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0章 吳景中入獄2
消息傳到香港的時候，最先炸鍋的是那些從天津站撤到台灣的老人們。
他們有的在保密局還掛著閒職，有的已經被裁撤，有的在街上擺攤賣水果。但不管混得好不好，吳景中被捕的消息像一聲驚雷，把他們所有人都震醒了。不是震醒了對吳景中的同情——他們跟吳景中關係好的沒幾個——而是震醒了對自己的恐懼。
九龍的一家小酒館裡，三個中年男人坐在一起喝酒。他們都是從天津站出來的，現在都在香港謀生。一個是開雜貨鋪的，一個是跑運輸的，還有一個在碼頭做會計。
「吳站長被抓了。」跑運輸的那個壓低聲音，像在說什麼見不得人的秘密。
「叫你別叫站長了，現在哪還有什麼站長？」雜貨鋪老闆夾了一塊豬頭肉，嚼了兩口，「被抓不奇怪。他那張嘴，早晚要出事。」
「問題是，」做會計的那個放下酒杯，聲音壓得更低，「沈逸川那個聲明里說他有保密局潛伏人員名單……你們說，那份名單上會不會有我的名字？」
酒桌上一下子安靜了。豬頭肉還在盤子裡，酒還在杯子裡，但誰也沒有動。
「你?」跑運輸的苦笑了一聲，「你算老幾？名單上要有也是那些大魚，你一個小蝦米，人家懶得寫你。」
「小蝦米也是蝦米。」會計的臉色不太好看，「萬一他連蝦米都寫呢？」
「不會。」雜貨鋪老闆擺了擺手，但聲音不太篤定，「他就是嚇唬人的。真要是有名單，他早就交出去了，還留著幹嘛？等著別人來搶？」
「可是他當年確實在軍統待過啊，還是個少將。少將能接觸到的機密，比我們多多了……」
三個人對視一眼，都不說話了。
沉默了一會兒，跑運輸的那個忽然把酒杯一墩，發出一聲悶響。
「我跟你們說，這件事越想越怕。不是怕那個沈逸川——他寫他的小說，跟咱們有什麼關係？是怕上面。你看看，吳景中一個站長，說抓就抓了。連個站長都保不住，咱們這些小嘍囉……」
他沒有說下去，但意思已經很明白了。
酒館的角落裡，另一桌人也正在低聲議論。其中一個穿著舊軍褲的老人，頭髮全白了，臉上的皺紋像刀刻的一樣。他喝了一口酒，放下杯子，搖了搖頭。
「吳景中這個人，我是知道的。他從莫斯科回來之後就一直不順。莫斯科——這兩個字就是他的原罪。上面早就不信任他了，只是沒有藉口動他。現在小說出來了，正好，藉口來了。」
「你是說吳景中根本不是共諜？」
老人看了提問的人一眼，目光里有種說不清的東西。
「是不是共諜重要嗎？」他說，「重要的是上面覺得你是不是。」
這句話像一盆冰水，澆在了桌上每個人的頭上。
沈逸川是在幾天後才得知吳景中家屬情況的。
張一鶴不知道從哪裡打聽到的消息——吳景中在台北的太太被趕出了原來的住宅，帶著兩個孩子搬進了一間小破屋裡，日子過得很艱難。保密局只是抓了吳景中，卻沒有給他家裡留下任何生計。
「聽說他太太去保密局問了幾次，都沒人理她。」張一鶴在電話里說，「後來連大門都不讓她進了。」
沈逸川沉默了很久。
「沈先生？」張一鶴叫他。
「張兄，」沈逸川的聲音很低，「你能不能幫我一個忙？」
「你說。」
「幫我找一個可靠的渠道，轉一筆錢到台北。不要用我的名字，不要讓人查到來源。」
張一鶴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鐘。
「你想接濟吳景中的家屬？」
「對。」
「沈先生……你想清楚了？這件事如果被發現——」
「不會被發現的。」沈逸川打斷了他，「找一個信得過的人，給現金，不留字據。吳太太拿到錢，只會以為是哪個舊友幫忙，不會想到是我。」
張一鶴又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嘆了口氣。
「行。我幫你辦。」
掛斷電話之後，沈逸川算了一筆帳。稿費和版稅加起來，他現在手頭大約有一千多塊港幣的積蓄。他從中數出三百塊，包在一個牛皮紙信封里，封好，在上面什麼也沒寫。
第二天，張一鶴派了一個小夥計來取。小夥計不知道信封里裝的是什麼，沈逸川說「是給朋友的禮金」，小夥計信了。
信封被拿走的那個晚上，沈逸川一個人坐在書房裡，抽菸。
他想到那個他從未見過的女人——吳景中的太太。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為什麼被抓，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不知道明天還能不能吃上飯。她只知道，有一天早上，保密局的人來了，把丈夫帶走了，然後就再也沒有回來。
