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6章 李諭子
第646章 李諭子
李諭等人對化學獎沒有提名權，1918年的諾貝爾化學獎頒發給了哈伯，這個頒獎在諾貝爾的自然科學獎中爭議性非常大。
哈伯的在科學上的功勞沒的說，合成氨功在千秋，解決了糧食問題。
不過絕大多數科學家都對哈伯的為人嗤之以鼻，頒獎時他的演講幾乎無人鼓掌。
因為嚴格說，哈伯犯了嚴重的戰爭罪。戰爭期間，他把合成氨工廠轉而生產硝酸銨，從而製造炸藥；最關鍵的是，他引領了化學戰，這可不是一個小污點。
慕尼黑大學要舉辦一場物理學會議，李諭與愛因斯坦想邀請普朗克同行，不過他因科學院的事務纏身沒能同行。
慕尼黑大學剛剛成立的「數學－物理研究班」隆重接待了李諭和愛因斯坦。
數學－物理研究班主要有四名教授：維恩、林德曼、福斯、索末菲。
其中維恩、索末菲兩人是搞物理學的，林德曼與福斯是搞數學的。
實際上此時的巴伐利亞還沒有非常安穩，有那麼一些小小的動亂，不過大學裡的人還是挺多的，愛因斯坦和李諭兩人分別做了演講，正好是兩個領域，愛因斯坦講相對論，李諭講了量子理論。
李諭把下一步準備發表的論文提前進行了部分演講：
「量子力學已經發展多年，基於近些年的研究，尤其是在對普朗克公式的研究，我認為到了提出一個新觀念的時候。
「在微觀領域，我認為存在『全同粒子』，而且它應是一個基本的規則。
「我們知道，宏觀世界中任何兩片樹葉都不一樣，任何兩個雞蛋也都不一樣。
「但在微觀領域，由於量子的特性，必然要有完全相同的粒子，它們的內稟屬性，比如質量、電荷等等完全相同。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能夠將它們區分的痕跡。也就是說，它們完全相同。」
底下突然有個學生舉手：「院士先生，我能問個問題嗎？」
按流程，這時候輪不到學生發問，不過李諭還是說：「可以。」
那名學生起身道：「謝謝院士先生，我叫泡利，是一名研究生。我想問，全同粒子，指的是光子和電子嗎？」
好嘛，原來是物理學界的超級「懟神」泡利，難怪會不顧規矩舉手提問。
「是的，」李諭說，「從實驗的總結來說，微觀粒子根本無法區分，完全相同，交換兩個全同粒子體系不會發生任何改變。」
「這就是單光子試驗的理論依據吧？」泡利問。
「你非常聰明。」李諭說。
泡利身旁的一位學生也舉起手：「院士先生，我也有個問題。」
泡利卻對他說：「海森堡，你還沒有正式進入大學，不能提問。」
海森堡？
李諭咳嗽了一聲：「沒關係，泡利同學，讓他問吧。」
「感謝院士先生！」海森堡說，然後站起來問道，「既然光子可以是全同粒子，那麼電子與質子哪？還有您預言的中子？」
這個問題很犀利，也很本質，李諭說：「我認為他們也是全同粒子，不然原子的性質就會出現細微差別，它們組成的整個世界都將亂了套。」
多年後學界證實，電子、光子是全同粒子，質子、中子這種複合粒子也是全同的（雖然它們還有夸克結構）。
他們問完後，索末菲等人進行了接下來的問詢環節，唯獨維恩對這套理論不太感興趣。
結束演講，眾人來到會議室。
福斯說：「那個叫做海森堡的學生，我好像見過。」
林德曼說：「是的，幾天前他的父親將他帶來慕尼黑大學，要讓他報名為我的學生學習數學，好讓他遠離那些好鬥的團體與組織。」
他指的還是這時候的巴伐利亞的那些動亂，海森堡挺不安分的。
福斯問：「您沒有同意？」
林德曼點了點頭：「他不像個學數學的。」
