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9章 斯諾在巴黎2
接下來的日子裡，弗朗索瓦陪同斯諾走過了更多巴黎的街道。
他們走過曾繁華無比的里沃利街。
那些巨大的百貨商店，如今櫥窗空空如也，巨大的招牌被取下，或被簡陋的紅布橫幅覆蓋。
上方懸掛的新牌子上用樸實的字體寫著「第三區工會聯合委員會」和「計劃供應中心第12分配點」。
門口不再有衣著光鮮的顧客和殷勤的門童，取而代之的是排著長隊、手持配給券的市民，以及進出搬運物資、步履匆匆的工人民兵。
斯諾看到，商店內部富麗堂皇的大理石裝飾和旋轉樓梯依舊，但曾經陳列奢侈品的櫃檯現在堆放著成袋的麵粉、豆類或一摞摞灰色工裝。
在銀行區，那些銀行大樓厚重的銅門緊閉，窗口釘上了木板。
大理石外牆上，過去鐫刻的銀行家名字或家族徽章被鑿去一些建築門口有持槍的工人衛隊把守，掛著「財政人民委員部臨時清算處」或「敵產接收與管理委員會」的牌子。
弗朗索瓦告訴斯諾，裡面正在進行極其複雜和混亂的帳目清理、資產凍結和債務處理工作。
「很多銀行家和大資本家逃往了波爾多或國外，留下了爛攤子，但也留下了來不及轉移的黃金、證券和帳本。
我們要理清這些，弄清楚哪些是剝削所得應該沒收，哪些可能涉及普通儲戶的權益需要審慎處理。」
他們還遠遠望見了杜伊勒里宮。
如今屋頂飄揚著紅旗，入口處沙袋工事尚未完全拆除，身著深色軍裝、裝備精良的士兵肅立警戒。
這裡現在是革命軍事委員會和臨時革命委員會安全部門的駐地，閒人免近。
「權力確實轉移了，」弗朗索瓦語氣複雜，
「從那些裝飾華麗的議會大廳和沙龍，轉移到了這些還帶著戰場硝煙味的宮殿房間和軍營式的辦公室。
但願這權力能真正用於服務創造它的人民，而不是孕育新的官僚城堡。」
羅浮宮的經歷則讓斯諾心情更為微妙。博物館基本完好，免費向公眾開放。
入口處巨大的新標語牌上寫著：「勞動人民藝術遺產的回歸——一切人類文化瑰寶屬於它的創造者和繼承者：全世界勞動者。」
參觀者眾多，多是工人、士兵和他們的家屬，許多人顯然是第一次走進這裡。
他們在《蒙娜麗莎》或《自由引導人民》前駐足，低聲議論，眼神中充滿好奇，或許還有一絲陌生的自豪感。
「藝術在被重新定義和闡釋，」斯諾想，「它正被努力編織進新的敘事，服務於勞動人民。」
在昔日的富豪聚居區，變化更為直觀。許多豪宅大門緊閉，花園荒蕪，窗玻璃破碎。
一些則被徵用，門口掛著「第8區工人子弟託兒所」、「社區衛生站」或「革命幹部學校（第三分院）」的牌子。
斯諾和弗朗索瓦曾獲准進入一所被改為臨時診所的前貴族府邸。
屋內擺放著簡易的病床，精美的壁爐前堆放著醫療物資，曾經掛滿祖先肖像的走廊牆上，現在貼著人體解剖圖和衛生宣傳畫。
一位忙碌的護士對斯諾說：
「這裡陽光好，房間大，比過去的貧民診所強多了。就是打掃起來真費勁。」
護士語氣里有一種樸實的實用主義。
一天下午，斯諾他們路過一個街心廣場，恰逢一場公開的「革命法庭」宣判大會。
臨時搭建的木台周圍擠滿了情緒激昂的群眾。
台上，幾名由工人、士兵和黨代表組成宣判委員會正在宣讀對一批
「反革命破壞分子、投機奸商和舊政權殘酷警察頭目」的判決。
他們的罪狀包括囤積居奇導致糧價飛漲、在工廠破壞生產、以及革命期間鎮壓示威者。
審判過程很快，最終，多數人被判長期強制勞動改造，但有三人被判處死刑，
「立即執行，以儆效尤」。
宣判結束後，那三名面如死灰的被判死刑者被押往廣場另一端一處廢棄的圍牆邊。
人群跟著移動，發出憤怒的呼喊。
不久，槍聲響起，乾脆利落。
人群先是一靜，隨後爆發出更響亮的、夾雜著解脫與復仇快感的呼聲。
斯諾用手裡的相機記錄下這一幕：
陽光下飛揚的塵土，牆上瞬間增添的深色污跡，行刑隊轉身離開時平靜的臉，以及人群中一個哭泣的老婦人——她舉著一個褪色的相框，裡面是一個年輕人的照片，嘶啞地喊著：
「為了我兒子！為了我兒子！」
