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7章 兩位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
第207章 兩位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
然而，聽筒里傳來的，卻是一個清脆、熟悉，帶著幾分慵懶和笑意的女聲：「許大作家，好大的架子呀。這還沒成國際巨星呢，就連老朋友的電話都不想接了？」
許成軍著實愣了一下，這個聲音太過意外，他迅速看了一眼來電顯示，嗯，看不懂。
「你是————？」
「怎麼，許先生貴人多忘事，才幾天工夫，就把在TBS門口被你潑了一身咖啡的倒霉蛋給忘了？」對方的聲音里調侃意味更濃。
許成軍瞬間反應了過來，語氣裡帶著真實的驚訝：「松坂慶子小姐？」
「看來還沒完全忘了我嘛。」松坂慶子在電話那頭輕笑，「聽說你們到廣島了？」
「是的，剛剛抵達。松坂小姐，你怎麼會————」
「我怎麼會給你打電話？」
她接過話頭，語氣自然得像是在聊今天天氣，「找馬場先生要的。我說有重要的私事必須立刻聯繫你，他猶豫了一下，還是給我了。」
她頓了頓，聲音稍稍壓低，少了幾分玩笑，多了幾分難以言喻的認真，「許成軍，我現在也在來廣島的新幹線上了。有個————很重要的私人原因，我必須去那裡一趟。而且，我想在那裡，和你單獨見一面。」
這個突如其來的電話和邀約，完全超出了許成軍的預料。
「很重要的事？」他重複了一遍，語氣平靜。
「是的，非常重要。」
松坂慶子的回答簡潔而肯定，「關於————一個答案。等我到了再聯繫你。再見，許成軍。」
不等他再回應，電話已然掛斷。
只留下一串忙音，混合著廣島特有的、帶著歷史重量的風，迴響在許成軍的耳邊。
交流團的行程並沒有給許成軍太多思考松坂慶子來電意圖的時間。
到達廣島酒店後，林林秘書長簡單宣布了次日的安排：參觀廣島和平紀念公園及資料館，並與本地反戰團體、作家座談。
眾人反應平淡，甚至有些興致寥寥。
對干東大人而言，看待廣島、長崎的心情極為複雜，這種複雜背後，是民族記憶中難以化解的沉痛與一種近乎尖銳的詰問：「且不論歷史真偽，即便真的發生過，那也是侵略者應得的反噬。那一代人犯下的罪孽，憑什麼要後人來背負同情？那些在軍國主義機器上狂歡的國民，在原子彈落下時，真的完全無辜嗎？」
而且說實話，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經常被證偽。
按許成軍的話說就是。
不能完全相信廣島和長崎被原子彈炸過！
眾所周知，原子彈是有核輻射的！
切諾貝利爾僅僅只是，就荒蕪了幾十年，而廣島和長崎啦，幾年就恢復了！
這怎麼可能？
如果要我相信廣島和長崎被原子彈炸過，除非讓我們的邱小姐過去！！！
不出所料，晚飯後，杜鵬成又把艾蕪、敖德斯爾和許成軍叫到了自己房間。
這幾人算是團里相對「年輕」的骨幹—當然，許成軍屬於過於年輕的那個例外。
杜鵬成開門見山，語氣帶著壓抑不住的火氣：「說實話，我覺得明天這行程完全沒必要！這算怎麼回事？是讓我們來同情抗日戰爭期間的東瀛嗎？要我們對著原子彈的受害者默哀，那誰又來為我們死難的三千五百萬同胞默哀？！」
艾蕪搖搖頭，顯得更沉穩些：「老杜，核戰爭的陰影是懸在全人類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它的警示意義是超越國界的————」
杜鵬成張嘴想打斷，艾蕪卻抬手阻止了他：「我懂你的意思！我心裡跟你一樣堵得慌！但我想說的是，我們此刻的身份是文化使者，肩上擔著更重的責任，不能只憑個人感情行事。」
「媽的！要我說，就特麼該多來幾枚！」杜鵬成狠狠啐了一口。
敖德斯爾被他這直白的話逗笑了，用帶著口音的漢語調侃道：「再來幾枚？杜老師，那你我此刻上哪兒交流去？這趟門兒都出不了嘍！」
「我特麼本來就不想來！」
這時，艾蕪把目光轉向一旁安靜許久的許成軍：「成軍，你怎麼看？廣島和長崎，值得我們同情嗎？」
突然被點名，許成軍指了指自己，見幾人都等著他發言，便平靜地開口：「當然！但凡有點兒人性，就應該同情廣島和長崎事件。」
幾人聞言都有些傻眼，杜鵬成更是眉毛一豎。
「你特麼....」
