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78章 瘋子才想做的事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
然後，安德魯說:「因為我相信，『場技術』是人類未來的關鍵。五角大樓放棄了它，但我不。我覺得，他們只是沒找對路。」
「那你覺得，路在哪裡?」
「在數學裡。」安德魯說，「在那些還沒有被發現的公式里。」
萊曼的心臟猛地跳了一下。
這句話，跟他自己的想法，一模一樣。
他沉默了很久。
然後，他說:「我需要想想。」
「當然。」安德魯說，「這是我的電話號碼。您想好了，隨時打給我。」
電話掛了。
萊曼坐在沙發上，盯著手裡的手機，盯了很久。
然後，他站起來，走進書房，從書架的最上層，拿出了一個落滿灰塵的筆記本。
那是他在五十一區工作時，偷偷記錄的筆記。裡面寫滿了公式、數據和實驗心得。按照規定，這些筆記應該在項目終止時全部銷毀，但他捨不得，偷偷帶了出來。
他翻開筆記本，看著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跡，手開始發抖。
那些公式，那些數據，那些實驗記錄——
它們是詛咒，也是寶藏。
那天晚上，萊曼沒有喝酒。
他坐在書桌前，翻著筆記本，一直翻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他撥通了那個號碼。
「我想好了。」他說。
「很好。」安德魯說，「明天下午三點，舊金山機場附近，有一家叫『藍鳥』的咖啡館。我們在那裡見面。」
「我怎麼認出你?」
「我會拿著一本《自然》雜誌。」
第二天下午，萊曼準時到了那家咖啡館。
那是一家很普通的店，藏在一條小巷子裡，招牌褪了色，門口擺著幾盆快要枯死的綠植。店裡只有三四張桌子，坐著一個戴鴨舌帽的老人，和一個抱著筆記本電腦的年輕人。
萊曼掃了一圈，目光落在了角落裡的一個男人身上。
那人三十出頭，穿著一件深藍色的西裝，沒有打領帶，手裡拿著一本《自然》雜誌。他的臉很普通，放在人群里絕對不會引人注目，但他的眼睛很特別——不是顏色，而是那種眼神，像獵鷹一樣，銳利，冷靜，帶著一種審視一切的從容。
「安德魯?」萊曼走過去。
那人抬起頭，笑了:「克勞福德博士。請坐。」
萊曼在他對面坐下。服務員走過來，他點了一杯黑咖啡。
「謝謝你願意見我。」安德魯說。
「我還沒決定要不要跟你合作。」萊曼說，「我只是想先聽聽，你到底想幹什麼。」
「很簡單。」安德魯說，「我想資助你建立一個實驗室，專門研究『場技術』的理論基礎。不做實驗，不做工程，只做純理論研究。數學推導，模型構建，理論框架。」
「不做實驗?」萊曼皺了皺眉，「沒有實驗驗證，理論有什麼用?」
「實驗可以以後再做。」安德魯說，「但理論必須先搞清楚。五角大樓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他們太著急了，理論還沒完善就急著搞應用。結果呢?死了二十一個人，項目被砍，幾百億美元打了水漂。」
萊曼沉默了。
安德魯說的，正是他心裡想的。
「我需要的，是一群真正聰明的人，關在一個房間裡，用紙和筆，把『場』的本質推導出來。」安德魯繼續說，「這個過程可能需要一年，可能需要五年，甚至可能需要十年。但我不在乎。我有的是時間，有的是錢。」
「你的錢從哪裡來?」萊曼問。
安德魯笑了:「這個我不能告訴你。但我可以向你保證，每一分錢都是乾淨的，而且沒有任何附加條件。你不必向任何人匯報，不必遵守任何規定，不必擔心任何政治壓力。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搞研究。」
萊曼盯著他，盯了很久。
「我需要看到錢。」他說。
「可以。」安德魯從西裝口袋裡掏出一張支票，放在桌上，推到萊曼面前。
萊曼低頭看了一眼，瞳孔猛地收縮了一下。
那是一張現金支票，金額是三百萬美元。
三百萬。
足夠他租一間像樣的實驗室，買一批設備，雇幾個研究員，安安穩穩地幹上兩三年。
「這只是啟動資金。」安德魯說，「不夠的話，隨時跟我說。」
萊曼抬起頭，看著他:「你到底是誰?」
「我說了，一個對科學感興趣的人。」安德魯站起來，伸出手，「考慮好了，給我打電話。」
他轉身走了。
萊曼一個人坐在咖啡館裡，看著桌上那張支票，看了很久。
