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0章 革積弊需新理論
第250章 革積弊需新理論
軍民攜手，共抗天災，在華夏悠久的歷史長河中並非孤例。
戰國時，孫臏就曾率領軍隊與高唐百姓一同應對特大旱災，掘井開渠，共渡難關。
洪水之患，尤甚於旱災，其來勢洶洶，瞬息萬變，破壞力極大，僅靠鬆散自發的民力，著實難以有效應對。官府若有可能，也會調用軍力抗災。
如北宋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蘇軾知徐州事，遭遇黃河決堤，洪水浩蕩，直逼徐州城牆，水位高達二丈八尺，城內百姓驚惶失措，準備棄城逃難。
蘇軾出面安撫百姓，組織軍民加固城牆，修築東南長堤，最終成功抵禦了洪水，保全了一城生靈。
不過，蘇軾身為徐州知州，肩負守土安民之責，且彼時洪水已經逼近城牆，若放任不管，待到牆倒城毀，則城中軍民和官吏無一能夠倖免，是不得不防。
且他只是挽救城中軍民，徐州城外已經受災的眾多鄉民，卻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救助因天災而流離失所的百姓，本是江寧官府的職責，與正全力攻城的起義軍沒有半點關係。
若是換成其他軍隊（包括官軍），在攻城期間遭遇連日大雨，非但不會救災，反而極有可能趁此「良機」，主動決堤，引洪水去衝擊敵方城牆，企圖水淹敵軍。
至於此舉是否會淹死城池內外成千上萬的無辜百姓，在他們眼中，只要能贏得戰爭勝利，便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經典戰例」。
但石山志在推翻視生民如草芥的暴元，首在爭取天下民心。堵住南河的決口，救助受災百姓的意義，遠勝於攻下一座城池。這是一場更為深刻的民心爭奪戰，其長遠價值，無可估量。
普通百姓見識有限，更稀罕雄踞七路三行省的石元帥挽起褲腿，與自己一同抬竹籠填缺口的傳奇經歷，這足以成為他們今後數十年津津樂道的談資，並在口耳相傳中，不斷加深對紅旗營的擁戴。
應夏煜之請前來協助救災的部分士紳，則畏懼石山撲得下身子，操弄民心的手段。這種軍隊與底層百姓緊密結合的恐怖力量，讓他們本能地感到不安。
而像孫炎這樣有遠見的真聰明人，則震撼於石元帥一聲令下，便能令麾下的驕兵悍將，瞬間轉化為與民共苦的抗災勇士。
這種如臂使指，令行禁止的恐怖組織力和號召力，恐怕也只有傳說中「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的岳家軍可以比擬。他們至此方才深刻理解，為何紅旗營能屢敗元廷大軍，並且越戰越強。
一支軍隊，一旦深深植根於百姓之中，廣泛獲得了民心所向的偉力，便能真正做到戰無不勝。
相比之下，看似龐大的蒙元帝國，其統治基礎早已腐朽不堪，在紅旗營面前如同朽木，一推即倒。縱使其再從北方調來再多軍隊，也無法阻擋石山攜民意而一統天下的步伐。
南河終究只是秦淮河的一條小支流，流量本就不大，決口的長度也有限。
在石山親自坐鎮指揮下，沿河士紳在威壓與感召下紛紛「踴躍」捐錢捐物，近萬軍民同心協力，揮汗如雨，僅用了一日時間，便成功合攏了決口，基本控制住了險情。
但石山並沒有立即返回軍營，而是帶著參與救災的士紳，深入受災最重的村落，挨家挨戶走訪。
石山向災民耐心詢問損失，並親自發放慰問糧，緊隨其後的醫護隊則發放明礬和藥材，宣講災後環境衛生和防疫常識。
石元帥日理萬機，放著近在咫尺的城池暫且不打，卻深入泥濘的鄉間走訪，其意圖不言自明——他要進一步收取人心，將這次抗災的政治效應最大化。
在場的士紳都是人精，豈能看不透這一點？但眼見紅旗營攻陷江寧之勢已不可逆轉，以後必定要仰石山鼻息，此時不表忠心，更待何時？
於是，眾士紳慷慨承諾願意承擔起後續賑濟災民，組織鄉民重建家園的社會義務，「略盡綿薄之力」。
一些頗有詩才的士紳更是當場吟詩作賦，或頌揚石元帥愛民如子、德行感天，或讚美軍民一心、共抗天災的壯舉，試圖以此博得石山青睞。
這些即興創作的詩詞，無論藝術水平高低，石山都令新任的宣曹掾夏煜一一認真記錄在案。
