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伯南克
華盛頓特區，憲法大道20街西北。
美聯儲總部大樓。
這棟建於1937年的義大利文藝復興風格建築，在夜晚的華盛頓顯得莊嚴而沉默。
大樓外牆的燈光把那幾根高大的廊柱照得清清楚楚，像是某種古老權力的具象化身。
大樓的燈，大部分都已經熄滅了。
但主樓二層的一間角落辦公室里，還亮著燈。
本·伯南克坐在他的辦公桌前。
他今年五十四歲，戴著一副金屬框架的眼鏡，留著整齊的灰白鬍鬚，略微禿頂。
他的臉上有一種學者特有的疲憊——並非身體的疲憊，而是那種長期在數字和現實之間反覆橫跳所積累的、深入骨髓的精神消耗。
他面前的桌子上，擺著三份文件。
第一份，是今天原油市場的收盤報告。
一百三十多美元。
這個數字在四個月前，還是90美元。
伯南克戴上眼鏡，把那份報告從頭到尾看了一遍，然後把它翻過去，扣在桌面上。
他不需要再看第二遍。他已經能背出上面的每一行數字了。
第二份，是勞工部發給他的一份內部預測備忘錄。
根據本周四即將公布的非農就業數據的初步統計，五月份的失業率，可能已經從4.9%跳升到了5.5%。
5.5%。
非農就業人數已經連續五個月負增長。
這意味著，美國的實體經濟，正在以一種超出大多數經濟模型預測速度的方式，走向衰退。
第三份，是美聯儲內部的通脹壓力分析報告。
CPI同比上漲4.2%，PPI（生產者價格指數）同比上漲7.2%。
能源價格同比上漲了將近17%。
伯南克把這三份文件擺在一起，盯著它們看了很久。
他的思維開始做一件他在普林斯頓和MIT的講台上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不是推導，而是祈禱。
祈禱這些數字是錯的。
祈禱勞工部的內部預測過於悲觀。
祈禱原油的漲勢只是一次短暫的流動性衝擊，下周就會自動回落。
但他知道，這些數字不會錯。
他是研究大蕭條的學者。他用了將近三十年的學術生涯，來研究1929年的那場災難是如何發生的，又是如何被錯誤的政策選擇所加速和深化的。
他的結論是，1929年的美聯儲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在經濟已經開始崩潰的時候，依然堅持緊縮貨幣政策，生怕通脹復起，結果把一次可控的金融危機，變成了持續整整十年的經濟噩夢。
正是基於這個研究結論，他在2002年的一次演講中，放出了那句後來讓他獲得」直升機本」綽號的豪言：
」美聯儲永遠可以通過印鈔來阻止通貨緊縮。
如果必要的話，我們可以用直升機把錢撒下去。」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相信自己手裡握著對抗任何經濟危機的終極武器。
但那是2002年。
那時候，他沒有同時面對一個在失控的金融體系和一個在失控的大宗商品市場。
他站起身，走到辦公室的窗邊。
窗外是華盛頓的深夜。
國家廣場的草坪在路燈的照映下呈現出一種暗綠色，林肯紀念堂的輪廓在遠處若隱若現，倒映在平靜的憲法水池裡。
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幾個歷史符號，此刻都沉默著，像是在等待一個他們從未見過的事物的到來。
伯南克把手放在冰冷的玻璃窗上。
他在心裡，把那道無解的方程式，又算了一遍。
如果繼續寬鬆，繼續降息：
美元繼續貶值，大量熱錢湧入大宗商品市場，油價繼續上漲，普通美國家庭的汽油帳單和食品帳單繼續膨脹。
加油站里，看著計價器發抖的藍領工人們的處境會更糟。
如果停止寬鬆，甚至加息：
那些靠著低利率才能維持運轉的槓桿機器——雷曼，美林，AIG，以及無數中小銀行——將面臨更高的融資成本，更快地走向流動性枯竭。
那道已經出現在整個金融體系的裂縫，會以更快的速度撕開。
兩條路，兩個深淵。
他站在這兩個深淵的中間，腳下是一條寬度越來越窄的鋼絲。
這是一種他的任何一本經濟學教科書都沒有教過他怎麼處理的處境。
他想起了他的導師，想起了弗里德曼的那句」直升機撒錢」，想起了他在課堂上無數次引用過的費雪方程式和凱恩斯的流動性陷阱理論。
那些理論，此刻感覺像是一套精密的、在實驗室里反覆驗證過的工具，但當他真正站在現實的面前，他發現實驗室里的器皿和現實的熔爐，並不是同一個東西。