然後，他拿起支票，摺疊好，放進了上衣口袋。
三個月後，一家名為「深淵」的研究公司，在矽谷郊區的一棟不起眼的小樓里，悄悄掛牌成立了。
公司沒有招牌，沒有網站，沒有宣傳冊。地址登記在一個虛擬辦公室的名下，電話留言是自動應答的，郵件回復用的是加密伺服器。從外面看，這棟樓跟周圍那些平平無奇的辦公樓沒什麼區別——灰色的外牆，鋁合金窗戶，門前種著幾棵修剪得整整齊齊的冬青樹。
但樓裡面，別有洞天。
一樓是接待區和公共辦公區，裝修簡潔，幾張辦公桌，幾台電腦，一個茶水間，牆上掛著一幅愛因斯坦的照片。二樓是實驗室和資料室，門禁森嚴，需要指紋和虹膜雙重認證才能進入。三樓是宿舍和休息區，供研究人員住宿。
地下室，才是最核心的地方。
那裡有一間約兩百平方米的無塵實驗室，恆溫恆濕，電磁屏蔽。實驗室里擺著幾台超級計算機工作站，一台粒子加速器(小型化的，專門用於材料分析)，還有各種精密測量儀器——光譜儀、質譜儀、電子顯微鏡，應有盡有。
這些東西，加起來花了將近五百萬美元。
安德魯的錢，像流水一樣花出去，但他從來沒皺過一次眉頭。每次萊曼提出新的採購需求，他總是那句話:「行，我給你打錢。」
萊曼有時候會想，這個人到底是什麼來頭?
中東的石油富豪?歐洲的古老家族?還是某個不願透露姓名的科技巨頭?
他不知道。
他也不想知道。
因為安德魯說得對——只要錢是乾淨的，沒有附加條件，誰給的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終於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萊曼開始組建團隊。
他第一個找的人，是他的老朋友，一個叫馬丁·舒爾茨的德國人。
馬丁今年五十二歲，慕尼黑大學數學系教授，專攻微分幾何和拓撲學。他是歐洲數學界公認的天才，發表過上百篇論文，拿過好幾個國際大獎。但他有個毛病——性格孤僻，不善交際，不喜歡教書，不喜歡開會，不喜歡任何形式的社交活動。他只喜歡一個人待在辦公室里，對著黑板，寫那些沒人看得懂的公式。
五年前，他跟學校的領導吵了一架，一氣之下辭了職，回到老家，把自己關在一間小房子裡，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就是研究數學。
萊曼找到他的時候，他正坐在一堆草稿紙中間，頭髮亂得像雞窩，鬍子拉碴，穿著一件滿是咖啡漬的睡衣。
「馬丁。」萊曼站在門口，看著他，「你還好嗎?」
馬丁抬起頭，眯著眼睛看了他半天，才認出來:「萊曼?你怎麼來了?」
「我來找你幫忙。」
「幫什麼忙?」
「搞一項研究。」萊曼說，「一項可能會改變世界的研究。」
馬丁沉默了幾秒，然後說:「進來坐吧。」
萊曼走進房間，找了半天才找到一個能坐的地方——椅子上堆滿了書，他把書挪開，坐了下來。
「什麼研究?」馬丁問。
「場技術。」萊曼說，「你知道『普羅米修斯之火』項目嗎?」
「聽說過。」馬丁說，「死了不少人。」
「我就是那個項目的參與者。」萊曼說，「項目失敗了，但我認為，方向是對的。只是我們走錯了路。我們需要從數學層面重新推導『場』的本質。」
馬丁盯著他，盯了很久。
「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他說。
「我知道。」
「這是一個瘋子才會想做的事。」
「我知道。」
「而且很可能什麼都搞不出來。」
「我知道。」
馬丁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笑了:「那算我一個。」
萊曼第二個找的人，是一個叫艾琳娜·瓦斯奎茲的女物理學家。
艾琳娜今年三十八歲，墨西哥裔，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專攻量子場論。她曾是「普羅米修斯之火」項目的核心成員之一，負責理論模型的構建。項目終止後，她被五角大樓的人審查了整整半年，確認她沒有泄露任何機密後，才被放出來。
但她出來後，發現自己的職業生涯已經毀了。
沒有大學願意聘用她，沒有研究機構願意接收她，甚至連學術會議都不再給她發邀請函。她的名字，在學術界成了一個禁忌。
她只好在一家社區大學教物理，教那些連牛頓定律都搞不清楚的學生，拿著微薄的薪水，住在廉價公寓裡，每天靠速食麵和咖啡度日。
萊曼找到她的時候，她正在批改學生的試卷。試卷上畫滿了塗鴉，沒幾道題是答對的。
