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7章 神秘的電話
那天晚上的電話來得毫無預兆。
沈逸川剛寫完當天的稿子，從書房出來，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林婉清在廚房洗碗，水龍頭嘩嘩地響著，碗碟碰撞發出清脆的聲音。客廳的燈沒有全開，只亮了一盞壁燈，光線昏黃，把家具的影子拉得很長。窗外的九龍塘已經沉入夜色，梧桐樹的輪廓在路燈的映照下像一幅剪紙。
電話鈴響了。
沈逸川伸手拿起茶几上的話筒。他以為又是張一鶴——這些天張一鶴打電話的頻率越來越高，催稿、聊讀者來信、說報社的瑣事，有時候一天打兩三通。
「餵？」
話筒里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不是張一鶴。那個聲音低沉，平穩，沒有口音，像是標準的國語播報員。但那種平穩不是自然的，是刻意壓出來的。
「沈先生，你的小說寫得不錯。」
沈逸川的手指微微收緊了話筒。他見過太多人、聽過太多聲音，在軍統那些年，光是電話里的聲音就分辨過不下上百種。這個聲音他沒有聽過。那種刻意的平穩，那種不緊不慢的語速，像是一個人在照著一篇寫好的稿子念。但又不完全是念，因為有些字的尾音會微微上揚，像是說話的人在斟酌下一個詞該用什麼。
「你是誰？」沈逸川問。他的聲音沒有露出任何情緒，平靜得像一面沒有風的湖。
電話那頭沉默了兩秒鐘。
「你在九龍塘住了半年了。」那個聲音繼續說，依然平穩，依然不緊不慢，「樓下有兩個便衣。一個姓陳，是香港警署的，胖胖的，喜歡在長椅上看報紙。另一個姓李，是香港保密站的，瘦高個，喜歡蹲在電線桿下面。你太太每天早上七點出門買菜，走彌敦道，過兩個路口，去那家叫『新記』的菜市場。她通常先買青菜，再買肉，最後去豆腐攤。」
沈逸川的後背一下子涼了。
不是那種被冷風吹的涼，是從脊椎骨深處往上涌的涼，像有一條蛇從尾椎開始慢慢往上爬。他的手指攥緊了話筒，指節泛白。客廳里的壁燈還亮著，光線照在他的臉上，把額角細密的冷汗照得微微發亮。
廚房裡的水龍頭關了。碗碟碰撞的聲音停了。林婉清大概在擦手，準備出來。沈逸川下意識地把話筒往耳邊壓了壓，不想讓林婉清聽到話筒里的聲音——至少在他搞清楚對方是誰之前。
「你到底是誰？」他的聲音壓得很低。
電話那頭又沉默了兩秒鐘。這一次沉默比上一次更長。沈逸川能聽到對方呼吸的聲音——很輕，很均勻，像一個人在深夜裡靜靜地坐在黑暗中。
「你不用管我是誰。」那個聲音終於又響了起來，依然平穩，但尾音的上揚沒有了，變得更平、更冷，「我只想告訴你——你的小說，大陸那邊也有人看。」
電話掛斷了。
嘟嘟嘟的聲音從話筒里傳出來，單調而機械，像心跳。沈逸川握著話筒，沒有放回去。他坐在沙發上，身子一動不動，像一尊被凍住的雕塑。壁燈的光照在他臉上，半邊亮半邊暗，那只在暗處的眼睛在昏黃的光線中幾乎看不清楚。
林婉清從廚房走了出來。她擦著手，圍裙上還沾著水漬。
「誰來的電話？」
沈逸川把話筒放回電話機上，動作很慢，像是在放一件易碎的東西。他抬起頭看著林婉清，壁燈的光在他臉上跳動了一下——是嘴唇在動，但沒有聲音。
「不知道。」他最後說了三個字。
「不知道？」林婉清走過來，在沙發旁邊站定，低頭看著他，「張一鶴不是經常打電話嗎？不是他？」
「不是。」
「那是誰？」
沈逸川靠在沙發背上，看著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縫。燈光照在裂縫上，從燈座一直延伸到牆角，像一條乾涸的河流。他盯著那條裂縫看了幾秒鐘，然後閉上了眼睛。
「一個男人。不認識。他沒說名字。」
林婉清在他旁邊坐下來。沙發的彈簧發出一聲吱呀，在安靜的客廳里顯得格外刺耳。她沒有追問電話的內容，只是把手搭在沈逸川的手背上。
