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6章 龍崎真同學你在嗎
安田講堂的內部比外面看起來更大。
穹頂是木結構的，一根根深褐色的肋梁從兩側牆壁向上延伸，在最高處交匯成一個拱形。
那些肋梁已經在那裡撐了將近一個世紀，木頭表面有一層歲月積累下來的暗沉光澤，不是漆，是被無數場演講、無數個雨季、無數人的呼吸慢慢浸潤出來的顏色。
陽光透過側面高處的拱窗照進來，在講台上投下幾塊被窗欞切割過的光斑。
空氣里的細塵在那幾塊光里慢慢地浮著，像是在進行一場只屬於它們自己的、不需要觀眾的儀式。
龍崎真從側門進去的時候，講堂里已經坐了大半。
新生們按照班級劃分區域，從前往後坐，前排還空著幾排座位。
沒人願意坐第一排，這是所有大學所有年級所有國家的共同默契。
他在最後一排靠走道的位置坐下。
椅子是木頭的，坐面被無數屆學生磨得光滑發亮，靠背上刻著一些看不清年份的塗鴉。
有人用原子筆寫了一個很模糊的「早く帰りたい」，字跡已經褪成很淺的藍色。
台上擺著一排長桌，鋪著深紅色的絨布，桌布邊緣垂下來，在燈光下泛著一種沉沉的暗光。
長桌後面坐著幾個人。
最左邊是橘美和，她面前攤著一份文件，手裡拿著一支鋼筆，筆帽還沒拔開，似乎在等什麼重要的時刻才準備開始記錄。
她旁邊是幾個系裡的老教授，都穿著深色西裝，領帶系得很緊。
最右邊是法學部部長，一個頭髮全白但腰板很直的老人，正在低頭看一份講稿，嘴唇微微翕動著，大概是在默念。
長桌正中間的位置空著。
座位前放著一隻麥克風，麥克風的金屬網罩上沒有任何指印，是新的，或者被仔細擦拭過。
他找這個位置是習慣。最後一排，靠走道，能看到所有人的後腦勺，能看到每一扇門的開關，能在需要離開的時候用最快的速度站起來，不用跟任何人說「借過」。
這個習慣是在鈴蘭養成的——鈴蘭的教室後排靠窗是王座。
東大沒有王座，只有硬邦邦的木頭椅子。
他的目光在空著的那個座位上停了一下。正中間，麥克風正對著，椅背比旁邊的稍微高一點，扶手上搭著一塊深紅色的絨布。
法學部部長每隔十幾秒就朝講台側面的小門看一眼，那個動作很輕，只是眼珠轉一下，如果不是刻意觀察根本不會注意。
但龍崎真注意到了。
老人不是在等，是在確認——確認那個人已經到了，確認那個人在門後準備好了，確認自己不會在介紹的時候念錯名字。
他靠在椅背上，把手臂搭在旁邊的空椅子上。
前面幾排有個男生在打哈欠，嘴張到一半被旁邊的同學捅了一下，硬生生收回去，憋得眼淚都快出來了。
再往前兩排，有個女生正對著手機前置攝像頭理劉海，手指把碎發往耳後別了三次，每次都別不住。
她旁邊的人在小聲討論什麼——「聽說這個名譽校友來頭不小，我爸說她在財務省那邊都能說得上話」，另一個說「那又怎樣，還不是來給我們做講座」。
九點五十八分。
講台側面的小門開了。
不是推開的，是被一個人從裡面拉開的。
門打開的時候鉸鏈發出一聲很細的摩擦音，那個聲音還沒有完全消散，九條玲子已經站在講台上了。
她今天穿的是一身藏藍色的套裝。
不是那種很誇張的高級定製，但面料在燈光下有一種很沉穩的光澤，是上等羊毛混絲才會有的質感。
裙子長度剛好過膝，領口別著一枚很小的珍珠胸針，珍珠是白色的，不大，但光澤很潤很柔。
頭髮盤在腦後，盤得很整潔，但不是那種每一絲每一毫都固定得死死的整潔——鬢角留了一兩縷很短的碎發，垂在耳側。
臉上有妝，不濃，遮住了這個年紀該有的細紋和瑕疵，但沒遮住眼睛。
她的眼睛很好看，很亮，睫毛長而密，眼尾微微上挑，是那種年輕時候一定被人說過很多次「你眼睛真好看」的眼睛。
嘴角帶著一點弧度，不是刻意做出來的微笑，是那種習慣了在任何場合都讓旁邊的人覺得被尊重、被傾聽、被重視的表情。
