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9章 激辯
第609章 激辯
與美國方面的通訊相對比較通暢，李諭很快收到了麥可遜的電報。
類似的電報他收到了不少，不止美國物理學會，什麼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的，幾乎每家都發了至少兩封電報。
但李諭現在確實走不開，只能先回一封電報，告訴麥可遜自己去的時候提前給他說一聲。
李諭之所以走不開，自然是國內湧現了不少新事情。
首先一件就是他在全國開設的多所學校突然接納了大量留日歸國的學生。
「二十一條」這事已經公之天下，留學生極為憤慨，反響最強烈的便是留日學生。
他們簡直氣炸了，自發組織集體離開日本回國，以表示最強烈的抗議。
這一波回國的留日學生相當多，差不多有四千名。
李諭隨即在報紙上登文，按照籍貫，這些學生可以進入武漢、長沙、廣州、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的學校；如果在日本已經讀到大學，則可以進入上海大同大學繼續學業。
學生有血性很正常，李諭支持他們。但就像當年蔡元培在上海組織中國公學收留從日本抗議回國的學生一樣，他本人還有要做的事，必須讓這些人繼續讀完書。——知識越多，作用越大，對日本的威脅才更大嘛。
這是第三次大規模的留日學生集體返國。
第一次是在1905年，即日本發布「留學生取締規則」，陳天華投海自盡的那次。
第二次是辛亥時期，留日學生為了回國參加革命。
第三次就是當下因為「二十一條」回國的。
幸虧李諭當年早有準備，學堂建設的面積不小，均分開，每個學校不至於承擔太大的壓力。
但怎麼說也超出了設計容量，有些方面只能將就一下，比如住宿條件差一點，上課沒有足夠桌椅，需要站著等等。
倒是大同大學由於足夠大，大學生又沒有那麼多，反而充盈了不少。
日本的大學相比歐美差了點意思，但基礎教育還算拿得出手，所以歸國的留日學生水平倒是可以。
李諭特意帶上呂碧城南下上海，探望一下進入大同大學的留日學生。
搭乘火車到達上海後，李諭看到這裡仍舊有濃厚的抵制日貨行動。
幾個月前袁世凱再度命令各省嚴格禁止抵制行動，尤其不能用橫幅貼出「抵制日貨」字眼。
北京城距離近，被彈壓得厲害，上海則寬鬆一些。
商人們雖然不敢再名正言順抵制日貨，卻別出心裁地放棄了「抵制」這個名詞，轉而提出「振興國貨」的口號，繼續不用日貨，並且成立了「勸用國貨會」、「知恥社」等組織。
除了抵制日貨的，還有「救國儲金團」，目的是募集資金幫助發展本國工業。思路很不錯，要抵制日貨，肯定得拿出對應的替代品。
此次抵制日貨發生的時機比較巧，受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貿易失調的刺激，民族工業正在迅速發展，成為促進當時中國工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很明顯地可以看出，抵制日貨運動爆發以後，中國多種輕工業的生產都顯著增加。
要是上升到政治層面，總感覺整個民國時期，日本的對華策略都挺失敗的。他們過於強硬，總想走捷徑，想快點占有整個神州大地。
而且日本一直有這種盲目的自信，並且極度膨脹。
實際上這樣只會激起國人巨大的反感，對日本的恨一直延續到百年之後，仍然沒有消散的意思。