「他說了什麼？」
沈逸川睜開眼睛。壁燈的光落在林婉清臉上，把她的表情照得很清楚——擔憂，但不是那種驚恐的擔憂，是那種「我知道出了事但你先別慌」的擔憂。他跟了她這麼多年，能從她的眉毛、嘴角、呼吸的節奏里讀出很多東西。
「他知道我們在九龍塘住了多久。知道樓下兩個便衣姓什麼。知道你每天早上七點出門買菜，走彌敦道，去新記菜市場，先買青菜再買肉最後去豆腐攤。」
沈逸川說這些話的時候，聲音很平。他在刻意控制自己。在軍統那些年他學到一件事——當你已經被人看穿了，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讓人看出你有多怕。
林婉清的手頓了一下。她的手搭在沈逸川的手背上，掌心是溫熱的，但指尖是涼的。那種涼不是冷，是一種從身體深處湧上來的寒意。
「他是什麼人？」林婉清的聲音有些發緊。
「不知道。」沈逸川說，「但他最後說了一句——大陸那邊也有人看我的小說。」
林婉清沉默了幾秒鐘。客廳里安靜得能聽見牆上掛鐘的滴答聲，一下一下的，像是一個人在慢慢地敲著木魚。窗外的夜風吹過梧桐樹，葉子沙沙地響，像是在竊竊私語。
「是大陸那邊的人？」林婉清的聲音壓得很低。
「也許。」沈逸川從沙發上坐直了身子，把手從林婉清手裡抽出來，放在膝蓋上，「也許是那邊的人，也許不是。也許只是裝成那邊的人。」
「為什麼要裝？」
沈逸川沒有回答。他想到了好幾種可能。第一種：真的是大陸那邊的人。他們在香港有情報網絡，知道他的住處、作息、樓下便衣的姓氏，這些對他們來說不是難事。打這個電話，是想告訴他——你在我們的視線里，但我們暫時不想動你。第二種：是保密局的人假扮的。王升的人被港英政府警告過之後，換了一種方式，用大陸那邊的口吻來嚇他。讓他以為自己在兩邊的夾縫中，進退兩難。第三種：是某個知道他底細的中間人，既不是台灣也不是大陸，是第三種勢力——比如英國人，比如某個想拉攏他的組織，比如某個對他的小說感興趣但又不想暴露身份的人。他用這個電話在試探沈逸川的反應。
沈逸川把三種可能在腦子裡過了一遍，每一種都有道理，每一種都沒有證據。
「別想了。」林婉清站起來，走到窗前，把窗簾拉上。窗簾是深藍色的棉布，拉上之後，客廳的光線更暗了。她轉過身，看著沈逸川，「想也想不出來。他如果不想讓你知道他是誰，你就永遠不會知道。」
沈逸川靠在沙發上，閉上了眼睛。那些聲音——電話里的聲音、窗外的風聲、牆上的鐘聲、自己的心跳聲——攪在一起，像一鍋煮糊了的粥。
他聽到林婉清去廚房倒了一杯水，放在茶几上。聽到她走回臥室拿了一條毯子，蓋在他腿上。聽到她在他旁邊坐下，翻了幾頁雜誌，又放下了。聽到她輕輕地嘆了口氣，那口氣吐出來的時候，像是在吹走什麼看不見的東西。
他睜開眼睛。客廳里很暗，壁燈的光已經被窗簾遮去了大半。林婉清坐在他旁邊，手裡沒有拿任何東西，只是安靜地坐著。
「婉清。」
「嗯？」
「你去睡吧。我再坐一會兒。」
林婉清看了他一眼，站起來，走回臥室。門沒有關嚴，留了一道縫。從門縫裡透出臥室檯燈的光，昏黃而溫暖，跟客廳里的暗形成了對比。
沈逸川一個人坐在沙發上，在黑暗中。
他把那個電話從頭到尾回憶了一遍。每一個字，每一個停頓，每一個尾音的上揚。那個人的聲音在他腦子裡回放了無數次，像一個壞掉的唱片，在同一道劃痕上反覆地跳。
他把那個人的話拆開來，逐句分析。
「沈先生，你的小說寫得不錯。」——這句話沒有信息量。任何人都可以說。
「你在九龍塘住了半年了。」——半年。如果他一直在跟蹤，不需要半年就能知道。如果他是從其他渠道獲取信息，比如從警署或者報社的內部人那裡，也不難。
「樓下有兩個便衣，一個姓陳，一個姓李。」——這個信息稍微深一些。知道樓下有便衣不難，知道便衣姓什麼，就需要花點功夫了。不是跟蹤兩三天就能知道的，至少需要一段時間的觀察，或者有人告訴他。
