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3章 沈醉動筆了
那封載有毛人鳳信的報紙在白公館傳了一圈之後，又回到了沈醉的枕頭底下。
他把那張報紙夾在《潛伏》的書頁里，壓在枕頭最下面。每天晚上熄燈之後，他會把手伸到枕頭底下，摸一摸那本書，摸一摸那張報紙。不是怕丟，是在確認它們還在。
有些東西你需要摸到才能相信是真的——比如毛人鳳居然會親自動筆寫文章跟一個寫小說的打擂台，比如那個寫小說的沈逸川居然還活著，而且活得比他們所有人都好。
周乙說：「我已經很久不記得自己是誰了。」
沈醉不記得自己把這句話讀了多少遍。每一遍都覺得是在說自己。在軍統的時候，他是沈站長、沈將軍、沈老闆。在雲南，他一句話可以讓人生，一句話可以讓人死。那些年他以為那就是他——穿軍裝的他、坐辦公室的他、在宴會上談笑風生的他。現在軍裝脫了，辦公室沒了，宴會散了，他穿著統一發的棉襖，坐在白公館的院子裡曬太陽。他想不起來那個穿軍裝的人是誰，也想不起來這個穿棉襖的人是誰。
那天下午，放風時間。
歌樂山的冬天難得有太陽，陽光稀薄但好歹有幾絲暖意。沈醉坐在牆根下那塊石頭上，背靠著牆，膝蓋上攤著那個筆記本。筆記本是管理所發的，用來寫思想匯報的，紙質粗糙，鉛筆寫上去會洇墨。他沒有打開，只是把手放在封面上，手指無意識地在紙面上來回摩挲。
徐遠舉蹲在他旁邊，手裡端著一杯熱水。水是剛從開水房打的，杯口冒著白氣，模糊了他的臉。他看了一眼沈醉膝蓋上的筆記本，沒有問他要寫什麼，只是說了一句：「你這兩天不太說話。」
沈醉沒有回答。
「那個周乙的獨白，你又看了？」徐遠舉的聲音不大，像是在說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沈醉點了點頭，手指從筆記本的封面上移開，插進棉襖的口袋裡。口袋裡有一張折好的紙，是那期《懸崖》連載的剪報，他隨身帶著，已經折得邊角起毛了。
「我已經很久不記得自己是誰了。」他把這句話念出來，聲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自言自語。徐遠舉端著水杯，沒有接話。杯口的熱氣在兩個人之間升騰，散開，消失。
「遠舉，」沈醉忽然叫了他的名字，「我突然很想寫一寫那些人。」
徐遠舉轉過頭看著他，目光里有一種說不清的東西——不是驚訝，是一種「終於來了」的瞭然。
「哪些人？」
「死掉的，活著的，被抓的，跑了的。」沈醉的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很清楚，「把他們的故事記下來，不讓後人忘了。那些人，有些你們認識，有些你們不認識。有些死了幾十年了，墳頭草都長了好幾茬。有些還活著，在台灣，在香港，在南洋，在不知道什麼地方。他們做過的事，沒有多少人知道。我不寫，就真的沒人知道了。」
徐遠舉沉默了一會兒。他把水杯放在腳邊的地上，雙手交叉抱在胸前，看著院牆上方的天空。天很藍，雲很白，電線從左往右數第二根絕緣子旁邊那一小塊天空還是那麼藍。他盯著那一小塊藍看了好一會兒。
「你能寫出來嗎？」他問。
沈醉沒有回答。他低下頭，把膝蓋上的筆記本打開，翻到第一頁。紙面上空空的，一行字都沒有。管理所發的筆記本，每個人每年兩本，用來寫思想匯報。他的第一本已經用完了，寫的都是那些組織上要求寫的東西——思想改造的心得、對過去罪行的認識、對新中國的認同。那些字不是他想寫的，是他不得不寫的。這本是新的，還沒開過封。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支鉛筆。鉛筆很短，是他從地上撿的，不知道是誰丟的。筆頭削得很尖，鉛芯露出大約一厘米。他握著這支鉛筆，在空白的第一頁上寫了一行字。
字跡歪歪扭扭的，不像他從前寫的字。從前他用毛筆，寫的是標準的館閣體，橫平豎直，骨力洞達。現在用鉛筆，紙又糙，寫出來的字像蚯蚓在泥地上爬。但他管不了那麼多了。
「我叫沈醉，我曾經是軍統的人。」
他寫完這行字，停了一下，盯著它看了幾秒鐘。陽光從院牆上方斜斜地照下來，落在筆記本的紙面上，把那一行字照得發亮。鉛筆的鉛芯在粗糙的紙面上留下了灰色的痕跡，有些地方用力重了，鉛粉洇開了一小片。他眯起眼睛，看著那些字，像是在看一個陌生人的筆跡。沈醉，軍統。這兩個詞在他腦子裡盤了很久。
