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 恰當的處理方式
不過她只在那裡待了四個月就又回來了，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一無所獲」。
這也正常，畢竟哪個地方都排外，她自身外形條件也不是特別突出，競爭不過本土的也完全在預料之內。
這個時代T台時裝模特的身高要求通常在174-178厘米之間，東方女性T台模特一般也在175-180厘米的區間內。
即使是像早期楊天寶那樣對身高要求相對寬鬆的平面模特，多數品牌也偏愛165厘米以上，且往往只是入門門檻而非競爭優勢。
娜奧米不多不少，剛剛好1米65，踩在了這個下限邊緣上，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極易被更高挑的候選人淹沒。
從日本回來後，她就一邊在片場跑龍套，一邊兼職打工干點別的————曾在百貨公司做過營業員，後來還擔任過雜誌的造型師和時尚編輯助理。
所以她在聽到這個消息後，才會說自己一時沒反應過來。
「那現在反應過來了吧，反應過來了就趕緊過來，我在洛杉磯等你哦。」
《與狼共舞》這部電影，不僅拍攝環境艱苦，拍攝時間也長，搞不好得跟《飛鷹計劃》差不多。
所以大衛在確定自己要拍這部電影的想法後，就立刻籌備起了影片的前期準備工作。
在他籌備期間，他的那部《暴劫梨花》就悄無聲息的在10月份上映了。
原時空里，這部電影本來是定於4月份上映的，不過因為編劇工會大罷工的事兒而被迫推遲到了10月份。
至於編劇罷工為啥會影響到電影拍攝，那裡面可說道的東西就有點多了。
首先，好萊塢拍電影雖然不像港島那樣搞「飛紙仔」————只有一個簡略的大綱，甚至一個模糊的想法就開拍————但也不是一勞永逸地寫完劇本就開拍，很多情況下是邊拍邊改。
而工會罷工期間，其成員不得與影視製片人聯盟所代表的公司進行任何創作和修改劇本的工作，同時工會還會再各大影視公司設立糾察隊，勸阻非工會會員為這些公司提供編劇服務。
07年那次罷工期間，《007：大坡量子危機》的主演丹尼爾·克雷格就不得不在片場自己改台詞。
大衛雖然沒有加入那編劇工會，但考慮到好萊塢是一個高度依賴工會體系和行業口碑的圈子，所以還是不打算去觸人家的霉頭，原版什麼時候上映，他就給安排到什麼時候上映。
正好避開商業大片扎堆的暑期檔，選在相對「清淡」但適合成人觀眾的秋季空檔上映，還能獲得更好的排片和目標受眾關注。
「主流媒體是怎麼評價我們這部電影的，亞瑟。」
大衛看了下今天的新聞，抬頭問坐在對面的克里姆。
「嗯，目前的輿論反響非常好，觀眾和影評人的討論度也非常高，《紐約時報》更是對朱迪·福斯特的表演讚不絕口……」
沒有出乎他的預料，那段長達三分鐘、共262個鏡頭的強暴戲確實贏得了美國主流媒體的極高讚譽，朱迪·福斯特能憑藉這部整體質量不算頂尖的電影拿到奧斯卡小金人，跟這麼大的犧牲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不過這種戲份拍到這個程度，差不多也快到極限了，再過分的話，估計就會超出影評人和普通觀眾的接受度了，球花的那部《不可撤銷》就是最好的例子。
前者那長達3分鐘、262個鏡頭的強暴戲，就已經被評價為「觸目驚心」、「震盪歐美觀眾」了。
後者還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不見把時長拉伸到了前所未有的9分鐘，溝槽的導演還用了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視覺衝擊力強到引發觀眾生理不適，以至於在坎城首映時，就有不少人因難以忍受而中途退場。
大衛前世看這片，完全是奔著它「世界十大禁片」的噱頭來的，勉強看完之後，真心覺得它被授予這個稱號一點兒都不冤枉，絕對的實至名歸。
「怎麼樣，羨慕吧？」
大衛一邊從衣櫃裡拿出可能會用到的換洗衣物，一邊問道。
「羨慕？羨慕什麼？」正在紅白機上玩著《超級馬里奧兄弟3》的凱薩琳停下手上的動作，抬頭看向對方。
這個時間點的美國遊戲市場正處於黃金年代，紅白機（NES）是這個時候絕對的主流，1988年一年的銷量就高達700萬台，美國家庭保有量達30%。
