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萊拉
她第一次出現的時候，奧馬爾差點沒有注意到她。
1968年，的黎波里，一場外交性質的招待會，王朝禮賓司主辦，邀請的是各國駐利比亞的外交人員以及一部分被認為值得籠絡的本地「有識青年「，奧馬爾在被邀請之列，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了他現在的某種分量——兩年前王朝還在想著怎麼約談他，現在已經在把他當需要維繫關係的對象了。
他去了，帶著埃維利亞，站在那個鋪著紅地毯的大廳里，看著周圍那些熟悉的面孔和陌生的面孔，喝著不怎麼好喝的茶，應付著那些不怎麼有內容的閒話，心裡想的是等一小時再走，不能來了就走，太顯眼。
然後他在人群里看到了她。
---
說「看到「不準確，是埃維利亞先看到她的。
奧馬爾注意到埃維利亞的視線停了一下，那是一種極度細微的停頓，如果不是在他身邊站了五年的人，根本不會發現，但奧馬爾發現了，他順著埃維利亞的視線方向看過去。
人群的右側，靠近窗戶的位置，一個女人，大約二十五六歲，站在一個霧島外交官旁邊，正在說話。
她說話的時候用的是阿拉伯語，口音很乾淨，不是外國人學阿拉伯語的那種腔調，是從小說這種語言的人才有的那種自然，混著某種奧馬爾說不清楚的底色——不完全是的黎波里方言，也不完全是開羅腔，是一種被多種方向混合之後形成的、獨特的腔調。
她穿著西式的裙子，但佩戴方式里有一種奧馬爾一時說不出來的東西，不完全是西方人的方式，也不完全是阿拉伯的，像是兩種不同的東西在同一個人身上找到了某種和解，沒有違和感，甚至有某種奇異的協調。
她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在那個燈光昏黃的大廳里，有一種讓人說不出來的清醒。
奧馬爾看了她三秒，把視線收回來。
他在那三秒里做了一件事——他把那個女人站在人群里的方式、她喝茶的角度、她和對話者之間保持的距離，以及那雙在掃視整個大廳時看起來隨意但實際上極度有選擇性的眼睛，全部記錄下來，壓進他判斷一個人的那套系統里，得出了一個初步結論：不是普通人。
「那個人，」他低聲對埃維利亞說，「你怎麼看？」
埃維利亞停頓了一下，「MI6，」她說，兩個字，沒有猶豫，「但不是普通的外派人員，訓練程度更高，行為模式不像在收集情報，像是在做接觸評估。」
「評估誰？」
「不確定，」埃維利亞說，「但今晚在這個大廳里她已經觀察過您兩次了。」
奧馬爾把這個信息壓了一下，沒有說話，端著茶杯，繼續看著對面那個人。
她此刻正在笑，和那個霧島外交官說著什麼，笑容是合適的那種，不過分，不生硬，有一種很熟練的、把自己放在對話里恰當位置的技巧，讓對方覺得被在乎，但又不讓對方產生錯誤的期待。這是一種需要練習的能力，奧馬爾認識她五分鐘，就能看出來她練了很久。
這個人是個獵手。
---
奧馬爾在那場招待會裡沒有主動接觸她，他等到招待會快結束的時候，走向茶水桌，恰好在她旁邊站下來，拿了一杯茶，然後轉過身，像是隨意掃了一眼，視線和她的視線碰上了。
她沒有移開視線，他也沒有，兩個人就這麼對著看了一秒。
然後奧馬爾先說話了，用阿拉伯語，「你的口音很有意思，我猜不出來源頭在哪裡。」
她愣了一下，這不是她預期中的開場白，「黎巴嫩，」她說，「一部分。」
「只有一部分，」奧馬爾說，「另一部分呢？」
她看了他一眼，「霧島，」她說，沒有隱瞞，「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奧馬爾重複了這四個字，「那你站在哪裡？」
這個問題不是隨意的，她聽出來了，眼神里的東西變了一下，很快，但奧馬爾注意到了。
