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4章 春秋大義和東林分裂
用實證史學取代義理史學！
錢謙益這個提議一出，頓時引起震動。
不但東林黨人沒想到錢謙益這麼快就明目張胆地自立門戶，就連他的弟子，也覺得有些突然。
不過，想想皇帝剛剛已經把義理史學批倒批臭，甚至連《新唐書》《新五代史》兩部正史都受到牽連。
他們又感覺這的確是個好機會：
當下正是義理史學崩潰、確立新史學的時候。
如果實學能抓住先機，就能在新的歷史學派中拔得頭籌，獲得穩固地位。
將來就算不能在經學上壓倒理學、心學，也不至於有消亡之危。
甚至，因為經史之間密切的關係，實學派就算一時敗了，也能通過史學滲透經學，不斷爭奪經學的主導權。
這顯然比直接和理學、心學爭奪更穩妥，新生的實學派需要先在史學中，找到自己的地位。
瞿式耜等人想明白這點後，頓時開始附和。
陳繼儒、陳仁錫等人雖然決定投靠科學，卻也認同經世致用的觀點。並且希望同為新學派的實學，先去衝擊舊學問。
他們同樣附和，贊成用實證史學，取代義理史學。
黃立極等人就更不用說了，就是他們編撰《三朝要典》、判了義理史學的死刑。面對實證史學自然極力支持，避免被支持義理史學的人抓著攻擊。
實學這門出現不久的新學問，開始走上歷史舞台。
一些人看著這種景象，只覺得有些荒謬——
因為實證史學完全只有個空名頭，大部分人之前都沒聽說過。
認同心學理學、提倡心理合一的孫奇逢道：
「義理史學，臣能知之。」
「但是實證史學是什麼，恕臣才疏學淺，從來沒有聽聞。」
「敢問錢公，什麼是實證史學？」
這個問題，擊中了錢謙益的要害。
因為他也沒思考過，什麼是實證史學。
就連這個名字都是他從皇帝那裡聽到的，如今只不過是附和皇帝、樹立自己在學術界的地位。
讓他短時間內編出實證史學的理念，那實在是難為人。
不過錢謙益心思機敏，非常擅長言辭。此時他腦筋一轉，就根據之前的說法，闡述道：
「實證史學，一是要有史籍記載，二是要有實物印證。」
「如此兩相結合，方是完全可信的史學。」
這個回答稱不上完善，卻抓住了實證史學的要點，朱由檢讚賞道：
「如此驗證，可稱二重證據法。」
「甚至能更廣泛一些，把一切證據都用上，稱為多重證據法。」
「最基本的則是二重證據。」
「無論正史野史，還是中外歷史，都要用這個方法衡量。」
「擁有二重以上證據的，方能稱為信史。」
用後世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以及後來發展的三重和多重證據法，作為實證史學的治史方法。
錢謙益只是一聽，就知道皇帝又在指點他學問，很是歡喜地道：
「實證史學，確需多重證據。」
「史籍和古物之外，還能有其他證據驗證。」
「無論正史野史，都要實際驗證。」
確定多重證據法，是實證史學的治史觀念和方法。
任何歷史記載，都要用多重證據法驗證。
那些之前還覺得實證史學空有名稱的，此時當即就傻眼了：
他們根本沒想到實證史學完善得這麼快，直接就確定了具體方法。
而且這個方法聽起來還完全可行，經過驗證的歷史無疑會更可信。
一些精通金石古玩的，已經開始探討著，自家收藏的古物能與哪些史籍印證，踐行多重證據法。
可以說，這個治史方法，一下子把實證史學完善起來。
人人都能用多重證據法，驗證史籍記載。
實證史學在他們的支持下必然大行於世，並且越來越完善。
義理史學的衰落，已經顯而易見，不止是因為皇帝否定這門學問。
那些鑽研了一輩子經史的臣子，對此很難接受，孫奇逢道：
「義理史學雖有錯漏之處，但是其師法《春秋》、明正統、論天理，豈能完全摒棄？」