他們也不想想自己比英國差了那麼多，英國花了百年都搞不定一個只有地理概念的印度，更何況日本這條徒有大嘴的瘦蛇，想吞下有著千年不斷文化的巨象？
李諭買了份報紙，發現就連美國人都看出了日本的適得其反，美國的通訊記者在英文報紙上分析了「二十一條」所激起的中國人團結一致的決心和中國經濟與商業上的潛力。他相信此番中國努力發展工業，特別是棉紡織工業，可能會「維持久遠」，因此對日本的主要貿易將會給予「致命的」影響。
因為此時的日本沒啥拿得出手的工業品，主要就是紡織業。
他在新聞稿里寫道：「那麼多中國人內心充滿了國恥感，深切的怨憤和精神上的苦恨，使得抵制日貨運動變得實際且必要，因為人民已下定決心儘量不買日貨了。」
美國記者雖說對情況估計得過於樂觀，中國人的確開始覺悟到救國的必要，可是對建設經濟的努力尚且只是初步，畢竟沒有工業基礎；但那種仇恨，卻是切切實實的。
李諭來到大同大學，與胡剛復一起安撫了安撫學生情緒，——效果不是特別好，他們漂洋過海跑到日本，現在又漂洋過海回來，氣頭正盛。
只能說一點展望未來的話。但近期看的話，也沒啥很好的未來，因為袁世凱要稱帝了，那時候他們肯定又有得忙。
該有的革命少不了，李諭只希望他們能在革命之餘儘可能多讀點書，就算對革命本身，也有好處。
好在李諭的聲望不小，學生們多少能聽進去一些。
辦公室中，胡敦復哭笑不得地對李諭說：「要是我年輕幾歲，也和他們一樣。」
李諭笑道：「年輕人精力旺盛，讀書的同時搞點別的事沒啥問題。而且也不能怪他們，誰叫北洋政府辦的事這麼讓人上頭。」
「從報導的消息看，袁世凱真的不想做總統了，到時候必然天下大亂，為了一己私利，置萬民於水火之中，算什麼皇帝？」胡敦復說，「我看他必然留下罵名！可一個什麼都不缺的人，最需要的不就是名聲？他到底怎麼想的？」
「邏輯上我也想不通，」李諭說，「可能是你我都沒有參過政，理解不了，而政客要做的就是隱藏自己的內心吧。」
——
中國科學社目前國內總社已經搬遷到大同大學校園內，李諭與胡敦復順便來看看。
《科學雜誌》的發行保持著不錯的水平，刊登文章的難度選擇越來越純熟，主要歸功於有了名氣後，投稿的人多了，不僅美國的留學生在供稿，日本、歐洲的留學生都有很高的熱情。
剛到門口，李諭就聽見編輯金邦正大聲怒斥道：「賣國賊，怎麼連他都成了賣國賊！」
李諭好奇地問道：「誰是賣國賊？」
「啊，院士先生，我不知道您回來了！」金邦正放下手裡的一篇稿件，起身說道。
李諭擺擺手：「不用拘謹。」
金邦正把一堆稿件遞給李諭，然後說：「自從日本國提出該死的二十一條後，美國留學生們群情激昂，學生聯合會所辦的《中國留美學生月刊》做了大量報導，一連幾期都有大量篇幅討論這個問題。」
李諭翻了翻稿件，留美學生的情緒沒比留日學生好多少。
有的學生說應該鬥爭，仿效比利時的抵抗，而不應像朝鮮一樣被日本徵服統治；有的主張不應被「日本化」；還有一些人認為，目前國內的危機，需要各人「放棄自己前途的原定計劃」，做「重大的犧牲」。
其中一篇有代表性的社論說：「我們應該做對國家最有貢獻的事，如果必要的話，甚至犧牲生命。……中國現在需要能幹的人才比需要任何其他東西更為迫切。因此，我們的責任十分簡單——回國去！」
只不過一戰時期船票不好定，價格又漲到天上，遠非日本回國那麼方便。
既然一時之間回不了國，他們就利用節假日，到美國的軍事營地受訓……
李諭看完後，對金邦正說：「很正面，怎麼就賣國賊了？」
金邦正把剛才看的那篇稿件拿給李諭：「賣國賊是胡適，你看看他都寫了些什麼東西！他可是留美學生會的幹事，而且是《中國留美學生月刊》的國內通訊版編輯，怎麼能寫出讓大家保持『清醒的愛國主義』這種話？話再漂亮，也是在幫日本人洗白！」
