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1章 英印軍隊在戰俘營的日子
奧地利恩斯河畔的戰俘營內。
從天空向下看去，英印軍隊的戰俘營區十分整潔。
木質的營房排列整齊，每棟房屋前甚至開闢了小片菜地，鐵絲網外的崗哨上，德軍士兵裹著大衣執勤，槍口朝向天空。
辛格和另外兩百多名印度士兵一起盤腿坐在營房前的空地上看著台上的政委給他們講課。
「同志們，今天我們來算一筆帳。」
講台上，四十多歲的德國政委推了推眼鏡。
他身後的黑板上用粉筆畫著一台簡單的織布機。
「假設你父親——或者你家鄉的某個叔叔——在紡織廠幹活。」
政委的聲音平緩，像是拉家常，
「他每天天亮進廠，天黑才出來，整整十二個小時。在這十二個小時裡，他能織出這麼多布。」
政委在黑板上畫了十段線條：
「這些布拿到市場上，能賣10個盧比。」
「那麼廠主該付你父親多少工錢？」
政委問，目光掃過台下一張張面孔，
「按照『公平交易』，該付10個盧比，對不對？」
士兵們有些遲疑地點頭。
政委在黑板上畫了個大大的叉。
「但現實往往是相反的，工廠主只會付給你父親——2個盧比。」
他用粉筆把十段線條分成兩部分。
「這兩段，是你父親的工錢。
剩下的八段，廠主拿走了。
他說：這是我的機器錢、廠房錢、原料錢、我的『管理費』。
但同志們，請想一想——」
「機器不會自己轉，廠房不會自己織布。
是你父親的血汗讓機器轉動，是他累彎的腰背填滿了廠房。
可為什麼他創造的大部分價值，都被另一個人拿走了？」
「這八段，我們叫它『剩餘價值』。」
政委說，
「讓我們算得更明白些。」
「假設你父親從二十歲干到五十歲，三十年。每年工作三百天，每天被拿走八段價值。三十年下來，他被拿走了——」
粉筆在黑板上摩擦，發出尖銳的聲音：
「七萬兩千段！」
「這些被拿走的錢去了哪裡？」
「變成了廠主在孟買的別墅，變成了他女兒在英國留學的學費，變成了他家裡收藏的英國古董。
而你們父親得到了什麼？一身傷病，早衰的身體，僅此而已。」
「也許有人會說：這是命。」
政委的聲音突然提高，
「不！這不是命，這就是我今天要給你們講的制度！
是剝削制度！」
政委走到台下，在士兵們中間緩緩走動：
「在軍隊裡也一樣。你們想想：
一個英國列兵的軍餉是多少？
一個印度列兵的軍餉又是多少？
三倍！為什麼？因為你們膚色不同？信仰不同？
不！因為在這個制度里，你們被劃定為『次等人』，這就是壓迫和剝削！」
「剝削不只是工廠老闆拿走了工錢。」
政委回到講台，
「更是軍隊裡長官拿走你們的尊嚴，是地主拿走收成的七成，是英國總督拿走整個印度的糧食去餵飽倫敦的市場。
它們是一棵毒樹上的不同果實，根子都是同一個——有些人認為，他們天生就該拿走別人創造的大部分價值，而創造價值的人，只配得到勉強餬口的那一點。」
政委放下了粉筆，
「我希望今天這節課之後，每個人都想一想：
你父親、你兄弟、你自己——這一生被拿走了多少『八段』？
這些被拿走的生產價值，現在在誰的口袋裡？
又在滋養著誰的生活？」
辛格低下頭，看著自己粗糙的雙手。
這雙手拿過步槍，舉過白旗，現在正學習握筆。
黑板上的十段線條在辛格的眼睛裡微微晃動，那短短的「兩段」顯得那麼刺眼，那麼微不足道。
而旁邊那長長的「八段」，像一條無聲的河，流淌著無數個父親、無數個工人、無數個被偷走的人生。
辛格想起了佛羅倫斯城外。
英印第4師的防線崩潰時，英國軍官們最先坐上吉普車逃走。印度士兵被丟在陣地上，聽著德軍坦克逼近的聲音。中尉史密斯——那個總是用馬鞭抽打動作慢的士兵的英國佬——逃跑前還朝人群開了兩槍，打傷了兩個試圖爬上車的士兵。
「我們……我們是自願服役的。」