「臣以為可糾正其剪裁史料的過失，但是著史之時，仍舊要以義理為先。」
劉宗周同樣說道：
「《春秋》開篇：元年春，王正月。」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這同樣是義理，治史當以此為先。」
這個觀點，得到很多人的贊同。他們出於保守，大多認為可以修正義理史學，卻不必完全推翻。
就連朱由檢面對「大一統」這個義理，同樣無法反對。
因為這是中央集權的根基，也是中國能在分裂之後重新整合的依據。
他在仔細思考後，向群臣道：
「所謂義理史學，應該說是史觀。」
「它在論史之時，以綱常義理為先，地位從屬於經學。」
「實證史學，則更注重史料。」
「首先要辨析史料，尋找它的源頭，確定史料真偽。」
「然後再根據史料，得出相應觀點，獨立於經學之外。」
「如此你們說說，史觀和史料，哪一個更重要些？」
這種問題，後世都沒有定論。史觀派和史料派，爭論了一百年多年。
在大明同樣如此，支持義理史學的，以春秋大義論證史觀的重要。
支持實證史學的，則抓住義理史學剪裁編造史料的錯誤不放。
朱由檢聽雙方爭論許久，最終下結論道：
「史觀和史料密不可分，無論哪一點都不可或缺。」
「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唯有分辨出真實的史料，方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歷史研究要唯真求實，沒有什麼禁區。」
這個說法，明顯是說史料更重要，錢謙益等實證史學的支持者，頓時眉開眼笑。
義理史學的支持者剛要繼續爭，便又聽皇帝說道：
「歷史研究是沒有什麼禁區的，但是對外傳播，卻要遵守紀律。」
「例如《竹書紀年》，無論是真是偽，它都成了歷史的一部分。」
「有關它的研究，要慎重傳播出去。」
「否則就可能壞了人心，導致天下不穩。」
「這類史書，是不能隨意傳播的，只有翰林院相關人員，方能查閱交流。」
這個說法，得到群臣的一致擁護。
《竹書紀年》對儒家的殺傷力太大了，任何儒家學子都不希望它廣泛傳播。
研究它的文章自然也要封存，埋在故紙堆里。
朱由檢以此為例，繼續道：
「還有邊疆四夷的史書，同樣也不能隨意傳播。」
「這些書有的頌揚割據分裂，有的則站在夷狄的立場上，不合華夷之辨。」
「大一統、尊王攘夷、華夷之辨，這些都屬於春秋大義。」
「符合春秋大義的史書，方能傳播出去。」
如此也算是部分承認了義理史學，劉宗周道：
「春秋大義，昌大一統、重華夷之辯、明夷夏之防，應當人所共尊。」
「臣以為研究歷史當以春秋大義為先，不合者完全拋棄。」
想把義理史觀的重要性，抬到實證史料之上。
錢謙益針鋒相對，認同皇帝說的歷史研究無禁區。有史料就要研究，辯證其中真偽。
朱由檢不想聽他們爭起來，更不想在沒打倒理學的時候，自己扶持的新學派就內部分裂，明確向他們道：
「歷史研究，史料為先。」
「無論是否承認，史料都在那裡。」
「如果你不分辨清楚把史料用上，它就可能被人先用來攻擊你。」
「像宋儒一樣剪裁史料，把不利於義理的史料視而不見，那是掩耳盜鈴。」
「為了義理編造史料，更是可以稱為學術不端。」
「用這種辦法論證的義理，是無法指導實踐的，更無法引以為鑑。」
「蠻夷殺過來時，可不認所謂的義理。」
對於義理史學，又是重重一擊。
在明確宋朝滅亡屬於亡天下後，群臣沒少探討其中原因。
如今按皇帝的說法，義理史學也是亡天下的原因之一：
宋儒對歷史的認識從根子上就是錯的，所以不能以史為鑑，從歷史中汲取教訓。
