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1章 閭珣傳承——墨西哥灣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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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五年夏天,閭珣在辦公室里坐了整整一個通宵。

  桌上攤著墨西哥灣深海油田的勘探報告,厚厚三沓,從地質構造到開採成本到預期儲量,每一頁他都翻過不止一遍。窗外哈德遜河上的渡輪從黃昏跑到深夜,又從深夜跑到黎明,他手裡的鉛筆在一張一張圖表上畫滿了圈。

  第一縷晨光照進來的時候,他放下鉛筆,把最後核算過的數字抄在投資建議書的扉頁上——預期內部收益率遠超公司過去五年所有項目的平均水平。他在收益率旁邊打了個勾,然後翻到建議書最後一頁,在風控條款那一欄里工工整整寫了一行字:自有資金占比上限不超過淨資產三成。

  這是他跟母親學了二十年的規矩。倉位上限就是底線,底線不能破。他寫完這行字,把鋼筆帽擰好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閉了一會兒眼。

  墨西哥灣深海油田的消息從去年就開始在華爾街流傳。幾家大投行都派了分析師去休斯頓實地調研,帶回來的結論兩極分化——有人說新探區的儲量被嚴重低估,有人說深海開採的技術瓶頸還沒突破,成本算不過來。

  閭珣沒有派分析師去休斯頓。他親自飛了三趟,第一趟看鑽井平台,第二趟查管道線路,第三趟蹲在墨西哥灣沿岸的貨運碼頭跟調度員聊了整整兩個下午——用的還是母親當年教他的老辦法。

  他坐在調度室的塑料椅上,把碼頭過去十八個月的泊位記錄和管道配件到貨清單逐頁翻完。調度員是個在墨西哥灣幹了二十年的老碼頭,給他倒了杯咖啡,在旁邊看了半天,終於忍不住開口。

  「閭先生,我在這兒幹了二十年,來調研的人見多了。記者來只問一件事——油價漲不漲。投行的人來也只問一件事——儲量有多大。你是第一個問我管道配件到貨量漲不漲的。」

  閭珣從清單上抬起頭。

  「那它漲了嗎?」

  「翻了兩倍。」調度員灌了一口咖啡,「但沒人問過,你是頭一個。」

  他發現碼頭上的管道配件到貨量在過去半年翻了兩倍。油田還沒投產,管道配件先漲了——這意味著運營商在提前備料,儲量的底牌比外界知道的要大。回紐約的飛機上他把碼頭上記的那幾張紙攤在膝頭重新看了一遍,旁邊座位的人以為他是哪個石油公司的工程師,他也沒有解釋。

  他回到紐約後把過去三年墨西哥灣所有深海探區的報告找出來,一份一份對。有些數據是第一手勘探報告,有些是供應商的側面印證,他把每一份都按母親留下的編號歸檔——用鉛筆在右上角標上日期和序號,跟母親在軍需檔案上編的號一模一樣。編完之後他又重新核算了一遍,把數字寫得端端正正。最後得出的判斷是:新探區儲量將遠超市場預期。現在進場,成本最低。

  早上他把投資建議書放在母親桌上。于鳳至坐在舊藤椅上,翻開建議書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她已經七十八歲了,頭髮全白,但看報表的眼神還是跟當年在帥府帳房裡一樣——專注、沉靜、像在驗一枚銅板的分量。

  她翻到風控條款那一頁,在那行「自有資金占比上限不超過淨資產三成」的紅字上停了一下,用手指點了點,然後翻到審批欄,拿起鉛筆簽了字。于鳳至。兩個字端端正正,跟她三十年前在芝加哥鋼鐵合同上簽字時的力道一模一樣。

  她把建議書推回給閭珣。「你心裡有底就好。」

  閭珣接過建議書。這是他第一次在重大投資上聽到母親說這句話——不是「你確定嗎」,不是「再算一遍」,而是「你心裡有底就好」。

  二十年前她把印章交給他,十年來每一筆重大投資她都聯簽,每一份建議書她都會在備註欄里用鉛筆寫幾個字——有時候是「已核」,有時候是「注意運費波動」,有時候只有一個「閱」字。但今天她什麼都沒寫,只說了一句話。

  他拿著建議書回到自己辦公室,在審批欄里簽了字,蓋上三簽制印章。銅章落在紙面上,發出一聲輕響——不重不輕,恰好入紙三分。他把那份厚厚的建議書鎖進鐵柜子里,關上櫃門,銅鎖扣合上的聲音在安靜的辦公室里響了一下,像算盤骨珠撥到底的那一聲脆響。

  他以為自己聽懂了母親那句話。他以為自己心裡的底跟母親心裡的底是同一回事。

  項目啟動後的頭半年,一切都在驗證他的判斷。墨西哥灣新探區第一口探井出油量遠超預期,股價應聲上漲。公司前期投入的帳面浮盈在三個月內翻了一倍,分析師在報告裡用「精準」和「前瞻」形容這筆投資。

  散會後閭珣回到辦公室,電話響了。是科恩。

  「閭先生,恭喜你。墨西哥灣這口井打得漂亮——說實話,這次你比你母親快了一步。她當年做石油也是提前布局,但那是花了六年等蘇伊士運河出事。你這次不等運河,直接打深海。」


  「謝謝,科恩先生。」

  他掛了電話,看著桌上那份風控條款。那行紅字還在。

  然後他做了第一個追加倉位的決定。追加金額在安全線之內,審批流程走完三簽制,風控主管彼得森簽了字。追加之後他坐在辦公室里,把那張手寫的風控條款看了很久。

  紅字旁邊是母親三天前傳真回來的對帳單——她現在每個月只來公司一次,大部分時間在家休養。對帳單上用鉛筆寫了兩個字:已閱。她的字跡還是跟以前一樣清瘦有力,一筆不改。閭珣把對帳單翻過來,背面是空白的。母親沒有像以前那樣在備註欄里寫提醒的話。他不知道她是完全信任他的判斷,還是覺得話還沒到該說的時候。

  第二個追加倉位的建議書放在他桌上那天,紐約正在下大雪。窗外哈德遜河兩岸白茫茫一片,渡輪的汽笛聲穿過雪幕傳進來,悶悶的,像被什麼壓著。

  他在建議書上簽了字。簽字的時候鋼筆尖在紙面上停了一瞬——他想起母親說的那句話。他確定自己心裡有底。但他在簽字的那一瞬忽然意識到一個問題:他從來沒問過母親,心裡的「底」到底是什麼。是數據?是判斷?是那條用紅筆寫在紙上的風控線?還是別的什麼他不知道的東西?

  他沒有往下想,把字簽了。

  那年夏天他在投資建議書封面上寫下的那行紅字還清清楚楚——自有資金占比上限不超過淨資產三成。他寫的字跟母親的筆跡不一樣,但力道不差。他以為自己能守住這條線。他以為自己心裡有底。

  他不知道,自己心裡的「底」跟母親的「底」是兩回事。母親的底是五十年撥算盤磨出來的凹痕——每一顆珠子撥下去的時候她都能聽見那一聲脆響,對就是對的,沒底就是沒底。

  他的底是數據、是模型、是兩倍的帳面浮盈、是連續三趟親自飛到休斯頓調研的踏實感、是母親簽了字的審批單。數據對,不等於心裡有底。但這句話他還要再過很多年才能真正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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