「你太太每天早上七點出門買菜，走彌敦道，過兩個路口，去新記菜市場。她通常先買青菜，再買肉，最後去豆腐攤。」——這個信息最細。不是一般跟蹤能做到的，除非連續觀察了很久，或者從某個非常熟悉林婉清的人那裡獲得了信息。沈逸川想到這裡的時候，後背又涼了一次。不是那個電話的內容讓他涼，是他忽然意識到，自己可能早就被人盯著了，只是一直沒有發現。
他以為自己反跟蹤的本事夠用。在軍統那些年，他學過怎麼發現尾巴，怎麼甩掉跟蹤，怎麼從路人的神情中判斷誰在盯著自己。但這些年他鬆懈了。每天寫稿、見人、去報社、去茶樓，走的路越來越固定，時間越來越規律。他變成了一隻被人摸清了習性的獵物。想到這裡，沈逸川的手指微微發抖。不是怕，是憤怒——對自己的憤怒。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拉開窗簾的一角往外看。樓下那盞路燈還亮著，光暈中有飛蟲在繞著圈。便衣不在。長椅空了，電線桿下面也沒有人。已經深夜了，大概換崗了，新來的還沒有到。
他放下窗簾，走進書房，沒有開燈。坐在書桌前，把手放在打字機的鉛字盤上。鉛字盤在黑暗中冰涼，硌著他的掌心。他沒有打字，只是把手放在那裡，像是在摸一件武器，確認它還在，還能用。
他想起那個電話的最後一句——「大陸那邊也有人看你的小說。」這句話是警告，還是提醒？是拉攏，還是威脅？他不知道。但他知道的是，他寫的那些字，已經不只是在香港、在台灣被人看到了。它們正在跨過更遠的距離，到達他無法想像的地方。那些人看完了之後會怎麼想？會笑？會罵？會沉默？還是會把書壓在枕頭底下，摸著一個晚上睡不著？
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他只想寫。
外面起了風，梧桐樹的葉子被吹得嘩嘩響，像是在翻一本永遠翻不完的書。沈逸川在黑暗中坐了很久，久到手指被鉛字盤的稜角硌出了印痕。
電話沒有再響。但沈逸川知道，那個人的聲音會在他腦子裡住很久。
沈逸川剛寫完當天的稿子，從書房出來，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林婉清在廚房洗碗，水龍頭嘩嘩地響著，碗碟碰撞發出清脆的聲音。客廳的燈沒有全開，只亮了一盞壁燈，光線昏黃，把家具的影子拉得很長。窗外的九龍塘已經沉入夜色，梧桐樹的輪廓在路燈的映照下像一幅剪紙。
電話鈴響了。
沈逸川伸手拿起茶几上的話筒。他以為又是張一鶴——這些天張一鶴打電話的頻率越來越高，催稿、聊讀者來信、說報社的瑣事，有時候一天打兩三通。
「餵？」
話筒里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不是張一鶴。那個聲音低沉，平穩，沒有口音，像是標準的國語播報員。但那種平穩不是自然的，是刻意壓出來的。
「沈先生，你的小說寫得不錯。」
沈逸川的手指微微收緊了話筒。他見過太多人、聽過太多聲音，在軍統那些年，光是電話里的聲音就分辨過不下上百種。這個聲音他沒有聽過。那種刻意的平穩，那種不緊不慢的語速，像是一個人在照著一篇寫好的稿子念。但又不完全是念，因為有些字的尾音會微微上揚，像是說話的人在斟酌下一個詞該用什麼。
「你是誰？」沈逸川問。他的聲音沒有露出任何情緒，平靜得像一面沒有風的湖。
電話那頭沉默了兩秒鐘。
「你在九龍塘住了半年了。」那個聲音繼續說，依然平穩，依然不緊不慢，「樓下有兩個便衣。一個姓陳，是香港警署的，胖胖的，喜歡在長椅上看報紙。另一個姓李，是香港保密站的，瘦高個，喜歡蹲在電線桿下面。你太太每天早上七點出門買菜，走彌敦道，過兩個路口，去那家叫『新記』的菜市場。她通常先買青菜，再買肉，最後去豆腐攤。」
沈逸川的後背一下子涼了。
不是那種被冷風吹的涼，是從脊椎骨深處往上涌的涼，像有一條蛇從尾椎開始慢慢往上爬。他的手指攥緊了話筒，指節泛白。客廳里的壁燈還亮著，光線照在他的臉上，把額角細密的冷汗照得微微發亮。
