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7章 也有大儒逆著念經
孫文啟本來以為，《新樂府報》會幫助蘇澤，支持蘇澤的儒學一統論。
因為之前《新樂府報》雖然偶然也會刊登一些爆論，但基本上都是維護官方立場的，何心隱和李勢還多次寫文章幫助蘇澤解圍。
蘇澤的實學理論，本身也吸收了不少心學泰州學派的內容，和何李二人的理論相合，兩人應該支持蘇澤才對。
可讓孫文啟沒想到的，《新樂府報》這一次，竟然拆了「實學一統論」的!！
而且拆的還是柱子！
《新樂府報》最新一期，李贄署名的文章出來了。
文章開頭先捧了蘇澤幾句。
「蘇公「天理人理』之辨，直指本心，所謂天道亘久，而人心不常也！」
話鋒一轉，問題拋出來了。
「既然人理可以「隨心而變』，隨時代而遷流。」
「那李某一問：儒家千百年來最根本的「三綱五常』一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還有仁義禮智信一一是不是也在這「可變』的裡頭？」
「它是像日月運行一樣永遠不變呢？」
「還是也只是某個時代、某種情境下「人心共約』的產物，也能隨著世道變化而調整？」
問題提得很直白。
看到這裡，孫文啟的手都在顫抖！
李贄是瘋了嗎！？
綱常理論，乃是儒學的支柱啊！
他這是用蘇澤的理論，來攻擊儒學支柱啊！
李贄接著分析。
「程朱說「綱常』就是天理，萬世不能動。」
「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是天地定位，陰陽大義，像太陽月亮一樣不能改。」
「可要按照蘇公的新論，「天理』管的是自然萬物，鳥獸草木，物理化學。」
「「人理』管的是人間秩序，倫常規範，人心共識。」
「那麼「三綱五常』管的是人和人的關係，顯然該歸入「人理』。」
既然歸入「人理」，李贄就往下推。
「既然是「人理』，它的根基就在於「人心之良知』在具體歷史環境裡的運用和共同約定。」「那麼，這「良知』在不同時代、不同地方、不同人群里，所認為對的「綱常』具體內容，會完全一樣嗎？」
「有沒有可能隨著世情變化、認識加深，也跟著變？」
他舉了例子。
「不說遠的，就說漢唐。」
「漢代，丈夫死了妻子改嫁，雖然不算好事，但也常見，沒後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那麼嚴厲。」「到程朱之後，這套規矩越來越緊，成了捆人的繩子。」
「這不是「人理』隨著時代在變嗎？」
「父子關係也一樣。」
「「父慈子孝』，本來是雙向的。」
「《禮記》說：「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慈和孝是並提的。」
「可後來的法律禮教，多半只強調「子孝』的責任，對「父慈』的義務說得含糊，甚至認為父權絕對，子女幾乎沒人格。」
「這算不算「人理』在歷史進程中發生的偏斜？」
李贄的意思很清楚了。
他不是要徹底否定綱常。
他是借蘇澤「人理可變」這個說法，質疑把特定歷史時期固定下來的綱常教條當成永恆天理的正當性。這為「與時俱進」地修正它，打開了一個理論上的口子。
他接著寫。
「蘇公提倡「實行而一』，說探究天理要「實行』，體察人理要「致良知』，最後要統一到經世致用的「行』上。」
「李某贊同。既然如此，對於「三綱五常』這個人理核心，我們是不是也該用「致良知』的精神，重新看看它在當下時代是不是真的合乎人心公義、社會需要？」
