全國清查「馮氏網絡」，不讓林茨悲劇重演》
下面密密麻麻排了十幾封來信摘要，來自漢堡、萊比錫、慕尼黑、德勒斯登、斯圖加特……從北到南，從西到東。
郵差的手指按在第一封信上。
「我是柏林機車車輛廠退休工人，1921年入黨。讀完林茨案報導，一夜未眠。
馮·艾興多夫處長這樣的蛀蟲，我們單位有沒有？
我不知道。但我回想這十年，確實見過某些幹部——業務精通，作風謹慎，從不犯原則錯誤——卻也從不和工人同桌吃飯。
他們的辦公室永遠半敞著門，你敲門進去，他熱情接待，耐心解答，但你走後，他不會記住你的名字。」
——柏林，施滕內貝克
「我是易北河畔一個農業合作社的普通社員。
我不懂工業審批，不懂物資盜賣。
但我懂一件事：我們社的會計，1924年上任，每天提前二十分鐘到崗，把辦公室打掃得一塵不染。帳目永遠清晰整潔，每一個小數點都分毫不差。去年審計組來查帳，發現他用五年時間，偽造了四十七張社員福利採購單，套取現金一萬三千馬克。
被捕那天，他的妻子哭著問審計員：
他每天那麼早出門上班，那麼晚才回家，周末還在加班整理帳本——一個貪污犯，為什麼要這樣辛苦？」
——馬格德堡，舒爾茨
郵差讀完這封信，久久沒有翻頁。
「貪婪也需要用勤奮來餵養。」他輕聲重複。
赫爾曼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郵差把報紙折好，小心翼翼地塞進貼身內袋，蹬上自行車，慢慢騎遠了。
下午兩點，報亭前終於安靜下來。
赫爾曼清點今天的營業額，發現賣出的報紙數量是平日的三倍。
艾爾娜在旁邊整理零錢，忽然說：
「今早那位林茨來的同志，他說1923年在機車車輛廠見過克勞斯·馮·艾興多夫。」
赫爾曼點頭。
「六年前，」艾爾娜慢慢說，「如果那時候有人舉報他……」
她沒有說完。赫爾曼知道她想說什麼。
如果那時候有人舉報。如果那時候的調查足夠深入。
如果那時候馮·艾興多夫處長就被繩之以法——那麼1929年7月27日傍晚，約瑟夫·邁爾同志就不會躺在地板上，重傷垂危。
但歷史沒有如果。
六年前的馮·艾興多夫，只是一個「業務精通、作風謹慎」的處長。
六年前的克勞斯，只是一個開奧佩爾的年輕人。
六年前的老男爵莊園，只是一座被列為「文化遺產」的舊貴族宅邸。
六年前那些從亞得里亞海走私來的義大利槍枝，還藏在城南舊皮革廠地下室積灰。
六年裡，有太多人可以抬頭、可以轉身、可以舉起話筒、可以在發生。
他們沒有。
或者，有人抬頭了，又低下去。
赫爾曼沉默了很久。他把空了的飯盒收進櫃檯，用抹布擦拭著早上陳列報紙時留下的指印。
下午兩點四十分，一個穿灰色套裙的中年婦女站在報亭前。
她不是來買報的。她手裡已經拿著一份《人民報》，報紙被反覆摺疊過，邊緣起了毛邊。
「請問，」她的聲音很輕，像是怕打擾什麼人，
「這附近……有沒有公共電話亭？」
赫爾曼指給她斜對面候車亭旁的那個。
她道了謝，沒有立刻走。她站在報亭邊，展開那份已經讀了很多遍的報紙，找到第四版，把《林茨的鏡子》最後一段又讀了一遍。
赫爾曼沒有打擾她。
她讀完了。把報紙重新折好，夾在腋下，向電話亭走去。
艾爾娜看著女人的背影忽然說：
「她胸前別著黨徽。」
赫爾曼沒有注意到。他望著那個灰裙子的身影走進電話亭，拉開門，拿起話筒，投入硬幣。
他聽不見她在說什麼。
他只看見，她握著話筒的手，很久很久沒有鬆開。
傍晚六點，暮色四合。
赫爾曼開始收攤。他把展示欄里的報紙取下來，換上明早的預告目錄。空了的報刊架一格格收回亭內，鐵皮碰撞發出單調的叮噹聲。