李諭坐下來，擺正稿件：「我看看他都說了什麼。」
此時的胡適正在哥倫比亞大學跟隨杜威念博士，與一眾留美學生的憤怒情緒高漲不同，他寫了一篇《給全體中國同學的一封公開信》，呼籲保持冷靜，摘取其中關鍵的一部分：
「就我看來，我們留學生，在這個時候，在離中國這麼遠的地方，所應該做的是：讓我們冷靜下來，盡我們的責任，就是讀書，不要被報章的喧囂引導離開我們最重要的任務。讓我們嚴肅地，冷靜地，不被騷擾，不被動搖地去念我們的書。好好準備自己，等到我們的國家克服這個危機以後——我深信她必能克服這個危機——好去幫助她進步。或者，如果必須的話，去使她從死亡里復活過來……
遠東問題最後解決的辦法，並不在於我們立刻和日本開戰，或者在於其他列強的干涉……最後真正的答案，必須向其他地方尋求——也許比我們現在所想像的答案要深刻些。
我並不知道答案在哪裡，我只知道答案不在這裡。我們必須冷靜客觀地去把它找出來……」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李諭複述了一遍胡適最後一句話，「他說不知道答案，但其實一直想表達自己的答案。」
「答案就是賣國賊！」金邦正氣呼呼地說，「通篇全是不抵抗主義，和當年清朝政府各地賠款的做法有什麼兩樣？去美國讀書，要接觸新思想，美國大學難道會教這個？！您再看看月刊總編輯新聞系鄺煦堃反駁的，他說胡適這種思想只不過是根源於老子、耶穌、釋迦牟尼的教訓！」
李諭摸了摸下巴說：「確實有問題。」
李諭當初在美國告誡他們要先好好讀書，是為了積蓄力量，再做大事。
此時的胡適似乎曲解了這句話，只強調當下的不抵抗。
而且語言本身是講藝術的，不同的表達方式體現出來的意思大不相同。
李諭當時只告訴他們這些留學生更要好好讀書。而胡適竟然堂而皇之寫了個所謂的「《給全體中國同學的一封公開信》」，這不就是想代表全中國的學生嗎？
平心而論，此時的他還只是個普通的學生，有幾個人願意被他代表？而且他是少數派，憑什麼一定要讓他代表多數人？
胡適這次顯然犯了大忌。
金邦正說：「甲午戰爭已經過去二十年，大家都能看出日本人的想法，人心不足蛇吞象，要了賠款發展海軍，割讓了寶島又覬覦遼東，現在更想貪圖青島。一味忍讓，要讓到什麼時候？」
金邦正又拿出另一名留學生的信，「我看這個叫梅貽琦的寫得就很對，他同意學生的責任是讀書，卻不同意把一個學生非常留心當前國內的危機當作是疏忽了做學生的責任。只有認真研究國家危機的學生，才能真正盡他的責任——就是解決亟待解決問題的責任。您說對不對？」
很多同期留美學生都認為胡適所提出的並非「清醒的愛國主義」，而是「不愛國的胡說八道」
李諭點點頭：「大是大非問題上，確應如此。胡適同學的一些觀點顯然受到純理論的影響，過於理想化，沒有考慮實際情況。但就算搞研究，也不應該如此。我給他寫封電報，讓他注意一點。」
金邦正說：「院士先生，您不是認識他的導師杜威教授嘛，也給他發一封。」
李諭說：「也好。」
胡適文章中的很多觀點壓根站不住腳，而且過於悲觀。
「如果有必要的話，去使她從死亡里復活過來。」
但是用什麼方法去使國家從死里復活過來？難道靠一手挾著《聖經》，另一手挾著一本同樣有用的書，像是《白朗寧詩集》（胡適對它比任何其他書本都要熟悉），便辦得到了嗎？
所有人都必得承認，一旦日本實行武力占據，要驅除他們就必須使用武力。
從死里活過來，比在未侵入以前就抵抗難多了！
