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0章 法國的寒冬
1928年12月下旬至1929年1月初，法國南部，馬賽郊外工業區
勒菲弗用凍得發僵的手指，再次數了數口袋裡那幾張皺巴巴的紙幣和寥寥無幾的硬幣。
不夠，遠遠不夠。
勒菲弗兜里的這點錢，連昨天街邊的麵包鋪里掛出的那個可怕新價簽的一半都不到。
他站在自家簡陋公寓的窗前，看著外面鉛灰色天空下蕭瑟的街道。
曾幾何時，當法共在北方起義，通過《日內瓦協議》在議會和街頭都爭得一席之地後，皮埃爾和南方的工友們確實感受到了一絲變化。
迫於法共和共產國際的壓力，當時的法國政府不得不在議會裡通過了幾項法案：
法定了最低工資標準，縮短了一點法國工人階級的工作時間，承諾改善工廠安全條件。
工人們的罷工權得到了某種程度上的承認，各地的工會活動也比以前大膽了些。
法國社會上的物價雖然也在漲，但南方工人們的工資似乎勉強能跟上。
勒菲弗記得，1927年的聖誕節，他甚至能給妻子和兩個孩子帶回一小瓶真正的葡萄酒和一塊額外的鵝肝醬，那短暫的豐足感曾讓他們覺得，法共參與到國家治理來，往後的日子或許真的在慢慢變好。
然而，不久前從美國傳來的金融崩潰消息，輕易地摧毀了法國社會這脆弱的平衡。
皮埃爾工作的造船廠曾經因承接改裝商船和部分遠洋訂單而忙碌。但是在上個月突然宣布「無限期停工」。
造船廠的廠主，那個總是梳著油頭、自稱與美國投資人關係密切的該死的資本家，在不久前最後一次簡短露面時，面色灰敗地宣稱「全球需求萎縮，信貸凍結，公司財務已無法維持」。
勒菲弗和廠子裡的工人們的工資只發到了十一月中旬。
等到皮埃爾拿著這些錢去購買生活必需品時，才發現法郎的購買力每天都在縮水。
法郎，這個曾經象徵法蘭西榮耀的貨幣，如今成了燙手的山芋，無人信賴。
報紙上每天都在報導匯率新低，黑市里德國勞動馬克、瑞士法郎大行其道。
就連市面上麵包的價格，這個最關乎法國大眾底層最低生存的指標，在過去一個月里翻了不止兩番。
牛奶、黃油、土豆、煤塊……所有法國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價格都像斷了線的氣球，瘋狂上竄。
而南方工人們收入的那一端，已經徹底崩解了。
皮埃爾的妻子，原本是在紡織廠做零工補貼家用的，但是那個廠子也在上周關門大吉了。
失業潮迅速擴散到了整個社區。
政府的救濟金是杯水車薪的，且發放遲緩，苛刻的資格審查和漫長的排隊耗盡了法國底層人民的最後一絲尊嚴。
在經濟危機不久後，在公民們傳言中政府為了挽救經濟頹勢的「公共工程計劃」只聞其聲，不見其影。
勒菲弗的積蓄——本來是為孩子上學和應付不時之需而一點點攢下的——在支付了暴漲的房租和購買了幾次高價食物後，已經開始見底了。
法國的寒冬成了民眾們另一個兇惡的敵人。
煤價高昂，人們不得不減少取暖時間，全家擠在唯一還有點熱乎氣的廚房裡。
勒菲弗的小女兒索菲前幾天就已經開始被凍得咳嗽了，勒菲弗和瑪麗憂心忡忡，去藥房一問，簡單的止咳藥品的價格也漲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
沒辦法，他們只能熬著，希望孩子的抵抗力讓她能挺過去。
對比成了最尖銳的諷刺。