林德曼本人搞的是數論，比較著名的成就是證明了π的超越性，給古希臘三大尺規作圖問題中的「化圓為方」問題結了案（即π的超越性導致不可能化圓為方）。
李諭好奇道：「教授為什麼這麼評價海森堡？」
林德曼說：「他有些傲慢，不想讀大學本科，要直接成為研究生，而他只是一個剛剛中學畢業的年輕人。面試時，我問他讀過什麼書。海森堡回答說，《數論》，還有外爾的《空間-時間-物質》。言語中對這本《空間-時間-物質》更加喜歡。」
《空間-時間-物質》聽名字就知道是講相對論的。
林德曼繼續說：「我贊同希爾伯特先生的說法，物理學是不完備的，如今的狀況大家有目共睹，可以說到了千瘡百孔的地步。所以我並不喜歡外爾那種用物理學來玷污純數學的做法。因此我對海森堡說，『你不再屬於數學。』」
估計多年後海森堡得感謝他的拒絕，甚至由衷說一句「看人真准！」
李諭說：「要是喜歡物理學，完全可以把他介紹給索末菲教授嘛。」
林德曼沒什麼意見，對索末菲說：「你贊同的話，可以面試他。」
從剛才演講時的提問，索末菲就聽出來這個叫海森堡的年輕人有兩下子，而且他本人也是搞數學起家的，當年崇拜湯姆遜的「數學物理學」，轉入了理論物理學研究。
海森堡原本有志於數學，但索末菲看得出，他的物理直覺也異常好，於是說：「還好他沒有離開慕尼黑。」
數學此後幫了海森堡的研究，而且幫助不小。
比如他提出的矩陣力學，對同時期絕大多數物理學家來說，根本就不知道在講什麼！
因為這時候矩陣（或者乾脆叫線性代數）只有少部分數學家搞，沒有一個物理學家會研究莫名其妙的矩陣。
海森堡那時候屬於硬碰，因為他也是研究了好久才知道原來自己費了大勁弄出來的東西，數學界早就有人搞出來了（僅限數學部分）。
雖然繞了彎，但這件事完全展示了他在數學、物理兩方面的巨大天賦。
稍晚些時候，索末菲把海森堡叫到自己的辦公室，李諭同在辦公室中。索末菲隨便問了幾個問題後，就決定收下他。
「我願意接納你，但我的研究所比不上維恩教授的實驗室。」索末菲說。
海森堡覺得無所謂：「我並不擅長做實驗，實驗室小一點沒關係。」
索末菲說：「你還要徵得父親的同意嗎？關於你要進入大學學習理論物理學。」
「我想不需要了，否則他會很擔心，」海森堡說，「但我是真心崇拜今天演講的李諭先生還有愛因斯坦先生，願意轉入理論物理學。」
李諭說：「那你知不知道，愛因斯坦先生曾經在大學畢業後找不到工作，乃至於在一家專利局當了好幾年專利員，才謀求到了一個大學教職。理論物理學的就業面非常窄，幾乎僅限於大學教授。而數學與實驗物理學發展了多年，在工業界和中學中都可以輕鬆找到工作。」
海森堡自信說：「我肯定可以成為一名大學教授，即便現在大部分的大學教授已經滿員，因為我比他們都要強。」
李諭笑道：「祝你好運。」
他能進入索末菲的研究所挺幸運，現在研究原子光譜這種量子問題的研究所沒有幾個大學開設。
當然了，按照要求，研究理論物理學的學生肯定要必修維恩的實驗物理學課程。
在慕尼黑接下來的幾天，李諭寫出了關於「全同粒子」的論文，準備投給《SCIENCE》。這算開個頭，「全同粒子」的實驗證實要等到1980年代。
而理論上的研究，則要靠另一個還沒出山的量子力學大神——狄拉克，以及一些其他的物理學家，如費米等人的工作慢慢完善。
只不過在這個時空下，未來的「玻色子」一詞很可能會被改成「李諭子」，因為這些名字本來就是狄拉克起的（按照對標準粒子模型的貢獻來說，叫做狄拉克子其實更合適）。
——
現在的歐洲還是沒啥理論研究環境，與愛因斯坦他們多待一周後，李諭便回到了巴黎。
