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1章 教育人民委員會的風聲和帶著有色眼鏡的老師
里希特回到教育人民委員會的辦公室時，額頭上的細汗仍未完全乾透。
韋格納主席的批評言猶在耳，字字千鈞，將他原先那種「總體平穩、個別問題」的自我感覺徹底擊碎。
他固然有老好人的一面，不願輕易得罪人，處事追求四平八穩，但本質上，他對黨的事業是忠誠的，對上級的指示，尤其是來自韋格納這樣他由衷敬重的領袖的明確指示，執行起來向來不折不扣。
回到辦公室後，里希特沒有耽擱，他立刻讓秘書通知所有在柏林的委員、各司局主要負責人，半小時後召開緊急黨組擴大會議。
會議氣氛一開始就異常凝重。里希特沒有像往常那樣先肯定成績，而是直接傳達了韋格納主席的談話精神，特別是對教育系統存在的「特權苗頭」、「教師縱容特殊化」、「官僚主義作風」等問題的嚴厲批評。
他罕見地沒有掩飾自己的檢討：
「……主席的批評一針見血，擊中要害。
我作為主要負責同志，認識不清，抓得不力，有嚴重的官僚主義傾向，在此向黨組同志檢討。
當前問題不是個別現象，而是關係到我們培養什麼樣的接班人、社會主義教育陣地會不會變質的重大原則問題！」
里希特越說越激動，原先的「軟」被一種知恥後勇的堅決所取代：
「……我們必須立刻行動，開展一次覆蓋全系統的、深入的調查和思想整頓！
這不是一般的檢查，是整風！
要自查自糾，更要發動群眾監督。重點查學校領導、教師隊伍中，有沒有看人下菜碟、有沒有縱容甚至討好幹部子女、有沒有因學生家庭背景而區別對待、有沒有喪失無產階級教育工作者立場的言行！
各司局立刻擬定方案，明天我要看到初步計劃！
宣傳司要配合《紅旗》等黨內刊物，準備批判文章，營造輿論氛圍。
督導司要立即組織力量，選擇不同類型學校進行摸底調研，我要真實情況，不要粉飾太平的報告！」
會議一直開到午後。
散會後，整個教育人民委員會的氣氛陡然緊張起來，電話鈴聲、急促的腳步聲、激烈的討論聲不絕於耳。
一場針對教育系統思想作風和特權現象的大摸底、大整頓，就此拉開序幕。
文件草擬、調研安排、宣傳計劃……各項工作火速鋪開。
里希特雖然挨了批評，但行動起來的效率卻讓下屬們暗暗心驚，也真切感受到了此次整頓的不同尋常。
與此同時，在柏林東區韋格納兒子的幼兒園那間向陽的教師辦公室里，窗台上幾盆天竺葵開得正艷。
克勞澤女士——也就是弗雷迪口中的「克勞澤老師」——正端著一杯微涼的花茶，和對面另一位年輕些的教師莉絲貝特閒聊。
午後的陽光照進來，給辦公室鍍上一層慵懶的金色，但克勞澤女士的心情卻不像天氣這般明媚，眉宇間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煩躁情緒。
克勞澤女士約莫三十多歲歲，衣著得體甚至略顯考究，呢子裙一絲不苟，頭髮燙成時髦的波浪，說話時總是微微揚著下巴。
她出身於一個舊職員家庭，父親曾是某小事務所的文書，母親則一直以維持「體面」生活為己任。
革命後，她憑藉原有的文化基礎，經過短期培訓成為幼兒教師。
對她而言，這份工作不僅僅是「為人民服務」，更是一份維持她所珍視的「體面」和「秩序」的職位，也是她觀察和融入「新社會」的窗口——當然，是帶著她自身固有尺度的窗口。
「莉絲貝特，你說說看，」