徐遠舉側過頭來看了一眼，沒有說話。他把水杯端起來，喝了一口，水已經不燙了，溫吞吞的，沒有什麼味道。
「你還記得戴笠死的那天嗎？」沈醉忽然問。
徐遠舉端著水杯的手頓了一下。「記得。」
「你在哪兒？」
「南京。」徐遠舉把水杯放在膝蓋上，兩隻手捧著，「我在南京。聽到消息的時候，我正在辦公室寫報告。電話響了，我接起來，那邊說：『戴老闆出事了，飛機摔了。』我問：『人呢？』那邊說：『還沒找到。』我掛了電話，在椅子上坐了很久。」
沈醉沒有說話。他把筆記本翻到下一頁，在空白的紙面上寫下了兩個字——「戴笠」。寫完之後，他看著這兩個字，又加了一行：「1946年3月17日，戴老闆死了。」
他放下鉛筆，靠在牆上，看著院牆上方的天空。太陽正從雲層後面露出來，光芒刺得他眯了眯眼睛。他把筆記本合上，放在膝蓋上，兩隻手壓在上面。徐遠舉站起來，拍了拍褲子上的土，把水杯里剩下的水潑在牆根下，水滲進泥土裡，留下一個深色的印記。
「你寫吧。」徐遠舉說，「寫完了，我幫你看看。」
沈醉沒有回答。他坐在那裡，手壓在筆記本上，一動不動。風吹過來，把地上的一片枯葉吹到他的鞋面上，他沒有低頭去看。他在心裡說了一句話，沒有說出來，嘴唇也沒有動，但那句話清清楚楚地在他的腦子裡響著——「沈逸川，你等著。」
陽光從院牆上方照下來，落在他的肩膀上，暖洋洋的，像一隻蒼老的手搭在那裡。他閉上眼睛，在陽光的暖意中坐了很久。放風結束的哨聲響了，短促而尖銳，在院牆上空迴蕩了幾次才消散。沈醉站起來，把筆記本夾在腋下，往樓梯口走去。走到門口的時候，他回頭看了一眼院牆上方的天空。太陽已經偏西了，那一小塊最藍的天空正在慢慢變暗。他轉身走進了樓道。
白公館的走廊里光線暗淡，頭頂的燈泡亮著，昏黃的光照在綠色的牆裙上，像是在水裡泡舊了的紙張。
他回到房間，把筆記本放在枕頭下面，和《潛伏》放在一起。然後他躺在床上，把手伸到枕頭底下，摸了摸那本書的封面，摸了摸筆記本粗糙的紙面。窗外的天色正在變暗，房間裡沒有開燈，只有走廊里的光從門縫裡漏進來，在地板上畫出一條細細的亮線。沈醉看著那條亮線，在黑暗中睜著眼睛。
他把那張報紙夾在《潛伏》的書頁里，壓在枕頭最下面。每天晚上熄燈之後，他會把手伸到枕頭底下，摸一摸那本書，摸一摸那張報紙。不是怕丟，是在確認它們還在。
有些東西你需要摸到才能相信是真的——比如毛人鳳居然會親自動筆寫文章跟一個寫小說的打擂台，比如那個寫小說的沈逸川居然還活著，而且活得比他們所有人都好。
周乙說：「我已經很久不記得自己是誰了。」
沈醉不記得自己把這句話讀了多少遍。每一遍都覺得是在說自己。在軍統的時候，他是沈站長、沈將軍、沈老闆。在雲南，他一句話可以讓人生，一句話可以讓人死。那些年他以為那就是他——穿軍裝的他、坐辦公室的他、在宴會上談笑風生的他。現在軍裝脫了，辦公室沒了，宴會散了，他穿著統一發的棉襖，坐在白公館的院子裡曬太陽。他想不起來那個穿軍裝的人是誰，也想不起來這個穿棉襖的人是誰。
那天下午，放風時間。
歌樂山的冬天難得有太陽，陽光稀薄但好歹有幾絲暖意。沈醉坐在牆根下那塊石頭上，背靠著牆，膝蓋上攤著那個筆記本。筆記本是管理所發的，用來寫思想匯報的，紙質粗糙，鉛筆寫上去會洇墨。他沒有打開，只是把手放在封面上，手指無意識地在紙面上來回摩挲。
徐遠舉蹲在他旁邊，手裡端著一杯熱水。水是剛從開水房打的，杯口冒著白氣，模糊了他的臉。他看了一眼沈醉膝蓋上的筆記本，沒有問他要寫什麼，只是說了一句：「你這兩天不太說話。」
沈醉沒有回答。
「那個周乙的獨白，你又看了？」徐遠舉的聲音不大，像是在說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沈醉點了點頭，手指從筆記本的封面上移開，插進棉襖的口袋裡。口袋裡有一張折好的紙，是那期《懸崖》連載的剪報，他隨身帶著，已經折得邊角起毛了。
「我已經很久不記得自己是誰了。」他把這句話念出來，聲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自言自語。徐遠舉端著水杯，沒有接話。杯口的熱氣在兩個人之間升騰，散開，消失。
「遠舉，」沈醉忽然叫了他的名字，「我突然很想寫一寫那些人。」
