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因材施教
徐文遠沒有點頭，也沒有搖頭，只是繼續追問。
「你言秦亡在只用法、無仁義教化。老夫問你：夏商亦有仁義禮樂，何以有桀紂暴虐、天下崩離？莫非夏商沒有儒家所重的『心』？既有教化，為何君王無道、百姓流離？」
獨孤彥昭答，
「空有仁義之名、無仁義之實，就是這個下場。
「桀紂『有』教化，但他們『不行』教化。禮樂崩壞是從上開始的，君王無道，再好的經書也救不了。
「法家從一開始就沒打算制衡君王，法家只打算『強』君王。秦始皇就是桀紂的升級版，而且比桀紂更可怕，他手裡有法家鍛造的整個國家機器。」
徐文遠再問，
「你說法家適於亂世、不適一統。
「可老夫問你，何為適中？誰來定分寸？嚴一分則民不堪，寬一分則奸邪生。不靠既定法度做準繩，只靠執政者一顆『心』來權衡輕重，難道不會更亂？」
獨孤彥昭沉吟片刻，答，
「分寸不是某一個人定的，是時勢定的。
「執政者要有權力去調整分寸，但這個權力不能沒有制約。
「制約來自諫官、來自史官、來自朝議、來自民情。法度要剛，但不能剛到底；分寸要活，但不能活到沒有底線。」
「那諫官、史官的底氣從何而來？」徐文遠追問，「若無法度支撐，君王一道詔令便可廢黜殆盡，何談制衡？」
獨孤彥昭答得很快，
「憑法度。諫官有諫諍之責，不是因為他品德高尚，是因為朝廷設了這個官位，定了規矩。他諫了，法度保他；他不諫，法度罰他。
「史官直筆，不是因為他不怕死，是因為史官的筆法度護著。法度在，諫官史官才有說話的底氣；法度不在，道義喊得再響，一道詔令就把人拿下了。」
徐文遠最後拋出了終極一問。
「老夫最後問你一句：若只能二選一，先有法而後有心，還是先有心而後有法？你據實而答，不必圓滑調和。」
書房裡安靜了很久。
獨孤彥昭端坐胡床上，八歲的身體挺得筆直。
好一會，他才開口，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像釘子釘在案上。
「先有法。
「沒有法的社會，是一個靠本能和拳頭運行的社會。
「先民結繩而治，黃帝設刑官，法比儒老得多，也比儒硬得多。
「法家缺心，不等於法家不重要。學生譬喻：法家是骨頭，儒家是血肉。沒有骨頭，人站不起來；沒有血肉，人只是一具骷髏。
「先生問學生只能二選一，學生選骨頭。因為人沒有骨頭，連站都站不起來，更談不上長血肉。但選了骨頭之後，必須長血肉。
「秦朝選了骨頭，沒長血肉，死了。漢朝選了骨頭，後來慢慢長出了血肉，活了四百年。」
說到這，獨孤彥昭頓了一下，做了一個總結。
「若學生這輩子只能做一件事，學生選先幫這個天下把骨頭立起來，再用一輩子去養那顆心。」
徐文遠沉默了很久。
他看著眼前這個八歲的孩子，目光里的震愕漸漸變成感慨，又變成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欣慰。
「好一個先有法，而後有心。好一個先立骨頭，再養血肉。」
徐文遠緩緩端起茶盞，向獨孤彥昭虛虛一示意，
「老夫本以為你會執儒守心，折中調和，不願做二選一的決斷。
「沒想到你小小年紀，竟能拋開書生虛浮之論，看透世間治世的根本次序。無秩序，則無教化；無法度，則無人心。
「今日之辯，無輸無贏。但老夫得承認，在儒法本末先後這一層，你說得通透，老夫無可辯駁。」
獨孤彥昭從胡床上起身，退後一步，雙手交疊，向徐文遠深深一揖。
這一揖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認真，腰彎得極低。
「學生受教。今日先生所賜，不是學問，是眼界。」
徐文遠擺了擺手，語氣恢復了往日的平淡，
「往後你只管潛心讀書，守住今日這份見識，藏於心底，不輕易示人。世道紛亂，有才識、有格局者，最易招人忌憚。
「你既懂先立法度之骨，又懷涵養人心之仁，將來朝中必有你一席之地。」
……
次日。
徐文遠一如既往的辰時上課。
只是這回他手裡多了一卷書。
不是《禮記》，不是《春秋》，而是《商君書》。
獨孤彥昭一眼就看見了那捲書的題簽，脊背不自覺地挺直了一些。
他以為先生要翻舊帳，或者要考問他昨日辯論中的某個漏洞。
不料徐文遠只是把書卷放在案上，沒有打開，更沒有翻舊帳的打算。