隨後，將其刊印成冊，配合紅旗營日益成熟的宣傳體系，在江南、江北各地廣泛流傳，讓石元帥的「仁義」之名進一步具象化。
這批應景之作中，也確實湧現出了一些情感真摯、藝術性較高的作品，得以流傳後世。
其中最為人稱道的，是號稱詩書畫三絕的江寧才子馬琬，目睹了軍民攜手抗災的宏大場面，心潮澎湃，回家後閉門謝客，耗時整整三日，潛心創作了一幅詩畫合璧的長卷，以記錄此等千古奇景。
畫中，石山元帥自然是核心人物，但其形象並未被過度神化，而是專注於指揮瞬間。
夏煜、孫炎等士紳也位列其中，長衫下擺沾滿了泥水，跟在石山身後，或協調物資，或參與搬運，與占畫面主體的短衣赤膊抗災軍民百姓融在一起，構成了一幅意外和諧的畫卷。
而畫面的角落處，馬琬還精心安排了兩個身穿元朝紫色官袍的身影——正是兵敗被俘的元廷江浙行省左丞左答納失里，以及此前因和談而被石山扣押的淮南行省參知政事趙璉。
二人衣冠依舊，卻面色灰敗，眼神空洞，失魂落魄地立於一旁，與周圍熱火朝天的抗災場景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充滿了象徵意味。
在這兩位元廷高官的遠方，青灰色的江寧城牆在朦朧雨幕中若隱若現。仔細看去，城牆垛口之間，似乎還有另一道模糊的紫袍身影正在眺望此地。
這並不是馬琬出於藝術想像的無端添加。
當日，元廷集慶路達魯花赤達尼達思確實就站在江寧城牆之上，親眼目睹了城外石山親率軍民抗災的震撼場面。他自然能看懂紅旗營抗災背後，那種蓬勃欲出的新生政權氣象。
反觀城內，人心惶惶的困境，這位蒙古貴族清晰意識到大勢已去，江寧城破只是時間問題。當場「心疾」發作，被隨從們慌亂地抬下城去，在城頭引起了一陣不小的騷動。
石山很快就通過斥候得知了城頭的混亂，但他並沒有趁機下令攻城。
一方面，因為當時雨勢未停，雲梯濕滑，城牆下的土地更是泥濘不堪，不利於大型攻城器械展開和士卒攀爬，強攻城池的代價太大。
另一方面，他深知，此次抗災行動對守城元軍心理上造成的「心靈震盪」，還需要時間進一步發酵和蔓延，讓其自行瓦解鬥志，效果遠勝於強攻。
兩日後，雨花台大營。
南河搶險事宜已告一段落，石山換上了一身乾爽的藍色棉布袍，終於能抽出空來，在自己的帥帳內單獨接見新近前來投效的句容士子孫炎。
帳內燭火通明，映照著兩人沉靜而專注的面容。
經過抗災前線兩日的近距離接觸和觀察，孫炎對石山的施政理念和行事風格有了更為立體的了解。他深知機會難得，一開口便直指核心，切入石山最為關心的根本政策問題：
「元帥，在下以為，元政之失，其首不在苛暴，而在寬縱失度，綱紀廢弛！」
蒙元是異族政權不假，但平心而論，其諸般政策還真不比有些朝代更苛暴。至少在經濟政策上，要比宋時寬鬆很多，在元廷治下做士紳，不要太舒服。
石山聞言，目光微凝，身體微微前傾，肅然抬手道：
「伯融，還請細細道來。」
孫炎深吸一口氣，整理思緒，繼續闡述：
「上古之時，大禹合眾部落之力，治黃河以歸海，方有國家。其後歷代治國，莫不講究均賦役以安黎庶，築城戍以御外侮，勸農桑、興水利以弭天災。禮法並施，德刑相輔，乃為社稷穩固之根本。」
孫炎的這番話，自然帶有很強的時代局限性，但其核心思想——即國家需要有效組織起來，匯聚內部力量應對內外挑戰和自然災難。在石山看來，卻是切中要害的。
內安黎庶，外御強敵，對抗天災等等，都需要一個能夠有效整合社會力量的國家機器。
否則，疆域再遼闊，內部一盤散沙，成天忙於內耗，任何大事都做不成。
石山之所以決心觸動士紳階層的特權，走更為艱難的統一之路，並非出於對士紳的偏見，而是出於統合全國之力，應對未來更大挑戰的戰略需要。
他當即點頭表示認可，並引申道：
「合眾之力，方成強國。我近日看《戰國策》諸雄變法，其主旨皆在革除分封建制導致的國力分散，加強中央集權，富國強兵。
其中，秦國商鞅變法最為徹底，方能有效統合偏僻邊地之力，橫掃六合，一統天下。」
孫炎雖然思想相對開明，主張「禮法並施，德刑相輔」，並不完全拘泥於儒家德治單一套路，但終究深受傳統影響，講究禮法秩序與民本思想。
他見石山提起以嚴苛著稱的秦國變法，心中不免一緊，擔心石元帥過於看重效率和集權，而走入嚴刑峻法、刻薄寡恩的邪路，忙提醒道：