「站在最方便的地方，」她說，語氣很輕，「視情況而定。」
「那是一個很好的答案，」奧馬爾說，「如果你不需要真的回答這個問題的話。」
她沉默了一下，「你是奧馬爾·卡扎菲，」她說，不是問句，是陳述，「三月演講那個人。」
「是，」奧馬爾說。
「我讀過你的演講，」她說，「油印版。在貝魯特流傳的那份。」她停了一下，「你知道它傳到貝魯特了嗎？」
「猜到了，」奧馬爾說，「但謝謝你告訴我。」
他們就這麼站著，在招待會的嘈雜聲里，說了大約六分鐘的話，都是這種性質的話——像是在對話，但每句話都在試探對方的邊界在哪裡，每句話都在評估對方這個人值多少分量。
招待會快結束的時候，她說：「很高興認識你。」
「是，」奧馬爾說，「我也是。」
然後他轉身走了，走出大廳，在走廊里等埃維利亞跟上來，兩個人一起往外走。
走出門口，夜風吹過來，奧馬爾對埃維利亞說了一句話：
「這個人，以後會來找麻煩。」
埃維利亞走在他旁邊，沉默了一會兒，「我也這麼認為，」她說，「但您今晚在她面前說話的方式，不像是把她當麻煩的方式。」
奧馬爾沒有回答這句話。
夜風把的黎波里的夜氣帶過來，有沙漠裡那種特有的乾燥氣息，混著遠處地中海的濕度，奧馬爾走在夜路上，把那個女人的樣子，在腦子裡又過了一遍。
---
招待會結束之後，奧馬爾在腦子裡把這個人放了三天。
第三天，她來找他了。
---
她出現在他的住所樓下，不是跟蹤的那種出現，是走上來，對著門口說了他的名字，然後等。
埃維利亞在他之前下去，把萊拉在樓下截住，兩個人對視了一下，那種交換是無聲的，像是兩把沒有出鞘的刀互相確認了一下對方的分量，然後各自退了一步。
「我找奧馬爾，」萊拉說。
「我知道，」埃維利亞說，「跟我來。」
奧馬爾在那間小會客室里等著，萊拉進來，在對面坐下，看了他一眼，直接說：「我想知道你認為六日戰爭為什麼會輸。」
奧馬爾看了她一會兒，「這是你的任務，還是你自己想知道？」
「都有，」她說，沒有撒謊的跡象，「MI6需要我評估你這個人，評估方式之一是了解你的判斷力，這是任務的一部分。但同時，我自己也想知道。」
「你為什麼想知道？」
她沉默了一下，「因為我的母親是貝魯特人，」她說，「那場戰爭對她來說不是歷史，是她生活的一部分。」
奧馬爾把這句話放在心裡，壓了一下，「那你聽好了，我只說一遍。」
他說了大約二十分鐘。
他說的內容有三層：第一層是軍事層面，裝備差距、協調失敗、情報劣勢；第二層是政治層面，阿拉伯聯盟內部的分裂和互不信任，讓任何軍事協調在開戰之前就已經是一盤散沙；第三層是更深的東西，那種深入一個文明骨髓里的、對自己處境的某種默認——不是宿命，是一種被漫長的外部壓力慢慢培養出來的、對失敗的心理準備。
萊拉坐在那裡，一直聽，一直看著他，沒有打斷，沒有做筆記，只是聽。
奧馬爾說完，停了下來，等著。
「你的第三層，」萊拉開口，「那個對失敗的心理準備，」她停了一下，「你認為這個東西可以改變嗎？」
「可以，」奧馬爾說，「但不是用說的，是用贏來改變的。一個民族需要的不是告訴他們你能贏，是讓他們看到贏是真實存在的，是可以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
萊拉想了一下，「那1973年呢？」
這個問題出人意料，奧馬爾看了她一眼，「你為什麼提1973年？」
「因為你之前在談話里提過這個年份，」她說，「兩次，兩個不同的場合，我都注意到了。」
埃維利亞的判斷是對的。這個人是獵手，而且是很好的那種。
「1973年，」奧馬爾說，「如果有人在那之前把準備做好了，會有不同的結果。」他看著萊拉，「但誰來做，怎麼做，不是今天可以談的事。」
萊拉點了點頭，站起來，走到門口，停了一下，回頭，「奧馬爾，」她說，「我今天來，MI6不知道。」
奧馬爾看著她，「我知道，」他說。