這種錯誤，平時還可以自欺欺人。但是到了蠻夷殺過來時，卻擋不住刀劍。
如此慘痛的教訓，讓支持義理史學的盡皆沉默。
實證史學，確立了在歷史領域的首要地位。
不過他們也受到限制，那就是史料可以隨便研究，但是對外傳播，卻要符合義理。
如此方能讓天下穩定，人心不致混亂。
義理史學以另一種形式，繼續頑強生存。
同時，義理史學也開始發生進化，杜絕剪裁編造，提倡在著述歷史時有顯有晦、為尊者諱——
把不符合義理、不符合傳主形象的事跡寫得隱晦，這仍舊屬於春秋筆法，卻沒有歪曲事實。在墓志銘、名宦志等寫作上，非常受到歡迎。
兩個學派一持史料、一持史觀，相互爭鬥不熄。
——
不過對朱由檢來說，在確定總的原則後，史學界的爭鬥已經不值得他注意了。
他探討史學的原因是春秋注釋，如今在確定用實證史學取代義理史學後，黃立極提議的春秋注釋方法，也得到了認可。
朱由檢向群臣道：
「先前黃卿曾說，注釋春秋當先用黃帝紀元，再從《左傳》等典籍中摘錄發生的事，再參照《公羊傳》《穀梁傳》等解讀義理。」
「朕對此深以為然！」
「《春秋》一經，亦經亦史。」
「對待它要先用實證史學辯證真偽，再解讀其中的微言大義。」
「對春秋大義，一定要做好總結，確定什麼樣的史書符合春秋大義，可以傳播出去。」
這個說法再次提出，群臣默然以對。
但是讓黃立極這個閹黨餘孽主持春秋校注，東林黨人是無法接受的。
大理院協理院事姚士慎道：
「黃資政主持編撰《三朝要典》，把義理史學扭曲成歪理史學，臣以為不能再用他修史書。」
「其所修《國朝紀事》《中國編年簡史》等史書，應盡皆移交他人。」
從義理史學被推翻的原因出發，否定黃立極的資格。
那些對黃立極原本就有餘怨的，此時因為義理史學被推翻，對他更多了一重怨恨。
紛紛以此反對，認為黃立極的德行不配修史。
朱由檢讓黃立極主持修史，是為了讓他立功留名，是當時黃立極配合自己的賞賜之一。
他為了維持自己的信用，當然不會反悔。
不過群臣的意見也要重視，必須安撫他們。
正想著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朱由檢看到黃立極道：
「臣之前深陷義理史學，扭曲成歪理史學而不知。」
「如今幸得陛下和錢公指點，方知昔日之非。」
「願隨錢公校注春秋，學習實證史學。」
「臣編撰的史書，必用實證證之。」
明確表示要追隨錢謙益，向他學實證史學。
群臣聽得此言，頓時刮目相看——
沒想到黃立極身為卸任首輔，竟然甘願尾隨地位不如他的錢謙益。
這麼柔軟的身段，實在讓人想不到。
同時讓一些仇視他的人，對他更加唾棄：
『呸！』
『真不要臉！』
『錢公可不會收留這樣的人。』
滿懷信心地等待錢謙益拒絕，他們卻聽錢謙益道：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黃資政能認識到義理史學之非，知實證史學之是，錢某歡迎之至。」
「只是春秋校注，需由陛下決斷。」
明確接納了黃立極，還希望皇帝讓他們一起主持春秋注釋。
朱由檢對此極為高興，很是喜悅地道：
「卿等如此謙讓，不亞古之賢人。」
「春秋經的注釋，就由錢先生主持，黃學士等輔佐。」
「務必要校注出其經史兩面，既作為經學典籍，又作為史學典範。」
任命錢謙益、黃立極二人，主持春秋注釋。
如此結果，顯然大出群臣意料，東林黨人更是不敢置信：
他們從未想過，錢謙益身為東林領袖，竟然會接納閹黨餘孽。
就算是為了推廣實證史學，也不該如此作為。
東林黨的撕裂，變得更加嚴重，從學術延伸到政治層面。
錢謙益的實學派在學術界冉冉升起，以他為核心的朝堂勢力，也開始獨立於東林之外。(本章完)