「《尚書》有雲『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秦雖借變法一統天下，然其政嚴苛少恩，視民如工具，終究根基不穩，二世而亡，此乃前車之鑑，不可不察啊！」
石山自然清楚秦朝速亡的深刻教訓，他雖強調集權和效率，卻對商鞅、韓非子那套極端的「馭民五術」（「弱民、貧民、疲民、辱民、愚民」）嗤之以鼻。
但這事沒必要詳細解釋，孫炎日後自然會從紅旗營的實際施政中看出二者的區別。
「伯融所慮甚是！」
石山擺出虛心受教的姿態，道：
「我紅旗營最重穩固根基，定不會效仿秦之暴政。這一點，你大可放心。」
孫炎也意識到剛才有些反應過激了，石元帥自起兵以來，最重民生疾苦，軍紀嚴明，所過之處秋毫無犯，又如何會重蹈秦朝覆轍？
想來是自己急於表現，又害怕將來擔上「引導主君誤入歧途」的罵名，才失了分寸。他連忙收斂心神，順勢捧了一句：
「元帥以蒼生為念，實乃天下萬民之福。」
緩和了一下氣氛後，孫炎便將話題拉回，繼續深入闡述自己的觀點，道：
「東漢明帝時期，王景主持治理黃河、汴渠，修築千里河堤，竟使黃河此後近千年無大改道，堪稱奇蹟。反觀當今蒙元，其疆域之廣袤，人口之眾多，都遠勝東漢，其國力本應遠超漢世。
然其治理黃河，非但未能惠民，反而致天下洶洶。」
說到這裡，孫炎稍作停頓，觀察了石山的反應，才拋出自己的核心結論：
「蒙元以異族入主中原，歧視我漢家兒郎，固然是天下大亂的重要誘因，卻非最根本癥結。蒙元立國已六十餘載，在其治理黃河之前，境內雖常有小規模叛亂，論數量和強度卻未超出歷朝同期。
其空有萬里疆域和億萬百姓，而朝廷權威不振，號令不行於地方，豪強坐大，國力衰微，無法有效統合舉國之力辦大事，此『國力虛耗』與『組織無能』之弊，方是動搖其國本的根源！」
說完這番「政治不正確」的言論，孫炎不禁有些緊張地看著石山，手心微微冒汗。
他這是兵行險著。畢竟，紅旗營高舉「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旗幟，民族矛盾是最鮮明，最直接的號召。
孫炎此刻卻試圖論證蒙元大亂的根本原因並非簡單的「異族統治」，而是其國家治理能力的系統性失敗，這無異於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反元起義的民族正義性，冒著不小的風險。
不過，他敢這麼說，也是基於對石山過往施政方針的深入研究。
他敏銳察覺到石元帥的關注點，似乎更側重於社會階層的鬥爭（如抑制豪強、均平賦役），以及對國家整體組織力和資源調配能力的重塑，其思考深度似乎超越了單純的蒙漢鬥爭範疇。
孫炎賭的就是石山需要更深層次的理論，來指導未來的政權建設，而不僅僅滿足驅逐胡虜。
沒辦法，誰叫他既無功名，又有殘疾，而石元帥根基已固，早有成熟的治政班底，若不劍走偏鋒，只靠「得士紳而得天下」之類的老套說辭，如何能博得元帥的信重？
其實，從孫炎說出「元政之失，首在寬縱」這句話，石山就大致把握住了他想表達的方向。
而這，也確實是石山想要的理論。革除元朝積弊，建設一個新政權，不能只靠煽動民族對立情緒和反覆興大獄，必須有更清晰、更深刻的指導思想來支撐系統的社會改革。
雖然紅旗營尚未建國，不宜現在就公然提出「元政失於寬縱」這等可能會嚇跑許多中間派甚至自己陣營內部分人的「暴論」。
但孫炎能敏銳地意識到這一點，還敢冒著被天下士紳口誅筆伐的風險向自己進言，這份見識和勇氣，在石山看來已是極為難能可貴。
「說得好！鞭辟入裡！」
石山眼中露出讚賞之色，頷首贊道：
「伯融此言，深得我心。國家財賦，取之於民，用之於關乎國計民生的公共事務。國防戍邊、朝廷運轉、賑濟災荒、興修水利、創辦學校、修築道路、普及醫療等等，無不需要強大的財力物力支撐。
欲辦好這些大事，就必須革除蒙元這種號令不行、綱紀廢弛、豪強分割國力的弊病！
伯融既見於此，對於未來施政，可有更為具體的方略構思？」
「公共事務」這個詞雖略顯新穎，但其含義不難理解。在孫炎的傳統觀念里，政權的首要任務自然是維繫自身的存在，公共事務更多是維穩基礎上的順帶之舉，或者說是妝點「仁政」的體現。
就如同士紳理論上也有關心鄉梓，參與地方公共事務的責任，但其前提是維護其自身的超然地位和社會結構穩定。不過，這種大實話此刻自然不能宣之於口。
他略一思索，答道：