與美國方面的通訊相對比較通暢，李諭很快收到了麥可遜的電報。
類似的電報他收到了不少，不止美國物理學會，什麼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的，幾乎每家都發了至少兩封電報。
但李諭現在確實走不開，只能先回一封電報，告訴麥可遜自己去的時候提前給他說一聲。
李諭之所以走不開，自然是國內湧現了不少新事情。
首先一件就是他在全國開設的多所學校突然接納了大量留日歸國的學生。
「二十一條」這事已經公之天下，留學生極為憤慨，反響最強烈的便是留日學生。
他們簡直氣炸了，自發組織集體離開日本回國，以表示最強烈的抗議。
這一波回國的留日學生相當多，差不多有四千名。
李諭隨即在報紙上登文，按照籍貫，這些學生可以進入武漢、長沙、廣州、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的學校；如果在日本已經讀到大學，則可以進入上海大同大學繼續學業。
學生有血性很正常，李諭支持他們。但就像當年蔡元培在上海組織中國公學收留從日本抗議回國的學生一樣，他本人還有要做的事，必須讓這些人繼續讀完書。——知識越多，作用越大，對日本的威脅才更大嘛。
這是第三次大規模的留日學生集體返國。
第一次是在1905年，即日本發布「留學生取締規則」，陳天華投海自盡的那次。
第二次是辛亥時期，留日學生為了回國參加革命。
第三次就是當下因為「二十一條」回國的。
幸虧李諭當年早有準備，學堂建設的面積不小，均分開，每個學校不至於承擔太大的壓力。
但怎麼說也超出了設計容量，有些方面只能將就一下，比如住宿條件差一點，上課沒有足夠桌椅，需要站著等等。
倒是大同大學由於足夠大，大學生又沒有那麼多，反而充盈了不少。
日本的大學相比歐美差了點意思，但基礎教育還算拿得出手，所以歸國的留日學生水平倒是可以。
李諭特意帶上呂碧城南下上海，探望一下進入大同大學的留日學生。
搭乘火車到達上海後，李諭看到這裡仍舊有濃厚的抵制日貨行動。
幾個月前袁世凱再度命令各省嚴格禁止抵制行動，尤其不能用橫幅貼出「抵制日貨」字眼。
北京城距離近，被彈壓得厲害，上海則寬鬆一些。
商人們雖然不敢再名正言順抵制日貨，卻別出心裁地放棄了「抵制」這個名詞，轉而提出「振興國貨」的口號，繼續不用日貨，並且成立了「勸用國貨會」、「知恥社」等組織。
除了抵制日貨的，還有「救國儲金團」，目的是募集資金幫助發展本國工業。思路很不錯，要抵制日貨，肯定得拿出對應的替代品。
此次抵制日貨發生的時機比較巧，受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貿易失調的刺激，民族工業正在迅速發展，成為促進當時中國工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很明顯地可以看出，抵制日貨運動爆發以後，中國多種輕工業的生產都顯著增加。
要是上升到政治層面，總感覺整個民國時期，日本的對華策略都挺失敗的。他們過於強硬，總想走捷徑，想快點占有整個神州大地。
而且日本一直有這種盲目的自信，並且極度膨脹。
實際上這樣只會激起國人巨大的反感，對日本的恨一直延續到百年之後，仍然沒有消散的意思。
他們也不想想自己比英國差了那麼多，英國花了百年都搞不定一個只有地理概念的印度，更何況日本這條徒有大嘴的瘦蛇，想吞下有著千年不斷文化的巨象？