街燈一盞一盞亮起來。
下班的人流再次涌過魏森街，腳步比清晨更匆忙。
有人在電車到來前爭分奪秒地展開晚報，借著路燈讀最後幾行。
有人把報紙捲成筒狀塞進大衣口袋，準備帶回家在晚飯後細讀。
一個穿工裝的中年人騎車經過，在報亭前剎了一腳。
「《人民報》還有嗎？」
赫爾曼搖頭：
「明天早點來吧同志，今天是沒貨了。」
那人點點頭，蹬上腳踏，騎出幾步，又停下。
「今天第四版那篇，」他沒有回頭，背對著赫爾曼說，「寫得好。」
「我念過六年小學，」他說，「這輩子沒寫過幾封信。但那篇文章里有幾句話，我想抄下來。」
「『革命勝利，不是終點。』」
「『舊時代的殘黨不會自動消亡。』」
「『真正的敵人，有時就坐在我們的辦公室里。』」
他停頓了很久。
「我想讓我的孩子們也記住。」
然後他騎遠了。
赫爾曼把最後一扇窗板裝上。艾爾娜扶著腰從馬紮上站起來，幫他扣好鎖扣。
「今天累了吧？」他問。
艾爾娜搖搖頭。
街對面的電車叮噹駛過。車窗里映出乘客們模糊的輪廓，有人低頭讀報，有人靠著椅背打盹，有人望著窗外迅速掠過的街景出神。
明天，後天，大後天。
國際大會將在柏林開幕。
來自三十七個國家的六百多名代表將匯聚在這座城市，討論科技、發展、人類的未來。
而在這座城市東南五百公里外的林茨，約瑟夫·邁爾同志將在病床上繼續批閱他的第五十二份工作報告。
護士還是會藏他的鋼筆。他還是會用找到新的筆來繼續寫下去。
赫爾曼關上報亭的木門，他拉起艾爾娜的手，走進柏林東區最尋常的傍晚。
艾爾娜輕輕說：「他是林茨人吧。」
赫爾曼點了點頭。
他低頭看見櫃檯上不知誰遺落的一枚硬幣，在早晨的陽光里閃著暗淡的光。
九點半，報亭前的隊伍終於散了。
赫爾曼這才有時間給自己沖一杯咖啡，靠著亭壁慢慢喝。
艾爾娜坐在旁邊的小馬紮上，把今晨收來的硬幣一枚一枚碼進紙盒。
「你看，」艾爾娜忽然對丈夫說，
「那個學生，站在那裡快二十分鐘了。」
赫爾曼順著她的目光看去。報亭斜對面的電車候車亭里，站著一個穿灰色學生制服的少年，十六七歲模樣，手裡捧著一份卷邊的《紅旗報》，正在讀第三版。
第三版是林茨案的深度報導，配了一張通緝令照片的縮印版——克勞斯·馮·艾興多夫被捕前的檔案照。
少年盯著那張照片，眉頭擰得很緊。
一輛電車叮噹作響地駛來，候車的人群騷動起來，有人上車，有人下車。
少年沒有動。他讀完克勞斯的部分，翻到第四版，繼續讀《林茨的鏡子》。
又一班電車來了，又走了。
第三班電車來的時候，少年終於把報紙折好，塞進書包側袋。
他沒有上車，而是轉身走向不遠處的公共電話亭。
赫爾曼聽不到他在電話里說什麼，只看見他握著話筒的手很緊，肩膀微微弓著。
電話打了很久。掛斷時，少年的臉上有一種如釋重負的表情。
他走過報亭時，問赫爾曼：
「同志您好，請問還有今天的柏林日報嗎？」
「小同志，今天的報都賣完了，」
赫爾曼指指架子上僅剩的兩份《人民畫報》，
「你要的那份，要等一會才能送來了。」
少年看了赫爾曼一眼，又看了看那空了大半的報刊架，自顧自的和赫爾曼閒聊了起來。
「我父親是區政府辦公室的。」
少年低著頭，用鞋尖蹭著地上的一片落葉。
「昨天晚上他回家很晚。我媽問他吃了沒有，他不說話，把自己關在書房裡。
半夜我起來上廁所，聽見他在打電話，聲音壓得很低，但我還是聽見了一句。」
他抬起頭。
「他說：『1925年那份物資調撥單，我簽過字。』」
赫爾曼握杯子的手停住了。
「他什麼都沒做過。」少年的語速忽然變快，