不料許成軍話鋒緊接著一轉，語氣變得沉痛而肅穆：「我們不僅要同情，還要深切地緬懷一—
緬懷那兩位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他們為了全人類的反法西斯事業，永遠長眠在了東瀛的土地上。
至今，我們仍不知道他們的真實姓名，只知道他們承載著使命與代號降臨世間：一位名叫「小男孩」，另一位名叫「胖子」！」
他頓了頓，在幾人驚愕的目光中，一字一句地鄭重道：「在此，讓我們深刻緬懷小男孩」與胖子」為人類反法西斯事業所做出的英勇犧牲！」
房間裡靜了一秒。
隨即，杜鵬成一拍大腿，憋了半天的情緒終於找到了宣洩口，爆出一句粗口：「草！還是你小子會說！」
敖德斯爾也哈哈大笑，用力拍著許成軍的肩膀：「就知道你這小子對我性格！這話說得，夠勁1
」
就連一貫持重的艾蕪，也忍不住搖頭苦笑，緊繃的氣氛在這一刻奇異地緩和了下來。
許成軍替所有人說出了那句最複雜，也最真實的心聲。
第二天的廣島，天空陰沉，雲層低垂。
在日方人員的陪同下，東大作家代表團來到了廣島和平紀念公園。
陪同的是廣島當地文化協會的負責人松本清，以及兩位一直保持著謙和甚至略帶恭謹笑容的助理。
松本清約莫五十多歲，言語溫和，舉止得體，典型的東瀛文教系統官僚。
公園內一片肅穆。
最觸目驚心的，便是那座被刻意保留的原爆圓頂館的殘骸，扭曲的鋼筋與焦黑的骨架直指天空，像一個永不癒合的傷口，無聲地訴說著核爆瞬間的恐怖。
在和平紀念資料館內，光線昏暗，氣氛凝重。
陳列櫃裡，熔化的玻璃瓶、燒焦的飯盒、碳化的殘肢模型————一件件實物觸目驚心。
一位聲音輕柔、面帶悲戚的女講解員，用一種近乎吟誦的、充滿創傷的語調，詳細描述著1945
年8月6日那個早晨，人們如何瞬間被高溫汽化，如何被輻射灼傷，如何在漫長的痛苦中死於各種後遺症。
她講述著倖存者（被爆者）如何被社會歧視，如何與病痛抗爭，清理廢墟、重建家園是何等艱辛。
「那一天，天空異常美麗————」講解員的聲音帶著一種程式化的哀傷。
代表團成員們默默地聽著，看著。
巴先生面色沉鬱，鏡片後的目光深邃而複雜，他看到的似乎不只是眼前的慘狀，更是人類悲劇的循環。
冰欣女士眉頭微蹙，手微微握緊，流露出女性本能的憐憫，但這憐憫之上，顯然覆蓋著更沉重的思考。
杜鵬成緊抿著嘴唇，臉色鐵青，他似乎在極力壓制著什麼。
艾蕪、敖德斯爾等人，表情也無一輕鬆，但那絕非單純的同情，而是一種混雜著歷史傷痛、民族情緒與人性拷問的極度複雜的神情。
然而，一個巨大的、無聲的疑問，在所有東大代表團成員心中升起，如同紀念館本身一樣沉重：這裡的每一個字，每一張圖片，都在傾述著「受害」的悲苦，卻絲毫不見對「加害」的反思。
他們永遠只說「我們被炸了」，卻絕口不提「我們為何被炸」。
許成軍看著這一切，內心冰火交織。
在這片對和平的憧憬下。
是右翅膀份子痛斥東大「編造」二戰傷亡數字，「誇大」南京大屠殺的規模，言語間將侵華日軍的燒殺擄掠輕描淡寫地歸咎干「時代的混亂」。
他們只在乎他們「打輸了」這場戰爭，承受了懲罰，卻從心底里不認為自己「打錯了」，更不在乎他們為何會招致這樣的毀滅。
因為在那個瘋狂的年代，他們甚至壓根就沒把東大人、朝鮮人、東南亞人————當成是同等意義上的「人」。
同情？
許成軍的目光從那些悲慘的照片上移開，望向窗外灰濛濛的天空。
一股源自民族記憶最深處的悲憤，在他胸中激盪、冷凝。
同情？
在東瀛右翅膀勢力徹底消亡，在東瀛這個國家從上至下、真心實意地正視它自己在那場戰爭中所犯下的全部罪行，並跪下向我們三千五百萬軍民的血淚亡魂懺悔道歉之前一在這之前，所有的「同情」都是對我們自己歷史、對我們自己無數先烈和死難同胞最無恥的背叛。
他仿佛能看見，在那片名為歷史的蒼穹之上，三千五百萬雙未能瞑目的眼睛，正透過時空，靜靜地、死死地凝視著這裡。
這份沉重的凝視，無人有資格替他們原諒。
下午的廣島國際會議場，氛圍與上午的沉重壓抑截然不同。
會場內燈火通明，人頭攢動。日方顯然提升了接待規格，不僅會場布置得更為正式，到場的人物更是重量級，堪稱東瀛文壇的半壁江山。
除了上午已見的大江健三郎、井上廈，赫然在座的還有及時趕來的井上靖、「市民派」作家小田實、充滿現代主義荒誕感的開高健、女作家澤地久枝。