李諭買了份報紙，發現就連美國人都看出了日本的適得其反，美國的通訊記者在英文報紙上分析了「二十一條」所激起的中國人團結一致的決心和中國經濟與商業上的潛力。他相信此番中國努力發展工業，特別是棉紡織工業，可能會「維持久遠」，因此對日本的主要貿易將會給予「致命的」影響。
因為此時的日本沒啥拿得出手的工業品，主要就是紡織業。
他在新聞稿里寫道：「那麼多中國人內心充滿了國恥感，深切的怨憤和精神上的苦恨，使得抵制日貨運動變得實際且必要，因為人民已下定決心儘量不買日貨了。」
美國記者雖說對情況估計得過於樂觀，中國人的確開始覺悟到救國的必要，可是對建設經濟的努力尚且只是初步，畢竟沒有工業基礎；但那種仇恨，卻是切切實實的。
李諭來到大同大學，與胡剛復一起安撫了安撫學生情緒，——效果不是特別好，他們漂洋過海跑到日本，現在又漂洋過海回來，氣頭正盛。
只能說一點展望未來的話。但近期看的話，也沒啥很好的未來，因為袁世凱要稱帝了，那時候他們肯定又有得忙。
該有的革命少不了，李諭只希望他們能在革命之餘儘可能多讀點書，就算對革命本身，也有好處。
好在李諭的聲望不小，學生們多少能聽進去一些。
辦公室中，胡敦復哭笑不得地對李諭說：「要是我年輕幾歲，也和他們一樣。」
李諭笑道：「年輕人精力旺盛，讀書的同時搞點別的事沒啥問題。而且也不能怪他們，誰叫北洋政府辦的事這麼讓人上頭。」
「從報導的消息看，袁世凱真的不想做總統了，到時候必然天下大亂，為了一己私利，置萬民於水火之中，算什麼皇帝？」胡敦復說，「我看他必然留下罵名！可一個什麼都不缺的人，最需要的不就是名聲？他到底怎麼想的？」
「邏輯上我也想不通，」李諭說，「可能是你我都沒有參過政，理解不了，而政客要做的就是隱藏自己的內心吧。」
——
中國科學社目前國內總社已經搬遷到大同大學校園內，李諭與胡敦復順便來看看。
《科學雜誌》的發行保持著不錯的水平，刊登文章的難度選擇越來越純熟，主要歸功於有了名氣後，投稿的人多了，不僅美國的留學生在供稿，日本、歐洲的留學生都有很高的熱情。
剛到門口，李諭就聽見編輯金邦正大聲怒斥道：「賣國賊，怎麼連他都成了賣國賊！」
李諭好奇地問道：「誰是賣國賊？」
「啊，院士先生，我不知道您回來了！」金邦正放下手裡的一篇稿件，起身說道。
李諭擺擺手：「不用拘謹。」
金邦正把一堆稿件遞給李諭，然後說：「自從日本國提出該死的二十一條後，美國留學生們群情激昂，學生聯合會所辦的《中國留美學生月刊》做了大量報導，一連幾期都有大量篇幅討論這個問題。」
李諭翻了翻稿件，留美學生的情緒沒比留日學生好多少。
有的學生說應該鬥爭，仿效比利時的抵抗，而不應像朝鮮一樣被日本徵服統治；有的主張不應被「日本化」；還有一些人認為，目前國內的危機，需要各人「放棄自己前途的原定計劃」，做「重大的犧牲」。
其中一篇有代表性的社論說：「我們應該做對國家最有貢獻的事，如果必要的話，甚至犧牲生命。……中國現在需要能幹的人才比需要任何其他東西更為迫切。因此，我們的責任十分簡單——回國去！」
只不過一戰時期船票不好定，價格又漲到天上，遠非日本回國那麼方便。
既然一時之間回不了國，他們就利用節假日，到美國的軍事營地受訓……
李諭看完後，對金邦正說：「很正面，怎麼就賣國賊了？」
金邦正把剛才看的那篇稿件拿給李諭：「賣國賊是胡適，你看看他都寫了些什麼東西！他可是留美學生會的幹事，而且是《中國留美學生月刊》的國內通訊版編輯，怎麼能寫出讓大家保持『清醒的愛國主義』這種話？話再漂亮，也是在幫日本人洗白！」