弗朗索瓦低聲對斯諾說，為了幫助建立更規範的審查和司法程序，一批來自德國的同志已經抵達巴黎。
幾天後，斯諾真的見到了這樣的「德國同志」。
在參觀一個由德國援助物資和技術人員協助建立的「無線電設備修理廠」時，他遇到了負責協調安保和人員審查的米勒里同志。
米勒里大約三十五六歲，身材結實，穿著合身但毫無裝飾的深色便服，笑容開朗。
「你好，斯諾同志！」
米勒里熱情地說，隨即轉向介紹工廠，參觀間隙，斯諾問及他對巴黎「清算」和公開審判的看法。
米勒里對他說：
「暴力革命必然伴隨暴力的反制，斯諾同志，德國也經歷過。
關鍵是要儘快讓這種非常狀態過渡到法治狀態——即是革命法治。
我們來的目的之一，就是分享我們在這方面的教訓和經驗：
如何區分必須打擊的頑固敵人、可以改造的中間分子、以及需要保護的基本群眾；
如何建立證據鏈條；如何讓審判不僅體現復仇，更能體現新秩序的理性與原則。
這不容易，法國同志有他們的具體情況和革命激情，但方向應該是一致的。」
斯諾被米勒里務實而清晰的思路所吸引，這與他見過的許多激情澎湃但略顯混亂的法國幹部不同。
「米勒里同志，」斯諾終於提出自己的想法，
「我對德國非常感興趣，是一定要去柏林看看的。
如果可能的話，我希望能有機會採訪韋格納主席。我相信，世界需要聽到他的聲音，了解德國道路的詳情。」
米勒里愣了一下，隨即露出更加熱情的笑容：
「斯諾先生，人民共和國歡迎所有真誠希望了解我們的朋友！
我可以立刻幫你把訪問的意願轉達上去。柏林和德國其他地方，有很多值得你看的東西。
至於採訪韋格納主席……」米勒里撓了撓頭，笑容變得有些歉意但依然坦誠，
「這我需要向我的上級，以及柏林方面匯報。
主席的工作非常繁忙，他的時間和對外的發言需要統籌安排。
但我可以保證，你的請求會被認真考慮。畢竟，」他壓低聲音，帶著一絲調侃，
「能讓主席抽出時間的記者可不多，但你正在記錄歷史，不是嗎？」
晚上，躺在住處床上的斯諾思考著，他開始更迫切地想要親眼看看，那個被米勒里如此崇敬的卡爾·韋格納所領導的德國，究竟是怎樣一番景象。
他們走過曾繁華無比的里沃利街。
那些巨大的百貨商店，如今櫥窗空空如也，巨大的招牌被取下，或被簡陋的紅布橫幅覆蓋。
上方懸掛的新牌子上用樸實的字體寫著「第三區工會聯合委員會」和「計劃供應中心第12分配點」。
門口不再有衣著光鮮的顧客和殷勤的門童，取而代之的是排著長隊、手持配給券的市民，以及進出搬運物資、步履匆匆的工人民兵。
斯諾看到，商店內部富麗堂皇的大理石裝飾和旋轉樓梯依舊，但曾經陳列奢侈品的櫃檯現在堆放著成袋的麵粉、豆類或一摞摞灰色工裝。
在銀行區，那些銀行大樓厚重的銅門緊閉，窗口釘上了木板。
大理石外牆上，過去鐫刻的銀行家名字或家族徽章被鑿去一些建築門口有持槍的工人衛隊把守，掛著「財政人民委員部臨時清算處」或「敵產接收與管理委員會」的牌子。
弗朗索瓦告訴斯諾，裡面正在進行極其複雜和混亂的帳目清理、資產凍結和債務處理工作。
「很多銀行家和大資本家逃往了波爾多或國外，留下了爛攤子，但也留下了來不及轉移的黃金、證券和帳本。
我們要理清這些，弄清楚哪些是剝削所得應該沒收，哪些可能涉及普通儲戶的權益需要審慎處理。」
他們還遠遠望見了杜伊勒里宮。
如今屋頂飄揚著紅旗，入口處沙袋工事尚未完全拆除，身著深色軍裝、裝備精良的士兵肅立警戒。
這裡現在是革命軍事委員會和臨時革命委員會安全部門的駐地，閒人免近。
「權力確實轉移了，」弗朗索瓦語氣複雜，
「從那些裝飾華麗的議會大廳和沙龍，轉移到了這些還帶著戰場硝煙味的宮殿房間和軍營式的辦公室。
但願這權力能真正用於服務創造它的人民，而不是孕育新的官僚城堡。」
羅浮宮的經歷則讓斯諾心情更為微妙。博物館基本完好，免費向公眾開放。
入口處巨大的新標語牌上寫著：「勞動人民藝術遺產的回歸——一切人類文化瑰寶屬於它的創造者和繼承者：全世界勞動者。」
參觀者眾多，多是工人、士兵和他們的家屬，許多人顯然是第一次走進這裡。