「是不是該用「實行』的態度，檢驗它的具體規矩在現實里到底產生什麼效果？」
「是讓人倫更和睦、社會更進步，還是製造壓抑、不公和僵化？」
他追問。
「如果發現有些具體的綱常條目，已經和現在大多數人的良知感覺相反，或者在社會「實行』中弊大於利，」
「能不能依照蘇公「人理隨時代遷流』的理論，對它進行合適的調整、解釋甚至革新？」
「而不是抱著老古董不放，硬把它塞進「永恆天理』的框子裡，逼著所有人遵守？」
文章最後，李贄把問題拋回給蘇澤和實學同道。
「這問題可能有點尖銳，但實在是因為李某看重蘇公的新論，期望很高。」
「如果「實學』只停留在研究鳥獸、種豌豆、算曆法，對人間最重要的倫常秩序不敢碰、不願想，那它的「統一』大業，難免有避重就輕、虎頭蛇尾的嫌疑。」
「真正的「實行而一』，應該勇於用「實行』精神探究自然的奧秘，也應該敢於用「致良知』的勇氣審視和完善人間的規範。」
「這樣，天理和人理才能真正貫通，學問才能稱得上「大道』。
「我等著聽蘇公和天下有識之士的高見。」
文章一登出來，立刻炸了鍋。
孫文啟看得汗流浹背！
李贄的文章太大膽了！
可偏偏按照蘇澤的理論來推演開，李贄的理論確實沒錯啊！
綱常是屬於人理的，既然是人理，總要根據時代變化而改變。
李贄舉的父子和夫妻的例子，確實也是如此啊。
樂府詩《孔雀東南飛》中，也沒有忌諱休妻改嫁啊？
甚至二程和朱熹本人，也沒有太強調守節。
反而是程朱之後，宋末開始，才對女子守節越來越重視。
而且孫文啟還敏銳地捕捉到了另外一點！
綱常之中，最重要的是君臣的綱常！
李贄沒有講君臣的綱常！可如果按照這個理論，豈不是君臣的綱常，也要隨著民心和風氣改變？這也太可怕了吧!！
孫文啟顫顫巍巍地放下報紙。
這文章太大膽了！
綱常乃是儒家禮教的核心議題，李贄竟然借著蘇師的「實學一統論」，來動搖綱常這個根基！偏偏他的推論嚴謹，孫文啟根本找不到破綻！
這就是大儒之間的論戰嗎？
太可怕了！
孫文啟天資聰慧，過目不忘，他本以為自己在國子監中成績上等，日後總有一天，也能達到大儒的境界。
但是今天這幾篇文章讓他動搖了！
什麼是大儒啊！
筆秉春秋！字動人心！
這文章爭的可是天下人心！
甚至李贄這文章，就連孫文啟都動搖了。
君臣綱常，是否真的是不可更易的呢？
這個念頭冒出來，孫文啟都覺得大不敬，可他也忍不住思考。
今上有德，大明國祚因此興盛。
可若是君上是桀紂那樣的君主呢？
若自己是臣子，要如何守這份綱常呢？
孫文啟不知道。
冷靜下來，這種爭鬥，不是自己這個小卒子能參加的。
茶館裡，士子們吵得面紅耳赤。
一個老監生拍桌子：「李贄這是誅心之論！借著蘇大人的架子，來拆儒家的祖廟！」
年輕監生反駁：「未必！蘇大人既然說人理能變，李卓吾不過是順著推了一步！綱常難道真是萬古不變？《孟子》里的話又怎麼說？」
「綱常是立國之本，人倫之基，怎麼能隨便說變就變？這說法一出，天下豈不要亂？」
「亂什麼？蘇大人說了，變要基於「致良知』和「實行』！如果大家良知都覺得某條綱常不公不好，為什麼不能議論、不能改？這才是真儒者的擔當！」
「李贄居心不良！他這是要蠱惑人心，動搖國本！」
「我看是有些人心裡有鬼，怕這「人理可變』的刀子，割到自己身上那些不合時宜的特權！」爭論迅速從茶館蔓延到書院、衙門，甚至街頭巷尾。
支持的人覺得李贄問到了關鍵，點明了蘇澤理論可能帶來的社會變革意義。
反對的人覺得這是洪水猛獸，在挑戰千百年的秩序根基。
孫文啟好不容易從李贄的文章中「掙脫」，然後翻開了《商報》。