「他沒有貪污過一分錢，沒有幫任何人走過私，他甚至不認識那個人。
他說那時候他只是個科員，上級拿來的文件，他簽、蓋章、歸檔，一天幾十份，根本不會去查那家工廠到底生產什麼。」
「但是簽字的是他的名字。」
他停下來。
「他說，這六十四萬馬克，每一筆審批單上，都有他這樣的科員的簽名。
馮·艾興多夫處長一個人批不出這麼多物資，
他需要很多人——需要歸檔的、核驗的、對帳的、發貨的——每個人都只是做了自己那一小部分工作，每個人都說我不知道這是違法的，每個人都說我只是執行命令。」
「但每一份物資，都是這樣被他們每個人批走的。」
電車來了。這是今天的第四班電車了。少年終究還是沒能等來今天的柏林日報。
少年上了車，隔著車窗，赫爾曼看見他靠著立柱站著，書包抱在胸前，下巴擱在書包上，眼睛望著窗外飛快後退的街景。
中午十一點，太陽穿透雲層，在街面上鋪開一片淡金色的光。
赫爾曼趁這個空當，從櫃檯下摸出自己的保溫飯盒，打開蓋子，裡面是艾爾娜今早做的土豆濃湯和黑麵包。
他剛咬下第一口麵包，又有人站在了窗口。
是個穿郵差制服的中年人，車后座綁著滿滿當當的帆布袋，額頭上有細密的汗珠。
「赫爾曼同志，」郵差喘著氣，
「今天上午跑了七個街區的送報點，六個賣空了。《人民報》還有嗎？就一份也行。」
赫爾曼看了看空蕩蕩的架子，搖搖頭。
郵差失望地嘆了口氣，正要轉身，赫爾曼叫住他。
「我這裡有一份，」他從櫃檯下抽出一份邊角已經捲起的《人民報》，
「今早自己留著看的，你要不嫌棄……」
郵差一把接過，連聲道謝。他沒有走，就站在亭邊，快速翻到第五版。
第五版是讀者來信專版，通常刊登一些關於社區建設、工廠管理的群眾建議，溫和、具體、不涉及宏觀政治。但今天的第五版不同。
通欄標題：
《讀者呼籲：全國清查「馮氏網絡」，不讓林茨悲劇重演》
下面密密麻麻排了十幾封來信摘要，來自漢堡、萊比錫、慕尼黑、德勒斯登、斯圖加特……從北到南，從西到東。
郵差的手指按在第一封信上。
「我是柏林機車車輛廠退休工人，1921年入黨。讀完林茨案報導，一夜未眠。
馮·艾興多夫處長這樣的蛀蟲，我們單位有沒有？
我不知道。但我回想這十年，確實見過某些幹部——業務精通，作風謹慎，從不犯原則錯誤——卻也從不和工人同桌吃飯。
他們的辦公室永遠半敞著門，你敲門進去，他熱情接待，耐心解答，但你走後，他不會記住你的名字。」
——柏林，施滕內貝克
「我是易北河畔一個農業合作社的普通社員。
我不懂工業審批，不懂物資盜賣。
但我懂一件事：我們社的會計，1924年上任，每天提前二十分鐘到崗，把辦公室打掃得一塵不染。帳目永遠清晰整潔，每一個小數點都分毫不差。去年審計組來查帳，發現他用五年時間，偽造了四十七張社員福利採購單，套取現金一萬三千馬克。
被捕那天，他的妻子哭著問審計員：
他每天那麼早出門上班，那麼晚才回家，周末還在加班整理帳本——一個貪污犯，為什麼要這樣辛苦？」
——馬格德堡，舒爾茨
郵差讀完這封信，久久沒有翻頁。
「貪婪也需要用勤奮來餵養。」他輕聲重複。
赫爾曼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郵差把報紙折好，小心翼翼地塞進貼身內袋，蹬上自行車，慢慢騎遠了。
下午兩點，報亭前終於安靜下來。
赫爾曼清點今天的營業額，發現賣出的報紙數量是平日的三倍。
艾爾娜在旁邊整理零錢，忽然說：
「今早那位林茨來的同志，他說1923年在機車車輛廠見過克勞斯·馮·艾興多夫。」