克勞澤抿了口茶，聲音不高，卻帶著一種慣常的點評腔調，
「咱們這班孩子，真是越來越難帶了。
尤其是有些孩子，家裡沒什麼管教，養得野得很，主意還特別大。」
莉絲貝特是個剛從師範學校畢業不久的姑娘，臉龐圓潤，眼神清澈，她順著話頭問：
「您是說……？」
「還能有誰？」
克勞澤放下茶杯，用修剪整齊的指甲輕輕點了點桌面上一份學生基本情況表，目光落在卡爾·弗雷迪那一欄。
檔案上父母職業一欄簡單地寫著「工人」。
這是韋格納和安娜的明確要求，也是組織規定，高級幹部子女入學登記需淡化父母職務。
「就那個卡爾·弗雷迪。
你看看他父母，都是工人，按理說，工人階級的孩子應該最樸實、最聽話才對。
可他呢？頑劣得很，獨立性強得過頭，簡直不像個四歲的孩子。
主意正，不服管，還總喜歡出頭，拉幫結夥似的。」
克勞澤頓了頓，聲音壓低了些，帶著點優越感的味道：
「我對班裡每個孩子家裡情況，那是要心裡有數的。
教育孩子，得因材施教不是？
像路德里希那孩子，」她的語氣不自覺柔和了一些，
「人家家裡有教養，孩子也大方，雖然有時候活潑了點，但本質是好的。
可這個弗雷迪呢？嘖，跟路德里希很不對付。
上次為了一個木馬，兩個小傢伙差點打起來。
明明是弗雷迪先挑釁，路德里希只是防衛，結果我倒成了偏袒？
我那是維持課堂秩序，教育他們團結友愛！結果呢？弗雷迪那眼神，好像我冤枉了他似的。」
莉絲貝特想起那天的情況，她其實隱約覺得是路德里希先拿了別人的玩具，弗雷迪是去制止的。
但看到克勞澤女士篤定的表情和提及路德里希家庭時那微妙的態度，她到嘴邊的話又咽了回去，只是含糊地「嗯」了一聲。
「這孩子，不僅不服管，在班裡還有點小威信。」
克勞澤的語氣更加不悅了，
「也不知道用了什麼辦法，幾個工人家庭的孩子，還有那個父母是街道清潔員的小馬克斯，都願意聽他的。
這可不是好現象，容易形成小團體，破壞班級團結。
路德里希才是我們應當樹立的榜樣，家庭有貢獻，孩子也大方得體。可弗雷迪呢？總是跟他對著幹。」
她嘆了口氣，仿佛承受了莫大的委屈和工作的艱辛，
「對這些家庭背景一般，又特別有主見、不服管教的孩子，我們當老師的，就得格外費心，嚴格要求，糾正他們的不良傾向，不能讓他們帶壞了班風。
這也是對他們負責，免得將來走上社會吃虧。」
莉絲貝特聽著，心裡有些不是滋味。
她想起培訓時老師講的「平等對待每一個孩子」、「注重培養孩子的獨立思考和正義感」，似乎和克勞澤女士的實際做法不太一樣。
但她剛來不久，克勞澤女士是資深教師，也是她的指導老師，她不敢貿然反駁，
只是心裡對那個有著明亮眼睛、遇到不公會挺身而出的男孩弗雷迪，產生了一絲同情，也對克勞澤女士那副將學生按家庭「分量」區別對待的做派，感到隱隱的不安。
克勞澤女士沒有察覺到年輕同事的微妙情緒，或者說並不在意。
她正為自己的「洞察」和「負責」而自我感動。
在她那副有色眼鏡下，弗雷迪的獨立和正義感成了「頑劣」和「不服管」，路德里希可能的霸道被美化為「活潑」，而對不同家庭背景孩子採取不同態度，則是她「因材施教」、「維持體面秩序」的良苦用心。
她不知道，一場自上而下的、旨在清除她這種思想和做派的整風運動，已經如同逐漸聚攏的風雲，即將席捲她所依存的這片「苗圃」。
她更不知道，她所輕視並屢加打壓的那個「工人家庭」男孩弗雷迪，他的父親，正是這場風暴的發起者和指引者。辦公室窗外，柏林夏日的天空依然晴朗，但教育系統內部，變革的風聲已然響起
