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2章 三朝要典是義理史學的巔峰
對待經學，朱由檢非常慎重。
即使他想用新學問取代理學，仍舊錶示要繼承二程、朱熹的注釋，在其基礎上點校修繕。
避免學習四書五經的士子無法適應，科舉考試產生混亂。
但是對於史學，他就毫無顧忌了。
把宋儒開創的義理史學全部掀翻，直接拋在一邊。
這種激烈的態度，讓群臣很不適應。
劉宗周道：
「五代之後，人心喪亂。」
「宋儒以理闡史、以史證理，使理義大本復明於世，焉能稱為錯焉？」
「陛下所學《資治通鑑》，便是宋儒司馬光編撰。」
指明義理史學的意義和《資治通鑑》的重要性，這在大明是顯學。
不但民間學習，就連皇帝的教材，也有《資治通鑑》。
朱由檢此前多次被群臣建議學習通鑑，甚至還不得不聽了幾課，對此當然知道。
不過他對這部書並不怎麼感冒，說道：
「義理史學，自然有其意義，但是已不適合當前這個時代。」
「你們可有人記得，朱子是怎麼評價《資治通鑑》？」
朱熹評價司馬光和《通鑑》的話語很多，其中有褒有貶。
但是皇帝這樣詢問，顯然不是善意，錢謙益揣摩皇帝心意，說道：
「朱子曾說：溫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卻不見得當時風俗。」
「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皆不載，是不知當時風俗事勢也！」
「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何？」
這是對《通鑑》的批評，很符合朱由檢的意圖，讓他龍顏大悅。
其他臣子見此，自然也知道了怎麼說，紛紛開始出言。陳繼儒道：
「朱子又曰：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此類多矣。」
「其編撰《通鑑》時以義理為先，謂為『新義勝舊義，新理勝舊理』。」
「只要『史有記錄之害義者』，那就『不可不正』。」
「名為記述歷史，其實在講經義。」
朱由檢頷首認可，又向倪元璐道：
「這種先定義理，再剪裁史料的做法，是否符合倪卿所說的『不直書而加論斷』呢？」
「《三朝要典》，是不是義理史學？」
倪元璐聞言兩眼睜得大大的，不敢相信皇帝竟然這麼說——
把自己評價《三朝要典》的話，用於評價《資治通鑑》。
他很是忿怒地說道：
「那能一樣嗎？」
「溫公是為了闡述義理，逆豎是為掩蓋其非，所述全是歪理。」
怒噴皇帝一通，請他收回這句話。
朱由檢見他如此破防，心中毫無憤怒，反而有啞然失笑之感。若非是在經筵上，只怕會大聲笑出來。
心中不認可這種雙標的話語，朱由檢面對群臣，卻不得不耐著性子道：
「無論義理還是歪理，都稱得上道理。」
「義理史學可以剪裁史料，歪理史學為何不可以？」
「所以朕說，宋儒開創的義理史學，已經不適合這個時代。」
「《三朝要典》，是義理史學的巔峰，它已經走入了邪路，不可不引以為戒。」
這種把《三朝要典》當成義理史學的說法，群臣都覺得難以接受，倪元璐大聲說道：
「陛下，《三朝要典》歪曲事實，甚至矯誣先帝、偽撰宸篇。」
「它不是正經史學啊！」
朱由檢聽他如此狂躁，有些不耐煩道：
「《資治通鑑》引《漢武故事》諸書，記述巫蠱之事。」
「又引《祿山事跡》、及《天寶遺事》諸野史，記述楊妃洗兒事。」
「此等記載，近乎穢史，安能說司馬光沒有歪曲事實？」
「只不過相比《三朝要典》，歪曲得更少而已。」
「但是它們的治史辦法，卻是一脈相承。都是先確定立場，再去剪裁、甚至編造史料。」
「如果仍用義理史學治史，倪卿如何保證，不被扭曲成歪理史學？」
一番話語，說得倪元璐有些詞窮。
他雖然仍不認可皇帝所說，卻也開始認識到：
剪裁扭曲史料，不是正人君子的專利。
小人學會了這個，同樣能用這種辦法，講述他們的歪理。
錢謙益這時跳出來道：
「陛下所言甚是，治史當秉筆直書。」