徐文遠只是看著獨孤彥昭，說了一句與往日完全不同的話。
「今日不講經，你問我。」
獨孤彥昭愣住了。
「先生要學生問什麼？」
「問你想知道的任何事。」
徐文遠微笑著道。
徐文遠講究因材施教，此前他只當獨孤彥昭是個記憶力比較好的孩子，所以便按部就班教經義，最多一次教多一些東西。
但現在，徐文遠變了，他不再打算循規蹈矩。
獨孤彥昭對此自無不可，怎麼學都是學。
他沉默了片刻，腦子裡飛速轉了一圈，而後問道，
「《更法》篇，商鞅與甘龍、杜摯辯論變法。
「甘龍說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商鞅說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
「學生想問的是，商鞅真的不知道不易民而教的道理嗎？還是他知道，但他在那個時勢下，必須選擇變？」
徐文遠的手指在案上叩了一下，對這個問題有些滿意。
這個問題比昨日的辯題深，顯然獨孤彥昭下了課自己也會去思考。
徐文遠欣慰的答道，
「商鞅當然知道。
「他不是不讀書的人，法家也不是不讀儒書的人。
「商鞅入秦之前，在魏國待過，李悝、吳起的書他都讀過。他知道『教』是什麼，但他選擇了『法』。
「為什麼？因為秦國等不起了。山東六國環伺，秦國若不自強，不出三十年就會亡。『教』太慢，他等不了。」
「所以商鞅的選擇是對的？」獨孤彥昭追問。
「在那個時候，對。」
徐文遠說，
「但對的，不一定是一直對的。商鞅死後，秦惠文王殺了商鞅，但留了商鞅之法。惠文王是對的，因為商鞅之法已經紮根了，拔掉會傷國本。
「但惠文王之後的秦王呢？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一直到秦始皇，沒有一個人想過，商鞅之法是戰時之法，天下已經統一了，戰時之法還要不要繼續用？」
「秦始皇沒有改。」獨孤彥昭說。
「秦始皇沒有改。李斯也沒有勸他改。他們繼續用法家那套耕戰、刑賞、嚴法酷令去治一個已經不打仗的天下。
「結果顯而易見。秦朝的滅亡，不是亡在法家太強，是亡在法家不知道什麼時候該收手。」
獨孤彥昭聽完，點了點頭。
「你言秦亡在只用法、無仁義教化。老夫問你：夏商亦有仁義禮樂，何以有桀紂暴虐、天下崩離？莫非夏商沒有儒家所重的『心』？既有教化，為何君王無道、百姓流離？」
獨孤彥昭答，
「空有仁義之名、無仁義之實，就是這個下場。
「桀紂『有』教化，但他們『不行』教化。禮樂崩壞是從上開始的，君王無道，再好的經書也救不了。
「法家從一開始就沒打算制衡君王，法家只打算『強』君王。秦始皇就是桀紂的升級版，而且比桀紂更可怕，他手裡有法家鍛造的整個國家機器。」
徐文遠再問，
「你說法家適於亂世、不適一統。
「可老夫問你，何為適中？誰來定分寸？嚴一分則民不堪，寬一分則奸邪生。不靠既定法度做準繩，只靠執政者一顆『心』來權衡輕重，難道不會更亂？」
獨孤彥昭沉吟片刻，答，
「分寸不是某一個人定的，是時勢定的。
「執政者要有權力去調整分寸，但這個權力不能沒有制約。
「制約來自諫官、來自史官、來自朝議、來自民情。法度要剛，但不能剛到底；分寸要活，但不能活到沒有底線。」
「那諫官、史官的底氣從何而來？」徐文遠追問，「若無法度支撐，君王一道詔令便可廢黜殆盡，何談制衡？」
獨孤彥昭答得很快，
「憑法度。諫官有諫諍之責，不是因為他品德高尚，是因為朝廷設了這個官位，定了規矩。他諫了，法度保他；他不諫，法度罰他。
「史官直筆，不是因為他不怕死，是因為史官的筆法度護著。法度在，諫官史官才有說話的底氣；法度不在，道義喊得再響，一道詔令就把人拿下了。」
徐文遠最後拋出了終極一問。
「老夫最後問你一句：若只能二選一，先有法而後有心，還是先有心而後有法？你據實而答，不必圓滑調和。」
書房裡安靜了很久。
獨孤彥昭端坐胡床上，八歲的身體挺得筆直。
好一會，他才開口，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像釘子釘在案上。
「先有法。
「沒有法的社會，是一個靠本能和拳頭運行的社會。
「先民結繩而治，黃帝設刑官，法比儒老得多，也比儒硬得多。
「法家缺心，不等於法家不重要。學生譬喻：法家是骨頭，儒家是血肉。沒有骨頭，人站不起來；沒有血肉，人只是一具骷髏。