李諭坐下來，擺正稿件：「我看看他都說了什麼。」
此時的胡適正在哥倫比亞大學跟隨杜威念博士，與一眾留美學生的憤怒情緒高漲不同，他寫了一篇《給全體中國同學的一封公開信》，呼籲保持冷靜，摘取其中關鍵的一部分：
「就我看來，我們留學生，在這個時候，在離中國這麼遠的地方，所應該做的是：讓我們冷靜下來，盡我們的責任，就是讀書，不要被報章的喧囂引導離開我們最重要的任務。讓我們嚴肅地，冷靜地，不被騷擾，不被動搖地去念我們的書。好好準備自己，等到我們的國家克服這個危機以後——我深信她必能克服這個危機——好去幫助她進步。或者，如果必須的話，去使她從死亡里復活過來……
遠東問題最後解決的辦法，並不在於我們立刻和日本開戰，或者在於其他列強的干涉……最後真正的答案，必須向其他地方尋求——也許比我們現在所想像的答案要深刻些。
我並不知道答案在哪裡，我只知道答案不在這裡。我們必須冷靜客觀地去把它找出來……」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李諭複述了一遍胡適最後一句話，「他說不知道答案，但其實一直想表達自己的答案。」
「答案就是賣國賊！」金邦正氣呼呼地說，「通篇全是不抵抗主義，和當年清朝政府各地賠款的做法有什麼兩樣？去美國讀書，要接觸新思想，美國大學難道會教這個？！您再看看月刊總編輯新聞系鄺煦堃反駁的，他說胡適這種思想只不過是根源於老子、耶穌、釋迦牟尼的教訓！」
李諭摸了摸下巴說：「確實有問題。」
李諭當初在美國告誡他們要先好好讀書，是為了積蓄力量，再做大事。
此時的胡適似乎曲解了這句話，只強調當下的不抵抗。
而且語言本身是講藝術的，不同的表達方式體現出來的意思大不相同。
李諭當時只告訴他們這些留學生更要好好讀書。而胡適竟然堂而皇之寫了個所謂的「《給全體中國同學的一封公開信》」，這不就是想代表全中國的學生嗎？
平心而論，此時的他還只是個普通的學生，有幾個人願意被他代表？而且他是少數派，憑什麼一定要讓他代表多數人？
胡適這次顯然犯了大忌。
金邦正說：「甲午戰爭已經過去二十年，大家都能看出日本人的想法，人心不足蛇吞象，要了賠款發展海軍，割讓了寶島又覬覦遼東，現在更想貪圖青島。一味忍讓，要讓到什麼時候？」
金邦正又拿出另一名留學生的信，「我看這個叫梅貽琦的寫得就很對，他同意學生的責任是讀書，卻不同意把一個學生非常留心當前國內的危機當作是疏忽了做學生的責任。只有認真研究國家危機的學生，才能真正盡他的責任——就是解決亟待解決問題的責任。您說對不對？」
很多同期留美學生都認為胡適所提出的並非「清醒的愛國主義」，而是「不愛國的胡說八道」
李諭點點頭：「大是大非問題上，確應如此。胡適同學的一些觀點顯然受到純理論的影響，過於理想化，沒有考慮實際情況。但就算搞研究，也不應該如此。我給他寫封電報，讓他注意一點。」
金邦正說：「院士先生，您不是認識他的導師杜威教授嘛，也給他發一封。」
李諭說：「也好。」
胡適文章中的很多觀點壓根站不住腳，而且過於悲觀。
「如果有必要的話，去使她從死亡里復活過來。」
但是用什麼方法去使國家從死里復活過來？難道靠一手挾著《聖經》，另一手挾著一本同樣有用的書，像是《白朗寧詩集》（胡適對它比任何其他書本都要熟悉），便辦得到了嗎？
所有人都必得承認，一旦日本實行武力占據，要驅除他們就必須使用武力。
從死里活過來，比在未侵入以前就抵抗難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