台下突然響起一個微弱的聲音。是來自孟買的年輕士兵卡馬爾，他父親是小公務員，一直以兒子加入「皇家軍隊」為榮。
「自願？」
「當你的家鄉在饑荒中餓死三百萬人，而英國總督還在往倫敦運小麥時，大部分人選擇參軍吃軍糧——這叫自願嗎？
這叫為了生存不得不做出的選擇！」
辛格握緊了拳頭。他記得1899年的饑荒。
爺爺總說，那時候村邊的河裡漂滿了屍體。英國官員說這是「天災」，但同一年，加爾各答的港口運走了足夠養活半個印度的糧食。
講課後是勞動時間。
戰俘營實行的是四小時學習，四小時勞動，八小時休息的制度。
勞動不是懲罰——除非你被判定有罪。
辛格被分配到木工車間。他在家鄉跟叔叔學過木匠活，現在成了小組的技術指導。
他們正在製作課桌椅，這些家具將被運往義大利北方的學校。
「辛格，這個榫頭應該再深半公分。」
說話的是施洛德。他五十多歲，戰前是科隆的家具匠人。現在他穿著工人的藍色工裝，手把手教戰俘們德國工藝。
「是的，先生。」
「叫同志。」
施洛德糾正道，
「在這裡，我們都是同志。」
辛格點點頭，小心調整著刨刀的角度。木屑飛濺，松木的清香瀰漫在車間裡。
但戰俘營不總是平靜的。
三天後的早晨，集合號比平時早了半小時。所有戰俘被命令列隊到廣場。
廣場中央搭起了臨時審判台。台上坐著三名法官：一名德國軍事法官、一名義大利民事法官、一名由戰俘營民主推選的印度士兵代表——是來自旁遮普的老兵古爾巴汗。
台下押上來十七個人。
辛格認出其中幾個：
哈里什，那個在潰散途中搶了佛羅倫斯郊外農舍的壯漢；薩米爾，他強姦了一個義大利女孩，還殺了她的父親；還有五個人組成的小團伙，他們在逃亡路上洗劫了三家店鋪，打死兩個店主。
審判公開進行。
檢察官是一個會說烏爾都語的義大利律師，他站起來逐條宣讀罪行，出示證據。
「他們丟盡了印度人的臉！」
辛格身後的一個士兵低聲罵道。
「這些英國佬的走狗，在印度欺壓百姓，到了國外還是狗改不了吃屎！」
古爾巴汗在審判席上臉色鐵青。當輪到戰俘代表發言時，他站起來，
「兄弟們，這些人犯下的罪行，和英國殖民者在印度乾的有什麼不同？
只不過他們披著軍裝，拿著槍，就以為自己可以為所欲為。」
判決當場宣布。
七人犯搶劫、殺人、強姦等重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六人犯搶劫、傷害罪，判處十年至二十年勞動改造，刑滿後視改造情況決定是否遣返。
四人犯輕微搶劫罪，判處一年至三年勞動改造。
槍決在營區外的廢棄採石場進行。
戰俘們沒有被強制要求觀看，但他們都聽到了傳來的槍響聲，間隔均勻，冷漠而精確。
那天晚上，營房裡異常安靜。沒有人說話，只有沉重的呼吸聲。
又過了一周，思想教育的主題變成了「鬥爭的可能性」。
「你們可能覺得，英國太強大了，不可能被打敗。」
「但在德國，1918年時，我們也這樣想。
容克貴族、大資本家，他們控制著軍隊、警察、法庭、報紙。看起來堅不可摧。」
政委向台下的軍人們展示著照片：
柏林街頭的街壘，工人赤衛隊，皇宮上升起的紅旗。
「但當工人階級覺醒，當士兵同志們在韋格納主席的領導下調轉槍口對準國內的反動政府時，那個看似強大的反動政府，在短時間內就崩塌了。」
「在俄國，蘇聯的同志們最開始面對的是整個歐洲的干涉軍。
他們以為能掐死年輕的蘇維埃。但看看現在——」
政委展開世界地圖，紅色的區域已經連成一片。
「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到柏林，社會主義國家站起來了。
為什麼？因為我們讓每個士兵明白，他們是在為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工廠、自己的國家和未來打仗。」
慢慢的，辛格晚上做的夢開始變了。