」我們不能讓1929年重演。」
這是他對自己最深的承諾，也是他坐上這把椅子的原因。
但他同時知道，如果他為了阻止1929年重演而用力過猛，他可能會親手點燃另一場1970年代式的大滯脹。
他不知道哪個更壞。
歷史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先例。
他轉過身，重新坐回椅子上。
他拿起一支筆，翻開面前的空白記事本。
他開始在上面寫字。
不是政策備忘錄，不是給國會的匯報材料。
只是一些思路的碎片，一些他沒有辦法對任何人說出口的、在深夜裡才敢面對的真實判斷。
他寫了大約二十分鐘，然後停筆，盯著那頁紙看了很久。
然後他合上記事本，把它鎖進了抽屜里。
他知道，他必須發聲了。
不能再等了。
繼續沉默，市場會以它自己的方式填補這個真空——填補的方式，將是更多的恐慌，更多的投機，更多的油價上漲，以及更快速度的金融體系失血。
他需要在這個市場失去方向感之前，給它一個錨點。
哪怕這個錨點會讓他付出政治上的代價。
他拿起內線電話，撥通了公關部門主任的號碼。
電話那頭，是一個明顯從睡夢中被驚醒的聲音。
」主席……？」
」安排一下。」
伯南克的聲音很平靜，像他所有公開場合的表態一樣，被精確地控制在一個中性的、不帶太多情緒的頻率上。
」我需要在本周發表一次公開講話。關於通脹和貨幣政策的前瞻指引。」
他停頓了一下。
」措辭，要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更明確。」
公關主任沉默了半秒：」……您的意思是，要明確表示可能的加息立場嗎？」
」我的意思是，」伯南克看著窗外那片沉默的華盛頓夜景。
」讓市場知道，美聯儲沒有失去方向。」
」我知道了，主席。我明天一早安排。」
」謝謝你。」
他掛斷電話。
辦公室里重新歸於寂靜。
他摘下眼鏡，用拇指和食指輕輕捏住鼻樑，閉上眼睛，在那片短暫的黑暗裡，讓自己的大腦徹底休息了大約三十秒。
然後他重新戴上眼鏡，拿起那份原油收盤報告，翻了一頁，開始看背面的分析附錄。
大樓外面，華盛頓的深夜仍然沉默。
國家廣場的草坪在路燈下，安靜地等待著黎明。
美聯儲總部大樓。
這棟建於1937年的義大利文藝復興風格建築，在夜晚的華盛頓顯得莊嚴而沉默。
大樓外牆的燈光把那幾根高大的廊柱照得清清楚楚，像是某種古老權力的具象化身。
大樓的燈，大部分都已經熄滅了。
但主樓二層的一間角落辦公室里，還亮著燈。
本·伯南克坐在他的辦公桌前。
他今年五十四歲，戴著一副金屬框架的眼鏡，留著整齊的灰白鬍鬚，略微禿頂。
他的臉上有一種學者特有的疲憊——並非身體的疲憊，而是那種長期在數字和現實之間反覆橫跳所積累的、深入骨髓的精神消耗。
他面前的桌子上，擺著三份文件。
第一份，是今天原油市場的收盤報告。
一百三十多美元。
這個數字在四個月前，還是90美元。
伯南克戴上眼鏡，把那份報告從頭到尾看了一遍，然後把它翻過去，扣在桌面上。
他不需要再看第二遍。他已經能背出上面的每一行數字了。
第二份，是勞工部發給他的一份內部預測備忘錄。
根據本周四即將公布的非農就業數據的初步統計，五月份的失業率，可能已經從4.9%跳升到了5.5%。
5.5%。
非農就業人數已經連續五個月負增長。
這意味著，美國的實體經濟，正在以一種超出大多數經濟模型預測速度的方式，走向衰退。
第三份，是美聯儲內部的通脹壓力分析報告。
CPI同比上漲4.2%，PPI（生產者價格指數）同比上漲7.2%。
能源價格同比上漲了將近17%。
伯南克把這三份文件擺在一起，盯著它們看了很久。
他的思維開始做一件他在普林斯頓和MIT的講台上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不是推導，而是祈禱。
祈禱這些數字是錯的。
祈禱勞工部的內部預測過於悲觀。
祈禱原油的漲勢只是一次短暫的流動性衝擊，下周就會自動回落。
但他知道，這些數字不會錯。
他是研究大蕭條的學者。他用了將近三十年的學術生涯，來研究1929年的那場災難是如何發生的，又是如何被錯誤的政策選擇所加速和深化的。
他的結論是，1929年的美聯儲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在經濟已經開始崩潰的時候，依然堅持緊縮貨幣政策，生怕通脹復起，結果把一次可控的金融危機，變成了持續整整十年的經濟噩夢。