「在下以為，元帥當前正處於奪取天下的關鍵時期，一切策略自當以爭取人心為要。蒙元近年橫徵暴斂，苛捐雜稅多如牛毛，民間實則怨聲載道，苦不堪言。
紅旗營所到之處，推行『正稅免捐』，此舉有力減輕了士紳與百姓的負擔，大得人心。若能持之以恆，假以時日，收取天下民心並非難事。」
天下大亂之際，生存與安全是百姓的第一需求。紅旗營不僅能提供亂世中最寶貴的秩序和安全，還能適當減輕賦稅負擔，自然能贏得廣泛擁護。
石山見孫炎獻策雖然比較激進，具體施政建議上卻顯得穩重而務實，心中更加欣喜，肯定道：
「這是自然！『正稅免捐』，安撫百姓，乃紅旗營既定之策，絕不會動搖，必當堅持下去！」
孫炎畢竟沒有從政經驗，對於如何具體治理國家，所能給出的建議相對還是比較空泛。
但他深知士紳階層之所以難以治理，在於其掌握了土地財富、人力（依附宗族的大量平民）和話語權（文化權威）這三大優勢。
後兩者因涉及宗族根基，短期內難以觸動，但從土地財富入手，清理多年積累的田賦積弊，不僅符合曆代「依法治賦」的舊制，也能快速見效，彰顯新政權的權威。他接著建議道：
「蒙元吏治敗壞，地方官紳勾結，豪強大多隱田轉稅，使小民不堪重負。若能下大決心清理隱田，均平賦役，必能做到『民不增賦而國用足』。只是，」
他話鋒一轉，強調其中的難點，道：
「辦理此事，首重人才。須有精通錢糧刑名、熟知地方情弊且敢得罪人的得力幹吏去推行，否則善政也會擱置、歪曲，動輒激起民變。當選一二試點，謹慎行之，待取得成效後，再徐徐圖之。」
紅旗營在江北，其實已經進行過清理隱田的嘗試。
如馮國用出任懷遠縣令時，就曾以舊有田畝黃冊和丁口簿毀於戰火為由，宣布免費為田主更換蓋有新朝官印的地契，藉此機會重新登記土地，清查隱匿田產。
但實踐表明，效果並不理想，地方上的阻力重重，手段也更加隱蔽化。
孫炎強調需要「能吏」的觀點，確實切中要害。沒有堅定、精明且得到充分授權的執行者，任何良好的土地政策在基層都可能變形走樣，甚至適得其反。
這也正是石山心中雖有諸多土地制度改革的構想，卻不敢貿然推行的原因之一。
「伯融此言老成謀國，我定謹記於心。」
談完眼前的策略，孫炎又將目光投向紅旗營未來建國之後的大政方針。
他終究是生活在商品經濟相對發達的江南地區，思維並未局限於土地上，而是考慮到了更廣闊的財政來源。猶豫了片刻，孫炎謹慎地提出了另一個思路：
「歷代為解決國用不足的難題，除了直接在田賦口賦上做文章，便是實行『官山海』之策。各代具體內容或有增減，但整體趨勢是官府專營的品類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
元帥未來若從此處入手，深挖潛力，或可開闢財源，減輕對田賦的過度依賴。」
「官山海」又稱「管山海」，簡單來說就是主張由國家來控制和管理山林川澤等自然資源，特別是對鹽、鐵等重要物資實行國家專賣（官營）或徵收重稅，以此作為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支柱。
隨著歷代王朝從「官山海」政策中嘗到甜頭，官營產業的範圍不斷擴大，從鹽、鐵逐步擴展到酒、醋、茶、硯乃至海外貿易等多個有利可圖的行業。
到最後，基本上形成了一種「哪一行賺錢，朝廷就要插手哪一行」的趨勢。
即便到了石山穿越之前，這種國家控制關鍵經濟命脈的思想仍以各種形式存在，足見其有其歷史合理性和生命力。
可如果一個國家的財政收入過度依賴於「官山海」這類壟斷性官營經濟，就有些畸形了，容易抑制經濟活力，導致官商勾結、效率低下等諸多問題。從長遠看，並不利於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
毫無疑問，「官山海」是財政來源的重要方面，也是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後世都還在用，石山沒道理不用，甚至隨著新政權商品經濟快速發展，「官山海」範圍還會進一步擴大。
但眼下這種效率低下的盲目鋪攤子，只靠壟斷才能賺錢的經營理念，必須加以改變。他沉吟片刻，道：
「『官山海』之政，確是國家財用之一。但其利與弊，都比較明顯。我紅旗營尚未立國，此策言之過早，待我再好好考察一番。」