她走了。
埃維利亞在她走後進來，把門帶上，站在那裡，不說話，等奧馬爾說話。
奧馬爾想了一會兒，「她來，是因為她自己想來，不是因為任務，」他說，「這說明她這個人裡面有一部分東西，正在往某個方向走，但她自己還沒有意識到。」
「往哪個方向？」埃維利亞問。
「還不知道，」奧馬爾說，「但可以等。」
埃維利亞站在那裡，沉默了比平時更長的時間，然後說：「您怎麼看她這個人？」
奧馬爾想了一下，「聰明，」他說，「受過很好的訓練，但沒有被訓練完全覆蓋掉，裡面還有一部分是她自己的。那部分是好東西，是這個人真正的價值所在。」
「您是說，她沒有被完全工具化。」
「是，」奧馬爾說，「一個被完全工具化的人，不會在任務不知情的情況下獨自來找我談六日戰爭。她來，是因為她自己在乎那件事，和她的黎巴嫩母親有關，和她對這個世界的某種理解有關。」他停了一下，「這種人，比純粹的工具危險十倍，因為她的判斷不是完全可預測的，但同時，這種人也比純粹的工具更有價值，因為她有能力在某個關鍵時刻做出超出指令的選擇。」
埃維利亞把這段話壓了一會兒，沒有再問什麼。
奧馬爾看了她一眼，「你不問我對她的判斷有沒有別的含義？」
埃維利亞的表情沒有變，「那不是我需要問的事，」她說。
「是，」奧馬爾說，「不是。」
她走了出去，把門帶上，腳步聲在走廊里消失。
奧馬爾坐在那裡，在心裡把萊拉·溫斯頓這個人又翻了一遍，把她放在接下來的這些年的棋盤上，看了看她可能在哪個位置出現，可能以什麼方式出現，可能造成什麼變數。
然後他把這件事放下了。
一年後，有更重要的事情發生。一年後，整盤棋會翻到另一面，他現在想的所有東西都會重新開始計算。
萊拉·溫斯頓，放在那裡，等1969年之後再看。那個時候，整盤棋翻到另一面，所有人都要重新找自己的位置，包括她，包括MI6，也包括奧馬爾自己。
---
第二天，他讓埃維利亞去查了她的背景。
結果回來得很快——萊拉·溫斯頓，二十五歲，母親是貝魯特人，父親是霧島古老家族的繼承人，從小在兩個世界之間長大，霧島受的教育，但會說三種阿拉伯語方言，在MI6已經工作了三年，此次利比亞任務的表面身份是隨駐利比亞大使館的文化參贊出席外事活動，實際任務性質：奧馬爾的調查評估。
評估對象是他。
奧馬爾把這份背景看完，把它放在桌上，手指壓著，想了一會兒。
MI6已經把他列為了評估對象，這件事他知道早晚會來，但來的時機比他預料的稍早，而且來的方式——直接派一個精英級別的人現身出現在他面前——說明他們不打算長期低調潛伏，他們在主動接觸，在建立一個可以用來發展關係的接觸點。
這意味著他們還沒有想好怎麼對待他，在評估階段。他們在觀望，在收集數據，在等待奧馬爾自己給出他們判斷所需要的材料。這和第七章里內務部的處理方式有相似之處，但MI6的精度更高，耐心更好，他們不會因為看到一篇演講就急著行動，他們會等到他們覺得自己已經拼齊了足夠的畫面，才會出手。
所以他的任務是控制他們能拼到的那些片段。
這是一個機會。
不是利用她，不是把她發展成線人——那是錯的方向，這種程度的人不可能被這樣用。是另一件事：讓她看到她需要看到的，讓MI6建立一個他們需要的判斷，在他真正出牌之前，給他多爭取一點時間和空間。
「繼續監控她的行動，」他對埃維利亞說，「但不要主動接觸，也不要讓她感知到被監控。」
「是，」埃維利亞說，然後停了一下，「還有一件事。」
「說。」
「她今天上午去了市場，」埃維利亞說，「在香料攤前站了大約十分鐘，買了一小包薰衣草，然後坐在旁邊的茶館裡喝了半小時的茶，獨自一人，沒有任何情報行動，就是坐在那裡，看著來來往往的人。」
奧馬爾想了一下，「你覺得她在做什麼？」
「不在做任何任務，」埃維利亞說，語氣平，「就是一個人坐在那裡。」
奧馬爾沒有再說話，把這件事在心裡放了一下。