她不知道，那個把她丈夫寫進小說的人，正在幾千公里外抽著煙。
沈逸川把煙掐滅，走到打字機前，沒有打開。
他想起自己曾經說過的話——「我寫小說，只為養家餬口」。這句話他說了很多遍，對林婉清說，對張一鶴說，在聲明里對全香港說。他以為自己說的是真的，以為只要說服自己相信，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寫下去。
但現在是吳景中，下一個會是誰？
他不知道。
他唯一知道的是，他不能後退。退一步，全家人都得死。
與此同時，台北「總統府」的辦公室里，蔣介石正在對保密局進行全面整肅的指令上簽字。
那份指令是他親自起草的，措辭嚴厲，要求對每一個曾與中共有過接觸的軍官進行重新審查。不管是主動接觸還是被動接觸，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一律納入調查範圍。
「軍統也好，保密局也好，」他對身邊的幕僚說，語氣裡帶著一種冷硬的決絕，「都要給我洗乾淨。我不希望看到第二個吳景中。」
幕僚點頭稱是，拿著指令出去了。
蔣介石一個人站在窗前，望著院子裡那幾棵修剪整齊的松樹。他沒有看吳景中的案卷，也沒有看沈逸川的小說。他不看小說，不看那些在他看來「上不得台面」的東西。但他知道，那些東西正在以一種他控制不了的速度擴散。
一本書，一個人，一句話——就能把三十年的基業動搖。
他忽然想起戴笠活著的時候。如果戴笠還在，這種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會發生的。但戴笠死了，1946年就死了。他死了之後，軍統變成了保密局，毛人鳳接了手，一切都變了。
變得更亂。
蔣介石轉過身，走回辦公桌前，拿起那份指令的副本看了一眼。他滿意地發現，自己在「從嚴、從速、從重」三個詞下面都劃了橫線。
整肅令下發的第二天，保密局內部就炸了鍋。
每個科室都在開會，每個人都收到了一份調查問卷。問卷的問題很細——什麼時候入的黨、什麼時候加入軍統、在大陸期間接觸過哪些中共方面的人、有沒有參加過中共方面的活動、有沒有收到過來自中共的策反信件、身邊有沒有可疑的人。
有人老老實實地填，有人避重就輕地填，有人把問卷揉成一團扔進紙簍，第二天被同事撿起來交了上去。
告密、檢舉、揭發，這些曾經用在別人身上的手段，現在用在了自己人身上。
一個在電訊處幹了十五年的老科長，因為1944年在重慶的一次會議上跟一個後來被證實是共諜的人握過手，就被叫去審查了三天。審查結束之後他被放了出來，但位置已經被人頂了。
一個行動處的副處長，因為1948年在南京跟一個後來去了延安的朋友吃過一頓飯，被停職調查。
人人自危。
沒有人知道下一個被叫去談話的會是誰。也沒有人知道，沈逸川那份聲明里說的「保密局在大陸潛伏人員名單」到底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那份名單上會不會有自己的名字？如果是假的，為什麼保密局的反應這麼大？
這些問題沒有人能回答，但每個人都在問。
沈逸川是在香港的報紙上看到「保密局全面整肅」的新聞的。新聞很短，只有幾十個字，但意思很清楚——台灣方面正在對情報系統進行內部清洗。
他把報紙放在桌上，沉默了很久。
林婉清走過來，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報紙。
「會連累更多人嗎？」她問。
「會。」沈逸川說。
「那你後悔寫《潛伏》嗎？」
沈逸川沒有立刻回答。他想了想，然後說了一句讓林婉清意想不到的話。
「後悔。但也不能不寫。」
林婉清沒有追問。她懂他的意思——後悔是因為連累了無辜的人，不能不寫是因為如果不寫，餓死的就是自己的家人。這是一個死結，怎麼解都是錯。
窗外的天已經黑了，九龍塘的街燈一盞一盞地亮起來，把街道照得半明半暗。樓下的便衣還在，換了一個人，靠在電線桿上看報紙。
沈逸川拉上窗簾，在打字機前坐下。
他沒有寫小說，而是從抽屜里拿出一張白紙，在上面寫了一句話：