(本章完)
軍民攜手，共抗天災，在華夏悠久的歷史長河中並非孤例。
戰國時，孫臏就曾率領軍隊與高唐百姓一同應對特大旱災，掘井開渠，共渡難關。
洪水之患，尤甚於旱災，其來勢洶洶，瞬息萬變，破壞力極大，僅靠鬆散自發的民力，著實難以有效應對。官府若有可能，也會調用軍力抗災。
如北宋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蘇軾知徐州事，遭遇黃河決堤，洪水浩蕩，直逼徐州城牆，水位高達二丈八尺，城內百姓驚惶失措，準備棄城逃難。
蘇軾出面安撫百姓，組織軍民加固城牆，修築東南長堤，最終成功抵禦了洪水，保全了一城生靈。
不過，蘇軾身為徐州知州，肩負守土安民之責，且彼時洪水已經逼近城牆，若放任不管，待到牆倒城毀，則城中軍民和官吏無一能夠倖免，是不得不防。
且他只是挽救城中軍民，徐州城外已經受災的眾多鄉民，卻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救助因天災而流離失所的百姓，本是江寧官府的職責，與正全力攻城的起義軍沒有半點關係。
若是換成其他軍隊（包括官軍），在攻城期間遭遇連日大雨，非但不會救災，反而極有可能趁此「良機」，主動決堤，引洪水去衝擊敵方城牆，企圖水淹敵軍。
至於此舉是否會淹死城池內外成千上萬的無辜百姓，在他們眼中，只要能贏得戰爭勝利，便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經典戰例」。
但石山志在推翻視生民如草芥的暴元，首在爭取天下民心。堵住南河的決口，救助受災百姓的意義，遠勝於攻下一座城池。這是一場更為深刻的民心爭奪戰，其長遠價值，無可估量。
普通百姓見識有限，更稀罕雄踞七路三行省的石元帥挽起褲腿，與自己一同抬竹籠填缺口的傳奇經歷，這足以成為他們今後數十年津津樂道的談資，並在口耳相傳中，不斷加深對紅旗營的擁戴。
應夏煜之請前來協助救災的部分士紳，則畏懼石山撲得下身子，操弄民心的手段。這種軍隊與底層百姓緊密結合的恐怖力量，讓他們本能地感到不安。
而像孫炎這樣有遠見的真聰明人，則震撼於石元帥一聲令下，便能令麾下的驕兵悍將，瞬間轉化為與民共苦的抗災勇士。
這種如臂使指，令行禁止的恐怖組織力和號召力，恐怕也只有傳說中「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的岳家軍可以比擬。他們至此方才深刻理解，為何紅旗營能屢敗元廷大軍，並且越戰越強。
一支軍隊，一旦深深植根於百姓之中，廣泛獲得了民心所向的偉力，便能真正做到戰無不勝。
相比之下，看似龐大的蒙元帝國，其統治基礎早已腐朽不堪，在紅旗營面前如同朽木，一推即倒。縱使其再從北方調來再多軍隊，也無法阻擋石山攜民意而一統天下的步伐。
南河終究只是秦淮河的一條小支流，流量本就不大，決口的長度也有限。
在石山親自坐鎮指揮下，沿河士紳在威壓與感召下紛紛「踴躍」捐錢捐物，近萬軍民同心協力，揮汗如雨，僅用了一日時間，便成功合攏了決口，基本控制住了險情。
但石山並沒有立即返回軍營，而是帶著參與救災的士紳，深入受災最重的村落，挨家挨戶走訪。
石山向災民耐心詢問損失，並親自發放慰問糧，緊隨其後的醫護隊則發放明礬和藥材，宣講災後環境衛生和防疫常識。
石元帥日理萬機，放著近在咫尺的城池暫且不打，卻深入泥濘的鄉間走訪，其意圖不言自明——他要進一步收取人心，將這次抗災的政治效應最大化。
在場的士紳都是人精，豈能看不透這一點？但眼見紅旗營攻陷江寧之勢已不可逆轉，以後必定要仰石山鼻息，此時不表忠心，更待何時？
於是，眾士紳慷慨承諾願意承擔起後續賑濟災民，組織鄉民重建家園的社會義務，「略盡綿薄之力」。
一些頗有詩才的士紳更是當場吟詩作賦，或頌揚石元帥愛民如子、德行感天，或讚美軍民一心、共抗天災的壯舉，試圖以此博得石山青睞。
這些即興創作的詩詞，無論藝術水平高低，石山都令新任的宣曹掾夏煜一一認真記錄在案。
隨後，將其刊印成冊，配合紅旗營日益成熟的宣傳體系，在江南、江北各地廣泛流傳，讓石元帥的「仁義」之名進一步具象化。
這批應景之作中，也確實湧現出了一些情感真摯、藝術性較高的作品，得以流傳後世。