不再是佛羅倫斯潰敗時那種被坦克追趕的噩夢。
而是奇怪的夢：
他夢見回到旁遮普的村莊，但村里沒有英國稅務官；他夢見父親還活著，在村裡的合作社裡記帳；他夢見妹妹開開心心的去了學校，書包里裝著印地語課本。
一天晚上學習小組討論時，他突然開口：
「如果……如果我們回去。我們能改變印度嗎？」
小組裡安靜了片刻。十二個印度士兵圍坐在營房角落，煤油燈的光在每個人臉上跳動。
「德國同志說過，」
拉姆輕聲說，
「革命需要先鋒隊。需要有人先覺醒，然後把火種帶回去。」
「但英國人會殺了我們。」卡馬爾擔憂地說。
「德國同志也說過，」
「害怕的人永遠改變不了任何東西。我父親害怕了一輩子，還是餓死了。我哥哥害怕，被工廠的機器切斷了手。我……我不想我的孩子繼續害怕。」
四月，戰俘營舉辦了第一次文化節。
印度士兵們表演了家鄉的舞蹈和歌曲。德國政委們唱了《國際歌》的德語版。義大利政委朗誦了葛蘭西的獄中書信。蘇聯政委跳了哥薩克舞，差點把桌子踢翻。
辛格參與編排了一個短劇：
《紡織廠的一天》。他扮演的是工人的父親，當工廠的監工用鞭子抽打因為勞作過度而昏倒的工人時，台下傳來士兵們壓抑的啜泣聲。
那天深夜，辛格在日記本上寫字——這是戰俘營發的學習用品之一。他寫道：
「今天明白了『階級』的意思。
我父親是紡織工人，德國同志漢斯的父親是礦工，義大利同志盧卡的父親是碼頭工人——我們是一樣的。
英國工廠主、印度地主、德國容克貴族——他們也是一樣的。
我想回家。但不是回到那個家。我想回到一個不同的印度。
也許這很瘋狂。但德國同志說，所有革命在成功之前，都被認為是瘋狂的。」
窗外，遠處的恩斯河靜靜流淌，而在水流的低語中，仿佛能聽見一個聲音，微弱但堅定，用世界上所有的語言重複著同一句話：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戰俘營的春天，才剛剛開始。
從天空向下看去，英印軍隊的戰俘營區十分整潔。
木質的營房排列整齊，每棟房屋前甚至開闢了小片菜地，鐵絲網外的崗哨上，德軍士兵裹著大衣執勤，槍口朝向天空。
辛格和另外兩百多名印度士兵一起盤腿坐在營房前的空地上看著台上的政委給他們講課。
「同志們，今天我們來算一筆帳。」
講台上，四十多歲的德國政委推了推眼鏡。
他身後的黑板上用粉筆畫著一台簡單的織布機。
「假設你父親——或者你家鄉的某個叔叔——在紡織廠幹活。」
政委的聲音平緩，像是拉家常，
「他每天天亮進廠，天黑才出來，整整十二個小時。在這十二個小時裡，他能織出這麼多布。」
政委在黑板上畫了十段線條：
「這些布拿到市場上，能賣10個盧比。」
「那麼廠主該付你父親多少工錢？」
政委問，目光掃過台下一張張面孔，
「按照『公平交易』，該付10個盧比，對不對？」
士兵們有些遲疑地點頭。
政委在黑板上畫了個大大的叉。
「但現實往往是相反的，工廠主只會付給你父親——2個盧比。」
他用粉筆把十段線條分成兩部分。
「這兩段，是你父親的工錢。
剩下的八段，廠主拿走了。
他說：這是我的機器錢、廠房錢、原料錢、我的『管理費』。
但同志們，請想一想——」
「機器不會自己轉，廠房不會自己織布。
是你父親的血汗讓機器轉動，是他累彎的腰背填滿了廠房。
可為什麼他創造的大部分價值，都被另一個人拿走了？」
「這八段，我們叫它『剩餘價值』。」
政委說，
「讓我們算得更明白些。」
「假設你父親從二十歲干到五十歲，三十年。每年工作三百天，每天被拿走八段價值。三十年下來，他被拿走了——」
粉筆在黑板上摩擦，發出尖銳的聲音：
「七萬兩千段！」
「這些被拿走的錢去了哪裡？」
「變成了廠主在孟買的別墅，變成了他女兒在英國留學的學費，變成了他家裡收藏的英國古董。
而你們父親得到了什麼？一身傷病，早衰的身體，僅此而已。」
