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2章 肇祖，瑪法，統緒，阿瑪
第842章 肇祖，瑪法，統緒，阿瑪
郭康的這些言論，朱文奎是不太能接受的。但是他又說不過郭康，因此頗有些難受。
而郭康則堅持認為，自己說的都是大實話。他對朱文奎說，自古以來，很多問題，如果跳出去看，都不複雜。
明初，這些敘事的核心，就是朱元璋在想各種辦法論證「我造反合理，但是你不能造反」。問題是這個論述本身就不可能成立。
漢朝初年，朝廷也面對過這種狀況。漢景帝時，黃老學派的黃生，和研究《詩經》的博士轅固生，在皇帝面前爭論天命的問題。
黃生首先論述觀點，表示：「商湯、周武王並不是受命繼位天子，而是弒君篡位。」轅固生便反駁說：「不是這樣的。是因為當時夏桀、商紂暴虐昏亂，天下人的心都歸順商湯、周武，商湯、周武贊同天下人的心愿而誅殺桀、紂。桀、紂的百姓，不肯為他們效命，而心向湯、武，湯、武迫不得已才立為天子，這不是秉承天命又是什麼？」
黃生比喻說：「帽子雖然破舊，但是一定戴在頭上；鞋雖然新，但是必定穿在腳下。
為何要這樣呢？這正是上下有別的道理。桀、紂雖然無道，但是身為君主而居上位；湯、
武雖然聖明，卻是身為臣子而居下位。君主有了過錯，臣子不能直言勸諫糾正它來保持天子的尊嚴，反而借其有過而誅殺君主，取代他自登南面稱王之位，這不是弒君篡位又是什麼？」轅固生又反駁道：「如果非按你的說法來判斷，那麼高皇帝取代秦朝，得到天子之位，也不對嗎？」
聽到這話，漢景帝連忙打斷說：「吃肉不吃馬肝，不算不知肉的美味；談學問的人不談湯、武是否受天命繼位，不算愚笨。」就這樣強行結束了話題。當時人認為，馬的肝臟是有毒的，他的意思，大概就是這種「有毒」的問題還是直接避開比較好。按史記所說，此後學者就無人敢爭辯湯、武是受天命而立，還是放逐桀紂篡奪君權，這樣的問題了。
而從事後看，史記的說法屬於給漢景帝面子，因為整個漢朝，乃至之後所有朝代，都無法避免這個話題。儒生們在整個漢朝，也都非常熱衷於「湯武革命」的論述，就沒有停止過相關討論。哪怕轅固生本人，也只是不再皇帝面前說了，沒有改變過自己的立場。
而之後，「馬肝」就成了一個專用指代詞，形容這類怎麼說都不好解釋的、自相矛盾的問題。這類問題，在任何王朝，其實都是存在的。
那麼，單看漢朝這個案例的話，轅固生為何要去和黃生爭辯，之後又為何我行我素不去改，也能說明很多問題。
這場爭論本身，是漢初黃老、儒學兩大流派鬥爭的一部分。而且在著名的「馬肝」爭論之後，這種衝突也沒有停息，反而還鬧大了。當時，黃老之學的最大後台，是竇太后。
她喜歡《老子》這本書，於是召來轅固生，問他讀此書的體會。轅固生直言說：「此是家人言耳。」竇太后很是生氣，說：「安得司空城旦書乎？」
「家人」這個說法，後世解釋不一。司馬貞《索隱》解釋為普通人，認為轅固生的意思是，《老子道德篇》都是理國理家的道理，只是「齊家」這個水平，沒有「平天下」的程度，因此被轅固嘲諷，說是家人之言。《漢書》顏師古注釋則認為，「家人」是僮僕、
奴隸的意思，說的是這個理論不是給管事的人看的，而是給服從命令的人看的。
這些說法，都有些道理，但都不好說是不是轅固生的本意，因為這裡頭應該還有一重影射。
「家人」這個詞，指的應該不止這個詞的本來含義，同時也在指《易經》里的一卦。
上卦是巽，下卦是離，謂之「家人」。
需要注意的是，《易經》不止是占下作品。作為儒家經典體系的重要部分，它同樣有很大的政論書籍的一面。藉助各個卦象，和占下的凶吉，教育大家各種政治原理，提醒人們注意一些基本原則。而作為當時的大儒，轅固生雖然是《詩經》專業的，但對於這部經典，肯定非常熟悉。