一時間，會場內星光熠熠，表面上至少是觥籌交錯，一派融洽的學術交流景象。
松本清臉上的笑容也真誠了幾分，忙著為雙方引薦。
會議開場，井上靖先生作為日方最德高望重者，首先致辭。
他聲音溫和，從宏大的文明史視角切入：「————人類文明如長河，戰爭與災難如同險灘暗礁。
廣島的悲劇，不僅是東瀛的傷痕，更是全人類文明進程中的一次深刻斷裂。
文學，作為文明的載體，有責任記錄這傷痛，並思索如何讓文明之舟，避免再度觸礁。」
他的發言格局宏大，充滿了對人類共同命運的關懷，立刻為下午的會議定下了一個理性而高遠的基調。
隨後，各位作家依次發言，觀點交鋒，異彩紛呈。
小田實的發言充滿了行動派的激情，他揮舞著手臂：「文學不能只是書齋里的哀嘆！它必須走向街頭，化為行動！我們要用筆阻止下一場廣島，要用文字構築和平的防線！作家應該是語言的游擊隊員」！」
他的激烈與開高健形成了鮮明對比。
開高健用一種略帶疏離和冷峻的語氣說道：「我們創造了核」這個完美的毀滅象徵，它像一座無形的金字塔，壓在每一個現代人的心頭。
我們寫的不是廣島，而是在寫被困在這座金字塔下，既恐懼它，又依賴它，甚至崇拜它的，我們自己的荒誕處境。」
澤地久枝女士則拿出了她標誌性的嚴謹，她展示了搜集到的史料，講述了原子彈爆炸後，女性在重建家庭、照顧傷者過程中承受的雙重乃至三重苦難。
她的敘述冷靜、客觀，卻因其巨大的事實力量而更具感染力，使得幾位東大女作家頻頻頷首。
大江健三郎在此時進行了總結性的發言，他將上午未及展開的理論深化：「我們必須成為廣島人」，這不是一個地域身份，而是一個精神身份。
意味著我們要將這種終極的危機感內在化，並在此基礎上，思考何為人性的尊嚴，何為人類的希望。這正是我所說的「核時代的想像力」————」
整個下午，會議在一種高水平的、充滿智力激盪與人文關懷的氛圍中進行，表面上完全是一場成功的、深刻的國際文學交流。
日方作家們展現出的思想深度、流派多樣性和對社會責任的擔當，確實令中方代表團成員，包括杜鵬成在內，都暗自頷首，感受到了世界文學的廣闊。
當然也只是從文學深度上。
然而，就在會議即將圓滿結束，氣氛最為融洽之時，許成軍舉手要求發言。
他之前一直安靜聆聽，記錄要點，此刻他站起身，目光掃過在場的所有東瀛作家，語氣平和卻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力量：「感謝各位老師的精彩見解，讓我受益匪淺。尤其是關於將危機感內在化」、成為廣島人」的論述，極具啟發性。」
他略微停頓，仿佛在斟酌詞句，然後繼續說道：「這讓我聯想到一個或許不干分恰當，但能表達我此刻感受的比喻：如果說，核武器的陰影是懸在全人類頭頂的、共同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那麼，對於未曾親身經歷他國侵略苦難的民族而言，理解廣島」，或許就像是試圖去理解茶杯中的風暴」一一我們能想像其劇烈，卻難以體會其毀滅性的全部細節。」
他話鋒一轉，聲音清晰而堅定：「但是，對於曾飽受殖民與侵略之苦的民族來說，他們所承受的，是那片風暴」本身。當風暴在你的家園、你的土地上肆虐，吞噬你的親人，摧毀你的文明時，你所思考的，首先必然是如何在風暴中倖存，如何讓風暴停止，以及風暴因何而起。」
「因此，我完全贊同文學應超越國界，關懷人類共同命運。但或許，在通往這個宏偉目標的道路上，我們首先需要一份共同的歷史認知」作為路基。否則，所有的同情與共情，都可能建立在流沙之上，無法承載通向真正和平與理解的重量。」
「我的發言完了，謝謝各位。」
許成軍微微鞠躬，坐了下來。
會場陷入了一片短暫的、意味深長的寂靜。
他沒有激烈地指責，也沒有糾纏於具體的歷史問題，而是用一個精妙的比喻，將雙方立場的根本差異，以及達成真正理解的唯一前提，清晰地、體面地、卻又無法迴避地擺在了所有人面前。
他這番發言，如同在平靜和諧的湖面上，投下了一顆深水炸彈，表面波瀾不驚，水下卻已暗流洶湧，讓在座的所有東瀛作家，都必須直面這個他們一直在迴避的核心問題。
井上靖先生深深地看了許成軍一眼，目光中充滿了複雜的意味。
大江健三郎則陷入了沉思，手指無意識地敲擊著桌面。
下午努力營造的「融洽」氛圍依然存在，但其底下，一種更為真實、也更為艱難的對話，似乎才剛剛開始。