代表團只知道李諭又參加了眾多大學演講，還不知道他在粒子物理學上馬上就要邁出的一大步，因為他們正被巴黎和會「最高會議」的決定搞得焦頭爛額。
美英法三國的首腦組成最高會議剛剛約見了中國代表團，由對中國態度較好的威爾遜傳達了他們決定的最終方案：「日本將獲得膠州租借地和中德條約所規定的全部權利，然後再由日本把租借地歸還中國，但歸還之後仍享有全部經濟權利，包括膠濟鐵路在內。」
簡單點說，就是德國在山東的有關權益轉交給了日本。
威爾遜特意給顧維鈞、陸徵祥解釋說：「現在提出的這個解決方案，最高會議希望能被中國接受，它也許不能令中國滿意，但在目前情況下，已是所能尋求的最佳方案。」
但中國代表團肯定不能接受，這不還是相當於喪權辱國嘛！
在與顧維鈞會面時，他對李諭失望地說：「我們還是徹底失敗了，雖然竭力爭辯，要求由德國直接向中國歸還奪去的權利，但毫無效果，最高會議決定把方案列入巴黎和會的對德和約，不會再就中國問題進行討論。」
李諭無奈道：「果然如此糟糕。」
顧維鈞說：「太無力了！弱國無外交啊！只能希望北洋政府不要讓我去簽字，因為這對我來說無異於死刑。」
李諭嘆道：「尊嚴只在刀鋒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內。」
顧維鈞同樣說：「列強還是列強，即便我們是戰勝國，也沒有用。」
雖然巴黎和會要在一個月後才會正式舉行簽字儀式，但對中國代表團來說，結果已經註定。
顧維鈞的表現堪稱外交場上的藝術家，但北洋政府此前埋下的禍根還是無法消除。
就像玩王者，一個大佬帶四個菜鳥，如果贏了，這些人會直呼這個人牛逼；若是輸了，這四個人會狠狠地責怪大佬，說都是因為他才輸了。
好在顧維鈞這人夠強硬，沒有因此背鍋，反而開啟了人生高光。
陸徵祥等人表現得還是多少有些軟了點，但背後的北洋政府才是本質原因。
身處近代史，李諭完全明白了為什麼歷史教科書會寫一句：資產階級革命失敗是因為他們有軟弱性。
在這個世界，真心是弱肉強食，利益至上，國家之間哪有所謂的公平、道義？別人不僅不會坐視你強大，甚至還會拼命阻攔。
別說一戰了，打得更慘烈的二戰之後，世界格局還是沒有多大變化，也就用幾千萬條生命確定了國家和邊界線。
發達國家還是當年的列強。有幾個國家突破了階層壁壘？
非常少，說得出來的可能也就亞洲的新加坡和韓國。
但他們都屬於小國，新加坡有馬六甲的天然優勢，足夠讓一個新加坡強大。要是沒從馬來西亞獨立，新加坡可能只不過是下一個開羅或者孟買。
韓國規模大一些，人口、土地、經濟都差不多相當於一個江蘇省，戰後當了美國小弟，朴正熙等人的國家主義干涉經濟起到很大作用，扶持起幾個超級企業。雖然代價是這些企業被華爾街強力控制，但總歸讓韓國成了罕見的從戰前一貧如洗到躍升為發達國家的特例。
和他們不同，中國能取得的長足進步太難了，完全是自力更生，走的是少見的正路。
列強當年發展起來工業靠的是吸殖民地的血，瘋狂掠奪。
中國則是工農業剪刀差，犧牲多年農業，扶持工業，直到工業崛起，才又反哺農業。魄力和決心方面，中國說第二，還真沒其他國家敢說第一。
資產階級的精英或許也有這樣的眼光，能看到這條正確之路，但可惜沒有動手的魄力，更沒有條件。
李諭在巴黎沒必要多待，準備動身經由美國回國。
後面的事他已經知道。
5月1日，中國談判首席代表陸徵祥電告北洋政府和會的進程，他在給外交部的密電中提出三種解決辦法：
其一，全體代表離會回國；
其二，不簽字；
其三，簽字，但註明中國對山東問題條款不予承認。
陸徵祥附上了自己的意見：他認為第一、二種都不現實，只能採取第三種。