龍崎真把手臂從旁邊椅子上放下來。
他聽過這個女人一次——在八岐猛嘴裡。
八岐猛說她二十多年前嫁給九條正宗，娘家是京都的花山院，從江戶時代就是御用商人。
當時他腦子裡勾勒出來的形象和眼前台上這個女人完全不一樣。
不是長相——他沒想過她的長相。
是氣質。
八岐猛嘴裡那個「打三個電話就能讓一個幫派從歌舞伎町蒸發」的女人，和此刻台上這個笑得像所有新生的溫柔學姐一樣的女人，是同一個嗎。
他盯著她的臉看了幾秒。
然後想起了九世梨花子。
兩個女人年紀差不多。
九世梨花子也是四十出頭，也保養得很好，也喜歡穿這種剪裁利落的套裝，也有這種在社交場合滴水不漏的笑容。
但她們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
他想了幾秒。
九世梨花子是野路子出身，她的風情是帶著煙火氣的——像深夜居酒屋裡老闆娘給你燙的那壺酒，熱騰騰的，有點燙手，但喝進去很暖。
而台上這個女人，她的風情是冷的。
不是那種拒人千里的冷，是那種你明明離她只有五米，卻覺得她住在另一座城市最高那棟樓的頂層套房裡，窗戶關著，窗簾拉了一半，你看得到燈光但看不到人。
九世梨花子的貴氣是後來學的，學得很像，但終究是學的——就像一個很用功的演員，台詞背得滾瓜爛熟，每一個停頓都踩得很準，但偶爾在不該笑的時候眼角會先彎一下。
而台上這個女人的貴氣是天生的，從她會說話那天起就在接受這種訓練，不需要刻意表現也不需要刻意掩飾。
兩種貴氣，一個是浸進去的，一個是滲出來的。
想到這裡他發現一件事。
他想梨花子了。
梨花子現在還在戶亞留，替他看著城東那一攤子事。
九龍集團倒台之後城東的資產整合還差最後一口氣，那些老派的合作方只認梨花子的臉，換任何人去都不好使。
她是他最好的秘書——不是指端茶倒水那種秘書，是真正能替他管家、替他管錢、替他在那些老狐狸面前周旋的人。
來東京之前他猶豫過要不要帶她。
最後還是把她留下了。
不是不想帶，是城東還沒穩，得有人守著。
等那邊穩下來，這邊也站穩了，他打算把她接過來。
「各位新同學，上午好。」
九條玲子開口了。
麥克風把她的聲音送到講堂的每一個角落。
她的音色比想像中更柔和，不是那種拿腔拿調的演講腔，更像是在跟一個很久沒見的後輩聊天。
「我是九條玲子。二十五年前，我和你們一樣坐在下面。當時我坐的是第三排——那時候安田講堂的椅子還沒換，坐上去會吱嘎吱嘎響。每次校長講話講到一半，稍微動一下，周圍十幾個人都會轉頭看你。所以我練就了一個本領，一動不動坐兩個小時，現在也還能做到。」
台下有人輕聲笑了。
不是那種敷衍的禮貌性笑聲，是真的覺得有意思。
前排那個剛才在理劉海的女生笑得最大聲，旁邊那個說「那又怎樣」的男生也跟著笑了。
她講了大概十五分鐘。
講她當年在東大怎麼熬夜寫論文——法學部的圖書館晚上十點關門，她就抱著書和筆記本去二十四小時營業的咖啡廳，點一杯最便宜的美式咖啡，在角落裡一直寫到天亮。
那時候沒有筆記本電腦，所有的論文都是手寫的，寫錯了不能用退格鍵，只能用修正液一點一點塗掉，等修正液幹了再往上寫。
有一次她寫到凌晨三點，修正液用完了，跑到便利店買，店員是個比她大不了幾歲的打工學生，看到她手裡的法學教材，問了她一句「你是東大法學部的？」，她說「是」，那個人說「我考了三年沒考上。」
講到這裡她停了一下，目光在台下掃過。
「那天晚上我回到咖啡廳，看著桌上那疊改得亂七八糟的稿紙，忽然覺得很幸運。不是因為我考上了他沒考上——是因為我突然明白，能坐在這裡熬夜寫論文，本身就是一種特權。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比你更努力，只是沒有機會坐進這間教室。」