廚房裡的水龍頭關了。碗碟碰撞的聲音停了。林婉清大概在擦手，準備出來。沈逸川下意識地把話筒往耳邊壓了壓，不想讓林婉清聽到話筒里的聲音——至少在他搞清楚對方是誰之前。
「你到底是誰？」他的聲音壓得很低。
電話那頭又沉默了兩秒鐘。這一次沉默比上一次更長。沈逸川能聽到對方呼吸的聲音——很輕，很均勻，像一個人在深夜裡靜靜地坐在黑暗中。
「你不用管我是誰。」那個聲音終於又響了起來，依然平穩，但尾音的上揚沒有了，變得更平、更冷，「我只想告訴你——你的小說，大陸那邊也有人看。」
電話掛斷了。
嘟嘟嘟的聲音從話筒里傳出來，單調而機械，像心跳。沈逸川握著話筒，沒有放回去。他坐在沙發上，身子一動不動，像一尊被凍住的雕塑。壁燈的光照在他臉上，半邊亮半邊暗，那只在暗處的眼睛在昏黃的光線中幾乎看不清楚。
林婉清從廚房走了出來。她擦著手，圍裙上還沾著水漬。
「誰來的電話？」
沈逸川把話筒放回電話機上，動作很慢，像是在放一件易碎的東西。他抬起頭看著林婉清，壁燈的光在他臉上跳動了一下——是嘴唇在動，但沒有聲音。
「不知道。」他最後說了三個字。
「不知道？」林婉清走過來，在沙發旁邊站定，低頭看著他，「張一鶴不是經常打電話嗎？不是他？」
「不是。」
「那是誰？」
沈逸川靠在沙發背上，看著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縫。燈光照在裂縫上，從燈座一直延伸到牆角，像一條乾涸的河流。他盯著那條裂縫看了幾秒鐘，然後閉上了眼睛。
「一個男人。不認識。他沒說名字。」
林婉清在他旁邊坐下來。沙發的彈簧發出一聲吱呀，在安靜的客廳里顯得格外刺耳。她沒有追問電話的內容，只是把手搭在沈逸川的手背上。
「他說了什麼？」
沈逸川睜開眼睛。壁燈的光落在林婉清臉上，把她的表情照得很清楚——擔憂，但不是那種驚恐的擔憂，是那種「我知道出了事但你先別慌」的擔憂。他跟了她這麼多年，能從她的眉毛、嘴角、呼吸的節奏里讀出很多東西。
「他知道我們在九龍塘住了多久。知道樓下兩個便衣姓什麼。知道你每天早上七點出門買菜，走彌敦道，去新記菜市場，先買青菜再買肉最後去豆腐攤。」
沈逸川說這些話的時候，聲音很平。他在刻意控制自己。在軍統那些年他學到一件事——當你已經被人看穿了，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讓人看出你有多怕。
林婉清的手頓了一下。她的手搭在沈逸川的手背上，掌心是溫熱的，但指尖是涼的。那種涼不是冷，是一種從身體深處湧上來的寒意。
「他是什麼人？」林婉清的聲音有些發緊。
「不知道。」沈逸川說，「但他最後說了一句——大陸那邊也有人看我的小說。」
林婉清沉默了幾秒鐘。客廳里安靜得能聽見牆上掛鐘的滴答聲，一下一下的，像是一個人在慢慢地敲著木魚。窗外的夜風吹過梧桐樹，葉子沙沙地響，像是在竊竊私語。
「是大陸那邊的人？」林婉清的聲音壓得很低。
「也許。」沈逸川從沙發上坐直了身子，把手從林婉清手裡抽出來，放在膝蓋上，「也許是那邊的人，也許不是。也許只是裝成那邊的人。」
「為什麼要裝？」
沈逸川沒有回答。他想到了好幾種可能。第一種：真的是大陸那邊的人。他們在香港有情報網絡，知道他的住處、作息、樓下便衣的姓氏，這些對他們來說不是難事。打這個電話，是想告訴他——你在我們的視線里，但我們暫時不想動你。第二種：是保密局的人假扮的。王升的人被港英政府警告過之後，換了一種方式，用大陸那邊的口吻來嚇他。讓他以為自己在兩邊的夾縫中，進退兩難。第三種：是某個知道他底細的中間人，既不是台灣也不是大陸，是第三種勢力——比如英國人，比如某個想拉攏他的組織，比如某個對他的小說感興趣但又不想暴露身份的人。他用這個電話在試探沈逸川的反應。
沈逸川把三種可能在腦子裡過了一遍，每一種都有道理，每一種都沒有證據。