其中最為人稱道的，是號稱詩書畫三絕的江寧才子馬琬，目睹了軍民攜手抗災的宏大場面，心潮澎湃，回家後閉門謝客，耗時整整三日，潛心創作了一幅詩畫合璧的長卷，以記錄此等千古奇景。
畫中，石山元帥自然是核心人物，但其形象並未被過度神化，而是專注於指揮瞬間。
夏煜、孫炎等士紳也位列其中，長衫下擺沾滿了泥水，跟在石山身後，或協調物資，或參與搬運，與占畫面主體的短衣赤膊抗災軍民百姓融在一起，構成了一幅意外和諧的畫卷。
而畫面的角落處，馬琬還精心安排了兩個身穿元朝紫色官袍的身影——正是兵敗被俘的元廷江浙行省左丞左答納失里，以及此前因和談而被石山扣押的淮南行省參知政事趙璉。
二人衣冠依舊，卻面色灰敗，眼神空洞，失魂落魄地立於一旁，與周圍熱火朝天的抗災場景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充滿了象徵意味。
在這兩位元廷高官的遠方，青灰色的江寧城牆在朦朧雨幕中若隱若現。仔細看去，城牆垛口之間，似乎還有另一道模糊的紫袍身影正在眺望此地。
這並不是馬琬出於藝術想像的無端添加。
當日，元廷集慶路達魯花赤達尼達思確實就站在江寧城牆之上，親眼目睹了城外石山親率軍民抗災的震撼場面。他自然能看懂紅旗營抗災背後，那種蓬勃欲出的新生政權氣象。
反觀城內，人心惶惶的困境，這位蒙古貴族清晰意識到大勢已去，江寧城破只是時間問題。當場「心疾」發作，被隨從們慌亂地抬下城去，在城頭引起了一陣不小的騷動。
石山很快就通過斥候得知了城頭的混亂，但他並沒有趁機下令攻城。
一方面，因為當時雨勢未停，雲梯濕滑，城牆下的土地更是泥濘不堪，不利於大型攻城器械展開和士卒攀爬，強攻城池的代價太大。
另一方面，他深知，此次抗災行動對守城元軍心理上造成的「心靈震盪」，還需要時間進一步發酵和蔓延，讓其自行瓦解鬥志，效果遠勝於強攻。
兩日後，雨花台大營。
南河搶險事宜已告一段落，石山換上了一身乾爽的藍色棉布袍，終於能抽出空來，在自己的帥帳內單獨接見新近前來投效的句容士子孫炎。
帳內燭火通明，映照著兩人沉靜而專注的面容。
經過抗災前線兩日的近距離接觸和觀察，孫炎對石山的施政理念和行事風格有了更為立體的了解。他深知機會難得，一開口便直指核心，切入石山最為關心的根本政策問題：
「元帥，在下以為，元政之失，其首不在苛暴，而在寬縱失度，綱紀廢弛！」
蒙元是異族政權不假，但平心而論，其諸般政策還真不比有些朝代更苛暴。至少在經濟政策上，要比宋時寬鬆很多，在元廷治下做士紳，不要太舒服。
石山聞言，目光微凝，身體微微前傾，肅然抬手道：
「伯融，還請細細道來。」
孫炎深吸一口氣，整理思緒，繼續闡述：
「上古之時，大禹合眾部落之力，治黃河以歸海，方有國家。其後歷代治國，莫不講究均賦役以安黎庶，築城戍以御外侮，勸農桑、興水利以弭天災。禮法並施，德刑相輔，乃為社稷穩固之根本。」
孫炎的這番話，自然帶有很強的時代局限性，但其核心思想——即國家需要有效組織起來，匯聚內部力量應對內外挑戰和自然災難。在石山看來，卻是切中要害的。
內安黎庶，外御強敵，對抗天災等等，都需要一個能夠有效整合社會力量的國家機器。
否則，疆域再遼闊，內部一盤散沙，成天忙於內耗，任何大事都做不成。
石山之所以決心觸動士紳階層的特權，走更為艱難的統一之路，並非出於對士紳的偏見，而是出於統合全國之力，應對未來更大挑戰的戰略需要。
他當即點頭表示認可，並引申道：
「合眾之力，方成強國。我近日看《戰國策》諸雄變法，其主旨皆在革除分封建制導致的國力分散，加強中央集權，富國強兵。
其中，秦國商鞅變法最為徹底，方能有效統合偏僻邊地之力，橫掃六合，一統天下。」
孫炎雖然思想相對開明，主張「禮法並施，德刑相輔」，並不完全拘泥於儒家德治單一套路，但終究深受傳統影響，講究禮法秩序與民本思想。
他見石山提起以嚴苛著稱的秦國變法，心中不免一緊，擔心石元帥過於看重效率和集權，而走入嚴刑峻法、刻薄寡恩的邪路，忙提醒道：
「《尚書》有雲『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秦雖借變法一統天下，然其政嚴苛少恩，視民如工具，終究根基不穩，二世而亡，此乃前車之鑑，不可不察啊！」