《家人》一卦說了什麼呢？看他的內容，和各種註解，就非常直白了。周易里，《家人》之九三，就說道：「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意思是說，由於治家過分嚴厲，使得家裡人承受不了，而怨言叢生，這樣做雖然有過失，會帶來麻煩，但是從長遠看，最終會得到吉祥的；相反，如果不能從嚴治家，聽憑婦人和孩子們隨心所欲，嘻嘻哈哈，最終的發展結果卻決不會好。
同時，《家人》的《象傳》也說：「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傳》則強調：「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因此，這一部分，說的就是內外有別、婦人應該關注好自己的事情，注意自己的權力範圍。大家都能遵守正道，天下就安定了。而且，這應該是兩漢儒生的普遍觀點。後來三國時，王弼為周易作注，就總結說，「家人之義，以內為本，故先說女也」。也就是說，「家人」論述的，就是關於婦人；所講的意思，就是婦人應該主持內部，而不是干涉外事。
所以，這句話看起來在批判《老子》，實際上恐怕也是在影射竇太后，說她越俎代庖，不安於婦人本分，插手外部事務。
而從竇太后的回答和後續反應看，她應該也是聽懂了。她這個回答，應該也不止說儒家經典是刑徒看的書，以此和「家人」對應。而在同時，也有諷刺儒家禮法的目的。
秦漢時期，沒有司空的職位。這是上古三代的時候，才有的職務，十分久遠。最早，這個職位是舜帝開始設置的，而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司空就是大禹一這是個管土木、施工的官。
城旦則是一種刑罰。在秦漢律法裡，專門有「城旦舂」這個等級。男人被判處這個級別的刑罰，就要早上起來築城，因此叫「城旦」：婦人被判處這個級別的刑罰，不參與外出勞動作為懲罰，而是春米。因此有這個合稱。犯了刑罰的人，會被司法部門交給司空，由他來指揮施工，從事土木工作。
所以，雖然司空聽起來好像還是在誇人，但「司空城旦書」這個說法，指的應該就是對各種小罪進行懲處，以及對輕罪罪犯的勞役進行管理的各種文件案牘。竇太后的意思是，儒家的經典也一樣不能治國平天下，雖然話說得很大，但其實也不過是盯著各種無關緊要的事情，天天關注各種細枝末節罷了。
後人總結這句話的意思，概括說，就是「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也」。大意是說，道家認為儒家的治國之法，和刀筆吏手裡的律令差不多，除了各種各樣的細碎規矩之外、沒有更為有價值的思想。
雖然沒有轅固生說的話那麼隱晦，但她能聽懂，而且能針對對方的攻擊點，進行針鋒相對地反駁，已經很不錯了。畢竟，大部分高層人士的文化水平，其實都是《春秋》里齊國慶封那種一當著他的面唱《相鼠》，直白地說出「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這種話，他都聽不懂，甚至感覺很樂這個水平的————
不過，可能是因為聽得懂，所以竇太后十分氣憤，讓轅固生進入圍圈，去殺野豬。景帝知道太后發怒了，而轅固直言並無罪過，就借給他鋒利的兵器。轅固生下到獸圈內，一擊正中野豬心臟。只一刺，野豬便應手倒地。
按《史記》記載，漢武帝初年的時候，轅固生就已經九十多歲了。計算一下的話，雖然整個事件里，轅固生都是一幅愣頭青的樣子，但一刀擊殺野豬的時候，他起碼得八十歲上下了。漢景帝也不可能給他個長矛大戟什麼的，不知道怎麼做到用短兵器一擊就命中野豬心臟的————
得知這件事，竇太后直接沉默了。之後，也沒有繼續追究，事情算是不了了之。漢景帝趕緊把他外放，去給清河王當太傅去了。