韋格納主席的批評言猶在耳，字字千鈞，將他原先那種「總體平穩、個別問題」的自我感覺徹底擊碎。
他固然有老好人的一面，不願輕易得罪人，處事追求四平八穩，但本質上，他對黨的事業是忠誠的，對上級的指示，尤其是來自韋格納這樣他由衷敬重的領袖的明確指示，執行起來向來不折不扣。
回到辦公室後，里希特沒有耽擱，他立刻讓秘書通知所有在柏林的委員、各司局主要負責人，半小時後召開緊急黨組擴大會議。
會議氣氛一開始就異常凝重。里希特沒有像往常那樣先肯定成績，而是直接傳達了韋格納主席的談話精神，特別是對教育系統存在的「特權苗頭」、「教師縱容特殊化」、「官僚主義作風」等問題的嚴厲批評。
他罕見地沒有掩飾自己的檢討：
「……主席的批評一針見血，擊中要害。
我作為主要負責同志，認識不清，抓得不力，有嚴重的官僚主義傾向，在此向黨組同志檢討。
當前問題不是個別現象，而是關係到我們培養什麼樣的接班人、社會主義教育陣地會不會變質的重大原則問題！」
里希特越說越激動，原先的「軟」被一種知恥後勇的堅決所取代：
「……我們必須立刻行動，開展一次覆蓋全系統的、深入的調查和思想整頓！
這不是一般的檢查，是整風！
要自查自糾，更要發動群眾監督。重點查學校領導、教師隊伍中，有沒有看人下菜碟、有沒有縱容甚至討好幹部子女、有沒有因學生家庭背景而區別對待、有沒有喪失無產階級教育工作者立場的言行！
各司局立刻擬定方案，明天我要看到初步計劃！
宣傳司要配合《紅旗》等黨內刊物，準備批判文章，營造輿論氛圍。
督導司要立即組織力量，選擇不同類型學校進行摸底調研，我要真實情況，不要粉飾太平的報告！」
會議一直開到午後。
散會後，整個教育人民委員會的氣氛陡然緊張起來，電話鈴聲、急促的腳步聲、激烈的討論聲不絕於耳。
一場針對教育系統思想作風和特權現象的大摸底、大整頓，就此拉開序幕。
文件草擬、調研安排、宣傳計劃……各項工作火速鋪開。
里希特雖然挨了批評，但行動起來的效率卻讓下屬們暗暗心驚，也真切感受到了此次整頓的不同尋常。
與此同時，在柏林東區韋格納兒子的幼兒園那間向陽的教師辦公室里，窗台上幾盆天竺葵開得正艷。
克勞澤女士——也就是弗雷迪口中的「克勞澤老師」——正端著一杯微涼的花茶，和對面另一位年輕些的教師莉絲貝特閒聊。
午後的陽光照進來，給辦公室鍍上一層慵懶的金色，但克勞澤女士的心情卻不像天氣這般明媚，眉宇間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煩躁情緒。
克勞澤女士約莫三十多歲歲，衣著得體甚至略顯考究，呢子裙一絲不苟，頭髮燙成時髦的波浪，說話時總是微微揚著下巴。
她出身於一個舊職員家庭，父親曾是某小事務所的文書，母親則一直以維持「體面」生活為己任。
革命後，她憑藉原有的文化基礎，經過短期培訓成為幼兒教師。
對她而言，這份工作不僅僅是「為人民服務」，更是一份維持她所珍視的「體面」和「秩序」的職位，也是她觀察和融入「新社會」的窗口——當然，是帶著她自身固有尺度的窗口。
「莉絲貝特，你說說看，」
克勞澤抿了口茶，聲音不高，卻帶著一種慣常的點評腔調，
「咱們這班孩子，真是越來越難帶了。
尤其是有些孩子，家裡沒什麼管教，養得野得很，主意還特別大。」