也就是說，陸徵祥主張有條件簽字。
不過歷史在這時候拐了一個巨大的彎。
陸徵祥和北洋政府都沒有想到，在他拍發電報跟北洋政府商討最後方式時，同在巴黎的梁啓超已經在幾小時前將情況發給國內，從而不可控地引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學生運動。
很難判斷梁啓超的動機是什麼，他的初衷肯定是想通過向政府和國民發出警告，要求他們向和談代表施壓，令其千萬不要在和約上簽字，愛國之心油然可見。
不過梁啓超在北洋政府沒有形成最後決策之前，將消息提前公布，似乎有超越程序之嫌。
因此有人認為這是研究系對執政的安福系的打擊。
5月2日的《晨報》頃刻售罄，短短兩天後，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爆發，近代史與現代史的分界點出現。
梁啓超絕對想不到自己的一封電報有這麼大作用。
後來被趕下台的曹汝霖以及安福系要員把「五四運動」歸咎於梁啓超以及研究系。在他們看來，發表了很多關於和會文章的國民外交協會以及《晨報》都隸屬於研究系。
不管政界如何爭論，反正原先對取得歐戰勝利、並對巴黎和會抱有巨大希望能夠收回山東的國人，被潑了個透心涼。
北洋政府那邊，眾議院立馬召開會議準備對內閣施壓。
國民外交協會也作出幾項決定：5月7日國恥紀念日（二十一條而來），召開國民大會，如巴黎和會不能同意中國的主張，即請政府撤回專使。
更多的電報則發往巴黎中國代表團，警告代表團不得在巴黎和會上簽字。
甚至直接警告陸徵祥：「公敢簽，請公不必生還！」
李諭等人對化學獎沒有提名權，1918年的諾貝爾化學獎頒發給了哈伯，這個頒獎在諾貝爾的自然科學獎中爭議性非常大。
哈伯的在科學上的功勞沒的說，合成氨功在千秋，解決了糧食問題。
不過絕大多數科學家都對哈伯的為人嗤之以鼻，頒獎時他的演講幾乎無人鼓掌。
因為嚴格說，哈伯犯了嚴重的戰爭罪。戰爭期間，他把合成氨工廠轉而生產硝酸銨，從而製造炸藥；最關鍵的是，他引領了化學戰，這可不是一個小污點。
慕尼黑大學要舉辦一場物理學會議，李諭與愛因斯坦想邀請普朗克同行，不過他因科學院的事務纏身沒能同行。
慕尼黑大學剛剛成立的「數學－物理研究班」隆重接待了李諭和愛因斯坦。
數學－物理研究班主要有四名教授：維恩、林德曼、福斯、索末菲。
其中維恩、索末菲兩人是搞物理學的，林德曼與福斯是搞數學的。
實際上此時的巴伐利亞還沒有非常安穩，有那麼一些小小的動亂，不過大學裡的人還是挺多的，愛因斯坦和李諭兩人分別做了演講，正好是兩個領域，愛因斯坦講相對論，李諭講了量子理論。
李諭把下一步準備發表的論文提前進行了部分演講：
「量子力學已經發展多年，基於近些年的研究，尤其是在對普朗克公式的研究，我認為到了提出一個新觀念的時候。
「在微觀領域，我認為存在『全同粒子』，而且它應是一個基本的規則。
「我們知道，宏觀世界中任何兩片樹葉都不一樣，任何兩個雞蛋也都不一樣。
「但在微觀領域，由於量子的特性，必然要有完全相同的粒子，它們的內稟屬性，比如質量、電荷等等完全相同。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能夠將它們區分的痕跡。也就是說，它們完全相同。」
底下突然有個學生舉手：「院士先生，我能問個問題嗎？」
按流程，這時候輪不到學生發問，不過李諭還是說：「可以。」
那名學生起身道：「謝謝院士先生，我叫泡利，是一名研究生。我想問，全同粒子，指的是光子和電子嗎？」