他們在《蒙娜麗莎》或《自由引導人民》前駐足，低聲議論，眼神中充滿好奇，或許還有一絲陌生的自豪感。
「藝術在被重新定義和闡釋，」斯諾想，「它正被努力編織進新的敘事，服務於勞動人民。」
在昔日的富豪聚居區，變化更為直觀。許多豪宅大門緊閉，花園荒蕪，窗玻璃破碎。
一些則被徵用，門口掛著「第8區工人子弟託兒所」、「社區衛生站」或「革命幹部學校（第三分院）」的牌子。
斯諾和弗朗索瓦曾獲准進入一所被改為臨時診所的前貴族府邸。
屋內擺放著簡易的病床，精美的壁爐前堆放著醫療物資，曾經掛滿祖先肖像的走廊牆上，現在貼著人體解剖圖和衛生宣傳畫。
一位忙碌的護士對斯諾說：
「這裡陽光好，房間大，比過去的貧民診所強多了。就是打掃起來真費勁。」
護士語氣里有一種樸實的實用主義。
一天下午，斯諾他們路過一個街心廣場，恰逢一場公開的「革命法庭」宣判大會。
臨時搭建的木台周圍擠滿了情緒激昂的群眾。
台上，幾名由工人、士兵和黨代表組成宣判委員會正在宣讀對一批
「反革命破壞分子、投機奸商和舊政權殘酷警察頭目」的判決。
他們的罪狀包括囤積居奇導致糧價飛漲、在工廠破壞生產、以及革命期間鎮壓示威者。
審判過程很快，最終，多數人被判長期強制勞動改造，但有三人被判處死刑，
「立即執行，以儆效尤」。
宣判結束後，那三名面如死灰的被判死刑者被押往廣場另一端一處廢棄的圍牆邊。
人群跟著移動，發出憤怒的呼喊。
不久，槍聲響起，乾脆利落。
人群先是一靜，隨後爆發出更響亮的、夾雜著解脫與復仇快感的呼聲。
斯諾用手裡的相機記錄下這一幕：
陽光下飛揚的塵土，牆上瞬間增添的深色污跡，行刑隊轉身離開時平靜的臉，以及人群中一個哭泣的老婦人——她舉著一個褪色的相框，裡面是一個年輕人的照片，嘶啞地喊著：
「為了我兒子！為了我兒子！」
弗朗索瓦低聲對斯諾說，為了幫助建立更規範的審查和司法程序，一批來自德國的同志已經抵達巴黎。
幾天後，斯諾真的見到了這樣的「德國同志」。
在參觀一個由德國援助物資和技術人員協助建立的「無線電設備修理廠」時，他遇到了負責協調安保和人員審查的米勒里同志。
米勒里大約三十五六歲，身材結實，穿著合身但毫無裝飾的深色便服，笑容開朗。
「你好，斯諾同志！」
米勒里熱情地說，隨即轉向介紹工廠，參觀間隙，斯諾問及他對巴黎「清算」和公開審判的看法。
米勒里對他說：
「暴力革命必然伴隨暴力的反制，斯諾同志，德國也經歷過。
關鍵是要儘快讓這種非常狀態過渡到法治狀態——即是革命法治。
我們來的目的之一，就是分享我們在這方面的教訓和經驗：
如何區分必須打擊的頑固敵人、可以改造的中間分子、以及需要保護的基本群眾；
如何建立證據鏈條；如何讓審判不僅體現復仇，更能體現新秩序的理性與原則。
這不容易，法國同志有他們的具體情況和革命激情，但方向應該是一致的。」
斯諾被米勒里務實而清晰的思路所吸引，這與他見過的許多激情澎湃但略顯混亂的法國幹部不同。
「米勒里同志，」斯諾終於提出自己的想法，
「我對德國非常感興趣，是一定要去柏林看看的。
如果可能的話，我希望能有機會採訪韋格納主席。我相信，世界需要聽到他的聲音，了解德國道路的詳情。」
米勒里愣了一下，隨即露出更加熱情的笑容：
「斯諾先生，人民共和國歡迎所有真誠希望了解我們的朋友！
我可以立刻幫你把訪問的意願轉達上去。柏林和德國其他地方，有很多值得你看的東西。
至於採訪韋格納主席……」米勒里撓了撓頭，笑容變得有些歉意但依然坦誠，
「這我需要向我的上級，以及柏林方面匯報。
主席的工作非常繁忙，他的時間和對外的發言需要統籌安排。
但我可以保證，你的請求會被認真考慮。畢竟，」他壓低聲音，帶著一絲調侃，
「能讓主席抽出時間的記者可不多，但你正在記錄歷史，不是嗎？」
晚上，躺在住處床上的斯諾思考著，他開始更迫切地想要親眼看看，那個被米勒里如此崇敬的卡爾·韋格納所領導的德國，究竟是怎樣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