台下安靜了幾秒。
不是那種尷尬的沉默，是某種東西正在空氣里慢慢沉澱——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從手機屏幕、指甲、窗外的銀杏樹上收了回來，落在台上這個女人身上。
然後她講到了她丈夫。
九條正宗，比她高兩屆，當時是法學部模擬法庭的冠軍。
她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在圖書館的借閱卡上，那張借閱卡夾在一本明治年間的判例集裡，上面寫滿了借閱人的名字，每個名字旁邊都標註了借閱日期。
她是那本判例集的最後一個借閱人，倒數第二個是「九條正宗」，日期比她早了兩年。
她記得他的字寫得不太好，橫不平豎不直，用力很重，紙的背面都能摸到凹凸。
她在心裡想過這個借書人是誰，字寫得這麼難看，還好意思在判例集上簽名。
後來他們在一次模擬法庭上認識。
他當控方她當辯方。
她輸了。
輸了之後在走廊里攔著他不讓走，說你再陪我練一局。
他答應了。
後來練了很多局。
再後來就在一起了。
「所以各位，」她微微提高了音量，目光從左邊掃到右邊，像是在對每一個人單獨說話，「請珍惜你身邊坐著的每一個人。你左邊那個借你筆記的同學，可能是你未來的合作夥伴；你右邊那個跟你一起抱怨食堂難吃的同學，可能是你未來的伴郎伴娘。東大給你們最好的東西，不是學位，是這些人。」
掌聲響起來的時候，龍崎真也跟著拍了兩下。
他的手掌碰到一起發出的聲音很輕，沒有特別用力。
他在想這個女人剛才說的那些話。
不是在想她講的內容——熬夜寫論文、圖書館借閱卡、模擬法庭，這些東西跟他的人生幾乎沒有交集。
他在想的是：她講的那些話里，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挑出來給人看的。
她講到她丈夫字寫得難看的時候，眼角那點很細的笑紋是真的。
講到輸了模擬法庭在走廊里攔著他不讓走的時候，她笑了一下，那個笑里有某種很年輕的、還沒被二十多年婚姻磨掉的東西。
不只是懷念——更像是一個人在翻舊相冊的時候，對著某張發黃的照片忽然意識到，原來自己曾經那麼喜歡過一個人。
龍崎真覺得那個瞬間的九條玲子是真的。
但她從頭到尾沒有提過她丈夫出軌的事。
沒有提過他們的婚姻變成了一台利益機器，兩個人在同一張餐桌上吃飯卻不說一句話。
沒有提過她這些年替九條家清理的那些髒活。
沒有提過赤鬼眾。
沒有提過一個叫八岐猛的人昨天還是她的黑手套，今天已經被他送上了去戶亞留的車。
她只是把那些年輕的、乾淨的、值得被記住的片段挑出來，串在一起，像在編一條珍珠項鍊。
那些珍珠是真的。
但串起珍珠的線——那條把九條玲子和九條正宗綁在一起、把花山院家和九條家綁在一起、把她二十三年婚姻里所有不能說也不敢說的東西都牢牢箍住的線——她沒有讓任何人看到。
龍崎真放下手掌，把手臂重新搭在旁邊空椅子的靠背上。
法學部部長站起來接過了話筒。
他先是說了一連串感謝的話——感謝九條女士百忙之中蒞臨，感謝她對母校法學部的一貫支持，提到她設立的那筆獎學金已經資助了四十七個學生，提到她每年秋天都會回來給新生做這場演講，二十年來只缺席過兩次。
一次是因為她生兒子，產後恢復期間還在病房裡批改了所有獎學金申請材料。
一次是因為她丈夫競選最關鍵的那幾天，她必須站在競選車上面向路人鞠躬，每天鞠上千次，鞠到腰椎出了問題，在理療床上躺了兩個月。