杜鵬成在一旁，用力抿著嘴，才沒讓自己笑出聲來，只能在心裡暗贊一句：「這小子，總能在最關鍵的地方，戳破那層窗戶紙！乾的漂亮！」
在許成軍發言後那片刻的寂靜與沉思中，所有人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了東大代表團的團長，一直端坐聆聽的巴先生。
巴老也沒有猶豫。
在許成軍說完他說的話之後。
他收齊了早已準備好的一套說辭。
他緩緩站起身，步伐略顯遲緩卻異常沉穩，走到了發言席前。
午後的光線透過會議場的窗戶，映在他清癯而布滿皺紋的臉上，那副深色邊框眼鏡後的目光，一如既往地溫和，卻蘊含著看透世事的澄澈與堅定。
他沒有立刻開口，而是用目光緩緩掃過在場的每一位東瀛作家，如同一位慈祥而嚴肅的長者，在開啟一次重要的家庭對話。
會場徹底安靜下來，連紙張翻動的聲音都消失了。
「感謝井上靖先生，大江健三郎先生，以及在座的各位東瀛同仁，」
他的聲音不高，帶著川音，語速緩慢，每一個字都仿佛有著沉甸甸的分量，「今天下午，我聽到了許多深刻、真誠，充滿了對人類命運關懷的發言。關於核武器的恐懼，關於和平的祈願，關於文學的責任————這些聲音，是珍貴的，是跨越國界的，是值得我們每一個人認真傾聽和思考的。」
他首先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展現了決決大國的文化氣度。
但緊接著，他的話鋒如同靜水深流，開始轉向更本質的層面。
「我今年七十六歲了，經歷過戰爭，也見證過太多的苦難與死亡。」
他頓了頓，仿佛在回溯漫長的個人與民族記憶，「我深知，真正的悲劇，往往不在於災難本身，而在於災難過後，人們選擇了遺忘，或者，只選擇記住自己想記住的那一部分。」
這句話，像一把柔軟的鑰匙，卻精準地打開了在場所有東大人心中的鎖，也輕輕叩擊著一些東瀛作家的良知。
「文學，是什麼？」
他提出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然後自問自答，「有人說是匕首，是投槍。但在我看來，它首先應該是一面鏡子—一面誠實的，敢於映照出歷史全部真相的鏡子。不僅要映照出廣島、長崎的慘狀，也要敢於映照出這場戰爭是如何開始的，是誰將它強加給了亞洲各國的人民，以及在南京、在重慶、在無數東大和亞洲的土地上，曾經發生過什麼。」
他的語氣依舊平和，但話語的內涵卻重若千鈞。
他沒有提高聲調，卻讓一種不容辯駁的道德力量充盈了整個會場。
「如果文學失去了這份求真」的勇氣，那麼所有的傷痕」書寫，都可能在不自覺間，演變成另一種形式的對歷史的遮蔽。」
他微微嘆了口氣，這聲嘆息里，充滿了對一個民族能否真正從歷史中汲取教訓的深切憂慮，也包含了對人類共同命運的悲憫。
至少許成軍覺得是的。
「同情受害者，是人類最基本的情感，我對此毫無異議，並且深表贊同。
但是，」他強調了「但是」，目光變得更加深邃，「真正的、有力量的和平，無法建立在單一視角的悲情之上，它必須建立在完整、共同的歷史認知與深刻的集體反思之上。
否則，和平就像建築在流沙上的城堡，一陣風浪，就可能讓它傾覆。」
最後，他總結道，聲音裡帶著一種歷經滄桑後的懇切與期望：「我們今天的討論，是一個很好的開始。我希望，我們兩國的作家，未來能共同拿起求真」的筆，不僅為死難者哀悼，更要為生者負責，為未來負責。
讓我們用文學的力量，去擦拭歷史這面鏡子，讓它映照出全部的、複雜而痛苦的真相。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確保，過去的悲劇，不會在未來，以任何一種形式重演。」
「謝謝各位。」
巴先生微微頷致意，然後緩緩走回座位。
他沒有激烈的言辭，沒有憤怒的指控，而是以一種基於普遍人性與歷史責任的、無可辯駁的邏輯，將整個對話提升到了一個更高的精神層面。
他將許成軍提出的「路基」具體化為一面「誠實的鏡子」，並賦予了它構建真正和平的核心意義。
他的發言，像一塊巨大的磁石，將下午所有分散的、精彩的、甚至有些對立的觀點，牢牢地吸附在「求真」與「責任」這個核心上。
會場在短暫的寂靜後，爆發出長時間、熱烈的掌聲。
這掌聲，是對這位文學老人智慧與勇氣的致敬，也標誌著這次座談，超越了表面的和諧，觸及了靈魂深處的拷問。