漢景帝、漢武帝父子，都曾經扶持儒生，其中的目的，除了學說本身的價值，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黃老學派和竇太后關係密切。在當時，竇太后權勢滔天，十分強勢，因此，景帝、武帝都急需有人幫他們對抗竇太后的權威。而戰鬥力和戰鬥欲望都十分突出的漢儒，正好成了最合適的選擇。
所以，漢景帝才會頻繁出場，轅固生為了跟人吵架說了「馬肝」，就趕緊制止；得罪了太后，也是他來打圓場糊弄過去。不過，一直到漢武帝時期，皇帝和儒家都被竇太后牢牢壓制，幾次反擊都以失敗告終。直到竇太后壽終正寢之後，才開始新的時代。
而這段歷史，不僅是大一統政權初建時期，朝堂上經典的、不同治國理論流派之間的交鋒，也給後人留下了眾多話題。其中一些，甚至自始至終，都沒能得到解決。
漢高祖的例子，對於明太祖來說是一樣的。在解決方式上，兩個朝代倒是有所不同。
漢朝直接不承認秦朝是正統，稱之為「暴秦」，而對反秦武裝，尤其是帶頭舉義的陳勝，持肯定態度。劉邦親自下令，確認陳勝的「王」身份，追認諡號，並且劃撥三十戶人家，世代守墓祭祀。他的思路主要是，秦朝殘暴，沒有得到過天命，因此他的反抗理所應當。
而明朝則選擇承認元朝，反而否認和批判反元的紅巾軍。朱元璋在文書里，一邊把劉福通稱為「紅巾妖人」，一邊堅持稱呼他為「劉太保」，就是不直呼其名，都不知道在想些什麼。他的思路不是論證元朝做的對不對，而是要證明，自己只是普通百姓，從未當過官，因此沒有對大元效忠的義務；而且，自己也不是有意造反，只是天命主動讓他上，實在是害苦了自己啊。
郭康對此評價說，從這個角度看，明太祖確實不如漢高祖思路清晰、心思豁達啊。秦朝雖然一直被人噴，但再怎麼說，人家統一天下，也比大元的形象更正面吧。不知道這是怕什麼呢？
在他看來，解決「馬肝」問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別說家天下的時代了，就算羅馬共和國時期那樣，沒有一個固定的君主，元老院也做不到穩定統治。幾百年間，在平民的壓力下，選拔元老的法令都改了好幾次，元老們都換了好幾茬了。又想要論證自己得天下合理，又要論證其他人得天下不合理，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再說，就算論證得很好，結果又能怎麼樣呢？自古以來，那些造反的百姓，乃至帶頭的有組織能力和學識的基層人士，有幾個是單純因為朝廷沒有合法性就反了？當年司馬氏取代曹氏，搞得像是抽象表演一般，十分難看，但因為曹氏對於基層軍官和士兵過於狠毒，而司馬氏手下反而輕一些，因此大部分人都熟視無睹，並沒有反對他們篡位的動力。
而司馬氏這種得國的方式，都只有地方大員看不下去而武裝反抗，沒聽說百姓去造反的。
大明得天下，難道還不如司馬氏正經麼？
相反，拿著大明律，給他們誦讀，說「現在合法性屬於大明，所以按照律令，你們都不准造反」，難道他們就直接散夥回家了？
而且，大明的這個思路，還有個更大的危險。朱元璋一直在論述，說自己和大元關係疏離，沒有怎麼受過恩惠，因此更有起兵的理由。那麼，如果一個和大明關係更疏離、甚至處於外藩的人造反呢？
郭康提醒說，這種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朱元璋還得感恩大元，但如果有個外族，直接否認自己是中國人，因此沒有對大明效忠的義務，那麼，按照明朝這個神奇的合法性論述邏輯，就會發現這個外族，比朱元璋自己還有起兵的合理性了。
到時候，人家圓上了這個漏洞，甚至還可以故意藉此說，自己從未受過大明的恩惠，連道德壓力都沒有了一—這下好了，感情這個外族的敘事，才是完全體的大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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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康的這些言論，朱文奎是不太能接受的。但是他又說不過郭康，因此頗有些難受。