部長把這些事情說得很具體，每一條都有確切的年份和數字，像是提前做過很認真的功課，也像是這些事本來就值得被認真對待。
部長講完，把話筒遞還給九條玲子。
這是慣例——名譽校友的演講結束後，部長致謝並宣布進入最後的互動環節。
互動環節通常很短，兩三句話收尾，然後全場鼓掌散場。
九條玲子接過話筒，台下已經開始有人收拾書包了，拉鏈拉開的聲音從後排往前排傳，像一陣很細的波浪。
她看著台下，微笑著等了幾秒鐘，等那些拉鏈聲停下來。
「在座的各位同學，都是通過了最嚴苛的選拔才坐在這裡的。每一個人都是人中龍鳳，這一點無需置疑。」
她把尾音拖長了一點，目光在台下緩緩掃過，像是在找什麼人。
「不過——今年法學部有一位新生，他在入學之前就已經做了一件足以讓整個東大為他驕傲的事。」
台下安靜了一瞬。
剛才還在收拾書包的人停了手。
前排那個理劉海的女生轉過頭小聲問旁邊的人「她說的是誰，你認識嗎」，旁邊的男生搖頭。
「最近有一件事上了全國新聞。一架民航客機被歹徒劫持，兩名飛行員在搏鬥中犧牲，飛機在失去控制的狀態下由一名乘客成功迫降。這名乘客，據當時的新聞報導，是一位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白色的上衣。牛仔褲。帆布鞋。」
前排那個理劉海的女生嘴張開又合上，合上又張開，用手捂住了嘴。
她的眼睛瞪得很大，轉頭看後排的人，後排的人也在看她，兩個人的表情一模一樣——像是在說「不會是我們學校的吧」。
九條玲子停了一下，把目光從台下收回來，落在面前那張長桌的某個點上，像是在確認一個已經知道但還是想再念一遍的名字。
「他今年九月剛入學，法學部一年級。那天他從戶亞留坐飛機來東京——就是那架被他救下來的飛機。很巧的是，這件事發生之後校方才發現——他是我們的新生。」
她的目光越過前排的學生，落在最後一排靠走道的位置上。
「龍崎真同學，你在嗎。」
穹頂是木結構的，一根根深褐色的肋梁從兩側牆壁向上延伸，在最高處交匯成一個拱形。
那些肋梁已經在那裡撐了將近一個世紀，木頭表面有一層歲月積累下來的暗沉光澤，不是漆，是被無數場演講、無數個雨季、無數人的呼吸慢慢浸潤出來的顏色。
陽光透過側面高處的拱窗照進來，在講台上投下幾塊被窗欞切割過的光斑。
空氣里的細塵在那幾塊光里慢慢地浮著，像是在進行一場只屬於它們自己的、不需要觀眾的儀式。
龍崎真從側門進去的時候，講堂里已經坐了大半。
新生們按照班級劃分區域，從前往後坐，前排還空著幾排座位。
沒人願意坐第一排，這是所有大學所有年級所有國家的共同默契。
他在最後一排靠走道的位置坐下。
椅子是木頭的，坐面被無數屆學生磨得光滑發亮，靠背上刻著一些看不清年份的塗鴉。
有人用原子筆寫了一個很模糊的「早く帰りたい」，字跡已經褪成很淺的藍色。
台上擺著一排長桌，鋪著深紅色的絨布，桌布邊緣垂下來，在燈光下泛著一種沉沉的暗光。
長桌後面坐著幾個人。
最左邊是橘美和，她面前攤著一份文件，手裡拿著一支鋼筆，筆帽還沒拔開，似乎在等什麼重要的時刻才準備開始記錄。
她旁邊是幾個系裡的老教授，都穿著深色西裝，領帶系得很緊。
最右邊是法學部部長，一個頭髮全白但腰板很直的老人，正在低頭看一份講稿，嘴唇微微翕動著，大概是在默念。
長桌正中間的位置空著。
座位前放著一隻麥克風，麥克風的金屬網罩上沒有任何指印，是新的，或者被仔細擦拭過。
他找這個位置是習慣。最後一排，靠走道，能看到所有人的後腦勺，能看到每一扇門的開關，能在需要離開的時候用最快的速度站起來，不用跟任何人說「借過」。
這個習慣是在鈴蘭養成的——鈴蘭的教室後排靠窗是王座。
東大沒有王座，只有硬邦邦的木頭椅子。