石山自然清楚秦朝速亡的深刻教訓，他雖強調集權和效率，卻對商鞅、韓非子那套極端的「馭民五術」（「弱民、貧民、疲民、辱民、愚民」）嗤之以鼻。
但這事沒必要詳細解釋，孫炎日後自然會從紅旗營的實際施政中看出二者的區別。
「伯融所慮甚是！」
石山擺出虛心受教的姿態，道：
「我紅旗營最重穩固根基，定不會效仿秦之暴政。這一點，你大可放心。」
孫炎也意識到剛才有些反應過激了，石元帥自起兵以來，最重民生疾苦，軍紀嚴明，所過之處秋毫無犯，又如何會重蹈秦朝覆轍？
想來是自己急於表現，又害怕將來擔上「引導主君誤入歧途」的罵名，才失了分寸。他連忙收斂心神，順勢捧了一句：
「元帥以蒼生為念，實乃天下萬民之福。」
緩和了一下氣氛後，孫炎便將話題拉回，繼續深入闡述自己的觀點，道：
「東漢明帝時期，王景主持治理黃河、汴渠，修築千里河堤，竟使黃河此後近千年無大改道，堪稱奇蹟。反觀當今蒙元，其疆域之廣袤，人口之眾多，都遠勝東漢，其國力本應遠超漢世。
然其治理黃河，非但未能惠民，反而致天下洶洶。」
說到這裡，孫炎稍作停頓，觀察了石山的反應，才拋出自己的核心結論：
「蒙元以異族入主中原，歧視我漢家兒郎，固然是天下大亂的重要誘因，卻非最根本癥結。蒙元立國已六十餘載，在其治理黃河之前，境內雖常有小規模叛亂，論數量和強度卻未超出歷朝同期。
其空有萬里疆域和億萬百姓，而朝廷權威不振，號令不行於地方，豪強坐大，國力衰微，無法有效統合舉國之力辦大事，此『國力虛耗』與『組織無能』之弊，方是動搖其國本的根源！」
說完這番「政治不正確」的言論，孫炎不禁有些緊張地看著石山，手心微微冒汗。
他這是兵行險著。畢竟，紅旗營高舉「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旗幟，民族矛盾是最鮮明，最直接的號召。
孫炎此刻卻試圖論證蒙元大亂的根本原因並非簡單的「異族統治」，而是其國家治理能力的系統性失敗，這無異於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反元起義的民族正義性，冒著不小的風險。
不過，他敢這麼說，也是基於對石山過往施政方針的深入研究。
他敏銳察覺到石元帥的關注點，似乎更側重於社會階層的鬥爭（如抑制豪強、均平賦役），以及對國家整體組織力和資源調配能力的重塑，其思考深度似乎超越了單純的蒙漢鬥爭範疇。
孫炎賭的就是石山需要更深層次的理論，來指導未來的政權建設，而不僅僅滿足驅逐胡虜。
沒辦法，誰叫他既無功名，又有殘疾，而石元帥根基已固，早有成熟的治政班底，若不劍走偏鋒，只靠「得士紳而得天下」之類的老套說辭，如何能博得元帥的信重？
其實，從孫炎說出「元政之失，首在寬縱」這句話，石山就大致把握住了他想表達的方向。
而這，也確實是石山想要的理論。革除元朝積弊，建設一個新政權，不能只靠煽動民族對立情緒和反覆興大獄，必須有更清晰、更深刻的指導思想來支撐系統的社會改革。
雖然紅旗營尚未建國，不宜現在就公然提出「元政失於寬縱」這等可能會嚇跑許多中間派甚至自己陣營內部分人的「暴論」。
但孫炎能敏銳地意識到這一點，還敢冒著被天下士紳口誅筆伐的風險向自己進言，這份見識和勇氣，在石山看來已是極為難能可貴。
「說得好！鞭辟入裡！」
石山眼中露出讚賞之色，頷首贊道：
「伯融此言，深得我心。國家財賦，取之於民，用之於關乎國計民生的公共事務。國防戍邊、朝廷運轉、賑濟災荒、興修水利、創辦學校、修築道路、普及醫療等等，無不需要強大的財力物力支撐。
欲辦好這些大事，就必須革除蒙元這種號令不行、綱紀廢弛、豪強分割國力的弊病！
伯融既見於此，對於未來施政，可有更為具體的方略構思？」
「公共事務」這個詞雖略顯新穎，但其含義不難理解。在孫炎的傳統觀念里，政權的首要任務自然是維繫自身的存在，公共事務更多是維穩基礎上的順帶之舉，或者說是妝點「仁政」的體現。
就如同士紳理論上也有關心鄉梓，參與地方公共事務的責任，但其前提是維護其自身的超然地位和社會結構穩定。不過，這種大實話此刻自然不能宣之於口。
他略一思索，答道：
「在下以為，元帥當前正處於奪取天下的關鍵時期，一切策略自當以爭取人心為要。蒙元近年橫徵暴斂，苛捐雜稅多如牛毛，民間實則怨聲載道，苦不堪言。