而郭康則堅持認為，自己說的都是大實話。他對朱文奎說，自古以來，很多問題，如果跳出去看，都不複雜。
明初，這些敘事的核心，就是朱元璋在想各種辦法論證「我造反合理，但是你不能造反」。問題是這個論述本身就不可能成立。
漢朝初年，朝廷也面對過這種狀況。漢景帝時，黃老學派的黃生，和研究《詩經》的博士轅固生，在皇帝面前爭論天命的問題。
黃生首先論述觀點，表示：「商湯、周武王並不是受命繼位天子，而是弒君篡位。」轅固生便反駁說：「不是這樣的。是因為當時夏桀、商紂暴虐昏亂，天下人的心都歸順商湯、周武，商湯、周武贊同天下人的心愿而誅殺桀、紂。桀、紂的百姓，不肯為他們效命，而心向湯、武，湯、武迫不得已才立為天子，這不是秉承天命又是什麼？」
黃生比喻說：「帽子雖然破舊，但是一定戴在頭上；鞋雖然新，但是必定穿在腳下。
為何要這樣呢？這正是上下有別的道理。桀、紂雖然無道，但是身為君主而居上位；湯、
武雖然聖明，卻是身為臣子而居下位。君主有了過錯，臣子不能直言勸諫糾正它來保持天子的尊嚴，反而借其有過而誅殺君主，取代他自登南面稱王之位，這不是弒君篡位又是什麼？」轅固生又反駁道：「如果非按你的說法來判斷，那麼高皇帝取代秦朝，得到天子之位，也不對嗎？」
聽到這話，漢景帝連忙打斷說：「吃肉不吃馬肝，不算不知肉的美味；談學問的人不談湯、武是否受天命繼位，不算愚笨。」就這樣強行結束了話題。當時人認為，馬的肝臟是有毒的，他的意思，大概就是這種「有毒」的問題還是直接避開比較好。按史記所說，此後學者就無人敢爭辯湯、武是受天命而立，還是放逐桀紂篡奪君權，這樣的問題了。
而從事後看，史記的說法屬於給漢景帝面子，因為整個漢朝，乃至之後所有朝代，都無法避免這個話題。儒生們在整個漢朝，也都非常熱衷於「湯武革命」的論述，就沒有停止過相關討論。哪怕轅固生本人，也只是不再皇帝面前說了，沒有改變過自己的立場。
而之後，「馬肝」就成了一個專用指代詞，形容這類怎麼說都不好解釋的、自相矛盾的問題。這類問題，在任何王朝，其實都是存在的。
那麼，單看漢朝這個案例的話，轅固生為何要去和黃生爭辯，之後又為何我行我素不去改，也能說明很多問題。
這場爭論本身，是漢初黃老、儒學兩大流派鬥爭的一部分。而且在著名的「馬肝」爭論之後，這種衝突也沒有停息，反而還鬧大了。當時，黃老之學的最大後台，是竇太后。
她喜歡《老子》這本書，於是召來轅固生，問他讀此書的體會。轅固生直言說：「此是家人言耳。」竇太后很是生氣，說：「安得司空城旦書乎？」
「家人」這個說法，後世解釋不一。司馬貞《索隱》解釋為普通人，認為轅固生的意思是，《老子道德篇》都是理國理家的道理，只是「齊家」這個水平，沒有「平天下」的程度，因此被轅固嘲諷，說是家人之言。《漢書》顏師古注釋則認為，「家人」是僮僕、
奴隸的意思，說的是這個理論不是給管事的人看的，而是給服從命令的人看的。
這些說法，都有些道理，但都不好說是不是轅固生的本意，因為這裡頭應該還有一重影射。
「家人」這個詞，指的應該不止這個詞的本來含義，同時也在指《易經》里的一卦。
上卦是巽，下卦是離，謂之「家人」。
需要注意的是，《易經》不止是占下作品。作為儒家經典體系的重要部分，它同樣有很大的政論書籍的一面。藉助各個卦象，和占下的凶吉，教育大家各種政治原理，提醒人們注意一些基本原則。而作為當時的大儒，轅固生雖然是《詩經》專業的，但對於這部經典，肯定非常熟悉。