他的目光在空著的那個座位上停了一下。正中間，麥克風正對著，椅背比旁邊的稍微高一點，扶手上搭著一塊深紅色的絨布。
法學部部長每隔十幾秒就朝講台側面的小門看一眼，那個動作很輕，只是眼珠轉一下，如果不是刻意觀察根本不會注意。
但龍崎真注意到了。
老人不是在等，是在確認——確認那個人已經到了，確認那個人在門後準備好了，確認自己不會在介紹的時候念錯名字。
他靠在椅背上，把手臂搭在旁邊的空椅子上。
前面幾排有個男生在打哈欠，嘴張到一半被旁邊的同學捅了一下，硬生生收回去，憋得眼淚都快出來了。
再往前兩排，有個女生正對著手機前置攝像頭理劉海，手指把碎發往耳後別了三次，每次都別不住。
她旁邊的人在小聲討論什麼——「聽說這個名譽校友來頭不小，我爸說她在財務省那邊都能說得上話」，另一個說「那又怎樣，還不是來給我們做講座」。
九點五十八分。
講台側面的小門開了。
不是推開的，是被一個人從裡面拉開的。
門打開的時候鉸鏈發出一聲很細的摩擦音，那個聲音還沒有完全消散，九條玲子已經站在講台上了。
她今天穿的是一身藏藍色的套裝。
不是那種很誇張的高級定製，但面料在燈光下有一種很沉穩的光澤，是上等羊毛混絲才會有的質感。
裙子長度剛好過膝，領口別著一枚很小的珍珠胸針，珍珠是白色的，不大，但光澤很潤很柔。
頭髮盤在腦後，盤得很整潔，但不是那種每一絲每一毫都固定得死死的整潔——鬢角留了一兩縷很短的碎發，垂在耳側。
臉上有妝，不濃，遮住了這個年紀該有的細紋和瑕疵，但沒遮住眼睛。
她的眼睛很好看，很亮，睫毛長而密，眼尾微微上挑，是那種年輕時候一定被人說過很多次「你眼睛真好看」的眼睛。
嘴角帶著一點弧度，不是刻意做出來的微笑，是那種習慣了在任何場合都讓旁邊的人覺得被尊重、被傾聽、被重視的表情。
龍崎真把手臂從旁邊椅子上放下來。
他聽過這個女人一次——在八岐猛嘴裡。
八岐猛說她二十多年前嫁給九條正宗，娘家是京都的花山院，從江戶時代就是御用商人。
當時他腦子裡勾勒出來的形象和眼前台上這個女人完全不一樣。
不是長相——他沒想過她的長相。
是氣質。
八岐猛嘴裡那個「打三個電話就能讓一個幫派從歌舞伎町蒸發」的女人，和此刻台上這個笑得像所有新生的溫柔學姐一樣的女人，是同一個嗎。
他盯著她的臉看了幾秒。
然後想起了九世梨花子。
兩個女人年紀差不多。
九世梨花子也是四十出頭，也保養得很好，也喜歡穿這種剪裁利落的套裝，也有這種在社交場合滴水不漏的笑容。
但她們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
他想了幾秒。
九世梨花子是野路子出身，她的風情是帶著煙火氣的——像深夜居酒屋裡老闆娘給你燙的那壺酒，熱騰騰的，有點燙手，但喝進去很暖。
而台上這個女人，她的風情是冷的。
不是那種拒人千里的冷，是那種你明明離她只有五米，卻覺得她住在另一座城市最高那棟樓的頂層套房裡，窗戶關著，窗簾拉了一半，你看得到燈光但看不到人。
九世梨花子的貴氣是後來學的，學得很像，但終究是學的——就像一個很用功的演員，台詞背得滾瓜爛熟，每一個停頓都踩得很準，但偶爾在不該笑的時候眼角會先彎一下。
而台上這個女人的貴氣是天生的，從她會說話那天起就在接受這種訓練，不需要刻意表現也不需要刻意掩飾。
兩種貴氣，一個是浸進去的，一個是滲出來的。
想到這裡他發現一件事。
他想梨花子了。
梨花子現在還在戶亞留，替他看著城東那一攤子事。
九龍集團倒台之後城東的資產整合還差最後一口氣，那些老派的合作方只認梨花子的臉，換任何人去都不好使。
她是他最好的秘書——不是指端茶倒水那種秘書，是真正能替他管家、替他管錢、替他在那些老狐狸面前周旋的人。
來東京之前他猶豫過要不要帶她。