「也許有人會說：這是命。」
政委的聲音突然提高，
「不！這不是命，這就是我今天要給你們講的制度！
是剝削制度！」
政委走到台下，在士兵們中間緩緩走動：
「在軍隊裡也一樣。你們想想：
一個英國列兵的軍餉是多少？
一個印度列兵的軍餉又是多少？
三倍！為什麼？因為你們膚色不同？信仰不同？
不！因為在這個制度里，你們被劃定為『次等人』，這就是壓迫和剝削！」
「剝削不只是工廠老闆拿走了工錢。」
政委回到講台，
「更是軍隊裡長官拿走你們的尊嚴，是地主拿走收成的七成，是英國總督拿走整個印度的糧食去餵飽倫敦的市場。
它們是一棵毒樹上的不同果實，根子都是同一個——有些人認為，他們天生就該拿走別人創造的大部分價值，而創造價值的人，只配得到勉強餬口的那一點。」
政委放下了粉筆，
「我希望今天這節課之後，每個人都想一想：
你父親、你兄弟、你自己——這一生被拿走了多少『八段』？
這些被拿走的生產價值，現在在誰的口袋裡？
又在滋養著誰的生活？」
辛格低下頭，看著自己粗糙的雙手。
這雙手拿過步槍，舉過白旗，現在正學習握筆。
黑板上的十段線條在辛格的眼睛裡微微晃動，那短短的「兩段」顯得那麼刺眼，那麼微不足道。
而旁邊那長長的「八段」，像一條無聲的河，流淌著無數個父親、無數個工人、無數個被偷走的人生。
辛格想起了佛羅倫斯城外。
英印第4師的防線崩潰時，英國軍官們最先坐上吉普車逃走。印度士兵被丟在陣地上，聽著德軍坦克逼近的聲音。中尉史密斯——那個總是用馬鞭抽打動作慢的士兵的英國佬——逃跑前還朝人群開了兩槍，打傷了兩個試圖爬上車的士兵。
「我們……我們是自願服役的。」
台下突然響起一個微弱的聲音。是來自孟買的年輕士兵卡馬爾，他父親是小公務員，一直以兒子加入「皇家軍隊」為榮。
「自願？」
「當你的家鄉在饑荒中餓死三百萬人，而英國總督還在往倫敦運小麥時，大部分人選擇參軍吃軍糧——這叫自願嗎？
這叫為了生存不得不做出的選擇！」
辛格握緊了拳頭。他記得1899年的饑荒。
爺爺總說，那時候村邊的河裡漂滿了屍體。英國官員說這是「天災」，但同一年，加爾各答的港口運走了足夠養活半個印度的糧食。
講課後是勞動時間。
戰俘營實行的是四小時學習，四小時勞動，八小時休息的制度。
勞動不是懲罰——除非你被判定有罪。
辛格被分配到木工車間。他在家鄉跟叔叔學過木匠活，現在成了小組的技術指導。
他們正在製作課桌椅，這些家具將被運往義大利北方的學校。
「辛格，這個榫頭應該再深半公分。」
說話的是施洛德。他五十多歲，戰前是科隆的家具匠人。現在他穿著工人的藍色工裝，手把手教戰俘們德國工藝。
「是的，先生。」
「叫同志。」
施洛德糾正道，
「在這裡，我們都是同志。」
辛格點點頭，小心調整著刨刀的角度。木屑飛濺，松木的清香瀰漫在車間裡。
但戰俘營不總是平靜的。
三天後的早晨，集合號比平時早了半小時。所有戰俘被命令列隊到廣場。
廣場中央搭起了臨時審判台。台上坐著三名法官：一名德國軍事法官、一名義大利民事法官、一名由戰俘營民主推選的印度士兵代表——是來自旁遮普的老兵古爾巴汗。
台下押上來十七個人。
辛格認出其中幾個：
哈里什，那個在潰散途中搶了佛羅倫斯郊外農舍的壯漢；薩米爾，他強姦了一個義大利女孩，還殺了她的父親；還有五個人組成的小團伙，他們在逃亡路上洗劫了三家店鋪，打死兩個店主。
審判公開進行。
檢察官是一個會說烏爾都語的義大利律師，他站起來逐條宣讀罪行，出示證據。
「他們丟盡了印度人的臉！」
辛格身後的一個士兵低聲罵道。
「這些英國佬的走狗，在印度欺壓百姓，到了國外還是狗改不了吃屎！」
古爾巴汗在審判席上臉色鐵青。當輪到戰俘代表發言時，他站起來，
「兄弟們，這些人犯下的罪行，和英國殖民者在印度乾的有什麼不同？