一個MI6精英特工，在的黎波里的市場裡買了一包薰衣草，然後一個人坐在茶館裡坐了半小時。
這幅畫面和那個站在招待會大廳里的獵手，是同一個人。
他把這個細節放進了對她的判斷里。
一個人在外表之下真正是什麼，往往不是在任務里看出來的，是在任務空隙里那些沒有被導演過的瞬間裡看出來的——一個人獨自坐在茶館裡做什麼，選擇買什麼，選擇在哪裡停下來，這些微小的事情，比任何簡歷和檔案都更接近真相。
萊拉·溫斯頓是一個獵手，這件事奧馬爾確認了。
但那包薰衣草，是她另一面的東西，那部分東西，不是MI6訓練出來的，是她自己帶來的。
這兩個部分在同一個人身上共存，讓她成為了一個比簡單的「危險「更複雜的存在。
奧馬爾在日誌里為她留了一行字：
**萊拉·溫斯頓。MI6，S級別以上評估。另有一部分東西，待確認。1969年之前不要動她。**
然後他把這一頁合上，把這件事從今天的腦子裡放掉。
前面還有一年，還有比萊拉·溫斯頓更緊迫的事情等著他。
但那包薰衣草的細節，他沒有忘。有些人，你在第一次遇見的時候就知道這不是最後一次，因為他們身上有某種東西，是棋盤會把它帶到關鍵位置上的那種東西，不管他們自己是否意識到。萊拉就是這樣的人。
1968年，的黎波里，一場外交性質的招待會，王朝禮賓司主辦，邀請的是各國駐利比亞的外交人員以及一部分被認為值得籠絡的本地「有識青年「，奧馬爾在被邀請之列，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了他現在的某種分量——兩年前王朝還在想著怎麼約談他，現在已經在把他當需要維繫關係的對象了。
他去了，帶著埃維利亞，站在那個鋪著紅地毯的大廳里，看著周圍那些熟悉的面孔和陌生的面孔，喝著不怎麼好喝的茶，應付著那些不怎麼有內容的閒話，心裡想的是等一小時再走，不能來了就走，太顯眼。
然後他在人群里看到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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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看到「不準確，是埃維利亞先看到她的。
奧馬爾注意到埃維利亞的視線停了一下，那是一種極度細微的停頓，如果不是在他身邊站了五年的人，根本不會發現，但奧馬爾發現了，他順著埃維利亞的視線方向看過去。
人群的右側，靠近窗戶的位置，一個女人，大約二十五六歲，站在一個霧島外交官旁邊，正在說話。
她說話的時候用的是阿拉伯語，口音很乾淨，不是外國人學阿拉伯語的那種腔調，是從小說這種語言的人才有的那種自然，混著某種奧馬爾說不清楚的底色——不完全是的黎波里方言，也不完全是開羅腔，是一種被多種方向混合之後形成的、獨特的腔調。
她穿著西式的裙子，但佩戴方式里有一種奧馬爾一時說不出來的東西，不完全是西方人的方式，也不完全是阿拉伯的，像是兩種不同的東西在同一個人身上找到了某種和解，沒有違和感，甚至有某種奇異的協調。
她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在那個燈光昏黃的大廳里，有一種讓人說不出來的清醒。
奧馬爾看了她三秒，把視線收回來。
他在那三秒里做了一件事——他把那個女人站在人群里的方式、她喝茶的角度、她和對話者之間保持的距離，以及那雙在掃視整個大廳時看起來隨意但實際上極度有選擇性的眼睛，全部記錄下來，壓進他判斷一個人的那套系統里，得出了一個初步結論：不是普通人。
「那個人，」他低聲對埃維利亞說，「你怎麼看？」
埃維利亞停頓了一下，「MI6，」她說，兩個字，沒有猶豫，「但不是普通的外派人員，訓練程度更高，行為模式不像在收集情報，像是在做接觸評估。」