最後還是把她留下了。
不是不想帶，是城東還沒穩，得有人守著。
等那邊穩下來，這邊也站穩了，他打算把她接過來。
「各位新同學，上午好。」
九條玲子開口了。
麥克風把她的聲音送到講堂的每一個角落。
她的音色比想像中更柔和，不是那種拿腔拿調的演講腔，更像是在跟一個很久沒見的後輩聊天。
「我是九條玲子。二十五年前，我和你們一樣坐在下面。當時我坐的是第三排——那時候安田講堂的椅子還沒換，坐上去會吱嘎吱嘎響。每次校長講話講到一半，稍微動一下，周圍十幾個人都會轉頭看你。所以我練就了一個本領，一動不動坐兩個小時，現在也還能做到。」
台下有人輕聲笑了。
不是那種敷衍的禮貌性笑聲，是真的覺得有意思。
前排那個剛才在理劉海的女生笑得最大聲，旁邊那個說「那又怎樣」的男生也跟著笑了。
她講了大概十五分鐘。
講她當年在東大怎麼熬夜寫論文——法學部的圖書館晚上十點關門，她就抱著書和筆記本去二十四小時營業的咖啡廳，點一杯最便宜的美式咖啡，在角落裡一直寫到天亮。
那時候沒有筆記本電腦，所有的論文都是手寫的，寫錯了不能用退格鍵，只能用修正液一點一點塗掉，等修正液幹了再往上寫。
有一次她寫到凌晨三點，修正液用完了，跑到便利店買，店員是個比她大不了幾歲的打工學生，看到她手裡的法學教材，問了她一句「你是東大法學部的？」，她說「是」，那個人說「我考了三年沒考上。」
講到這裡她停了一下，目光在台下掃過。
「那天晚上我回到咖啡廳，看著桌上那疊改得亂七八糟的稿紙，忽然覺得很幸運。不是因為我考上了他沒考上——是因為我突然明白，能坐在這裡熬夜寫論文，本身就是一種特權。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比你更努力，只是沒有機會坐進這間教室。」
台下安靜了幾秒。
不是那種尷尬的沉默，是某種東西正在空氣里慢慢沉澱——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從手機屏幕、指甲、窗外的銀杏樹上收了回來，落在台上這個女人身上。
然後她講到了她丈夫。
九條正宗，比她高兩屆，當時是法學部模擬法庭的冠軍。
她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在圖書館的借閱卡上，那張借閱卡夾在一本明治年間的判例集裡，上面寫滿了借閱人的名字，每個名字旁邊都標註了借閱日期。
她是那本判例集的最後一個借閱人，倒數第二個是「九條正宗」，日期比她早了兩年。
她記得他的字寫得不太好，橫不平豎不直，用力很重，紙的背面都能摸到凹凸。
她在心裡想過這個借書人是誰，字寫得這麼難看，還好意思在判例集上簽名。
後來他們在一次模擬法庭上認識。
他當控方她當辯方。
她輸了。
輸了之後在走廊里攔著他不讓走，說你再陪我練一局。
他答應了。
後來練了很多局。
再後來就在一起了。
「所以各位，」她微微提高了音量，目光從左邊掃到右邊，像是在對每一個人單獨說話，「請珍惜你身邊坐著的每一個人。你左邊那個借你筆記的同學，可能是你未來的合作夥伴；你右邊那個跟你一起抱怨食堂難吃的同學，可能是你未來的伴郎伴娘。東大給你們最好的東西，不是學位，是這些人。」
掌聲響起來的時候，龍崎真也跟著拍了兩下。
他的手掌碰到一起發出的聲音很輕，沒有特別用力。
他在想這個女人剛才說的那些話。
不是在想她講的內容——熬夜寫論文、圖書館借閱卡、模擬法庭，這些東西跟他的人生幾乎沒有交集。
他在想的是：她講的那些話里，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挑出來給人看的。