「朱子曰：孔子但據直書而善惡自著。」
「今人當按此治史！」
朱由檢頷首點頭，向錢謙益道：
「錢先生這個認識不錯。」
「今後治史，要以事實為先。可以有顯有晦，卻不可剪裁歪曲。」
「只要把事實講述出來，其中善惡曲直，人們自然能夠分辨。」
「不可在治史之時，不直書而加論斷。」
徹底判了義理史學的死刑，指明史學以後要如何發展。
這番話語，旁人聽著還沒什麼，錢謙益卻想到了皇帝曾提到的實證史學，心中極為喜悅：
之前他只是為了迎合皇帝說了幾句話，沒想到被送來如此大禮。
皇帝說的治史要以事實為先，可不就是指實證史學嗎？
如果能把義理史學推翻、用實證史學取代，他錢謙益在史學上的地位，就有可能高於司馬光、司馬遷。
這個光明的前途，讓他的心情陷入狂喜——
就算在經學上不如劉宗周，在史學上一定能超越。
滿懷動力之下，他積極支持皇帝的實證史學，認為義理史學，確實已走到了末路，應該被新的史學取代。
有了他的帶頭，陳繼儒、陳仁錫等人，同樣附和起來。
義理史學變得人人喊打，認為這種治史辦法，已經應該拋棄。
黃立極等《三朝要典》的編撰者，臉色則是一陣黑一陣白。
他們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編撰的《三朝要典》，竟然成了義理史學的巔峰之作，甚至把這門學問判了死刑。
連《資治通鑑》都被連累，地位開始下降。
通鑑學這門在大明很流行的學問，開始走向衰落。
如此變化，讓他們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他們編撰《三朝要典》的時候，可從來沒想過這一點。
不過想想自己編撰史書時確實受前人影響，黃立極等人的心情又穩定下來，再想到自己正在編撰的編年史，他心中又有些得意：
通鑑也是編年史，這門學問地位下降，他的編年史就能流行了。
說不定再過些年，編年史學就有可能取代通鑑學。
大明的史學，自此開始大變，完全脫離宋朝的痕跡，甚至獨立於經學。(本章完)
即使他想用新學問取代理學，仍舊錶示要繼承二程、朱熹的注釋，在其基礎上點校修繕。
避免學習四書五經的士子無法適應，科舉考試產生混亂。
但是對於史學，他就毫無顧忌了。
把宋儒開創的義理史學全部掀翻，直接拋在一邊。
這種激烈的態度，讓群臣很不適應。
劉宗周道：
「五代之後，人心喪亂。」
「宋儒以理闡史、以史證理，使理義大本復明於世，焉能稱為錯焉？」
「陛下所學《資治通鑑》，便是宋儒司馬光編撰。」
指明義理史學的意義和《資治通鑑》的重要性，這在大明是顯學。
不但民間學習，就連皇帝的教材，也有《資治通鑑》。
朱由檢此前多次被群臣建議學習通鑑，甚至還不得不聽了幾課，對此當然知道。
不過他對這部書並不怎麼感冒，說道：
「義理史學，自然有其意義，但是已不適合當前這個時代。」
「你們可有人記得，朱子是怎麼評價《資治通鑑》？」
朱熹評價司馬光和《通鑑》的話語很多，其中有褒有貶。
但是皇帝這樣詢問，顯然不是善意，錢謙益揣摩皇帝心意，說道：
「朱子曾說：溫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卻不見得當時風俗。」
「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皆不載，是不知當時風俗事勢也！」
「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何？」
這是對《通鑑》的批評，很符合朱由檢的意圖，讓他龍顏大悅。
其他臣子見此，自然也知道了怎麼說，紛紛開始出言。陳繼儒道：
「朱子又曰：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此類多矣。」
「其編撰《通鑑》時以義理為先，謂為『新義勝舊義，新理勝舊理』。」
「只要『史有記錄之害義者』，那就『不可不正』。」
「名為記述歷史，其實在講經義。」