本來孫文啟是想要平復心情的，因為《商報》對於這種政治上的大事，素來是比較冷淡的，一般就是轉載簡評一下，點到為止。
可這一次，《商報》刊登了一篇長長的社論文章！
看了這篇文章，孫文啟的冷汗又下來了！
《商報》的社論標題很直白：
《「崇本抑末」再思一一從蘇公「人理可易」說起》。
文章開篇先提了蘇澤昨天的講學。
「蘇公明言：天理亘古，人理遷流。」
「所謂人理，即人間倫理規範，須據時代而變，循良知而調。」
緊接著筆鋒一轉：
「既如此，我輩當思：延續千年的「崇本抑末』之策，是否亦屬可易之人理？」
下面開始擺事實。
「古之「本』，指農桑；「末』，指工商。」
「《漢書》有載：「農，天下之大本也。』歷代抑商，理由無非：商賈不事生產，囤積居奇，易致奢靡，動搖國本。」
但文章隨即反問：
「此理於古或然，於今亦然否？」
它先列了幾條當下的變化。
「其一，農事已非往昔。」
「武清伯育種實驗，化肥增產，皆賴實學格物之功。此功何來？非純農桑，乃工、算、化諸學協作。」「若無人制肥、無人造器、無人研算，增產從何談起？農本已與工商技學密不可分。」
「其二，工商之用今非昔比。」
「軍械革新，賴匠造；船舶遠航，賴舟匠；鐵路開鑿，賴機造。無工則兵弱，無商則貨滯。」「近年邊關糧餉轉運、棉布成藥流通，皆靠商隊網絡。工商實已為兵事民生之血脈。」
「其三，民需已變。」
「古時民求溫飽，農為要務。今京師及江南諸地，百姓所求不止於食。」
「有求棉綢之暖，有求書籍之明，有求鐘錶之便。此等物產，孰人供給？工匠與商賈。」
「若強抑工商，則民需不達，反生怨隙。」
文章又引了蘇澤早年的《四民道德論》。
「蘇公昔言：士農工商，皆國之棟樑，各有其德，各盡其用。」
「士以忠信，農以勤樸，工以精巧，商以通達。四民協和，國乃強盛。」
「此論早已破「末業卑賤』之舊念。」
「今蘇公再倡「人理可易』，恰可為此論張目。」
接著分析「崇本抑末」在當下的實際後果。
「仍持舊念，則工商之才受抑，創新之術難興。」
「北洲墾殖、南洋貿易，皆需商賈組織、工匠隨行。若視彼等為「末』，事事掣肘，開拓之業何以持續？」
文章也並非全盤否定「重農」。
「農仍為基，此毋庸置疑。」
「然「重農』不必「抑末』。可並行而不悖。」
「如蘇公「實行而一』之精神：農事需求，可借工商之力以提升；工商之利，亦可反哺農桑之基礎。」最後回到「人理可易」的核心：
「古之抑末，因當時工商多涉奢靡投機，於小農之世確有弊害。」
「然今時已不同。工商若導之以德、規之以法，可成富國利民之臂助。」
「若仍守舊條，視其為必抑之「末』，則恐束縛天下活力，背離「致良知』「務實而行』之新儒精神。」
文章結尾簡短有力：
「故請朝野再思：」
「「崇本抑末』是否當隨世而易？」
「農工商之關係，是否可據蘇公「人理』之說，予以更合時宜之調整？」
「此非棄本，實為固本開新。」
社論署名是《商報》主筆。
文風平實，幾乎沒有修飾。
但問題提得直接，條理也清晰。
可文章的意思，指向了千年來一項國策一一重農抑商。
文章的意思很簡單，這項國策是否還應該繼續實行下去？
文章的立論和推論，都沒有任何的問題，甚至這篇文章有關古代王朝為何執行重農抑商政策，都有深刻的理解。
也正如文章所說的那樣，如今的商人也越發的重要，京師這些年來的發展，不就是源於工商業的興盛嗎？
朝廷開徵商稅的地區，官府也用徵收的商稅辦了很多實事。
那是不是要改變千百年的國策，取消重農抑商？
可孫文啟還是本能地覺得不對！
可偏偏他又說不出來哪裡不對。
再看文章的署名，原來是《商報》主編范寬。