不過凱薩琳對此並不是特別熱衷，只是偶爾用它在家裡打發一下時間。
「羨慕朱迪·福斯特獲得的那些讚譽啊，你沒看報紙麼，你的摩莉當時可沒這種待遇。」
「不羨慕。」
「為什麼？」
「她那犧牲太大了，如果受主流媒體讚譽都要像她這樣的話，那我還是好好演花瓶吧。」
嗯，結合原時空里凱薩琳出演的那些電影來分析，這話確實是她說得出口的。
當年《不可撤銷》上映時就因為那段9分鐘的強暴戲毀譽參半、爭議性極大，其中反對方就批評這種呈現方式剝削了女演員的身體，將真實的痛苦作為藝術實驗的素材。
大衛對這個評價還是比較認可，電影畢竟不是紀錄片，觀眾的觀影體驗是導演在拍攝時需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
對一些現實生活中不那麼美的東西進行藝術化加工處理，來讓觀眾獲得舒適的觀影體驗，是一個商業片導演必備的素養。
吳宇森、昆汀電影的暴力美學就是最好的例子————把槍戰、打鬥設計得像跳舞或遊戲，動作誇張有節奏，不強調真實傷害，從而讓觀眾看的時候不覺得殘忍，反而覺得帥氣、刺激，能釋放壓力。
而對一些現實生活中非常殘忍的東西進行克制化處理，來讓觀眾在觀影時不至於太過難受，則是一個文藝片導演必備的素養。
申奧的那部《南京照相館》就是最好的例子————拍日軍強暴婦女的戲份時，給到的鏡頭非常有限，而且基本沒有出現什麼裸露鏡頭，這種留白式、克制化的處理在拍攝這種嚴肅題材電影時就顯得非常的恰到好處。
至於大衛為什麼會認為拿到了30多個億票房的《南京照相館》是一部文藝片，則和他對文藝片、商業片的判斷標準有關係。
文藝片和商業片之間的區分標準，從來都不是什麼票房————至少大衛是這麼認為的————而是電影本身的題材和具體內容。
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現實主義題材，並且帶有濃厚的人文主義關懷的電影，都可以稱之為文藝片。
不是只有沒人看的悶片才能叫文藝片，東大陸的第六代導演們總是喜歡把票房撲街的原因歸結於「文藝片」這三個字上，其實這僅僅只能說明他們不會講故事、不會在現實的基礎上講一個跌宕起伏、戲劇張力十足的故事罷了。
《我不是藥神》、《南京照相館》這樣既叫好又叫座的現實主義題材電影，他們羨慕得要死。
這也正常，畢竟哪個地方都排外，她自身外形條件也不是特別突出，競爭不過本土的也完全在預料之內。
這個時代T台時裝模特的身高要求通常在174-178厘米之間，東方女性T台模特一般也在175-180厘米的區間內。
即使是像早期楊天寶那樣對身高要求相對寬鬆的平面模特，多數品牌也偏愛165厘米以上，且往往只是入門門檻而非競爭優勢。
娜奧米不多不少，剛剛好1米65，踩在了這個下限邊緣上，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極易被更高挑的候選人淹沒。
從日本回來後，她就一邊在片場跑龍套，一邊兼職打工干點別的————曾在百貨公司做過營業員，後來還擔任過雜誌的造型師和時尚編輯助理。
所以她在聽到這個消息後，才會說自己一時沒反應過來。
「那現在反應過來了吧，反應過來了就趕緊過來，我在洛杉磯等你哦。」
《與狼共舞》這部電影，不僅拍攝環境艱苦，拍攝時間也長，搞不好得跟《飛鷹計劃》差不多。
所以大衛在確定自己要拍這部電影的想法後，就立刻籌備起了影片的前期準備工作。
在他籌備期間，他的那部《暴劫梨花》就悄無聲息的在10月份上映了。
原時空里，這部電影本來是定於4月份上映的，不過因為編劇工會大罷工的事兒而被迫推遲到了10月份。
至於編劇罷工為啥會影響到電影拍攝，那裡面可說道的東西就有點多了。
首先，好萊塢拍電影雖然不像港島那樣搞「飛紙仔」————只有一個簡略的大綱，甚至一個模糊的想法就開拍————但也不是一勞永逸地寫完劇本就開拍，很多情況下是邊拍邊改。
而工會罷工期間，其成員不得與影視製片人聯盟所代表的公司進行任何創作和修改劇本的工作，同時工會還會再各大影視公司設立糾察隊，勸阻非工會會員為這些公司提供編劇服務。
07年那次罷工期間，《007：大坡量子危機》的主演丹尼爾·克雷格就不得不在片場自己改台詞。
大衛雖然沒有加入那編劇工會，但考慮到好萊塢是一個高度依賴工會體系和行業口碑的圈子，所以還是不打算去觸人家的霉頭，原版什麼時候上映，他就給安排到什麼時候上映。