紅旗營所到之處，推行『正稅免捐』，此舉有力減輕了士紳與百姓的負擔，大得人心。若能持之以恆，假以時日，收取天下民心並非難事。」
天下大亂之際，生存與安全是百姓的第一需求。紅旗營不僅能提供亂世中最寶貴的秩序和安全，還能適當減輕賦稅負擔，自然能贏得廣泛擁護。
石山見孫炎獻策雖然比較激進，具體施政建議上卻顯得穩重而務實，心中更加欣喜，肯定道：
「這是自然！『正稅免捐』，安撫百姓，乃紅旗營既定之策，絕不會動搖，必當堅持下去！」
孫炎畢竟沒有從政經驗，對於如何具體治理國家，所能給出的建議相對還是比較空泛。
但他深知士紳階層之所以難以治理，在於其掌握了土地財富、人力（依附宗族的大量平民）和話語權（文化權威）這三大優勢。
後兩者因涉及宗族根基，短期內難以觸動，但從土地財富入手，清理多年積累的田賦積弊，不僅符合曆代「依法治賦」的舊制，也能快速見效，彰顯新政權的權威。他接著建議道：
「蒙元吏治敗壞，地方官紳勾結，豪強大多隱田轉稅，使小民不堪重負。若能下大決心清理隱田，均平賦役，必能做到『民不增賦而國用足』。只是，」
他話鋒一轉，強調其中的難點，道：
「辦理此事，首重人才。須有精通錢糧刑名、熟知地方情弊且敢得罪人的得力幹吏去推行，否則善政也會擱置、歪曲，動輒激起民變。當選一二試點，謹慎行之，待取得成效後，再徐徐圖之。」
紅旗營在江北，其實已經進行過清理隱田的嘗試。
如馮國用出任懷遠縣令時，就曾以舊有田畝黃冊和丁口簿毀於戰火為由，宣布免費為田主更換蓋有新朝官印的地契，藉此機會重新登記土地，清查隱匿田產。
但實踐表明，效果並不理想，地方上的阻力重重，手段也更加隱蔽化。
孫炎強調需要「能吏」的觀點，確實切中要害。沒有堅定、精明且得到充分授權的執行者，任何良好的土地政策在基層都可能變形走樣，甚至適得其反。
這也正是石山心中雖有諸多土地制度改革的構想，卻不敢貿然推行的原因之一。
「伯融此言老成謀國，我定謹記於心。」
談完眼前的策略，孫炎又將目光投向紅旗營未來建國之後的大政方針。
他終究是生活在商品經濟相對發達的江南地區，思維並未局限於土地上，而是考慮到了更廣闊的財政來源。猶豫了片刻，孫炎謹慎地提出了另一個思路：
「歷代為解決國用不足的難題，除了直接在田賦口賦上做文章，便是實行『官山海』之策。各代具體內容或有增減，但整體趨勢是官府專營的品類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
元帥未來若從此處入手，深挖潛力，或可開闢財源，減輕對田賦的過度依賴。」
「官山海」又稱「管山海」，簡單來說就是主張由國家來控制和管理山林川澤等自然資源，特別是對鹽、鐵等重要物資實行國家專賣（官營）或徵收重稅，以此作為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支柱。
隨著歷代王朝從「官山海」政策中嘗到甜頭，官營產業的範圍不斷擴大，從鹽、鐵逐步擴展到酒、醋、茶、硯乃至海外貿易等多個有利可圖的行業。
到最後，基本上形成了一種「哪一行賺錢，朝廷就要插手哪一行」的趨勢。
即便到了石山穿越之前，這種國家控制關鍵經濟命脈的思想仍以各種形式存在，足見其有其歷史合理性和生命力。
可如果一個國家的財政收入過度依賴於「官山海」這類壟斷性官營經濟，就有些畸形了，容易抑制經濟活力，導致官商勾結、效率低下等諸多問題。從長遠看，並不利於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
毫無疑問，「官山海」是財政來源的重要方面，也是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後世都還在用，石山沒道理不用，甚至隨著新政權商品經濟快速發展，「官山海」範圍還會進一步擴大。
但眼下這種效率低下的盲目鋪攤子，只靠壟斷才能賺錢的經營理念，必須加以改變。他沉吟片刻，道：
「『官山海』之政，確是國家財用之一。但其利與弊，都比較明顯。我紅旗營尚未立國，此策言之過早，待我再好好考察一番。」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