朱由檢頷首認可，又向倪元璐道：
「這種先定義理，再剪裁史料的做法，是否符合倪卿所說的『不直書而加論斷』呢？」
「《三朝要典》，是不是義理史學？」
倪元璐聞言兩眼睜得大大的，不敢相信皇帝竟然這麼說——
把自己評價《三朝要典》的話，用於評價《資治通鑑》。
他很是忿怒地說道：
「那能一樣嗎？」
「溫公是為了闡述義理，逆豎是為掩蓋其非，所述全是歪理。」
怒噴皇帝一通，請他收回這句話。
朱由檢見他如此破防，心中毫無憤怒，反而有啞然失笑之感。若非是在經筵上，只怕會大聲笑出來。
心中不認可這種雙標的話語，朱由檢面對群臣，卻不得不耐著性子道：
「無論義理還是歪理，都稱得上道理。」
「義理史學可以剪裁史料，歪理史學為何不可以？」
「所以朕說，宋儒開創的義理史學，已經不適合這個時代。」
「《三朝要典》，是義理史學的巔峰，它已經走入了邪路，不可不引以為戒。」
這種把《三朝要典》當成義理史學的說法，群臣都覺得難以接受，倪元璐大聲說道：
「陛下，《三朝要典》歪曲事實，甚至矯誣先帝、偽撰宸篇。」
「它不是正經史學啊！」
朱由檢聽他如此狂躁，有些不耐煩道：
「《資治通鑑》引《漢武故事》諸書，記述巫蠱之事。」
「又引《祿山事跡》、及《天寶遺事》諸野史，記述楊妃洗兒事。」
「此等記載，近乎穢史，安能說司馬光沒有歪曲事實？」
「只不過相比《三朝要典》，歪曲得更少而已。」
「但是它們的治史辦法，卻是一脈相承。都是先確定立場，再去剪裁、甚至編造史料。」
「如果仍用義理史學治史，倪卿如何保證，不被扭曲成歪理史學？」
一番話語，說得倪元璐有些詞窮。
他雖然仍不認可皇帝所說，卻也開始認識到：
剪裁扭曲史料，不是正人君子的專利。
小人學會了這個，同樣能用這種辦法，講述他們的歪理。
錢謙益這時跳出來道：
「陛下所言甚是，治史當秉筆直書。」
「朱子曰：孔子但據直書而善惡自著。」
「今人當按此治史！」
朱由檢頷首點頭，向錢謙益道：
「錢先生這個認識不錯。」
「今後治史，要以事實為先。可以有顯有晦，卻不可剪裁歪曲。」
「只要把事實講述出來，其中善惡曲直，人們自然能夠分辨。」
「不可在治史之時，不直書而加論斷。」
徹底判了義理史學的死刑，指明史學以後要如何發展。
這番話語，旁人聽著還沒什麼，錢謙益卻想到了皇帝曾提到的實證史學，心中極為喜悅：
之前他只是為了迎合皇帝說了幾句話，沒想到被送來如此大禮。
皇帝說的治史要以事實為先，可不就是指實證史學嗎？
如果能把義理史學推翻、用實證史學取代，他錢謙益在史學上的地位，就有可能高於司馬光、司馬遷。
這個光明的前途，讓他的心情陷入狂喜——
就算在經學上不如劉宗周，在史學上一定能超越。
滿懷動力之下，他積極支持皇帝的實證史學，認為義理史學，確實已走到了末路，應該被新的史學取代。
有了他的帶頭，陳繼儒、陳仁錫等人，同樣附和起來。
義理史學變得人人喊打，認為這種治史辦法，已經應該拋棄。
黃立極等《三朝要典》的編撰者，臉色則是一陣黑一陣白。
他們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編撰的《三朝要典》，竟然成了義理史學的巔峰之作，甚至把這門學問判了死刑。
連《資治通鑑》都被連累，地位開始下降。
通鑑學這門在大明很流行的學問，開始走向衰落。
如此變化，讓他們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他們編撰《三朝要典》的時候，可從來沒想過這一點。
不過想想自己編撰史書時確實受前人影響，黃立極等人的心情又穩定下來，再想到自己正在編撰的編年史，他心中又有些得意：
通鑑也是編年史，這門學問地位下降，他的編年史就能流行了。
說不定再過些年，編年史學就有可能取代通鑑學。
大明的史學，自此開始大變，完全脫離宋朝的痕跡，甚至獨立於經學。(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