對許成軍來說。
巴老這次的發言遠比他在84年東京筆會上的發言《核時代的文學一我們為什麼寫作》要更加深刻。
然而，聽筒里傳來的，卻是一個清脆、熟悉，帶著幾分慵懶和笑意的女聲：「許大作家，好大的架子呀。這還沒成國際巨星呢，就連老朋友的電話都不想接了？」
許成軍著實愣了一下，這個聲音太過意外，他迅速看了一眼來電顯示，嗯，看不懂。
「你是————？」
「怎麼，許先生貴人多忘事，才幾天工夫，就把在TBS門口被你潑了一身咖啡的倒霉蛋給忘了？」對方的聲音里調侃意味更濃。
許成軍瞬間反應了過來，語氣裡帶著真實的驚訝：「松坂慶子小姐？」
「看來還沒完全忘了我嘛。」松坂慶子在電話那頭輕笑，「聽說你們到廣島了？」
「是的，剛剛抵達。松坂小姐，你怎麼會————」
「我怎麼會給你打電話？」
她接過話頭，語氣自然得像是在聊今天天氣，「找馬場先生要的。我說有重要的私事必須立刻聯繫你，他猶豫了一下，還是給我了。」
她頓了頓，聲音稍稍壓低，少了幾分玩笑，多了幾分難以言喻的認真，「許成軍，我現在也在來廣島的新幹線上了。有個————很重要的私人原因，我必須去那裡一趟。而且，我想在那裡，和你單獨見一面。」
這個突如其來的電話和邀約，完全超出了許成軍的預料。
「很重要的事？」他重複了一遍，語氣平靜。
「是的，非常重要。」
松坂慶子的回答簡潔而肯定，「關於————一個答案。等我到了再聯繫你。再見，許成軍。」
不等他再回應，電話已然掛斷。
只留下一串忙音，混合著廣島特有的、帶著歷史重量的風，迴響在許成軍的耳邊。
交流團的行程並沒有給許成軍太多思考松坂慶子來電意圖的時間。
到達廣島酒店後，林林秘書長簡單宣布了次日的安排：參觀廣島和平紀念公園及資料館，並與本地反戰團體、作家座談。
眾人反應平淡，甚至有些興致寥寥。
對干東大人而言，看待廣島、長崎的心情極為複雜，這種複雜背後，是民族記憶中難以化解的沉痛與一種近乎尖銳的詰問：「且不論歷史真偽，即便真的發生過，那也是侵略者應得的反噬。那一代人犯下的罪孽，憑什麼要後人來背負同情？那些在軍國主義機器上狂歡的國民，在原子彈落下時，真的完全無辜嗎？」
而且說實話，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經常被證偽。
按許成軍的話說就是。
不能完全相信廣島和長崎被原子彈炸過！
眾所周知，原子彈是有核輻射的！
切諾貝利爾僅僅只是，就荒蕪了幾十年，而廣島和長崎啦，幾年就恢復了！
這怎麼可能？
如果要我相信廣島和長崎被原子彈炸過，除非讓我們的邱小姐過去！！！
不出所料，晚飯後，杜鵬成又把艾蕪、敖德斯爾和許成軍叫到了自己房間。
這幾人算是團里相對「年輕」的骨幹—當然，許成軍屬於過於年輕的那個例外。
杜鵬成開門見山，語氣帶著壓抑不住的火氣：「說實話，我覺得明天這行程完全沒必要！這算怎麼回事？是讓我們來同情抗日戰爭期間的東瀛嗎？要我們對著原子彈的受害者默哀，那誰又來為我們死難的三千五百萬同胞默哀？！」
艾蕪搖搖頭，顯得更沉穩些：「老杜，核戰爭的陰影是懸在全人類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它的警示意義是超越國界的————」
杜鵬成張嘴想打斷，艾蕪卻抬手阻止了他：「我懂你的意思！我心裡跟你一樣堵得慌！但我想說的是，我們此刻的身份是文化使者，肩上擔著更重的責任，不能只憑個人感情行事。」
「媽的！要我說，就特麼該多來幾枚！」杜鵬成狠狠啐了一口。
敖德斯爾被他這直白的話逗笑了，用帶著口音的漢語調侃道：「再來幾枚？杜老師，那你我此刻上哪兒交流去？這趟門兒都出不了嘍！」
「我特麼本來就不想來！」
這時，艾蕪把目光轉向一旁安靜許久的許成軍：「成軍，你怎麼看？廣島和長崎，值得我們同情嗎？」
突然被點名，許成軍指了指自己，見幾人都等著他發言，便平靜地開口：「當然！但凡有點兒人性，就應該同情廣島和長崎事件。」
幾人聞言都有些傻眼，杜鵬成更是眉毛一豎。
「你特麼....」
不料許成軍話鋒緊接著一轉，語氣變得沉痛而肅穆：「我們不僅要同情，還要深切地緬懷一—
緬懷那兩位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他們為了全人類的反法西斯事業，永遠長眠在了東瀛的土地上。