「先生問學生只能二選一，學生選骨頭。因為人沒有骨頭，連站都站不起來，更談不上長血肉。但選了骨頭之後，必須長血肉。
「秦朝選了骨頭，沒長血肉，死了。漢朝選了骨頭，後來慢慢長出了血肉，活了四百年。」
說到這，獨孤彥昭頓了一下，做了一個總結。
「若學生這輩子只能做一件事，學生選先幫這個天下把骨頭立起來，再用一輩子去養那顆心。」
徐文遠沉默了很久。
他看著眼前這個八歲的孩子，目光里的震愕漸漸變成感慨，又變成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欣慰。
「好一個先有法，而後有心。好一個先立骨頭，再養血肉。」
徐文遠緩緩端起茶盞，向獨孤彥昭虛虛一示意，
「老夫本以為你會執儒守心，折中調和，不願做二選一的決斷。
「沒想到你小小年紀，竟能拋開書生虛浮之論，看透世間治世的根本次序。無秩序，則無教化；無法度，則無人心。
「今日之辯，無輸無贏。但老夫得承認，在儒法本末先後這一層，你說得通透，老夫無可辯駁。」
獨孤彥昭從胡床上起身，退後一步，雙手交疊，向徐文遠深深一揖。
這一揖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認真，腰彎得極低。
「學生受教。今日先生所賜，不是學問，是眼界。」
徐文遠擺了擺手，語氣恢復了往日的平淡，
「往後你只管潛心讀書，守住今日這份見識，藏於心底，不輕易示人。世道紛亂，有才識、有格局者，最易招人忌憚。
「你既懂先立法度之骨，又懷涵養人心之仁，將來朝中必有你一席之地。」
……
次日。
徐文遠一如既往的辰時上課。
只是這回他手裡多了一卷書。
不是《禮記》，不是《春秋》，而是《商君書》。
獨孤彥昭一眼就看見了那捲書的題簽，脊背不自覺地挺直了一些。
他以為先生要翻舊帳，或者要考問他昨日辯論中的某個漏洞。
不料徐文遠只是把書卷放在案上，沒有打開，更沒有翻舊帳的打算。
徐文遠只是看著獨孤彥昭，說了一句與往日完全不同的話。
「今日不講經，你問我。」
獨孤彥昭愣住了。
「先生要學生問什麼？」
「問你想知道的任何事。」
徐文遠微笑著道。
徐文遠講究因材施教，此前他只當獨孤彥昭是個記憶力比較好的孩子，所以便按部就班教經義，最多一次教多一些東西。
但現在，徐文遠變了，他不再打算循規蹈矩。
獨孤彥昭對此自無不可，怎麼學都是學。
他沉默了片刻，腦子裡飛速轉了一圈，而後問道，
「《更法》篇，商鞅與甘龍、杜摯辯論變法。
「甘龍說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商鞅說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
「學生想問的是，商鞅真的不知道不易民而教的道理嗎？還是他知道，但他在那個時勢下，必須選擇變？」
徐文遠的手指在案上叩了一下，對這個問題有些滿意。
這個問題比昨日的辯題深，顯然獨孤彥昭下了課自己也會去思考。
徐文遠欣慰的答道，
「商鞅當然知道。
「他不是不讀書的人，法家也不是不讀儒書的人。
「商鞅入秦之前，在魏國待過，李悝、吳起的書他都讀過。他知道『教』是什麼，但他選擇了『法』。
「為什麼？因為秦國等不起了。山東六國環伺，秦國若不自強，不出三十年就會亡。『教』太慢，他等不了。」
「所以商鞅的選擇是對的？」獨孤彥昭追問。
「在那個時候，對。」
徐文遠說，
「但對的，不一定是一直對的。商鞅死後，秦惠文王殺了商鞅，但留了商鞅之法。惠文王是對的，因為商鞅之法已經紮根了，拔掉會傷國本。
「但惠文王之後的秦王呢？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一直到秦始皇，沒有一個人想過，商鞅之法是戰時之法，天下已經統一了，戰時之法還要不要繼續用？」
「秦始皇沒有改。」獨孤彥昭說。
「秦始皇沒有改。李斯也沒有勸他改。他們繼續用法家那套耕戰、刑賞、嚴法酷令去治一個已經不打仗的天下。
「結果顯而易見。秦朝的滅亡，不是亡在法家太強，是亡在法家不知道什麼時候該收手。」
獨孤彥昭聽完，點了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