徐遠舉轉過頭看著他，目光里有一種說不清的東西——不是驚訝，是一種「終於來了」的瞭然。
「哪些人？」
「死掉的，活著的，被抓的，跑了的。」沈醉的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很清楚，「把他們的故事記下來，不讓後人忘了。那些人，有些你們認識，有些你們不認識。有些死了幾十年了，墳頭草都長了好幾茬。有些還活著，在台灣，在香港，在南洋，在不知道什麼地方。他們做過的事，沒有多少人知道。我不寫，就真的沒人知道了。」
徐遠舉沉默了一會兒。他把水杯放在腳邊的地上，雙手交叉抱在胸前，看著院牆上方的天空。天很藍，雲很白，電線從左往右數第二根絕緣子旁邊那一小塊天空還是那麼藍。他盯著那一小塊藍看了好一會兒。
「你能寫出來嗎？」他問。
沈醉沒有回答。他低下頭，把膝蓋上的筆記本打開，翻到第一頁。紙面上空空的，一行字都沒有。管理所發的筆記本，每個人每年兩本，用來寫思想匯報。他的第一本已經用完了，寫的都是那些組織上要求寫的東西——思想改造的心得、對過去罪行的認識、對新中國的認同。那些字不是他想寫的，是他不得不寫的。這本是新的，還沒開過封。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支鉛筆。鉛筆很短，是他從地上撿的，不知道是誰丟的。筆頭削得很尖，鉛芯露出大約一厘米。他握著這支鉛筆，在空白的第一頁上寫了一行字。
字跡歪歪扭扭的，不像他從前寫的字。從前他用毛筆，寫的是標準的館閣體，橫平豎直，骨力洞達。現在用鉛筆，紙又糙，寫出來的字像蚯蚓在泥地上爬。但他管不了那麼多了。
「我叫沈醉，我曾經是軍統的人。」
他寫完這行字，停了一下，盯著它看了幾秒鐘。陽光從院牆上方斜斜地照下來，落在筆記本的紙面上，把那一行字照得發亮。鉛筆的鉛芯在粗糙的紙面上留下了灰色的痕跡，有些地方用力重了，鉛粉洇開了一小片。他眯起眼睛，看著那些字，像是在看一個陌生人的筆跡。沈醉，軍統。這兩個詞在他腦子裡盤了很久。
徐遠舉側過頭來看了一眼，沒有說話。他把水杯端起來，喝了一口，水已經不燙了，溫吞吞的，沒有什麼味道。
「你還記得戴笠死的那天嗎？」沈醉忽然問。
徐遠舉端著水杯的手頓了一下。「記得。」
「你在哪兒？」
「南京。」徐遠舉把水杯放在膝蓋上，兩隻手捧著，「我在南京。聽到消息的時候，我正在辦公室寫報告。電話響了，我接起來，那邊說：『戴老闆出事了，飛機摔了。』我問：『人呢？』那邊說：『還沒找到。』我掛了電話，在椅子上坐了很久。」
沈醉沒有說話。他把筆記本翻到下一頁，在空白的紙面上寫下了兩個字——「戴笠」。寫完之後，他看著這兩個字，又加了一行：「1946年3月17日，戴老闆死了。」
他放下鉛筆，靠在牆上，看著院牆上方的天空。太陽正從雲層後面露出來，光芒刺得他眯了眯眼睛。他把筆記本合上，放在膝蓋上，兩隻手壓在上面。徐遠舉站起來，拍了拍褲子上的土，把水杯里剩下的水潑在牆根下，水滲進泥土裡，留下一個深色的印記。
「你寫吧。」徐遠舉說，「寫完了，我幫你看看。」
沈醉沒有回答。他坐在那裡，手壓在筆記本上，一動不動。風吹過來，把地上的一片枯葉吹到他的鞋面上，他沒有低頭去看。他在心裡說了一句話，沒有說出來，嘴唇也沒有動，但那句話清清楚楚地在他的腦子裡響著——「沈逸川，你等著。」
陽光從院牆上方照下來，落在他的肩膀上，暖洋洋的，像一隻蒼老的手搭在那裡。他閉上眼睛，在陽光的暖意中坐了很久。放風結束的哨聲響了，短促而尖銳，在院牆上空迴蕩了幾次才消散。沈醉站起來，把筆記本夾在腋下，往樓梯口走去。走到門口的時候，他回頭看了一眼院牆上方的天空。太陽已經偏西了，那一小塊最藍的天空正在慢慢變暗。他轉身走進了樓道。
白公館的走廊里光線暗淡，頭頂的燈泡亮著，昏黃的光照在綠色的牆裙上，像是在水裡泡舊了的紙張。
他回到房間，把筆記本放在枕頭下面，和《潛伏》放在一起。然後他躺在床上，把手伸到枕頭底下，摸了摸那本書的封面，摸了摸筆記本粗糙的紙面。窗外的天色正在變暗，房間裡沒有開燈，只有走廊里的光從門縫裡漏進來，在地板上畫出一條細細的亮線。沈醉看著那條亮線，在黑暗中睜著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