在街頭的廣播裡偶爾會提到法國北方赤區的情況——雖然政府的電台總是語帶隱隱的貶斥之意，但一些無法被法國媒體完全掩蓋的消息還是會透出來：
那裡物價相對穩定，食品配給制保障了基本供應，公共工程在繼續，沒有大規模失業。
工會和工人委員會似乎真的在管事。
勒菲弗在工會認識的一位老朋友，半年前因為工作調動去了里爾，最近偷偷給勒菲弗寄來一封信，信里沒有多說什麼，只是提到「工作照常，食堂供應熱湯，孩子學校有取暖」。
寥寥數語，卻勾動了勒菲弗的心。
就在勒菲弗他們家這個貧民區幾條街外，那些有錢人的街區，似乎並未受到太大影響。
咖啡館裡依然飄出濃郁的咖啡香氣，商店櫥窗里陳列著昂貴的商品，汽車依然駛過。
報紙上還在爭論是否要進一步削減公共支出、提高稅收來「穩定法郎」，保護債權人的利益。
政客們在巴黎波旁宮互相攻訐，卻拿不出任何真正能緩解普通人痛苦的方案。
勒菲弗覺得，自己和家人，還有千千萬萬像他們一樣的工人、小職員、破產的小店主，被這個國家遺忘了。
有時，勒菲弗甚至在想，如果當初法共在南方搞工運的時候，自己也豁出去了，加入到法共的隊伍里，是不是現在的生活就不會過得如此艱辛了。
如果南部的法國工農階級能像北部的同胞們那樣，是不是一個像鄰居紅色德國那樣的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會在法國建立呢。
一天傍晚，勒菲弗在空蕩蕩的船廠外徘徊，遇到幾個同樣失業的工友。
大家圍著一個鏽蝕的鐵桶，點燃了些廢木料取暖。
沉默中，一個年輕工人低聲說：
「我聽說，北邊（法共控制區）的人，正在組織『冬季互助會』，還從德國那邊搞到了便宜的糧食和煤……」
「那有什麼用？」一個老工人啐了一口，「遠水解不了近渴。政府不會讓那些東西運過來的。」
「政府？」
勒菲弗突然開口，他的聲音沙啞，
「政府除了讓我們更難過，還做了什麼？我們那混蛋資本家老闆關廠跑路的時候，政府管了嗎？
麵包漲成金子價的時候，政府管了嗎？
我女兒生病買不起藥的時候，政府管了嗎？」
鐵桶里的火苗噼啪作響，映照著工人們疲憊而憤怒的臉龐。
「勒菲弗說得對。」
另一個工友說，
「昨天我去了咱們這的工會，工會的人正悄悄發傳單呢，上面說巴黎的共產黨議員讓諾在議會要求搞什麼『國民經濟緊急委員會』，要控制物價，征富人的稅，給大家工作。
可那些議會裡的老爺們不同意。」
「懂了這群該死的資本家的蛋糕他們當然不同意！」
老工人憤憤道。
「那我們怎麼辦？就這麼凍死、餓死？」
年輕工人問。
勒菲弗看著跳躍的火苗，想起老友來信里北方目前還算穩定的生活。
他緩緩地說：
「工會……我們或許該做點什麼。如果政府不管我們的死活，如果我們連麵包都吃不上了……那我們總得自己想辦法。」
「什麼辦法？罷工？遊行？」一個一直沒怎麼說話的矮壯工人抬起頭，
「我聽說巴黎和其他幾個城市，已經有工人在這麼幹了。堵馬路，去市政廳前喊話。」
「遊行有用嗎？」年輕工人質疑道，「前年也游過，是換來點法案，可看看現在！法案頂不住資本家跑路，頂不住法郎變成廢紙！」
「但至少能讓我們的聲音被聽見啊！」
矮壯工人反駁道，
「讓那些老爺們知道，我們還沒死絕！工會該組織起來，要求政府立刻實行食品價格管制，發放實在的失業救濟，不是那點打發乞丐的錢！
還要追究那些關廠跑路的老闆的責任，凍結他們的資產！」
老工人冷哼一聲：