好嘛，原來是物理學界的超級「懟神」泡利，難怪會不顧規矩舉手提問。
「是的，」李諭說，「從實驗的總結來說，微觀粒子根本無法區分，完全相同，交換兩個全同粒子體系不會發生任何改變。」
「這就是單光子試驗的理論依據吧？」泡利問。
「你非常聰明。」李諭說。
泡利身旁的一位學生也舉起手：「院士先生，我也有個問題。」
泡利卻對他說：「海森堡，你還沒有正式進入大學，不能提問。」
海森堡？
李諭咳嗽了一聲：「沒關係，泡利同學，讓他問吧。」
「感謝院士先生！」海森堡說，然後站起來問道，「既然光子可以是全同粒子，那麼電子與質子哪？還有您預言的中子？」
這個問題很犀利，也很本質，李諭說：「我認為他們也是全同粒子，不然原子的性質就會出現細微差別，它們組成的整個世界都將亂了套。」
多年後學界證實，電子、光子是全同粒子，質子、中子這種複合粒子也是全同的（雖然它們還有夸克結構）。
他們問完後，索末菲等人進行了接下來的問詢環節，唯獨維恩對這套理論不太感興趣。
結束演講，眾人來到會議室。
福斯說：「那個叫做海森堡的學生，我好像見過。」
林德曼說：「是的，幾天前他的父親將他帶來慕尼黑大學，要讓他報名為我的學生學習數學，好讓他遠離那些好鬥的團體與組織。」
他指的還是這時候的巴伐利亞的那些動亂，海森堡挺不安分的。
福斯問：「您沒有同意？」
林德曼點了點頭：「他不像個學數學的。」
林德曼本人搞的是數論，比較著名的成就是證明了π的超越性，給古希臘三大尺規作圖問題中的「化圓為方」問題結了案（即π的超越性導致不可能化圓為方）。
李諭好奇道：「教授為什麼這麼評價海森堡？」
林德曼說：「他有些傲慢，不想讀大學本科，要直接成為研究生，而他只是一個剛剛中學畢業的年輕人。面試時，我問他讀過什麼書。海森堡回答說，《數論》，還有外爾的《空間-時間-物質》。言語中對這本《空間-時間-物質》更加喜歡。」
《空間-時間-物質》聽名字就知道是講相對論的。
林德曼繼續說：「我贊同希爾伯特先生的說法，物理學是不完備的，如今的狀況大家有目共睹，可以說到了千瘡百孔的地步。所以我並不喜歡外爾那種用物理學來玷污純數學的做法。因此我對海森堡說，『你不再屬於數學。』」
估計多年後海森堡得感謝他的拒絕，甚至由衷說一句「看人真准！」
李諭說：「要是喜歡物理學，完全可以把他介紹給索末菲教授嘛。」
林德曼沒什麼意見，對索末菲說：「你贊同的話，可以面試他。」
從剛才演講時的提問，索末菲就聽出來這個叫海森堡的年輕人有兩下子，而且他本人也是搞數學起家的，當年崇拜湯姆遜的「數學物理學」，轉入了理論物理學研究。
海森堡原本有志於數學，但索末菲看得出，他的物理直覺也異常好，於是說：「還好他沒有離開慕尼黑。」
數學此後幫了海森堡的研究，而且幫助不小。
比如他提出的矩陣力學，對同時期絕大多數物理學家來說，根本就不知道在講什麼！
因為這時候矩陣（或者乾脆叫線性代數）只有少部分數學家搞，沒有一個物理學家會研究莫名其妙的矩陣。
海森堡那時候屬於硬碰，因為他也是研究了好久才知道原來自己費了大勁弄出來的東西，數學界早就有人搞出來了（僅限數學部分）。
雖然繞了彎，但這件事完全展示了他在數學、物理兩方面的巨大天賦。
稍晚些時候，索末菲把海森堡叫到自己的辦公室，李諭同在辦公室中。索末菲隨便問了幾個問題後，就決定收下他。
「我願意接納你，但我的研究所比不上維恩教授的實驗室。」索末菲說。
海森堡覺得無所謂：「我並不擅長做實驗，實驗室小一點沒關係。」
索末菲說：「你還要徵得父親的同意嗎？關於你要進入大學學習理論物理學。」