她講到她丈夫字寫得難看的時候，眼角那點很細的笑紋是真的。
講到輸了模擬法庭在走廊里攔著他不讓走的時候，她笑了一下，那個笑里有某種很年輕的、還沒被二十多年婚姻磨掉的東西。
不只是懷念——更像是一個人在翻舊相冊的時候，對著某張發黃的照片忽然意識到，原來自己曾經那麼喜歡過一個人。
龍崎真覺得那個瞬間的九條玲子是真的。
但她從頭到尾沒有提過她丈夫出軌的事。
沒有提過他們的婚姻變成了一台利益機器，兩個人在同一張餐桌上吃飯卻不說一句話。
沒有提過她這些年替九條家清理的那些髒活。
沒有提過赤鬼眾。
沒有提過一個叫八岐猛的人昨天還是她的黑手套，今天已經被他送上了去戶亞留的車。
她只是把那些年輕的、乾淨的、值得被記住的片段挑出來，串在一起，像在編一條珍珠項鍊。
那些珍珠是真的。
但串起珍珠的線——那條把九條玲子和九條正宗綁在一起、把花山院家和九條家綁在一起、把她二十三年婚姻里所有不能說也不敢說的東西都牢牢箍住的線——她沒有讓任何人看到。
龍崎真放下手掌，把手臂重新搭在旁邊空椅子的靠背上。
法學部部長站起來接過了話筒。
他先是說了一連串感謝的話——感謝九條女士百忙之中蒞臨，感謝她對母校法學部的一貫支持，提到她設立的那筆獎學金已經資助了四十七個學生，提到她每年秋天都會回來給新生做這場演講，二十年來只缺席過兩次。
一次是因為她生兒子，產後恢復期間還在病房裡批改了所有獎學金申請材料。
一次是因為她丈夫競選最關鍵的那幾天，她必須站在競選車上面向路人鞠躬，每天鞠上千次，鞠到腰椎出了問題，在理療床上躺了兩個月。
部長把這些事情說得很具體，每一條都有確切的年份和數字，像是提前做過很認真的功課，也像是這些事本來就值得被認真對待。
部長講完，把話筒遞還給九條玲子。
這是慣例——名譽校友的演講結束後，部長致謝並宣布進入最後的互動環節。
互動環節通常很短，兩三句話收尾，然後全場鼓掌散場。
九條玲子接過話筒，台下已經開始有人收拾書包了，拉鏈拉開的聲音從後排往前排傳，像一陣很細的波浪。
她看著台下，微笑著等了幾秒鐘，等那些拉鏈聲停下來。
「在座的各位同學，都是通過了最嚴苛的選拔才坐在這裡的。每一個人都是人中龍鳳，這一點無需置疑。」
她把尾音拖長了一點，目光在台下緩緩掃過，像是在找什麼人。
「不過——今年法學部有一位新生，他在入學之前就已經做了一件足以讓整個東大為他驕傲的事。」
台下安靜了一瞬。
剛才還在收拾書包的人停了手。
前排那個理劉海的女生轉過頭小聲問旁邊的人「她說的是誰，你認識嗎」，旁邊的男生搖頭。
「最近有一件事上了全國新聞。一架民航客機被歹徒劫持，兩名飛行員在搏鬥中犧牲，飛機在失去控制的狀態下由一名乘客成功迫降。這名乘客，據當時的新聞報導，是一位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白色的上衣。牛仔褲。帆布鞋。」
前排那個理劉海的女生嘴張開又合上，合上又張開，用手捂住了嘴。
她的眼睛瞪得很大，轉頭看後排的人，後排的人也在看她，兩個人的表情一模一樣——像是在說「不會是我們學校的吧」。
九條玲子停了一下，把目光從台下收回來，落在面前那張長桌的某個點上，像是在確認一個已經知道但還是想再念一遍的名字。
「他今年九月剛入學，法學部一年級。那天他從戶亞留坐飛機來東京——就是那架被他救下來的飛機。很巧的是，這件事發生之後校方才發現——他是我們的新生。」
她的目光越過前排的學生，落在最後一排靠走道的位置上。
「龍崎真同學，你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