「聽見又怎樣？他們聽得還少嗎？軍隊和警察的棍子可沒聾。」
勒菲弗聽著同伴們的爭論，眉頭緊鎖。遊行示威，他參加過，知道那種匯聚人群的力量感，但也見識過驅散時的水龍和警棍。
在目前這種人心惶惶的情況下，一場大規模的遊行或許能爆發巨大的能量，但也可能迅速演變成流血衝突，而結果卻未必能換來工人們想要的。
「明天，」勒菲弗開口道，
「明天我們一起去工會看看吧。看看他們到底有什麼具體的計劃。
如果工會決定組織大家上街，要求最起碼的生存保障，那……算我一個。」他頓了一下，目光掃過同伴，
「但我們得想清楚，如果上街沒用，如果工會也沒辦法從政府那裡逼出糧食和煤來，我們該怎麼辦？」
「那你說怎麼辦？」
安德烈問。
勒菲弗深吸了一口氣，下定了決心：
「我在里爾有個朋友，以前在北方鐵路局幹活。
那個事情之後，他留在了那邊。我們兩個通過信，他的信上雖然沒跟我多說，但那邊的工廠沒亂關，糧店有配給，工會能管事，冬天有基本的供暖保障。」
「如果……我是說如果，這邊真的什麼都指望不上了，工會也無能為力，遊行也不管用……也許，我們可以試試往北走。」
「去『赤區』？」年輕工人瞪大了眼睛。
「那可是要過『線』的！」老工人提醒道，
「有檢查站，而且路上也不太平。拖家帶口的，怎麼走？錢呢？」
「湊。」
勒菲弗咬著牙說，
「咱們幾個，還有信得過的工友，一家出一點錢，或者值點錢的東西。
我聽說……只是聽說，有些地方，兩邊的人私下裡有往來，可能有辦法。總比在這裡眼睜睜等死強。」
「先去工會看看。」安德烈最終說，「看看他們明天怎麼說，有沒有立刻能用的辦法。如果工會能組織起力量，逼政府讓步，那最好。如果……」
勒菲弗的話沒說完，但大家都明白了他的意思。
勒菲弗用凍得發僵的手指，再次數了數口袋裡那幾張皺巴巴的紙幣和寥寥無幾的硬幣。
不夠，遠遠不夠。
勒菲弗兜里的這點錢，連昨天街邊的麵包鋪里掛出的那個可怕新價簽的一半都不到。
他站在自家簡陋公寓的窗前，看著外面鉛灰色天空下蕭瑟的街道。
曾幾何時，當法共在北方起義，通過《日內瓦協議》在議會和街頭都爭得一席之地後，皮埃爾和南方的工友們確實感受到了一絲變化。
迫於法共和共產國際的壓力，當時的法國政府不得不在議會裡通過了幾項法案：
法定了最低工資標準，縮短了一點法國工人階級的工作時間，承諾改善工廠安全條件。
工人們的罷工權得到了某種程度上的承認，各地的工會活動也比以前大膽了些。
法國社會上的物價雖然也在漲，但南方工人們的工資似乎勉強能跟上。
勒菲弗記得，1927年的聖誕節，他甚至能給妻子和兩個孩子帶回一小瓶真正的葡萄酒和一塊額外的鵝肝醬，那短暫的豐足感曾讓他們覺得，法共參與到國家治理來，往後的日子或許真的在慢慢變好。
然而，不久前從美國傳來的金融崩潰消息，輕易地摧毀了法國社會這脆弱的平衡。
皮埃爾工作的造船廠曾經因承接改裝商船和部分遠洋訂單而忙碌。但是在上個月突然宣布「無限期停工」。
造船廠的廠主，那個總是梳著油頭、自稱與美國投資人關係密切的該死的資本家，在不久前最後一次簡短露面時，面色灰敗地宣稱「全球需求萎縮，信貸凍結，公司財務已無法維持」。
勒菲弗和廠子裡的工人們的工資只發到了十一月中旬。
等到皮埃爾拿著這些錢去購買生活必需品時，才發現法郎的購買力每天都在縮水。
法郎，這個曾經象徵法蘭西榮耀的貨幣，如今成了燙手的山芋，無人信賴。