孫文啟合上報紙，原來這就是蘇師口中的大爭之世啊！
因為之前《新樂府報》雖然偶然也會刊登一些爆論，但基本上都是維護官方立場的，何心隱和李勢還多次寫文章幫助蘇澤解圍。
蘇澤的實學理論，本身也吸收了不少心學泰州學派的內容，和何李二人的理論相合，兩人應該支持蘇澤才對。
可讓孫文啟沒想到的，《新樂府報》這一次，竟然拆了「實學一統論」的!！
而且拆的還是柱子！
《新樂府報》最新一期，李贄署名的文章出來了。
文章開頭先捧了蘇澤幾句。
「蘇公「天理人理』之辨，直指本心，所謂天道亘久，而人心不常也！」
話鋒一轉，問題拋出來了。
「既然人理可以「隨心而變』，隨時代而遷流。」
「那李某一問：儒家千百年來最根本的「三綱五常』一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還有仁義禮智信一一是不是也在這「可變』的裡頭？」
「它是像日月運行一樣永遠不變呢？」
「還是也只是某個時代、某種情境下「人心共約』的產物，也能隨著世道變化而調整？」
問題提得很直白。
看到這裡，孫文啟的手都在顫抖！
李贄是瘋了嗎！？
綱常理論，乃是儒學的支柱啊！
他這是用蘇澤的理論，來攻擊儒學支柱啊！
李贄接著分析。
「程朱說「綱常』就是天理，萬世不能動。」
「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是天地定位，陰陽大義，像太陽月亮一樣不能改。」
「可要按照蘇公的新論，「天理』管的是自然萬物，鳥獸草木，物理化學。」
「「人理』管的是人間秩序，倫常規範，人心共識。」
「那麼「三綱五常』管的是人和人的關係，顯然該歸入「人理』。」
既然歸入「人理」，李贄就往下推。
「既然是「人理』，它的根基就在於「人心之良知』在具體歷史環境裡的運用和共同約定。」「那麼，這「良知』在不同時代、不同地方、不同人群里，所認為對的「綱常』具體內容，會完全一樣嗎？」
「有沒有可能隨著世情變化、認識加深，也跟著變？」
他舉了例子。
「不說遠的，就說漢唐。」
「漢代，丈夫死了妻子改嫁，雖然不算好事，但也常見，沒後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那麼嚴厲。」「到程朱之後，這套規矩越來越緊，成了捆人的繩子。」
「這不是「人理』隨著時代在變嗎？」
「父子關係也一樣。」
「「父慈子孝』，本來是雙向的。」
「《禮記》說：「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慈和孝是並提的。」
「可後來的法律禮教，多半只強調「子孝』的責任，對「父慈』的義務說得含糊，甚至認為父權絕對，子女幾乎沒人格。」
「這算不算「人理』在歷史進程中發生的偏斜？」
李贄的意思很清楚了。
他不是要徹底否定綱常。
他是借蘇澤「人理可變」這個說法，質疑把特定歷史時期固定下來的綱常教條當成永恆天理的正當性。這為「與時俱進」地修正它，打開了一個理論上的口子。
他接著寫。
「蘇公提倡「實行而一』，說探究天理要「實行』，體察人理要「致良知』，最後要統一到經世致用的「行』上。」
「李某贊同。既然如此，對於「三綱五常』這個人理核心，我們是不是也該用「致良知』的精神，重新看看它在當下時代是不是真的合乎人心公義、社會需要？」
「是不是該用「實行』的態度，檢驗它的具體規矩在現實里到底產生什麼效果？」
「是讓人倫更和睦、社會更進步，還是製造壓抑、不公和僵化？」
他追問。