《家人》一卦說了什麼呢？看他的內容，和各種註解，就非常直白了。周易里，《家人》之九三，就說道：「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意思是說，由於治家過分嚴厲，使得家裡人承受不了，而怨言叢生，這樣做雖然有過失，會帶來麻煩，但是從長遠看，最終會得到吉祥的；相反，如果不能從嚴治家，聽憑婦人和孩子們隨心所欲，嘻嘻哈哈，最終的發展結果卻決不會好。
同時，《家人》的《象傳》也說：「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傳》則強調：「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因此，這一部分，說的就是內外有別、婦人應該關注好自己的事情，注意自己的權力範圍。大家都能遵守正道，天下就安定了。而且，這應該是兩漢儒生的普遍觀點。後來三國時，王弼為周易作注，就總結說，「家人之義，以內為本，故先說女也」。也就是說，「家人」論述的，就是關於婦人；所講的意思，就是婦人應該主持內部，而不是干涉外事。
所以，這句話看起來在批判《老子》，實際上恐怕也是在影射竇太后，說她越俎代庖，不安於婦人本分，插手外部事務。
而從竇太后的回答和後續反應看，她應該也是聽懂了。她這個回答，應該也不止說儒家經典是刑徒看的書，以此和「家人」對應。而在同時，也有諷刺儒家禮法的目的。
秦漢時期，沒有司空的職位。這是上古三代的時候，才有的職務，十分久遠。最早，這個職位是舜帝開始設置的，而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司空就是大禹一這是個管土木、施工的官。
城旦則是一種刑罰。在秦漢律法裡，專門有「城旦舂」這個等級。男人被判處這個級別的刑罰，就要早上起來築城，因此叫「城旦」：婦人被判處這個級別的刑罰，不參與外出勞動作為懲罰，而是春米。因此有這個合稱。犯了刑罰的人，會被司法部門交給司空，由他來指揮施工，從事土木工作。
所以，雖然司空聽起來好像還是在誇人，但「司空城旦書」這個說法，指的應該就是對各種小罪進行懲處，以及對輕罪罪犯的勞役進行管理的各種文件案牘。竇太后的意思是，儒家的經典也一樣不能治國平天下，雖然話說得很大，但其實也不過是盯著各種無關緊要的事情，天天關注各種細枝末節罷了。
後人總結這句話的意思，概括說，就是「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也」。大意是說，道家認為儒家的治國之法，和刀筆吏手裡的律令差不多，除了各種各樣的細碎規矩之外、沒有更為有價值的思想。
雖然沒有轅固生說的話那麼隱晦，但她能聽懂，而且能針對對方的攻擊點，進行針鋒相對地反駁，已經很不錯了。畢竟，大部分高層人士的文化水平，其實都是《春秋》里齊國慶封那種一當著他的面唱《相鼠》，直白地說出「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這種話，他都聽不懂，甚至感覺很樂這個水平的————
不過，可能是因為聽得懂，所以竇太后十分氣憤，讓轅固生進入圍圈，去殺野豬。景帝知道太后發怒了，而轅固直言並無罪過，就借給他鋒利的兵器。轅固生下到獸圈內，一擊正中野豬心臟。只一刺，野豬便應手倒地。
按《史記》記載，漢武帝初年的時候，轅固生就已經九十多歲了。計算一下的話，雖然整個事件里，轅固生都是一幅愣頭青的樣子，但一刀擊殺野豬的時候，他起碼得八十歲上下了。漢景帝也不可能給他個長矛大戟什麼的，不知道怎麼做到用短兵器一擊就命中野豬心臟的————
得知這件事，竇太后直接沉默了。之後，也沒有繼續追究，事情算是不了了之。漢景帝趕緊把他外放，去給清河王當太傅去了。