正是基於這個研究結論，他在2002年的一次演講中，放出了那句後來讓他獲得」直升機本」綽號的豪言：
」美聯儲永遠可以通過印鈔來阻止通貨緊縮。
如果必要的話，我們可以用直升機把錢撒下去。」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相信自己手裡握著對抗任何經濟危機的終極武器。
但那是2002年。
那時候，他沒有同時面對一個在失控的金融體系和一個在失控的大宗商品市場。
他站起身，走到辦公室的窗邊。
窗外是華盛頓的深夜。
國家廣場的草坪在路燈的照映下呈現出一種暗綠色，林肯紀念堂的輪廓在遠處若隱若現，倒映在平靜的憲法水池裡。
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幾個歷史符號，此刻都沉默著，像是在等待一個他們從未見過的事物的到來。
伯南克把手放在冰冷的玻璃窗上。
他在心裡，把那道無解的方程式，又算了一遍。
如果繼續寬鬆，繼續降息：
美元繼續貶值，大量熱錢湧入大宗商品市場，油價繼續上漲，普通美國家庭的汽油帳單和食品帳單繼續膨脹。
加油站里，看著計價器發抖的藍領工人們的處境會更糟。
如果停止寬鬆，甚至加息：
那些靠著低利率才能維持運轉的槓桿機器——雷曼，美林，AIG，以及無數中小銀行——將面臨更高的融資成本，更快地走向流動性枯竭。
那道已經出現在整個金融體系的裂縫，會以更快的速度撕開。
兩條路，兩個深淵。
他站在這兩個深淵的中間，腳下是一條寬度越來越窄的鋼絲。
這是一種他的任何一本經濟學教科書都沒有教過他怎麼處理的處境。
他想起了他的導師，想起了弗里德曼的那句」直升機撒錢」，想起了他在課堂上無數次引用過的費雪方程式和凱恩斯的流動性陷阱理論。
那些理論，此刻感覺像是一套精密的、在實驗室里反覆驗證過的工具，但當他真正站在現實的面前，他發現實驗室里的器皿和現實的熔爐，並不是同一個東西。
」我們不能讓1929年重演。」
這是他對自己最深的承諾，也是他坐上這把椅子的原因。
但他同時知道，如果他為了阻止1929年重演而用力過猛，他可能會親手點燃另一場1970年代式的大滯脹。
他不知道哪個更壞。
歷史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先例。
他轉過身，重新坐回椅子上。
他拿起一支筆，翻開面前的空白記事本。
他開始在上面寫字。
不是政策備忘錄，不是給國會的匯報材料。
只是一些思路的碎片，一些他沒有辦法對任何人說出口的、在深夜裡才敢面對的真實判斷。
他寫了大約二十分鐘，然後停筆，盯著那頁紙看了很久。
然後他合上記事本，把它鎖進了抽屜里。
他知道，他必須發聲了。
不能再等了。
繼續沉默，市場會以它自己的方式填補這個真空——填補的方式，將是更多的恐慌，更多的投機，更多的油價上漲，以及更快速度的金融體系失血。
他需要在這個市場失去方向感之前，給它一個錨點。
哪怕這個錨點會讓他付出政治上的代價。
他拿起內線電話，撥通了公關部門主任的號碼。
電話那頭，是一個明顯從睡夢中被驚醒的聲音。
」主席……？」
」安排一下。」
伯南克的聲音很平靜，像他所有公開場合的表態一樣，被精確地控制在一個中性的、不帶太多情緒的頻率上。
」我需要在本周發表一次公開講話。關於通脹和貨幣政策的前瞻指引。」
他停頓了一下。
」措辭，要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更明確。」
公關主任沉默了半秒：」……您的意思是，要明確表示可能的加息立場嗎？」
」我的意思是，」伯南克看著窗外那片沉默的華盛頓夜景。
」讓市場知道，美聯儲沒有失去方向。」
」我知道了，主席。我明天一早安排。」
」謝謝你。」
他掛斷電話。
辦公室里重新歸於寂靜。
他摘下眼鏡，用拇指和食指輕輕捏住鼻樑，閉上眼睛，在那片短暫的黑暗裡，讓自己的大腦徹底休息了大約三十秒。
然後他重新戴上眼鏡，拿起那份原油收盤報告，翻了一頁，開始看背面的分析附錄。
大樓外面，華盛頓的深夜仍然沉默。
國家廣場的草坪在路燈下，安靜地等待著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