只不過他們披著軍裝，拿著槍，就以為自己可以為所欲為。」
判決當場宣布。
七人犯搶劫、殺人、強姦等重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六人犯搶劫、傷害罪，判處十年至二十年勞動改造，刑滿後視改造情況決定是否遣返。
四人犯輕微搶劫罪，判處一年至三年勞動改造。
槍決在營區外的廢棄採石場進行。
戰俘們沒有被強制要求觀看，但他們都聽到了傳來的槍響聲，間隔均勻，冷漠而精確。
那天晚上，營房裡異常安靜。沒有人說話，只有沉重的呼吸聲。
又過了一周，思想教育的主題變成了「鬥爭的可能性」。
「你們可能覺得，英國太強大了，不可能被打敗。」
「但在德國，1918年時，我們也這樣想。
容克貴族、大資本家，他們控制著軍隊、警察、法庭、報紙。看起來堅不可摧。」
政委向台下的軍人們展示著照片：
柏林街頭的街壘，工人赤衛隊，皇宮上升起的紅旗。
「但當工人階級覺醒，當士兵同志們在韋格納主席的領導下調轉槍口對準國內的反動政府時，那個看似強大的反動政府，在短時間內就崩塌了。」
「在俄國，蘇聯的同志們最開始面對的是整個歐洲的干涉軍。
他們以為能掐死年輕的蘇維埃。但看看現在——」
政委展開世界地圖，紅色的區域已經連成一片。
「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到柏林，社會主義國家站起來了。
為什麼？因為我們讓每個士兵明白，他們是在為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工廠、自己的國家和未來打仗。」
慢慢的，辛格晚上做的夢開始變了。
不再是佛羅倫斯潰敗時那種被坦克追趕的噩夢。
而是奇怪的夢：
他夢見回到旁遮普的村莊，但村里沒有英國稅務官；他夢見父親還活著，在村裡的合作社裡記帳；他夢見妹妹開開心心的去了學校，書包里裝著印地語課本。
一天晚上學習小組討論時，他突然開口：
「如果……如果我們回去。我們能改變印度嗎？」
小組裡安靜了片刻。十二個印度士兵圍坐在營房角落，煤油燈的光在每個人臉上跳動。
「德國同志說過，」
拉姆輕聲說，
「革命需要先鋒隊。需要有人先覺醒，然後把火種帶回去。」
「但英國人會殺了我們。」卡馬爾擔憂地說。
「德國同志也說過，」
「害怕的人永遠改變不了任何東西。我父親害怕了一輩子，還是餓死了。我哥哥害怕，被工廠的機器切斷了手。我……我不想我的孩子繼續害怕。」
四月，戰俘營舉辦了第一次文化節。
印度士兵們表演了家鄉的舞蹈和歌曲。德國政委們唱了《國際歌》的德語版。義大利政委朗誦了葛蘭西的獄中書信。蘇聯政委跳了哥薩克舞，差點把桌子踢翻。
辛格參與編排了一個短劇：
《紡織廠的一天》。他扮演的是工人的父親，當工廠的監工用鞭子抽打因為勞作過度而昏倒的工人時，台下傳來士兵們壓抑的啜泣聲。
那天深夜，辛格在日記本上寫字——這是戰俘營發的學習用品之一。他寫道：
「今天明白了『階級』的意思。
我父親是紡織工人，德國同志漢斯的父親是礦工，義大利同志盧卡的父親是碼頭工人——我們是一樣的。
英國工廠主、印度地主、德國容克貴族——他們也是一樣的。
我想回家。但不是回到那個家。我想回到一個不同的印度。
也許這很瘋狂。但德國同志說，所有革命在成功之前，都被認為是瘋狂的。」
窗外，遠處的恩斯河靜靜流淌，而在水流的低語中，仿佛能聽見一個聲音，微弱但堅定，用世界上所有的語言重複著同一句話：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戰俘營的春天，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