正好避開商業大片扎堆的暑期檔，選在相對「清淡」但適合成人觀眾的秋季空檔上映，還能獲得更好的排片和目標受眾關注。
「主流媒體是怎麼評價我們這部電影的，亞瑟。」
大衛看了下今天的新聞，抬頭問坐在對面的克里姆。
「嗯，目前的輿論反響非常好，觀眾和影評人的討論度也非常高，《紐約時報》更是對朱迪·福斯特的表演讚不絕口……」
沒有出乎他的預料，那段長達三分鐘、共262個鏡頭的強暴戲確實贏得了美國主流媒體的極高讚譽，朱迪·福斯特能憑藉這部整體質量不算頂尖的電影拿到奧斯卡小金人，跟這麼大的犧牲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不過這種戲份拍到這個程度，差不多也快到極限了，再過分的話，估計就會超出影評人和普通觀眾的接受度了，球花的那部《不可撤銷》就是最好的例子。
前者那長達3分鐘、262個鏡頭的強暴戲，就已經被評價為「觸目驚心」、「震盪歐美觀眾」了。
後者還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不見把時長拉伸到了前所未有的9分鐘，溝槽的導演還用了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視覺衝擊力強到引發觀眾生理不適，以至於在坎城首映時，就有不少人因難以忍受而中途退場。
大衛前世看這片，完全是奔著它「世界十大禁片」的噱頭來的，勉強看完之後，真心覺得它被授予這個稱號一點兒都不冤枉，絕對的實至名歸。
「怎麼樣，羨慕吧？」
大衛一邊從衣櫃裡拿出可能會用到的換洗衣物，一邊問道。
「羨慕？羨慕什麼？」正在紅白機上玩著《超級馬里奧兄弟3》的凱薩琳停下手上的動作，抬頭看向對方。
這個時間點的美國遊戲市場正處於黃金年代，紅白機（NES）是這個時候絕對的主流，1988年一年的銷量就高達700萬台，美國家庭保有量達30%。
不過凱薩琳對此並不是特別熱衷，只是偶爾用它在家裡打發一下時間。
「羨慕朱迪·福斯特獲得的那些讚譽啊，你沒看報紙麼，你的摩莉當時可沒這種待遇。」
「不羨慕。」
「為什麼？」
「她那犧牲太大了，如果受主流媒體讚譽都要像她這樣的話，那我還是好好演花瓶吧。」
嗯，結合原時空里凱薩琳出演的那些電影來分析，這話確實是她說得出口的。
當年《不可撤銷》上映時就因為那段9分鐘的強暴戲毀譽參半、爭議性極大，其中反對方就批評這種呈現方式剝削了女演員的身體，將真實的痛苦作為藝術實驗的素材。
大衛對這個評價還是比較認可，電影畢竟不是紀錄片，觀眾的觀影體驗是導演在拍攝時需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
對一些現實生活中不那麼美的東西進行藝術化加工處理，來讓觀眾獲得舒適的觀影體驗，是一個商業片導演必備的素養。
吳宇森、昆汀電影的暴力美學就是最好的例子————把槍戰、打鬥設計得像跳舞或遊戲，動作誇張有節奏，不強調真實傷害，從而讓觀眾看的時候不覺得殘忍，反而覺得帥氣、刺激，能釋放壓力。
而對一些現實生活中非常殘忍的東西進行克制化處理，來讓觀眾在觀影時不至於太過難受，則是一個文藝片導演必備的素養。
申奧的那部《南京照相館》就是最好的例子————拍日軍強暴婦女的戲份時，給到的鏡頭非常有限，而且基本沒有出現什麼裸露鏡頭，這種留白式、克制化的處理在拍攝這種嚴肅題材電影時就顯得非常的恰到好處。
至於大衛為什麼會認為拿到了30多個億票房的《南京照相館》是一部文藝片，則和他對文藝片、商業片的判斷標準有關係。
文藝片和商業片之間的區分標準，從來都不是什麼票房————至少大衛是這麼認為的————而是電影本身的題材和具體內容。
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現實主義題材，並且帶有濃厚的人文主義關懷的電影，都可以稱之為文藝片。
不是只有沒人看的悶片才能叫文藝片，東大陸的第六代導演們總是喜歡把票房撲街的原因歸結於「文藝片」這三個字上，其實這僅僅只能說明他們不會講故事、不會在現實的基礎上講一個跌宕起伏、戲劇張力十足的故事罷了。
《我不是藥神》、《南京照相館》這樣既叫好又叫座的現實主義題材電影，他們羨慕得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