「評估誰？」
「不確定，」埃維利亞說，「但今晚在這個大廳里她已經觀察過您兩次了。」
奧馬爾把這個信息壓了一下，沒有說話，端著茶杯，繼續看著對面那個人。
她此刻正在笑，和那個霧島外交官說著什麼，笑容是合適的那種，不過分，不生硬，有一種很熟練的、把自己放在對話里恰當位置的技巧，讓對方覺得被在乎，但又不讓對方產生錯誤的期待。這是一種需要練習的能力，奧馬爾認識她五分鐘，就能看出來她練了很久。
這個人是個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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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馬爾在那場招待會裡沒有主動接觸她，他等到招待會快結束的時候，走向茶水桌，恰好在她旁邊站下來，拿了一杯茶，然後轉過身，像是隨意掃了一眼，視線和她的視線碰上了。
她沒有移開視線，他也沒有，兩個人就這麼對著看了一秒。
然後奧馬爾先說話了，用阿拉伯語，「你的口音很有意思，我猜不出來源頭在哪裡。」
她愣了一下，這不是她預期中的開場白，「黎巴嫩，」她說，「一部分。」
「只有一部分，」奧馬爾說，「另一部分呢？」
她看了他一眼，「霧島，」她說，沒有隱瞞，「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奧馬爾重複了這四個字，「那你站在哪裡？」
這個問題不是隨意的，她聽出來了，眼神里的東西變了一下，很快，但奧馬爾注意到了。
「站在最方便的地方，」她說，語氣很輕，「視情況而定。」
「那是一個很好的答案，」奧馬爾說，「如果你不需要真的回答這個問題的話。」
她沉默了一下，「你是奧馬爾·卡扎菲，」她說，不是問句，是陳述，「三月演講那個人。」
「是，」奧馬爾說。
「我讀過你的演講，」她說，「油印版。在貝魯特流傳的那份。」她停了一下，「你知道它傳到貝魯特了嗎？」
「猜到了，」奧馬爾說，「但謝謝你告訴我。」
他們就這麼站著，在招待會的嘈雜聲里，說了大約六分鐘的話，都是這種性質的話——像是在對話，但每句話都在試探對方的邊界在哪裡，每句話都在評估對方這個人值多少分量。
招待會快結束的時候，她說：「很高興認識你。」
「是，」奧馬爾說，「我也是。」
然後他轉身走了，走出大廳，在走廊里等埃維利亞跟上來，兩個人一起往外走。
走出門口，夜風吹過來，奧馬爾對埃維利亞說了一句話：
「這個人，以後會來找麻煩。」
埃維利亞走在他旁邊，沉默了一會兒，「我也這麼認為，」她說，「但您今晚在她面前說話的方式，不像是把她當麻煩的方式。」
奧馬爾沒有回答這句話。
夜風把的黎波里的夜氣帶過來，有沙漠裡那種特有的乾燥氣息，混著遠處地中海的濕度，奧馬爾走在夜路上，把那個女人的樣子，在腦子裡又過了一遍。
---
招待會結束之後，奧馬爾在腦子裡把這個人放了三天。
第三天，她來找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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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出現在他的住所樓下，不是跟蹤的那種出現，是走上來，對著門口說了他的名字，然後等。
埃維利亞在他之前下去，把萊拉在樓下截住，兩個人對視了一下，那種交換是無聲的，像是兩把沒有出鞘的刀互相確認了一下對方的分量，然後各自退了一步。
「我找奧馬爾，」萊拉說。