錢謙益這個提議一出，頓時引起震動。
不但東林黨人沒想到錢謙益這麼快就明目張胆地自立門戶，就連他的弟子，也覺得有些突然。
不過，想想皇帝剛剛已經把義理史學批倒批臭，甚至連《新唐書》《新五代史》兩部正史都受到牽連。
他們又感覺這的確是個好機會：
當下正是義理史學崩潰、確立新史學的時候。
如果實學能抓住先機，就能在新的歷史學派中拔得頭籌，獲得穩固地位。
將來就算不能在經學上壓倒理學、心學，也不至於有消亡之危。
甚至，因為經史之間密切的關係，實學派就算一時敗了，也能通過史學滲透經學，不斷爭奪經學的主導權。
這顯然比直接和理學、心學爭奪更穩妥，新生的實學派需要先在史學中，找到自己的地位。
瞿式耜等人想明白這點後，頓時開始附和。
陳繼儒、陳仁錫等人雖然決定投靠科學，卻也認同經世致用的觀點。並且希望同為新學派的實學，先去衝擊舊學問。
他們同樣附和，贊成用實證史學，取代義理史學。
黃立極等人就更不用說了，就是他們編撰《三朝要典》、判了義理史學的死刑。面對實證史學自然極力支持，避免被支持義理史學的人抓著攻擊。
實學這門出現不久的新學問，開始走上歷史舞台。
一些人看著這種景象，只覺得有些荒謬——
因為實證史學完全只有個空名頭，大部分人之前都沒聽說過。
認同心學理學、提倡心理合一的孫奇逢道：
「義理史學，臣能知之。」
「但是實證史學是什麼，恕臣才疏學淺，從來沒有聽聞。」
「敢問錢公，什麼是實證史學？」
這個問題，擊中了錢謙益的要害。
因為他也沒思考過，什麼是實證史學。
就連這個名字都是他從皇帝那裡聽到的，如今只不過是附和皇帝、樹立自己在學術界的地位。
讓他短時間內編出實證史學的理念，那實在是難為人。
不過錢謙益心思機敏，非常擅長言辭。此時他腦筋一轉，就根據之前的說法，闡述道：
「實證史學，一是要有史籍記載，二是要有實物印證。」
「如此兩相結合，方是完全可信的史學。」
這個回答稱不上完善，卻抓住了實證史學的要點，朱由檢讚賞道：
「如此驗證，可稱二重證據法。」
「甚至能更廣泛一些，把一切證據都用上，稱為多重證據法。」
「最基本的則是二重證據。」
「無論正史野史，還是中外歷史，都要用這個方法衡量。」
「擁有二重以上證據的，方能稱為信史。」
用後世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以及後來發展的三重和多重證據法，作為實證史學的治史方法。
錢謙益只是一聽，就知道皇帝又在指點他學問，很是歡喜地道：
「實證史學，確需多重證據。」
「史籍和古物之外，還能有其他證據驗證。」
「無論正史野史，都要實際驗證。」
確定多重證據法，是實證史學的治史觀念和方法。
任何歷史記載，都要用多重證據法驗證。
那些之前還覺得實證史學空有名稱的，此時當即就傻眼了：
他們根本沒想到實證史學完善得這麼快，直接就確定了具體方法。
而且這個方法聽起來還完全可行，經過驗證的歷史無疑會更可信。
一些精通金石古玩的，已經開始探討著，自家收藏的古物能與哪些史籍印證，踐行多重證據法。
可以說，這個治史方法，一下子把實證史學完善起來。
人人都能用多重證據法，驗證史籍記載。
實證史學在他們的支持下必然大行於世，並且越來越完善。
義理史學的衰落，已經顯而易見，不止是因為皇帝否定這門學問。
那些鑽研了一輩子經史的臣子，對此很難接受，孫奇逢道：
「義理史學雖有錯漏之處，但是其師法《春秋》、明正統、論天理，豈能完全摒棄？」
「臣以為可糾正其剪裁史料的過失，但是著史之時，仍舊要以義理為先。」
劉宗周同樣說道：