「每一個寫故事的人，手裡都握著別人的命運。」
他們有的在保密局還掛著閒職，有的已經被裁撤，有的在街上擺攤賣水果。但不管混得好不好，吳景中被捕的消息像一聲驚雷，把他們所有人都震醒了。不是震醒了對吳景中的同情——他們跟吳景中關係好的沒幾個——而是震醒了對自己的恐懼。
九龍的一家小酒館裡，三個中年男人坐在一起喝酒。他們都是從天津站出來的，現在都在香港謀生。一個是開雜貨鋪的，一個是跑運輸的，還有一個在碼頭做會計。
「吳站長被抓了。」跑運輸的那個壓低聲音，像在說什麼見不得人的秘密。
「叫你別叫站長了，現在哪還有什麼站長？」雜貨鋪老闆夾了一塊豬頭肉，嚼了兩口，「被抓不奇怪。他那張嘴，早晚要出事。」
「問題是，」做會計的那個放下酒杯，聲音壓得更低，「沈逸川那個聲明里說他有保密局潛伏人員名單……你們說，那份名單上會不會有我的名字？」
酒桌上一下子安靜了。豬頭肉還在盤子裡，酒還在杯子裡，但誰也沒有動。
「你?」跑運輸的苦笑了一聲，「你算老幾？名單上要有也是那些大魚，你一個小蝦米，人家懶得寫你。」
「小蝦米也是蝦米。」會計的臉色不太好看，「萬一他連蝦米都寫呢？」
「不會。」雜貨鋪老闆擺了擺手，但聲音不太篤定，「他就是嚇唬人的。真要是有名單，他早就交出去了，還留著幹嘛？等著別人來搶？」
「可是他當年確實在軍統待過啊，還是個少將。少將能接觸到的機密，比我們多多了……」
三個人對視一眼，都不說話了。
沉默了一會兒，跑運輸的那個忽然把酒杯一墩，發出一聲悶響。
「我跟你們說，這件事越想越怕。不是怕那個沈逸川——他寫他的小說，跟咱們有什麼關係？是怕上面。你看看，吳景中一個站長，說抓就抓了。連個站長都保不住，咱們這些小嘍囉……」
他沒有說下去，但意思已經很明白了。
酒館的角落裡，另一桌人也正在低聲議論。其中一個穿著舊軍褲的老人，頭髮全白了，臉上的皺紋像刀刻的一樣。他喝了一口酒，放下杯子，搖了搖頭。
「吳景中這個人，我是知道的。他從莫斯科回來之後就一直不順。莫斯科——這兩個字就是他的原罪。上面早就不信任他了，只是沒有藉口動他。現在小說出來了，正好，藉口來了。」
「你是說吳景中根本不是共諜？」
老人看了提問的人一眼，目光里有種說不清的東西。
「是不是共諜重要嗎？」他說，「重要的是上面覺得你是不是。」
這句話像一盆冰水，澆在了桌上每個人的頭上。
沈逸川是在幾天後才得知吳景中家屬情況的。
張一鶴不知道從哪裡打聽到的消息——吳景中在台北的太太被趕出了原來的住宅，帶著兩個孩子搬進了一間小破屋裡，日子過得很艱難。保密局只是抓了吳景中，卻沒有給他家裡留下任何生計。
「聽說他太太去保密局問了幾次，都沒人理她。」張一鶴在電話里說，「後來連大門都不讓她進了。」
沈逸川沉默了很久。
「沈先生？」張一鶴叫他。
「張兄，」沈逸川的聲音很低，「你能不能幫我一個忙？」
「你說。」
「幫我找一個可靠的渠道，轉一筆錢到台北。不要用我的名字，不要讓人查到來源。」
張一鶴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鐘。
「你想接濟吳景中的家屬？」
「對。」
「沈先生……你想清楚了？這件事如果被發現——」
「不會被發現的。」沈逸川打斷了他，「找一個信得過的人，給現金，不留字據。吳太太拿到錢，只會以為是哪個舊友幫忙，不會想到是我。」
張一鶴又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嘆了口氣。
「行。我幫你辦。」
掛斷電話之後，沈逸川算了一筆帳。稿費和版稅加起來，他現在手頭大約有一千多塊港幣的積蓄。他從中數出三百塊，包在一個牛皮紙信封里，封好，在上面什麼也沒寫。
第二天，張一鶴派了一個小夥計來取。小夥計不知道信封里裝的是什麼，沈逸川說「是給朋友的禮金」，小夥計信了。
信封被拿走的那個晚上，沈逸川一個人坐在書房裡，抽菸。
他想到那個他從未見過的女人——吳景中的太太。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為什麼被抓，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不知道明天還能不能吃上飯。她只知道，有一天早上，保密局的人來了，把丈夫帶走了，然後就再也沒有回來。