至今，我們仍不知道他們的真實姓名，只知道他們承載著使命與代號降臨世間：一位名叫「小男孩」，另一位名叫「胖子」！」
他頓了頓，在幾人驚愕的目光中，一字一句地鄭重道：「在此，讓我們深刻緬懷小男孩」與胖子」為人類反法西斯事業所做出的英勇犧牲！」
房間裡靜了一秒。
隨即，杜鵬成一拍大腿，憋了半天的情緒終於找到了宣洩口，爆出一句粗口：「草！還是你小子會說！」
敖德斯爾也哈哈大笑，用力拍著許成軍的肩膀：「就知道你這小子對我性格！這話說得，夠勁1
」
就連一貫持重的艾蕪，也忍不住搖頭苦笑，緊繃的氣氛在這一刻奇異地緩和了下來。
許成軍替所有人說出了那句最複雜，也最真實的心聲。
第二天的廣島，天空陰沉，雲層低垂。
在日方人員的陪同下，東大作家代表團來到了廣島和平紀念公園。
陪同的是廣島當地文化協會的負責人松本清，以及兩位一直保持著謙和甚至略帶恭謹笑容的助理。
松本清約莫五十多歲，言語溫和，舉止得體，典型的東瀛文教系統官僚。
公園內一片肅穆。
最觸目驚心的，便是那座被刻意保留的原爆圓頂館的殘骸，扭曲的鋼筋與焦黑的骨架直指天空，像一個永不癒合的傷口，無聲地訴說著核爆瞬間的恐怖。
在和平紀念資料館內，光線昏暗，氣氛凝重。
陳列櫃裡，熔化的玻璃瓶、燒焦的飯盒、碳化的殘肢模型————一件件實物觸目驚心。
一位聲音輕柔、面帶悲戚的女講解員，用一種近乎吟誦的、充滿創傷的語調，詳細描述著1945
年8月6日那個早晨，人們如何瞬間被高溫汽化，如何被輻射灼傷，如何在漫長的痛苦中死於各種後遺症。
她講述著倖存者（被爆者）如何被社會歧視，如何與病痛抗爭，清理廢墟、重建家園是何等艱辛。
「那一天，天空異常美麗————」講解員的聲音帶著一種程式化的哀傷。
代表團成員們默默地聽著，看著。
巴先生面色沉鬱，鏡片後的目光深邃而複雜，他看到的似乎不只是眼前的慘狀，更是人類悲劇的循環。
冰欣女士眉頭微蹙，手微微握緊，流露出女性本能的憐憫，但這憐憫之上，顯然覆蓋著更沉重的思考。
杜鵬成緊抿著嘴唇，臉色鐵青，他似乎在極力壓制著什麼。
艾蕪、敖德斯爾等人，表情也無一輕鬆，但那絕非單純的同情，而是一種混雜著歷史傷痛、民族情緒與人性拷問的極度複雜的神情。
然而，一個巨大的、無聲的疑問，在所有東大代表團成員心中升起，如同紀念館本身一樣沉重：這裡的每一個字，每一張圖片，都在傾述著「受害」的悲苦，卻絲毫不見對「加害」的反思。
他們永遠只說「我們被炸了」，卻絕口不提「我們為何被炸」。
許成軍看著這一切，內心冰火交織。
在這片對和平的憧憬下。
是右翅膀份子痛斥東大「編造」二戰傷亡數字，「誇大」南京大屠殺的規模，言語間將侵華日軍的燒殺擄掠輕描淡寫地歸咎干「時代的混亂」。
他們只在乎他們「打輸了」這場戰爭，承受了懲罰，卻從心底里不認為自己「打錯了」，更不在乎他們為何會招致這樣的毀滅。
因為在那個瘋狂的年代，他們甚至壓根就沒把東大人、朝鮮人、東南亞人————當成是同等意義上的「人」。
同情？
許成軍的目光從那些悲慘的照片上移開，望向窗外灰濛濛的天空。
一股源自民族記憶最深處的悲憤，在他胸中激盪、冷凝。
同情？
在東瀛右翅膀勢力徹底消亡，在東瀛這個國家從上至下、真心實意地正視它自己在那場戰爭中所犯下的全部罪行，並跪下向我們三千五百萬軍民的血淚亡魂懺悔道歉之前一在這之前，所有的「同情」都是對我們自己歷史、對我們自己無數先烈和死難同胞最無恥的背叛。
他仿佛能看見，在那片名為歷史的蒼穹之上，三千五百萬雙未能瞑目的眼睛，正透過時空，靜靜地、死死地凝視著這裡。
這份沉重的凝視，無人有資格替他們原諒。
下午的廣島國際會議場，氛圍與上午的沉重壓抑截然不同。
會場內燈火通明，人頭攢動。日方顯然提升了接待規格，不僅會場布置得更為正式，到場的人物更是重量級，堪稱東瀛文壇的半壁江山。
除了上午已見的大江健三郎、井上廈，赫然在座的還有及時趕來的井上靖、「市民派」作家小田實、充滿現代主義荒誕感的開高健、女作家澤地久枝。
一時間，會場內星光熠熠，表面上至少是觥籌交錯，一派融洽的學術交流景象。
松本清臉上的笑容也真誠了幾分，忙著為雙方引薦。
會議開場，井上靖先生作為日方最德高望重者，首先致辭。
他聲音溫和，從宏大的文明史視角切入：「————人類文明如長河，戰爭與災難如同險灘暗礁。