「艾琳娜。」萊曼站在教室門口。
然後，安德魯說:「因為我相信，『場技術』是人類未來的關鍵。五角大樓放棄了它，但我不。我覺得，他們只是沒找對路。」
「那你覺得，路在哪裡?」
「在數學裡。」安德魯說，「在那些還沒有被發現的公式里。」
萊曼的心臟猛地跳了一下。
這句話，跟他自己的想法，一模一樣。
他沉默了很久。
然後，他說:「我需要想想。」
「當然。」安德魯說，「這是我的電話號碼。您想好了，隨時打給我。」
電話掛了。
萊曼坐在沙發上，盯著手裡的手機，盯了很久。
然後，他站起來，走進書房，從書架的最上層，拿出了一個落滿灰塵的筆記本。
那是他在五十一區工作時，偷偷記錄的筆記。裡面寫滿了公式、數據和實驗心得。按照規定，這些筆記應該在項目終止時全部銷毀，但他捨不得，偷偷帶了出來。
他翻開筆記本，看著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跡，手開始發抖。
那些公式，那些數據，那些實驗記錄——
它們是詛咒，也是寶藏。
那天晚上，萊曼沒有喝酒。
他坐在書桌前，翻著筆記本，一直翻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他撥通了那個號碼。
「我想好了。」他說。
「很好。」安德魯說，「明天下午三點，舊金山機場附近，有一家叫『藍鳥』的咖啡館。我們在那裡見面。」
「我怎麼認出你?」
「我會拿著一本《自然》雜誌。」
第二天下午，萊曼準時到了那家咖啡館。
那是一家很普通的店，藏在一條小巷子裡，招牌褪了色，門口擺著幾盆快要枯死的綠植。店裡只有三四張桌子，坐著一個戴鴨舌帽的老人，和一個抱著筆記本電腦的年輕人。
萊曼掃了一圈，目光落在了角落裡的一個男人身上。
那人三十出頭，穿著一件深藍色的西裝，沒有打領帶，手裡拿著一本《自然》雜誌。他的臉很普通，放在人群里絕對不會引人注目，但他的眼睛很特別——不是顏色，而是那種眼神，像獵鷹一樣，銳利，冷靜，帶著一種審視一切的從容。
「安德魯?」萊曼走過去。
那人抬起頭，笑了:「克勞福德博士。請坐。」
萊曼在他對面坐下。服務員走過來，他點了一杯黑咖啡。
「謝謝你願意見我。」安德魯說。
「我還沒決定要不要跟你合作。」萊曼說，「我只是想先聽聽，你到底想幹什麼。」
「很簡單。」安德魯說，「我想資助你建立一個實驗室，專門研究『場技術』的理論基礎。不做實驗，不做工程，只做純理論研究。數學推導，模型構建，理論框架。」
「不做實驗?」萊曼皺了皺眉，「沒有實驗驗證，理論有什麼用?」
「實驗可以以後再做。」安德魯說，「但理論必須先搞清楚。五角大樓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他們太著急了，理論還沒完善就急著搞應用。結果呢?死了二十一個人，項目被砍，幾百億美元打了水漂。」
萊曼沉默了。
安德魯說的，正是他心裡想的。
「我需要的，是一群真正聰明的人，關在一個房間裡，用紙和筆，把『場』的本質推導出來。」安德魯繼續說，「這個過程可能需要一年，可能需要五年，甚至可能需要十年。但我不在乎。我有的是時間，有的是錢。」
「你的錢從哪裡來?」萊曼問。
安德魯笑了:「這個我不能告訴你。但我可以向你保證，每一分錢都是乾淨的，而且沒有任何附加條件。你不必向任何人匯報，不必遵守任何規定，不必擔心任何政治壓力。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搞研究。」
萊曼盯著他，盯了很久。
「我需要看到錢。」他說。
「可以。」安德魯從西裝口袋裡掏出一張支票，放在桌上，推到萊曼面前。
萊曼低頭看了一眼，瞳孔猛地收縮了一下。
那是一張現金支票，金額是三百萬美元。
三百萬。
足夠他租一間像樣的實驗室，買一批設備，雇幾個研究員，安安穩穩地幹上兩三年。
「這只是啟動資金。」安德魯說，「不夠的話，隨時跟我說。」
萊曼抬起頭，看著他:「你到底是誰?」
「我說了，一個對科學感興趣的人。」安德魯站起來，伸出手，「考慮好了，給我打電話。」
他轉身走了。
萊曼一個人坐在咖啡館裡，看著桌上那張支票，看了很久。
然後，他拿起支票，摺疊好，放進了上衣口袋。
三個月後，一家名為「深淵」的研究公司，在矽谷郊區的一棟不起眼的小樓里，悄悄掛牌成立了。