她不知道，那個把她丈夫寫進小說的人，正在幾千公里外抽著煙。
沈逸川把煙掐滅，走到打字機前，沒有打開。
他想起自己曾經說過的話——「我寫小說，只為養家餬口」。這句話他說了很多遍，對林婉清說，對張一鶴說，在聲明里對全香港說。他以為自己說的是真的，以為只要說服自己相信，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寫下去。
但現在是吳景中，下一個會是誰？
他不知道。
他唯一知道的是，他不能後退。退一步，全家人都得死。
與此同時，台北「總統府」的辦公室里，蔣介石正在對保密局進行全面整肅的指令上簽字。
那份指令是他親自起草的，措辭嚴厲，要求對每一個曾與中共有過接觸的軍官進行重新審查。不管是主動接觸還是被動接觸，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一律納入調查範圍。
「軍統也好，保密局也好，」他對身邊的幕僚說，語氣裡帶著一種冷硬的決絕，「都要給我洗乾淨。我不希望看到第二個吳景中。」
幕僚點頭稱是，拿著指令出去了。
蔣介石一個人站在窗前，望著院子裡那幾棵修剪整齊的松樹。他沒有看吳景中的案卷，也沒有看沈逸川的小說。他不看小說，不看那些在他看來「上不得台面」的東西。但他知道，那些東西正在以一種他控制不了的速度擴散。
一本書，一個人，一句話——就能把三十年的基業動搖。
他忽然想起戴笠活著的時候。如果戴笠還在，這種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會發生的。但戴笠死了，1946年就死了。他死了之後，軍統變成了保密局，毛人鳳接了手，一切都變了。
變得更亂。
蔣介石轉過身，走回辦公桌前，拿起那份指令的副本看了一眼。他滿意地發現，自己在「從嚴、從速、從重」三個詞下面都劃了橫線。
整肅令下發的第二天，保密局內部就炸了鍋。
每個科室都在開會，每個人都收到了一份調查問卷。問卷的問題很細——什麼時候入的黨、什麼時候加入軍統、在大陸期間接觸過哪些中共方面的人、有沒有參加過中共方面的活動、有沒有收到過來自中共的策反信件、身邊有沒有可疑的人。
有人老老實實地填，有人避重就輕地填，有人把問卷揉成一團扔進紙簍，第二天被同事撿起來交了上去。
告密、檢舉、揭發，這些曾經用在別人身上的手段，現在用在了自己人身上。
一個在電訊處幹了十五年的老科長，因為1944年在重慶的一次會議上跟一個後來被證實是共諜的人握過手，就被叫去審查了三天。審查結束之後他被放了出來，但位置已經被人頂了。
一個行動處的副處長，因為1948年在南京跟一個後來去了延安的朋友吃過一頓飯，被停職調查。
人人自危。
沒有人知道下一個被叫去談話的會是誰。也沒有人知道，沈逸川那份聲明里說的「保密局在大陸潛伏人員名單」到底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那份名單上會不會有自己的名字？如果是假的，為什麼保密局的反應這麼大？
這些問題沒有人能回答，但每個人都在問。
沈逸川是在香港的報紙上看到「保密局全面整肅」的新聞的。新聞很短，只有幾十個字，但意思很清楚——台灣方面正在對情報系統進行內部清洗。
他把報紙放在桌上，沉默了很久。
林婉清走過來，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報紙。
「會連累更多人嗎？」她問。
「會。」沈逸川說。
「那你後悔寫《潛伏》嗎？」
沈逸川沒有立刻回答。他想了想，然後說了一句讓林婉清意想不到的話。
「後悔。但也不能不寫。」
林婉清沒有追問。她懂他的意思——後悔是因為連累了無辜的人，不能不寫是因為如果不寫，餓死的就是自己的家人。這是一個死結，怎麼解都是錯。
窗外的天已經黑了，九龍塘的街燈一盞一盞地亮起來，把街道照得半明半暗。樓下的便衣還在，換了一個人，靠在電線桿上看報紙。
沈逸川拉上窗簾，在打字機前坐下。
他沒有寫小說，而是從抽屜里拿出一張白紙，在上面寫了一句話：
「每一個寫故事的人，手裡都握著別人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