廣島的悲劇，不僅是東瀛的傷痕，更是全人類文明進程中的一次深刻斷裂。
文學，作為文明的載體，有責任記錄這傷痛，並思索如何讓文明之舟，避免再度觸礁。」
他的發言格局宏大，充滿了對人類共同命運的關懷，立刻為下午的會議定下了一個理性而高遠的基調。
隨後，各位作家依次發言，觀點交鋒，異彩紛呈。
小田實的發言充滿了行動派的激情，他揮舞著手臂：「文學不能只是書齋里的哀嘆！它必須走向街頭，化為行動！我們要用筆阻止下一場廣島，要用文字構築和平的防線！作家應該是語言的游擊隊員」！」
他的激烈與開高健形成了鮮明對比。
開高健用一種略帶疏離和冷峻的語氣說道：「我們創造了核」這個完美的毀滅象徵，它像一座無形的金字塔，壓在每一個現代人的心頭。
我們寫的不是廣島，而是在寫被困在這座金字塔下，既恐懼它，又依賴它，甚至崇拜它的，我們自己的荒誕處境。」
澤地久枝女士則拿出了她標誌性的嚴謹，她展示了搜集到的史料，講述了原子彈爆炸後，女性在重建家庭、照顧傷者過程中承受的雙重乃至三重苦難。
她的敘述冷靜、客觀，卻因其巨大的事實力量而更具感染力，使得幾位東大女作家頻頻頷首。
大江健三郎在此時進行了總結性的發言，他將上午未及展開的理論深化：「我們必須成為廣島人」，這不是一個地域身份，而是一個精神身份。
意味著我們要將這種終極的危機感內在化，並在此基礎上，思考何為人性的尊嚴，何為人類的希望。這正是我所說的「核時代的想像力」————」
整個下午，會議在一種高水平的、充滿智力激盪與人文關懷的氛圍中進行，表面上完全是一場成功的、深刻的國際文學交流。
日方作家們展現出的思想深度、流派多樣性和對社會責任的擔當，確實令中方代表團成員，包括杜鵬成在內，都暗自頷首，感受到了世界文學的廣闊。
當然也只是從文學深度上。
然而，就在會議即將圓滿結束，氣氛最為融洽之時，許成軍舉手要求發言。
他之前一直安靜聆聽，記錄要點，此刻他站起身，目光掃過在場的所有東瀛作家，語氣平和卻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力量：「感謝各位老師的精彩見解，讓我受益匪淺。尤其是關於將危機感內在化」、成為廣島人」的論述，極具啟發性。」
他略微停頓，仿佛在斟酌詞句，然後繼續說道：「這讓我聯想到一個或許不干分恰當，但能表達我此刻感受的比喻：如果說，核武器的陰影是懸在全人類頭頂的、共同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那麼，對於未曾親身經歷他國侵略苦難的民族而言，理解廣島」，或許就像是試圖去理解茶杯中的風暴」一一我們能想像其劇烈，卻難以體會其毀滅性的全部細節。」
他話鋒一轉，聲音清晰而堅定：「但是，對於曾飽受殖民與侵略之苦的民族來說，他們所承受的，是那片風暴」本身。當風暴在你的家園、你的土地上肆虐，吞噬你的親人，摧毀你的文明時，你所思考的，首先必然是如何在風暴中倖存，如何讓風暴停止，以及風暴因何而起。」
「因此，我完全贊同文學應超越國界，關懷人類共同命運。但或許，在通往這個宏偉目標的道路上，我們首先需要一份共同的歷史認知」作為路基。否則，所有的同情與共情，都可能建立在流沙之上，無法承載通向真正和平與理解的重量。」
「我的發言完了，謝謝各位。」
許成軍微微鞠躬，坐了下來。
會場陷入了一片短暫的、意味深長的寂靜。
他沒有激烈地指責，也沒有糾纏於具體的歷史問題，而是用一個精妙的比喻，將雙方立場的根本差異，以及達成真正理解的唯一前提，清晰地、體面地、卻又無法迴避地擺在了所有人面前。
他這番發言，如同在平靜和諧的湖面上，投下了一顆深水炸彈，表面波瀾不驚，水下卻已暗流洶湧，讓在座的所有東瀛作家，都必須直面這個他們一直在迴避的核心問題。
井上靖先生深深地看了許成軍一眼，目光中充滿了複雜的意味。
大江健三郎則陷入了沉思，手指無意識地敲擊著桌面。
下午努力營造的「融洽」氛圍依然存在，但其底下，一種更為真實、也更為艱難的對話，似乎才剛剛開始。
杜鵬成在一旁，用力抿著嘴，才沒讓自己笑出聲來，只能在心裡暗贊一句：「這小子，總能在最關鍵的地方，戳破那層窗戶紙！乾的漂亮！」