報紙上每天都在報導匯率新低，黑市里德國勞動馬克、瑞士法郎大行其道。
就連市面上麵包的價格，這個最關乎法國大眾底層最低生存的指標，在過去一個月里翻了不止兩番。
牛奶、黃油、土豆、煤塊……所有法國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價格都像斷了線的氣球，瘋狂上竄。
而南方工人們收入的那一端，已經徹底崩解了。
皮埃爾的妻子，原本是在紡織廠做零工補貼家用的，但是那個廠子也在上周關門大吉了。
失業潮迅速擴散到了整個社區。
政府的救濟金是杯水車薪的，且發放遲緩，苛刻的資格審查和漫長的排隊耗盡了法國底層人民的最後一絲尊嚴。
在經濟危機不久後，在公民們傳言中政府為了挽救經濟頹勢的「公共工程計劃」只聞其聲，不見其影。
勒菲弗的積蓄——本來是為孩子上學和應付不時之需而一點點攢下的——在支付了暴漲的房租和購買了幾次高價食物後，已經開始見底了。
法國的寒冬成了民眾們另一個兇惡的敵人。
煤價高昂，人們不得不減少取暖時間，全家擠在唯一還有點熱乎氣的廚房裡。
勒菲弗的小女兒索菲前幾天就已經開始被凍得咳嗽了，勒菲弗和瑪麗憂心忡忡，去藥房一問，簡單的止咳藥品的價格也漲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
沒辦法，他們只能熬著，希望孩子的抵抗力讓她能挺過去。
對比成了最尖銳的諷刺。
在街頭的廣播裡偶爾會提到法國北方赤區的情況——雖然政府的電台總是語帶隱隱的貶斥之意，但一些無法被法國媒體完全掩蓋的消息還是會透出來：
那裡物價相對穩定，食品配給制保障了基本供應，公共工程在繼續，沒有大規模失業。
工會和工人委員會似乎真的在管事。
勒菲弗在工會認識的一位老朋友，半年前因為工作調動去了里爾，最近偷偷給勒菲弗寄來一封信，信里沒有多說什麼，只是提到「工作照常，食堂供應熱湯，孩子學校有取暖」。
寥寥數語，卻勾動了勒菲弗的心。
就在勒菲弗他們家這個貧民區幾條街外，那些有錢人的街區，似乎並未受到太大影響。
咖啡館裡依然飄出濃郁的咖啡香氣，商店櫥窗里陳列著昂貴的商品，汽車依然駛過。
報紙上還在爭論是否要進一步削減公共支出、提高稅收來「穩定法郎」，保護債權人的利益。
政客們在巴黎波旁宮互相攻訐，卻拿不出任何真正能緩解普通人痛苦的方案。
勒菲弗覺得，自己和家人，還有千千萬萬像他們一樣的工人、小職員、破產的小店主，被這個國家遺忘了。
有時，勒菲弗甚至在想，如果當初法共在南方搞工運的時候，自己也豁出去了，加入到法共的隊伍里，是不是現在的生活就不會過得如此艱辛了。
如果南部的法國工農階級能像北部的同胞們那樣，是不是一個像鄰居紅色德國那樣的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會在法國建立呢。
一天傍晚，勒菲弗在空蕩蕩的船廠外徘徊，遇到幾個同樣失業的工友。
大家圍著一個鏽蝕的鐵桶，點燃了些廢木料取暖。
沉默中，一個年輕工人低聲說：
「我聽說，北邊（法共控制區）的人，正在組織『冬季互助會』，還從德國那邊搞到了便宜的糧食和煤……」
「那有什麼用？」一個老工人啐了一口，「遠水解不了近渴。政府不會讓那些東西運過來的。」
「政府？」
勒菲弗突然開口，他的聲音沙啞，