「我想不需要了，否則他會很擔心，」海森堡說，「但我是真心崇拜今天演講的李諭先生還有愛因斯坦先生，願意轉入理論物理學。」
李諭說：「那你知不知道，愛因斯坦先生曾經在大學畢業後找不到工作，乃至於在一家專利局當了好幾年專利員，才謀求到了一個大學教職。理論物理學的就業面非常窄，幾乎僅限於大學教授。而數學與實驗物理學發展了多年，在工業界和中學中都可以輕鬆找到工作。」
海森堡自信說：「我肯定可以成為一名大學教授，即便現在大部分的大學教授已經滿員，因為我比他們都要強。」
李諭笑道：「祝你好運。」
他能進入索末菲的研究所挺幸運，現在研究原子光譜這種量子問題的研究所沒有幾個大學開設。
當然了，按照要求，研究理論物理學的學生肯定要必修維恩的實驗物理學課程。
在慕尼黑接下來的幾天，李諭寫出了關於「全同粒子」的論文，準備投給《SCIENCE》。這算開個頭，「全同粒子」的實驗證實要等到1980年代。
而理論上的研究，則要靠另一個還沒出山的量子力學大神——狄拉克，以及一些其他的物理學家，如費米等人的工作慢慢完善。
只不過在這個時空下，未來的「玻色子」一詞很可能會被改成「李諭子」，因為這些名字本來就是狄拉克起的（按照對標準粒子模型的貢獻來說，叫做狄拉克子其實更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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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歐洲還是沒啥理論研究環境，與愛因斯坦他們多待一周後，李諭便回到了巴黎。
代表團只知道李諭又參加了眾多大學演講，還不知道他在粒子物理學上馬上就要邁出的一大步，因為他們正被巴黎和會「最高會議」的決定搞得焦頭爛額。
美英法三國的首腦組成最高會議剛剛約見了中國代表團，由對中國態度較好的威爾遜傳達了他們決定的最終方案：「日本將獲得膠州租借地和中德條約所規定的全部權利，然後再由日本把租借地歸還中國，但歸還之後仍享有全部經濟權利，包括膠濟鐵路在內。」
簡單點說，就是德國在山東的有關權益轉交給了日本。
威爾遜特意給顧維鈞、陸徵祥解釋說：「現在提出的這個解決方案，最高會議希望能被中國接受，它也許不能令中國滿意，但在目前情況下，已是所能尋求的最佳方案。」
但中國代表團肯定不能接受，這不還是相當於喪權辱國嘛！
在與顧維鈞會面時，他對李諭失望地說：「我們還是徹底失敗了，雖然竭力爭辯，要求由德國直接向中國歸還奪去的權利，但毫無效果，最高會議決定把方案列入巴黎和會的對德和約，不會再就中國問題進行討論。」
李諭無奈道：「果然如此糟糕。」
顧維鈞說：「太無力了！弱國無外交啊！只能希望北洋政府不要讓我去簽字，因為這對我來說無異於死刑。」
李諭嘆道：「尊嚴只在刀鋒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內。」
顧維鈞同樣說：「列強還是列強，即便我們是戰勝國，也沒有用。」
雖然巴黎和會要在一個月後才會正式舉行簽字儀式，但對中國代表團來說，結果已經註定。
顧維鈞的表現堪稱外交場上的藝術家，但北洋政府此前埋下的禍根還是無法消除。
就像玩王者，一個大佬帶四個菜鳥，如果贏了，這些人會直呼這個人牛逼；若是輸了，這四個人會狠狠地責怪大佬，說都是因為他才輸了。
好在顧維鈞這人夠強硬，沒有因此背鍋，反而開啟了人生高光。