在許成軍發言後那片刻的寂靜與沉思中，所有人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了東大代表團的團長，一直端坐聆聽的巴先生。
巴老也沒有猶豫。
在許成軍說完他說的話之後。
他收齊了早已準備好的一套說辭。
他緩緩站起身，步伐略顯遲緩卻異常沉穩，走到了發言席前。
午後的光線透過會議場的窗戶，映在他清癯而布滿皺紋的臉上，那副深色邊框眼鏡後的目光，一如既往地溫和，卻蘊含著看透世事的澄澈與堅定。
他沒有立刻開口，而是用目光緩緩掃過在場的每一位東瀛作家，如同一位慈祥而嚴肅的長者，在開啟一次重要的家庭對話。
會場徹底安靜下來，連紙張翻動的聲音都消失了。
「感謝井上靖先生，大江健三郎先生，以及在座的各位東瀛同仁，」
他的聲音不高，帶著川音，語速緩慢，每一個字都仿佛有著沉甸甸的分量，「今天下午，我聽到了許多深刻、真誠，充滿了對人類命運關懷的發言。關於核武器的恐懼，關於和平的祈願，關於文學的責任————這些聲音，是珍貴的，是跨越國界的，是值得我們每一個人認真傾聽和思考的。」
他首先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展現了決決大國的文化氣度。
但緊接著，他的話鋒如同靜水深流，開始轉向更本質的層面。
「我今年七十六歲了，經歷過戰爭，也見證過太多的苦難與死亡。」
他頓了頓，仿佛在回溯漫長的個人與民族記憶，「我深知，真正的悲劇，往往不在於災難本身，而在於災難過後，人們選擇了遺忘，或者，只選擇記住自己想記住的那一部分。」
這句話，像一把柔軟的鑰匙，卻精準地打開了在場所有東大人心中的鎖，也輕輕叩擊著一些東瀛作家的良知。
「文學，是什麼？」
他提出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然後自問自答，「有人說是匕首，是投槍。但在我看來，它首先應該是一面鏡子—一面誠實的，敢於映照出歷史全部真相的鏡子。不僅要映照出廣島、長崎的慘狀，也要敢於映照出這場戰爭是如何開始的，是誰將它強加給了亞洲各國的人民，以及在南京、在重慶、在無數東大和亞洲的土地上，曾經發生過什麼。」
他的語氣依舊平和，但話語的內涵卻重若千鈞。
他沒有提高聲調，卻讓一種不容辯駁的道德力量充盈了整個會場。
「如果文學失去了這份求真」的勇氣，那麼所有的傷痕」書寫，都可能在不自覺間，演變成另一種形式的對歷史的遮蔽。」
他微微嘆了口氣，這聲嘆息里，充滿了對一個民族能否真正從歷史中汲取教訓的深切憂慮，也包含了對人類共同命運的悲憫。
至少許成軍覺得是的。
「同情受害者，是人類最基本的情感，我對此毫無異議，並且深表贊同。
但是，」他強調了「但是」，目光變得更加深邃，「真正的、有力量的和平，無法建立在單一視角的悲情之上，它必須建立在完整、共同的歷史認知與深刻的集體反思之上。
否則，和平就像建築在流沙上的城堡，一陣風浪，就可能讓它傾覆。」
最後，他總結道，聲音裡帶著一種歷經滄桑後的懇切與期望：「我們今天的討論，是一個很好的開始。我希望，我們兩國的作家，未來能共同拿起求真」的筆，不僅為死難者哀悼，更要為生者負責，為未來負責。
讓我們用文學的力量，去擦拭歷史這面鏡子，讓它映照出全部的、複雜而痛苦的真相。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確保，過去的悲劇，不會在未來，以任何一種形式重演。」
「謝謝各位。」
巴先生微微頷致意，然後緩緩走回座位。
他沒有激烈的言辭，沒有憤怒的指控，而是以一種基於普遍人性與歷史責任的、無可辯駁的邏輯，將整個對話提升到了一個更高的精神層面。
他將許成軍提出的「路基」具體化為一面「誠實的鏡子」，並賦予了它構建真正和平的核心意義。
他的發言，像一塊巨大的磁石，將下午所有分散的、精彩的、甚至有些對立的觀點，牢牢地吸附在「求真」與「責任」這個核心上。
會場在短暫的寂靜後，爆發出長時間、熱烈的掌聲。
這掌聲，是對這位文學老人智慧與勇氣的致敬，也標誌著這次座談，超越了表面的和諧，觸及了靈魂深處的拷問。
對許成軍來說。
巴老這次的發言遠比他在84年東京筆會上的發言《核時代的文學一我們為什麼寫作》要更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