「如果發現有些具體的綱常條目，已經和現在大多數人的良知感覺相反，或者在社會「實行』中弊大於利，」
「能不能依照蘇公「人理隨時代遷流』的理論，對它進行合適的調整、解釋甚至革新？」
「而不是抱著老古董不放，硬把它塞進「永恆天理』的框子裡，逼著所有人遵守？」
文章最後，李贄把問題拋回給蘇澤和實學同道。
「這問題可能有點尖銳，但實在是因為李某看重蘇公的新論，期望很高。」
「如果「實學』只停留在研究鳥獸、種豌豆、算曆法，對人間最重要的倫常秩序不敢碰、不願想，那它的「統一』大業，難免有避重就輕、虎頭蛇尾的嫌疑。」
「真正的「實行而一』，應該勇於用「實行』精神探究自然的奧秘，也應該敢於用「致良知』的勇氣審視和完善人間的規範。」
「這樣，天理和人理才能真正貫通，學問才能稱得上「大道』。
「我等著聽蘇公和天下有識之士的高見。」
文章一登出來，立刻炸了鍋。
孫文啟看得汗流浹背！
李贄的文章太大膽了！
可偏偏按照蘇澤的理論來推演開，李贄的理論確實沒錯啊！
綱常是屬於人理的，既然是人理，總要根據時代變化而改變。
李贄舉的父子和夫妻的例子，確實也是如此啊。
樂府詩《孔雀東南飛》中，也沒有忌諱休妻改嫁啊？
甚至二程和朱熹本人，也沒有太強調守節。
反而是程朱之後，宋末開始，才對女子守節越來越重視。
而且孫文啟還敏銳地捕捉到了另外一點！
綱常之中，最重要的是君臣的綱常！
李贄沒有講君臣的綱常！可如果按照這個理論，豈不是君臣的綱常，也要隨著民心和風氣改變？這也太可怕了吧!！
孫文啟顫顫巍巍地放下報紙。
這文章太大膽了！
綱常乃是儒家禮教的核心議題，李贄竟然借著蘇師的「實學一統論」，來動搖綱常這個根基！偏偏他的推論嚴謹，孫文啟根本找不到破綻！
這就是大儒之間的論戰嗎？
太可怕了！
孫文啟天資聰慧，過目不忘，他本以為自己在國子監中成績上等，日後總有一天，也能達到大儒的境界。
但是今天這幾篇文章讓他動搖了！
什麼是大儒啊！
筆秉春秋！字動人心！
這文章爭的可是天下人心！
甚至李贄這文章，就連孫文啟都動搖了。
君臣綱常，是否真的是不可更易的呢？
這個念頭冒出來，孫文啟都覺得大不敬，可他也忍不住思考。
今上有德，大明國祚因此興盛。
可若是君上是桀紂那樣的君主呢？
若自己是臣子，要如何守這份綱常呢？
孫文啟不知道。
冷靜下來，這種爭鬥，不是自己這個小卒子能參加的。
茶館裡，士子們吵得面紅耳赤。
一個老監生拍桌子：「李贄這是誅心之論！借著蘇大人的架子，來拆儒家的祖廟！」
年輕監生反駁：「未必！蘇大人既然說人理能變，李卓吾不過是順著推了一步！綱常難道真是萬古不變？《孟子》里的話又怎麼說？」
「綱常是立國之本，人倫之基，怎麼能隨便說變就變？這說法一出，天下豈不要亂？」
「亂什麼？蘇大人說了，變要基於「致良知』和「實行』！如果大家良知都覺得某條綱常不公不好，為什麼不能議論、不能改？這才是真儒者的擔當！」
「李贄居心不良！他這是要蠱惑人心，動搖國本！」
「我看是有些人心裡有鬼，怕這「人理可變』的刀子，割到自己身上那些不合時宜的特權！」爭論迅速從茶館蔓延到書院、衙門，甚至街頭巷尾。
支持的人覺得李贄問到了關鍵，點明了蘇澤理論可能帶來的社會變革意義。
反對的人覺得這是洪水猛獸，在挑戰千百年的秩序根基。
孫文啟好不容易從李贄的文章中「掙脫」，然後翻開了《商報》。
本來孫文啟是想要平復心情的，因為《商報》對於這種政治上的大事，素來是比較冷淡的，一般就是轉載簡評一下，點到為止。
可這一次，《商報》刊登了一篇長長的社論文章！