「我知道，」埃維利亞說，「跟我來。」
奧馬爾在那間小會客室里等著，萊拉進來，在對面坐下，看了他一眼，直接說：「我想知道你認為六日戰爭為什麼會輸。」
奧馬爾看了她一會兒，「這是你的任務，還是你自己想知道？」
「都有，」她說，沒有撒謊的跡象，「MI6需要我評估你這個人，評估方式之一是了解你的判斷力，這是任務的一部分。但同時，我自己也想知道。」
「你為什麼想知道？」
她沉默了一下，「因為我的母親是貝魯特人，」她說，「那場戰爭對她來說不是歷史，是她生活的一部分。」
奧馬爾把這句話放在心裡，壓了一下，「那你聽好了，我只說一遍。」
他說了大約二十分鐘。
他說的內容有三層：第一層是軍事層面，裝備差距、協調失敗、情報劣勢；第二層是政治層面，阿拉伯聯盟內部的分裂和互不信任，讓任何軍事協調在開戰之前就已經是一盤散沙；第三層是更深的東西，那種深入一個文明骨髓里的、對自己處境的某種默認——不是宿命，是一種被漫長的外部壓力慢慢培養出來的、對失敗的心理準備。
萊拉坐在那裡，一直聽，一直看著他，沒有打斷，沒有做筆記，只是聽。
奧馬爾說完，停了下來，等著。
「你的第三層，」萊拉開口，「那個對失敗的心理準備，」她停了一下，「你認為這個東西可以改變嗎？」
「可以，」奧馬爾說，「但不是用說的，是用贏來改變的。一個民族需要的不是告訴他們你能贏，是讓他們看到贏是真實存在的，是可以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
萊拉想了一下，「那1973年呢？」
這個問題出人意料，奧馬爾看了她一眼，「你為什麼提1973年？」
「因為你之前在談話里提過這個年份，」她說，「兩次，兩個不同的場合，我都注意到了。」
埃維利亞的判斷是對的。這個人是獵手，而且是很好的那種。
「1973年，」奧馬爾說，「如果有人在那之前把準備做好了，會有不同的結果。」他看著萊拉，「但誰來做，怎麼做，不是今天可以談的事。」
萊拉點了點頭，站起來，走到門口，停了一下，回頭，「奧馬爾，」她說，「我今天來，MI6不知道。」
奧馬爾看著她，「我知道，」他說。
她走了。
埃維利亞在她走後進來，把門帶上，站在那裡，不說話，等奧馬爾說話。
奧馬爾想了一會兒，「她來，是因為她自己想來，不是因為任務，」他說，「這說明她這個人裡面有一部分東西，正在往某個方向走，但她自己還沒有意識到。」
「往哪個方向？」埃維利亞問。
「還不知道，」奧馬爾說，「但可以等。」
埃維利亞站在那裡，沉默了比平時更長的時間，然後說：「您怎麼看她這個人？」
奧馬爾想了一下，「聰明，」他說，「受過很好的訓練，但沒有被訓練完全覆蓋掉，裡面還有一部分是她自己的。那部分是好東西，是這個人真正的價值所在。」
「您是說，她沒有被完全工具化。」
「是，」奧馬爾說，「一個被完全工具化的人，不會在任務不知情的情況下獨自來找我談六日戰爭。她來，是因為她自己在乎那件事，和她的黎巴嫩母親有關，和她對這個世界的某種理解有關。」他停了一下，「這種人，比純粹的工具危險十倍，因為她的判斷不是完全可預測的，但同時，這種人也比純粹的工具更有價值，因為她有能力在某個關鍵時刻做出超出指令的選擇。」
埃維利亞把這段話壓了一會兒，沒有再問什麼。
奧馬爾看了她一眼，「你不問我對她的判斷有沒有別的含義？」
埃維利亞的表情沒有變，「那不是我需要問的事，」她說。
「是，」奧馬爾說，「不是。」
她走了出去，把門帶上，腳步聲在走廊里消失。
奧馬爾坐在那裡，在心裡把萊拉·溫斯頓這個人又翻了一遍，把她放在接下來的這些年的棋盤上，看了看她可能在哪個位置出現，可能以什麼方式出現，可能造成什麼變數。
然後他把這件事放下了。
一年後，有更重要的事情發生。一年後，整盤棋會翻到另一面，他現在想的所有東西都會重新開始計算。