「《春秋》開篇：元年春，王正月。」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這同樣是義理，治史當以此為先。」
這個觀點，得到很多人的贊同。他們出於保守，大多認為可以修正義理史學，卻不必完全推翻。
就連朱由檢面對「大一統」這個義理，同樣無法反對。
因為這是中央集權的根基，也是中國能在分裂之後重新整合的依據。
他在仔細思考後，向群臣道：
「所謂義理史學，應該說是史觀。」
「它在論史之時，以綱常義理為先，地位從屬於經學。」
「實證史學，則更注重史料。」
「首先要辨析史料，尋找它的源頭，確定史料真偽。」
「然後再根據史料，得出相應觀點，獨立於經學之外。」
「如此你們說說，史觀和史料，哪一個更重要些？」
這種問題，後世都沒有定論。史觀派和史料派，爭論了一百年多年。
在大明同樣如此，支持義理史學的，以春秋大義論證史觀的重要。
支持實證史學的，則抓住義理史學剪裁編造史料的錯誤不放。
朱由檢聽雙方爭論許久，最終下結論道：
「史觀和史料密不可分，無論哪一點都不可或缺。」
「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唯有分辨出真實的史料，方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歷史研究要唯真求實，沒有什麼禁區。」
這個說法，明顯是說史料更重要，錢謙益等實證史學的支持者，頓時眉開眼笑。
義理史學的支持者剛要繼續爭，便又聽皇帝說道：
「歷史研究是沒有什麼禁區的，但是對外傳播，卻要遵守紀律。」
「例如《竹書紀年》，無論是真是偽，它都成了歷史的一部分。」
「有關它的研究，要慎重傳播出去。」
「否則就可能壞了人心，導致天下不穩。」
「這類史書，是不能隨意傳播的，只有翰林院相關人員，方能查閱交流。」
這個說法，得到群臣的一致擁護。
《竹書紀年》對儒家的殺傷力太大了，任何儒家學子都不希望它廣泛傳播。
研究它的文章自然也要封存，埋在故紙堆里。
朱由檢以此為例，繼續道：
「還有邊疆四夷的史書，同樣也不能隨意傳播。」
「這些書有的頌揚割據分裂，有的則站在夷狄的立場上，不合華夷之辨。」
「大一統、尊王攘夷、華夷之辨，這些都屬於春秋大義。」
「符合春秋大義的史書，方能傳播出去。」
如此也算是部分承認了義理史學，劉宗周道：
「春秋大義，昌大一統、重華夷之辯、明夷夏之防，應當人所共尊。」
「臣以為研究歷史當以春秋大義為先，不合者完全拋棄。」
想把義理史觀的重要性，抬到實證史料之上。
錢謙益針鋒相對，認同皇帝說的歷史研究無禁區。有史料就要研究，辯證其中真偽。
朱由檢不想聽他們爭起來，更不想在沒打倒理學的時候，自己扶持的新學派就內部分裂，明確向他們道：
「歷史研究，史料為先。」
「無論是否承認，史料都在那裡。」
「如果你不分辨清楚把史料用上，它就可能被人先用來攻擊你。」
「像宋儒一樣剪裁史料，把不利於義理的史料視而不見，那是掩耳盜鈴。」
「為了義理編造史料，更是可以稱為學術不端。」
「用這種辦法論證的義理，是無法指導實踐的，更無法引以為鑑。」
「蠻夷殺過來時，可不認所謂的義理。」
對於義理史學，又是重重一擊。
在明確宋朝滅亡屬於亡天下後，群臣沒少探討其中原因。
如今按皇帝的說法，義理史學也是亡天下的原因之一：
宋儒對歷史的認識從根子上就是錯的，所以不能以史為鑑，從歷史中汲取教訓。
這種錯誤，平時還可以自欺欺人。但是到了蠻夷殺過來時，卻擋不住刀劍。
如此慘痛的教訓，讓支持義理史學的盡皆沉默。