莉絲貝特是個剛從師範學校畢業不久的姑娘，臉龐圓潤，眼神清澈，她順著話頭問：
「您是說……？」
「還能有誰？」
克勞澤放下茶杯，用修剪整齊的指甲輕輕點了點桌面上一份學生基本情況表，目光落在卡爾·弗雷迪那一欄。
檔案上父母職業一欄簡單地寫著「工人」。
這是韋格納和安娜的明確要求，也是組織規定，高級幹部子女入學登記需淡化父母職務。
「就那個卡爾·弗雷迪。
你看看他父母，都是工人，按理說，工人階級的孩子應該最樸實、最聽話才對。
可他呢？頑劣得很，獨立性強得過頭，簡直不像個四歲的孩子。
主意正，不服管，還總喜歡出頭，拉幫結夥似的。」
克勞澤頓了頓，聲音壓低了些，帶著點優越感的味道：
「我對班裡每個孩子家裡情況，那是要心裡有數的。
教育孩子，得因材施教不是？
像路德里希那孩子，」她的語氣不自覺柔和了一些，
「人家家裡有教養，孩子也大方，雖然有時候活潑了點，但本質是好的。
可這個弗雷迪呢？嘖，跟路德里希很不對付。
上次為了一個木馬，兩個小傢伙差點打起來。
明明是弗雷迪先挑釁，路德里希只是防衛，結果我倒成了偏袒？
我那是維持課堂秩序，教育他們團結友愛！結果呢？弗雷迪那眼神，好像我冤枉了他似的。」
莉絲貝特想起那天的情況，她其實隱約覺得是路德里希先拿了別人的玩具，弗雷迪是去制止的。
但看到克勞澤女士篤定的表情和提及路德里希家庭時那微妙的態度，她到嘴邊的話又咽了回去，只是含糊地「嗯」了一聲。
「這孩子，不僅不服管，在班裡還有點小威信。」
克勞澤的語氣更加不悅了，
「也不知道用了什麼辦法，幾個工人家庭的孩子，還有那個父母是街道清潔員的小馬克斯，都願意聽他的。
這可不是好現象，容易形成小團體，破壞班級團結。
路德里希才是我們應當樹立的榜樣，家庭有貢獻，孩子也大方得體。可弗雷迪呢？總是跟他對著幹。」
她嘆了口氣，仿佛承受了莫大的委屈和工作的艱辛，
「對這些家庭背景一般，又特別有主見、不服管教的孩子，我們當老師的，就得格外費心，嚴格要求，糾正他們的不良傾向，不能讓他們帶壞了班風。
這也是對他們負責，免得將來走上社會吃虧。」
莉絲貝特聽著，心裡有些不是滋味。
她想起培訓時老師講的「平等對待每一個孩子」、「注重培養孩子的獨立思考和正義感」，似乎和克勞澤女士的實際做法不太一樣。
但她剛來不久，克勞澤女士是資深教師，也是她的指導老師，她不敢貿然反駁，
只是心裡對那個有著明亮眼睛、遇到不公會挺身而出的男孩弗雷迪，產生了一絲同情，也對克勞澤女士那副將學生按家庭「分量」區別對待的做派，感到隱隱的不安。
克勞澤女士沒有察覺到年輕同事的微妙情緒，或者說並不在意。
她正為自己的「洞察」和「負責」而自我感動。
在她那副有色眼鏡下，弗雷迪的獨立和正義感成了「頑劣」和「不服管」，路德里希可能的霸道被美化為「活潑」，而對不同家庭背景孩子採取不同態度，則是她「因材施教」、「維持體面秩序」的良苦用心。
她不知道，一場自上而下的、旨在清除她這種思想和做派的整風運動，已經如同逐漸聚攏的風雲，即將席捲她所依存的這片「苗圃」。
她更不知道，她所輕視並屢加打壓的那個「工人家庭」男孩弗雷迪，他的父親，正是這場風暴的發起者和指引者。辦公室窗外，柏林夏日的天空依然晴朗，但教育系統內部，變革的風聲已然響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