「政府除了讓我們更難過，還做了什麼？我們那混蛋資本家老闆關廠跑路的時候，政府管了嗎？
麵包漲成金子價的時候，政府管了嗎？
我女兒生病買不起藥的時候，政府管了嗎？」
鐵桶里的火苗噼啪作響，映照著工人們疲憊而憤怒的臉龐。
「勒菲弗說得對。」
另一個工友說，
「昨天我去了咱們這的工會，工會的人正悄悄發傳單呢，上面說巴黎的共產黨議員讓諾在議會要求搞什麼『國民經濟緊急委員會』，要控制物價，征富人的稅，給大家工作。
可那些議會裡的老爺們不同意。」
「懂了這群該死的資本家的蛋糕他們當然不同意！」
老工人憤憤道。
「那我們怎麼辦？就這麼凍死、餓死？」
年輕工人問。
勒菲弗看著跳躍的火苗，想起老友來信里北方目前還算穩定的生活。
他緩緩地說：
「工會……我們或許該做點什麼。如果政府不管我們的死活，如果我們連麵包都吃不上了……那我們總得自己想辦法。」
「什麼辦法？罷工？遊行？」一個一直沒怎麼說話的矮壯工人抬起頭，
「我聽說巴黎和其他幾個城市，已經有工人在這麼幹了。堵馬路，去市政廳前喊話。」
「遊行有用嗎？」年輕工人質疑道，「前年也游過，是換來點法案，可看看現在！法案頂不住資本家跑路，頂不住法郎變成廢紙！」
「但至少能讓我們的聲音被聽見啊！」
矮壯工人反駁道，
「讓那些老爺們知道，我們還沒死絕！工會該組織起來，要求政府立刻實行食品價格管制，發放實在的失業救濟，不是那點打發乞丐的錢！
還要追究那些關廠跑路的老闆的責任，凍結他們的資產！」
老工人冷哼一聲：
「聽見又怎樣？他們聽得還少嗎？軍隊和警察的棍子可沒聾。」
勒菲弗聽著同伴們的爭論，眉頭緊鎖。遊行示威，他參加過，知道那種匯聚人群的力量感，但也見識過驅散時的水龍和警棍。
在目前這種人心惶惶的情況下，一場大規模的遊行或許能爆發巨大的能量，但也可能迅速演變成流血衝突，而結果卻未必能換來工人們想要的。
「明天，」勒菲弗開口道，
「明天我們一起去工會看看吧。看看他們到底有什麼具體的計劃。
如果工會決定組織大家上街，要求最起碼的生存保障，那……算我一個。」他頓了一下，目光掃過同伴，
「但我們得想清楚，如果上街沒用，如果工會也沒辦法從政府那裡逼出糧食和煤來，我們該怎麼辦？」
「那你說怎麼辦？」
安德烈問。
勒菲弗深吸了一口氣，下定了決心：
「我在里爾有個朋友，以前在北方鐵路局幹活。
那個事情之後，他留在了那邊。我們兩個通過信，他的信上雖然沒跟我多說，但那邊的工廠沒亂關，糧店有配給，工會能管事，冬天有基本的供暖保障。」
「如果……我是說如果，這邊真的什麼都指望不上了，工會也無能為力，遊行也不管用……也許，我們可以試試往北走。」
「去『赤區』？」年輕工人瞪大了眼睛。
「那可是要過『線』的！」老工人提醒道，
「有檢查站，而且路上也不太平。拖家帶口的，怎麼走？錢呢？」
「湊。」
勒菲弗咬著牙說，
「咱們幾個，還有信得過的工友，一家出一點錢，或者值點錢的東西。
我聽說……只是聽說，有些地方，兩邊的人私下裡有往來，可能有辦法。總比在這裡眼睜睜等死強。」
「先去工會看看。」安德烈最終說，「看看他們明天怎麼說，有沒有立刻能用的辦法。如果工會能組織起力量，逼政府讓步，那最好。如果……」
勒菲弗的話沒說完，但大家都明白了他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