陸徵祥等人表現得還是多少有些軟了點，但背後的北洋政府才是本質原因。
身處近代史，李諭完全明白了為什麼歷史教科書會寫一句：資產階級革命失敗是因為他們有軟弱性。
在這個世界，真心是弱肉強食，利益至上，國家之間哪有所謂的公平、道義？別人不僅不會坐視你強大，甚至還會拼命阻攔。
別說一戰了，打得更慘烈的二戰之後，世界格局還是沒有多大變化，也就用幾千萬條生命確定了國家和邊界線。
發達國家還是當年的列強。有幾個國家突破了階層壁壘？
非常少，說得出來的可能也就亞洲的新加坡和韓國。
但他們都屬於小國，新加坡有馬六甲的天然優勢，足夠讓一個新加坡強大。要是沒從馬來西亞獨立，新加坡可能只不過是下一個開羅或者孟買。
韓國規模大一些，人口、土地、經濟都差不多相當於一個江蘇省，戰後當了美國小弟，朴正熙等人的國家主義干涉經濟起到很大作用，扶持起幾個超級企業。雖然代價是這些企業被華爾街強力控制，但總歸讓韓國成了罕見的從戰前一貧如洗到躍升為發達國家的特例。
和他們不同，中國能取得的長足進步太難了，完全是自力更生，走的是少見的正路。
列強當年發展起來工業靠的是吸殖民地的血，瘋狂掠奪。
中國則是工農業剪刀差，犧牲多年農業，扶持工業，直到工業崛起，才又反哺農業。魄力和決心方面，中國說第二，還真沒其他國家敢說第一。
資產階級的精英或許也有這樣的眼光，能看到這條正確之路，但可惜沒有動手的魄力，更沒有條件。
李諭在巴黎沒必要多待，準備動身經由美國回國。
後面的事他已經知道。
5月1日，中國談判首席代表陸徵祥電告北洋政府和會的進程，他在給外交部的密電中提出三種解決辦法：
其一，全體代表離會回國；
其二，不簽字；
其三，簽字，但註明中國對山東問題條款不予承認。
陸徵祥附上了自己的意見：他認為第一、二種都不現實，只能採取第三種。
也就是說，陸徵祥主張有條件簽字。
不過歷史在這時候拐了一個巨大的彎。
陸徵祥和北洋政府都沒有想到，在他拍發電報跟北洋政府商討最後方式時，同在巴黎的梁啓超已經在幾小時前將情況發給國內，從而不可控地引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學生運動。
很難判斷梁啓超的動機是什麼，他的初衷肯定是想通過向政府和國民發出警告，要求他們向和談代表施壓，令其千萬不要在和約上簽字，愛國之心油然可見。
不過梁啓超在北洋政府沒有形成最後決策之前，將消息提前公布，似乎有超越程序之嫌。
因此有人認為這是研究系對執政的安福系的打擊。
5月2日的《晨報》頃刻售罄，短短兩天後，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爆發，近代史與現代史的分界點出現。
梁啓超絕對想不到自己的一封電報有這麼大作用。
後來被趕下台的曹汝霖以及安福系要員把「五四運動」歸咎於梁啓超以及研究系。在他們看來，發表了很多關於和會文章的國民外交協會以及《晨報》都隸屬於研究系。
不管政界如何爭論，反正原先對取得歐戰勝利、並對巴黎和會抱有巨大希望能夠收回山東的國人，被潑了個透心涼。
北洋政府那邊，眾議院立馬召開會議準備對內閣施壓。
國民外交協會也作出幾項決定：5月7日國恥紀念日（二十一條而來），召開國民大會，如巴黎和會不能同意中國的主張，即請政府撤回專使。
更多的電報則發往巴黎中國代表團，警告代表團不得在巴黎和會上簽字。
甚至直接警告陸徵祥：「公敢簽，請公不必生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