漢景帝、漢武帝父子，都曾經扶持儒生，其中的目的，除了學說本身的價值，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黃老學派和竇太后關係密切。在當時，竇太后權勢滔天，十分強勢，因此，景帝、武帝都急需有人幫他們對抗竇太后的權威。而戰鬥力和戰鬥欲望都十分突出的漢儒，正好成了最合適的選擇。
所以，漢景帝才會頻繁出場，轅固生為了跟人吵架說了「馬肝」，就趕緊制止；得罪了太后，也是他來打圓場糊弄過去。不過，一直到漢武帝時期，皇帝和儒家都被竇太后牢牢壓制，幾次反擊都以失敗告終。直到竇太后壽終正寢之後，才開始新的時代。
而這段歷史，不僅是大一統政權初建時期，朝堂上經典的、不同治國理論流派之間的交鋒，也給後人留下了眾多話題。其中一些，甚至自始至終，都沒能得到解決。
漢高祖的例子，對於明太祖來說是一樣的。在解決方式上，兩個朝代倒是有所不同。
漢朝直接不承認秦朝是正統，稱之為「暴秦」，而對反秦武裝，尤其是帶頭舉義的陳勝，持肯定態度。劉邦親自下令，確認陳勝的「王」身份，追認諡號，並且劃撥三十戶人家，世代守墓祭祀。他的思路主要是，秦朝殘暴，沒有得到過天命，因此他的反抗理所應當。
而明朝則選擇承認元朝，反而否認和批判反元的紅巾軍。朱元璋在文書里，一邊把劉福通稱為「紅巾妖人」，一邊堅持稱呼他為「劉太保」，就是不直呼其名，都不知道在想些什麼。他的思路不是論證元朝做的對不對，而是要證明，自己只是普通百姓，從未當過官，因此沒有對大元效忠的義務；而且，自己也不是有意造反，只是天命主動讓他上，實在是害苦了自己啊。
郭康對此評價說，從這個角度看，明太祖確實不如漢高祖思路清晰、心思豁達啊。秦朝雖然一直被人噴，但再怎麼說，人家統一天下，也比大元的形象更正面吧。不知道這是怕什麼呢？
在他看來，解決「馬肝」問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別說家天下的時代了，就算羅馬共和國時期那樣，沒有一個固定的君主，元老院也做不到穩定統治。幾百年間，在平民的壓力下，選拔元老的法令都改了好幾次，元老們都換了好幾茬了。又想要論證自己得天下合理，又要論證其他人得天下不合理，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再說，就算論證得很好，結果又能怎麼樣呢？自古以來，那些造反的百姓，乃至帶頭的有組織能力和學識的基層人士，有幾個是單純因為朝廷沒有合法性就反了？當年司馬氏取代曹氏，搞得像是抽象表演一般，十分難看，但因為曹氏對於基層軍官和士兵過於狠毒，而司馬氏手下反而輕一些，因此大部分人都熟視無睹，並沒有反對他們篡位的動力。
而司馬氏這種得國的方式，都只有地方大員看不下去而武裝反抗，沒聽說百姓去造反的。
大明得天下，難道還不如司馬氏正經麼？
相反，拿著大明律，給他們誦讀，說「現在合法性屬於大明，所以按照律令，你們都不准造反」，難道他們就直接散夥回家了？
而且，大明的這個思路，還有個更大的危險。朱元璋一直在論述，說自己和大元關係疏離，沒有怎麼受過恩惠，因此更有起兵的理由。那麼，如果一個和大明關係更疏離、甚至處於外藩的人造反呢？
郭康提醒說，這種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朱元璋還得感恩大元，但如果有個外族，直接否認自己是中國人，因此沒有對大明效忠的義務，那麼，按照明朝這個神奇的合法性論述邏輯，就會發現這個外族，比朱元璋自己還有起兵的合理性了。
到時候，人家圓上了這個漏洞，甚至還可以故意藉此說，自己從未受過大明的恩惠，連道德壓力都沒有了一—這下好了，感情這個外族的敘事，才是完全體的大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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