萊拉·溫斯頓，放在那裡，等1969年之後再看。那個時候，整盤棋翻到另一面，所有人都要重新找自己的位置，包括她，包括MI6，也包括奧馬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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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他讓埃維利亞去查了她的背景。
結果回來得很快——萊拉·溫斯頓，二十五歲，母親是貝魯特人，父親是霧島古老家族的繼承人，從小在兩個世界之間長大，霧島受的教育，但會說三種阿拉伯語方言，在MI6已經工作了三年，此次利比亞任務的表面身份是隨駐利比亞大使館的文化參贊出席外事活動，實際任務性質：奧馬爾的調查評估。
評估對象是他。
奧馬爾把這份背景看完，把它放在桌上，手指壓著，想了一會兒。
MI6已經把他列為了評估對象，這件事他知道早晚會來，但來的時機比他預料的稍早，而且來的方式——直接派一個精英級別的人現身出現在他面前——說明他們不打算長期低調潛伏，他們在主動接觸，在建立一個可以用來發展關係的接觸點。
這意味著他們還沒有想好怎麼對待他，在評估階段。他們在觀望，在收集數據，在等待奧馬爾自己給出他們判斷所需要的材料。這和第七章里內務部的處理方式有相似之處，但MI6的精度更高，耐心更好，他們不會因為看到一篇演講就急著行動，他們會等到他們覺得自己已經拼齊了足夠的畫面，才會出手。
所以他的任務是控制他們能拼到的那些片段。
這是一個機會。
不是利用她，不是把她發展成線人——那是錯的方向，這種程度的人不可能被這樣用。是另一件事：讓她看到她需要看到的，讓MI6建立一個他們需要的判斷，在他真正出牌之前，給他多爭取一點時間和空間。
「繼續監控她的行動，」他對埃維利亞說，「但不要主動接觸，也不要讓她感知到被監控。」
「是，」埃維利亞說，然後停了一下，「還有一件事。」
「說。」
「她今天上午去了市場，」埃維利亞說，「在香料攤前站了大約十分鐘，買了一小包薰衣草，然後坐在旁邊的茶館裡喝了半小時的茶，獨自一人，沒有任何情報行動，就是坐在那裡，看著來來往往的人。」
奧馬爾想了一下，「你覺得她在做什麼？」
「不在做任何任務，」埃維利亞說，語氣平，「就是一個人坐在那裡。」
奧馬爾沒有再說話，把這件事在心裡放了一下。
一個MI6精英特工，在的黎波里的市場裡買了一包薰衣草，然後一個人坐在茶館裡坐了半小時。
這幅畫面和那個站在招待會大廳里的獵手，是同一個人。
他把這個細節放進了對她的判斷里。
一個人在外表之下真正是什麼，往往不是在任務里看出來的，是在任務空隙里那些沒有被導演過的瞬間裡看出來的——一個人獨自坐在茶館裡做什麼，選擇買什麼，選擇在哪裡停下來，這些微小的事情，比任何簡歷和檔案都更接近真相。
萊拉·溫斯頓是一個獵手，這件事奧馬爾確認了。
但那包薰衣草，是她另一面的東西，那部分東西，不是MI6訓練出來的，是她自己帶來的。
這兩個部分在同一個人身上共存，讓她成為了一個比簡單的「危險「更複雜的存在。
奧馬爾在日誌里為她留了一行字：
**萊拉·溫斯頓。MI6，S級別以上評估。另有一部分東西，待確認。1969年之前不要動她。**
然後他把這一頁合上，把這件事從今天的腦子裡放掉。
前面還有一年，還有比萊拉·溫斯頓更緊迫的事情等著他。
但那包薰衣草的細節，他沒有忘。有些人，你在第一次遇見的時候就知道這不是最後一次，因為他們身上有某種東西，是棋盤會把它帶到關鍵位置上的那種東西，不管他們自己是否意識到。萊拉就是這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