公司沒有招牌，沒有網站，沒有宣傳冊。地址登記在一個虛擬辦公室的名下，電話留言是自動應答的，郵件回復用的是加密伺服器。從外面看，這棟樓跟周圍那些平平無奇的辦公樓沒什麼區別——灰色的外牆，鋁合金窗戶，門前種著幾棵修剪得整整齊齊的冬青樹。
但樓裡面，別有洞天。
一樓是接待區和公共辦公區，裝修簡潔，幾張辦公桌，幾台電腦，一個茶水間，牆上掛著一幅愛因斯坦的照片。二樓是實驗室和資料室，門禁森嚴，需要指紋和虹膜雙重認證才能進入。三樓是宿舍和休息區，供研究人員住宿。
地下室，才是最核心的地方。
那裡有一間約兩百平方米的無塵實驗室，恆溫恆濕，電磁屏蔽。實驗室里擺著幾台超級計算機工作站，一台粒子加速器(小型化的，專門用於材料分析)，還有各種精密測量儀器——光譜儀、質譜儀、電子顯微鏡，應有盡有。
這些東西，加起來花了將近五百萬美元。
安德魯的錢，像流水一樣花出去，但他從來沒皺過一次眉頭。每次萊曼提出新的採購需求，他總是那句話:「行，我給你打錢。」
萊曼有時候會想，這個人到底是什麼來頭?
中東的石油富豪?歐洲的古老家族?還是某個不願透露姓名的科技巨頭?
他不知道。
他也不想知道。
因為安德魯說得對——只要錢是乾淨的，沒有附加條件，誰給的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終於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萊曼開始組建團隊。
他第一個找的人，是他的老朋友，一個叫馬丁·舒爾茨的德國人。
馬丁今年五十二歲，慕尼黑大學數學系教授，專攻微分幾何和拓撲學。他是歐洲數學界公認的天才，發表過上百篇論文，拿過好幾個國際大獎。但他有個毛病——性格孤僻，不善交際，不喜歡教書，不喜歡開會，不喜歡任何形式的社交活動。他只喜歡一個人待在辦公室里，對著黑板，寫那些沒人看得懂的公式。
五年前，他跟學校的領導吵了一架，一氣之下辭了職，回到老家，把自己關在一間小房子裡，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就是研究數學。
萊曼找到他的時候，他正坐在一堆草稿紙中間，頭髮亂得像雞窩，鬍子拉碴，穿著一件滿是咖啡漬的睡衣。
「馬丁。」萊曼站在門口，看著他，「你還好嗎?」
馬丁抬起頭，眯著眼睛看了他半天，才認出來:「萊曼?你怎麼來了?」
「我來找你幫忙。」
「幫什麼忙?」
「搞一項研究。」萊曼說，「一項可能會改變世界的研究。」
馬丁沉默了幾秒，然後說:「進來坐吧。」
萊曼走進房間，找了半天才找到一個能坐的地方——椅子上堆滿了書，他把書挪開，坐了下來。
「什麼研究?」馬丁問。
「場技術。」萊曼說，「你知道『普羅米修斯之火』項目嗎?」
「聽說過。」馬丁說，「死了不少人。」
「我就是那個項目的參與者。」萊曼說，「項目失敗了，但我認為，方向是對的。只是我們走錯了路。我們需要從數學層面重新推導『場』的本質。」
馬丁盯著他，盯了很久。
「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他說。
「我知道。」
「這是一個瘋子才會想做的事。」
「我知道。」
「而且很可能什麼都搞不出來。」
「我知道。」
馬丁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笑了:「那算我一個。」
萊曼第二個找的人，是一個叫艾琳娜·瓦斯奎茲的女物理學家。
艾琳娜今年三十八歲，墨西哥裔，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專攻量子場論。她曾是「普羅米修斯之火」項目的核心成員之一，負責理論模型的構建。項目終止後，她被五角大樓的人審查了整整半年，確認她沒有泄露任何機密後，才被放出來。
但她出來後，發現自己的職業生涯已經毀了。
沒有大學願意聘用她，沒有研究機構願意接收她，甚至連學術會議都不再給她發邀請函。她的名字，在學術界成了一個禁忌。
她只好在一家社區大學教物理，教那些連牛頓定律都搞不清楚的學生，拿著微薄的薪水，住在廉價公寓裡，每天靠速食麵和咖啡度日。
萊曼找到她的時候，她正在批改學生的試卷。試卷上畫滿了塗鴉，沒幾道題是答對的。
「艾琳娜。」萊曼站在教室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