實證史學，確立了在歷史領域的首要地位。
不過他們也受到限制，那就是史料可以隨便研究，但是對外傳播，卻要符合義理。
如此方能讓天下穩定，人心不致混亂。
義理史學以另一種形式，繼續頑強生存。
同時，義理史學也開始發生進化，杜絕剪裁編造，提倡在著述歷史時有顯有晦、為尊者諱——
把不符合義理、不符合傳主形象的事跡寫得隱晦，這仍舊屬於春秋筆法，卻沒有歪曲事實。在墓志銘、名宦志等寫作上，非常受到歡迎。
兩個學派一持史料、一持史觀，相互爭鬥不熄。
——
不過對朱由檢來說，在確定總的原則後，史學界的爭鬥已經不值得他注意了。
他探討史學的原因是春秋注釋，如今在確定用實證史學取代義理史學後，黃立極提議的春秋注釋方法，也得到了認可。
朱由檢向群臣道：
「先前黃卿曾說，注釋春秋當先用黃帝紀元，再從《左傳》等典籍中摘錄發生的事，再參照《公羊傳》《穀梁傳》等解讀義理。」
「朕對此深以為然！」
「《春秋》一經，亦經亦史。」
「對待它要先用實證史學辯證真偽，再解讀其中的微言大義。」
「對春秋大義，一定要做好總結，確定什麼樣的史書符合春秋大義，可以傳播出去。」
這個說法再次提出，群臣默然以對。
但是讓黃立極這個閹黨餘孽主持春秋校注，東林黨人是無法接受的。
大理院協理院事姚士慎道：
「黃資政主持編撰《三朝要典》，把義理史學扭曲成歪理史學，臣以為不能再用他修史書。」
「其所修《國朝紀事》《中國編年簡史》等史書，應盡皆移交他人。」
從義理史學被推翻的原因出發，否定黃立極的資格。
那些對黃立極原本就有餘怨的，此時因為義理史學被推翻，對他更多了一重怨恨。
紛紛以此反對，認為黃立極的德行不配修史。
朱由檢讓黃立極主持修史，是為了讓他立功留名，是當時黃立極配合自己的賞賜之一。
他為了維持自己的信用，當然不會反悔。
不過群臣的意見也要重視，必須安撫他們。
正想著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朱由檢看到黃立極道：
「臣之前深陷義理史學，扭曲成歪理史學而不知。」
「如今幸得陛下和錢公指點，方知昔日之非。」
「願隨錢公校注春秋，學習實證史學。」
「臣編撰的史書，必用實證證之。」
明確表示要追隨錢謙益，向他學實證史學。
群臣聽得此言，頓時刮目相看——
沒想到黃立極身為卸任首輔，竟然甘願尾隨地位不如他的錢謙益。
這麼柔軟的身段，實在讓人想不到。
同時讓一些仇視他的人，對他更加唾棄：
『呸！』
『真不要臉！』
『錢公可不會收留這樣的人。』
滿懷信心地等待錢謙益拒絕，他們卻聽錢謙益道：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黃資政能認識到義理史學之非，知實證史學之是，錢某歡迎之至。」
「只是春秋校注，需由陛下決斷。」
明確接納了黃立極，還希望皇帝讓他們一起主持春秋注釋。
朱由檢對此極為高興，很是喜悅地道：
「卿等如此謙讓，不亞古之賢人。」
「春秋經的注釋，就由錢先生主持，黃學士等輔佐。」
「務必要校注出其經史兩面，既作為經學典籍，又作為史學典範。」
任命錢謙益、黃立極二人，主持春秋注釋。
如此結果，顯然大出群臣意料，東林黨人更是不敢置信：
他們從未想過，錢謙益身為東林領袖，竟然會接納閹黨餘孽。
就算是為了推廣實證史學，也不該如此作為。
東林黨的撕裂，變得更加嚴重，從學術延伸到政治層面。
錢謙益的實學派在學術界冉冉升起，以他為核心的朝堂勢力，也開始獨立於東林之外。(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