看了這篇文章，孫文啟的冷汗又下來了！
《商報》的社論標題很直白：
《「崇本抑末」再思一一從蘇公「人理可易」說起》。
文章開篇先提了蘇澤昨天的講學。
「蘇公明言：天理亘古，人理遷流。」
「所謂人理，即人間倫理規範，須據時代而變，循良知而調。」
緊接著筆鋒一轉：
「既如此，我輩當思：延續千年的「崇本抑末』之策，是否亦屬可易之人理？」
下面開始擺事實。
「古之「本』，指農桑；「末』，指工商。」
「《漢書》有載：「農，天下之大本也。』歷代抑商，理由無非：商賈不事生產，囤積居奇，易致奢靡，動搖國本。」
但文章隨即反問：
「此理於古或然，於今亦然否？」
它先列了幾條當下的變化。
「其一，農事已非往昔。」
「武清伯育種實驗，化肥增產，皆賴實學格物之功。此功何來？非純農桑，乃工、算、化諸學協作。」「若無人制肥、無人造器、無人研算，增產從何談起？農本已與工商技學密不可分。」
「其二，工商之用今非昔比。」
「軍械革新，賴匠造；船舶遠航，賴舟匠；鐵路開鑿，賴機造。無工則兵弱，無商則貨滯。」「近年邊關糧餉轉運、棉布成藥流通，皆靠商隊網絡。工商實已為兵事民生之血脈。」
「其三，民需已變。」
「古時民求溫飽，農為要務。今京師及江南諸地，百姓所求不止於食。」
「有求棉綢之暖，有求書籍之明，有求鐘錶之便。此等物產，孰人供給？工匠與商賈。」
「若強抑工商，則民需不達，反生怨隙。」
文章又引了蘇澤早年的《四民道德論》。
「蘇公昔言：士農工商，皆國之棟樑，各有其德，各盡其用。」
「士以忠信，農以勤樸，工以精巧，商以通達。四民協和，國乃強盛。」
「此論早已破「末業卑賤』之舊念。」
「今蘇公再倡「人理可易』，恰可為此論張目。」
接著分析「崇本抑末」在當下的實際後果。
「仍持舊念，則工商之才受抑，創新之術難興。」
「北洲墾殖、南洋貿易，皆需商賈組織、工匠隨行。若視彼等為「末』，事事掣肘，開拓之業何以持續？」
文章也並非全盤否定「重農」。
「農仍為基，此毋庸置疑。」
「然「重農』不必「抑末』。可並行而不悖。」
「如蘇公「實行而一』之精神：農事需求，可借工商之力以提升；工商之利，亦可反哺農桑之基礎。」最後回到「人理可易」的核心：
「古之抑末，因當時工商多涉奢靡投機，於小農之世確有弊害。」
「然今時已不同。工商若導之以德、規之以法，可成富國利民之臂助。」
「若仍守舊條，視其為必抑之「末』，則恐束縛天下活力，背離「致良知』「務實而行』之新儒精神。」
文章結尾簡短有力：
「故請朝野再思：」
「「崇本抑末』是否當隨世而易？」
「農工商之關係，是否可據蘇公「人理』之說，予以更合時宜之調整？」
「此非棄本，實為固本開新。」
社論署名是《商報》主筆。
文風平實，幾乎沒有修飾。
但問題提得直接，條理也清晰。
可文章的意思，指向了千年來一項國策一一重農抑商。
文章的意思很簡單，這項國策是否還應該繼續實行下去？
文章的立論和推論，都沒有任何的問題，甚至這篇文章有關古代王朝為何執行重農抑商政策，都有深刻的理解。
也正如文章所說的那樣，如今的商人也越發的重要，京師這些年來的發展，不就是源於工商業的興盛嗎？
朝廷開徵商稅的地區，官府也用徵收的商稅辦了很多實事。
那是不是要改變千百年的國策，取消重農抑商？
可孫文啟還是本能地覺得不對！
可偏偏他又說不出來哪裡不對。
再看文章的署名，原來是《商報》主編范寬。
孫文啟合上報紙，原來這就是蘇師口中的大爭之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