「別想了。」林婉清站起來，走到窗前，把窗簾拉上。窗簾是深藍色的棉布，拉上之後，客廳的光線更暗了。她轉過身，看著沈逸川，「想也想不出來。他如果不想讓你知道他是誰，你就永遠不會知道。」
沈逸川靠在沙發上，閉上了眼睛。那些聲音——電話里的聲音、窗外的風聲、牆上的鐘聲、自己的心跳聲——攪在一起，像一鍋煮糊了的粥。
他聽到林婉清去廚房倒了一杯水，放在茶几上。聽到她走回臥室拿了一條毯子，蓋在他腿上。聽到她在他旁邊坐下，翻了幾頁雜誌，又放下了。聽到她輕輕地嘆了口氣，那口氣吐出來的時候，像是在吹走什麼看不見的東西。
他睜開眼睛。客廳里很暗，壁燈的光已經被窗簾遮去了大半。林婉清坐在他旁邊，手裡沒有拿任何東西，只是安靜地坐著。
「婉清。」
「嗯？」
「你去睡吧。我再坐一會兒。」
林婉清看了他一眼，站起來，走回臥室。門沒有關嚴，留了一道縫。從門縫裡透出臥室檯燈的光，昏黃而溫暖，跟客廳里的暗形成了對比。
沈逸川一個人坐在沙發上，在黑暗中。
他把那個電話從頭到尾回憶了一遍。每一個字，每一個停頓，每一個尾音的上揚。那個人的聲音在他腦子裡回放了無數次，像一個壞掉的唱片，在同一道劃痕上反覆地跳。
他把那個人的話拆開來，逐句分析。
「沈先生，你的小說寫得不錯。」——這句話沒有信息量。任何人都可以說。
「你在九龍塘住了半年了。」——半年。如果他一直在跟蹤，不需要半年就能知道。如果他是從其他渠道獲取信息，比如從警署或者報社的內部人那裡，也不難。
「樓下有兩個便衣，一個姓陳，一個姓李。」——這個信息稍微深一些。知道樓下有便衣不難，知道便衣姓什麼，就需要花點功夫了。不是跟蹤兩三天就能知道的，至少需要一段時間的觀察，或者有人告訴他。
「你太太每天早上七點出門買菜，走彌敦道，過兩個路口，去新記菜市場。她通常先買青菜，再買肉，最後去豆腐攤。」——這個信息最細。不是一般跟蹤能做到的，除非連續觀察了很久，或者從某個非常熟悉林婉清的人那裡獲得了信息。沈逸川想到這裡的時候，後背又涼了一次。不是那個電話的內容讓他涼，是他忽然意識到，自己可能早就被人盯著了，只是一直沒有發現。
他以為自己反跟蹤的本事夠用。在軍統那些年，他學過怎麼發現尾巴，怎麼甩掉跟蹤，怎麼從路人的神情中判斷誰在盯著自己。但這些年他鬆懈了。每天寫稿、見人、去報社、去茶樓，走的路越來越固定，時間越來越規律。他變成了一隻被人摸清了習性的獵物。想到這裡，沈逸川的手指微微發抖。不是怕，是憤怒——對自己的憤怒。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拉開窗簾的一角往外看。樓下那盞路燈還亮著，光暈中有飛蟲在繞著圈。便衣不在。長椅空了，電線桿下面也沒有人。已經深夜了，大概換崗了，新來的還沒有到。
他放下窗簾，走進書房，沒有開燈。坐在書桌前，把手放在打字機的鉛字盤上。鉛字盤在黑暗中冰涼，硌著他的掌心。他沒有打字，只是把手放在那裡，像是在摸一件武器，確認它還在，還能用。
他想起那個電話的最後一句——「大陸那邊也有人看你的小說。」這句話是警告，還是提醒？是拉攏，還是威脅？他不知道。但他知道的是，他寫的那些字，已經不只是在香港、在台灣被人看到了。它們正在跨過更遠的距離，到達他無法想像的地方。那些人看完了之後會怎麼想？會笑？會罵？會沉默？還是會把書壓在枕頭底下，摸著一個晚上睡不著？
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他只想寫。
外面起了風，梧桐樹的葉子被吹得嘩嘩響，像是在翻一本永遠翻不完的書。沈逸川在黑暗中坐了很久，久到手指被鉛字盤的稜角硌出了印痕。
電話沒有再響。但沈逸川知道，那個人的聲音會在他腦子裡住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