赫爾曼點頭。
「六年前，」艾爾娜慢慢說，「如果那時候有人舉報他……」
她沒有說完。赫爾曼知道她想說什麼。
如果那時候有人舉報。如果那時候的調查足夠深入。
如果那時候馮·艾興多夫處長就被繩之以法——那麼1929年7月27日傍晚，約瑟夫·邁爾同志就不會躺在地板上，重傷垂危。
但歷史沒有如果。
六年前的馮·艾興多夫，只是一個「業務精通、作風謹慎」的處長。
六年前的克勞斯，只是一個開奧佩爾的年輕人。
六年前的老男爵莊園，只是一座被列為「文化遺產」的舊貴族宅邸。
六年前那些從亞得里亞海走私來的義大利槍枝，還藏在城南舊皮革廠地下室積灰。
六年裡，有太多人可以抬頭、可以轉身、可以舉起話筒、可以在發生。
他們沒有。
或者，有人抬頭了，又低下去。
赫爾曼沉默了很久。他把空了的飯盒收進櫃檯，用抹布擦拭著早上陳列報紙時留下的指印。
下午兩點四十分，一個穿灰色套裙的中年婦女站在報亭前。
她不是來買報的。她手裡已經拿著一份《人民報》，報紙被反覆摺疊過，邊緣起了毛邊。
「請問，」她的聲音很輕，像是怕打擾什麼人，
「這附近……有沒有公共電話亭？」
赫爾曼指給她斜對面候車亭旁的那個。
她道了謝，沒有立刻走。她站在報亭邊，展開那份已經讀了很多遍的報紙，找到第四版，把《林茨的鏡子》最後一段又讀了一遍。
赫爾曼沒有打擾她。
她讀完了。把報紙重新折好，夾在腋下，向電話亭走去。
艾爾娜看著女人的背影忽然說：
「她胸前別著黨徽。」
赫爾曼沒有注意到。他望著那個灰裙子的身影走進電話亭，拉開門，拿起話筒，投入硬幣。
他聽不見她在說什麼。
他只看見，她握著話筒的手，很久很久沒有鬆開。
傍晚六點，暮色四合。
赫爾曼開始收攤。他把展示欄里的報紙取下來，換上明早的預告目錄。空了的報刊架一格格收回亭內，鐵皮碰撞發出單調的叮噹聲。
街燈一盞一盞亮起來。
下班的人流再次涌過魏森街，腳步比清晨更匆忙。
有人在電車到來前爭分奪秒地展開晚報，借著路燈讀最後幾行。
有人把報紙捲成筒狀塞進大衣口袋，準備帶回家在晚飯後細讀。
一個穿工裝的中年人騎車經過，在報亭前剎了一腳。
「《人民報》還有嗎？」
赫爾曼搖頭：
「明天早點來吧同志，今天是沒貨了。」
那人點點頭，蹬上腳踏，騎出幾步，又停下。
「今天第四版那篇，」他沒有回頭，背對著赫爾曼說，「寫得好。」
「我念過六年小學，」他說，「這輩子沒寫過幾封信。但那篇文章里有幾句話，我想抄下來。」
「『革命勝利，不是終點。』」
「『舊時代的殘黨不會自動消亡。』」
「『真正的敵人，有時就坐在我們的辦公室里。』」
他停頓了很久。
「我想讓我的孩子們也記住。」
然後他騎遠了。
赫爾曼把最後一扇窗板裝上。艾爾娜扶著腰從馬紮上站起來，幫他扣好鎖扣。
「今天累了吧？」他問。
艾爾娜搖搖頭。
街對面的電車叮噹駛過。車窗里映出乘客們模糊的輪廓，有人低頭讀報，有人靠著椅背打盹，有人望著窗外迅速掠過的街景出神。
明天，後天，大後天。
國際大會將在柏林開幕。
來自三十七個國家的六百多名代表將匯聚在這座城市，討論科技、發展、人類的未來。
而在這座城市東南五百公里外的林茨，約瑟夫·邁爾同志將在病床上繼續批閱他的第五十二份工作報告。
護士還是會藏他的鋼筆。他還是會用找到新的筆來繼續寫下去。
赫爾曼關上報亭的木門，他拉起艾爾娜的手，走進柏林東區最尋常的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