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章 5顆蘿蔔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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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5月28日,李宇軒從南京回來,他在火車上就想好了怎麼處理。

  李宇軒的腳剛踩上王啟山家門檻,戴笠就跪了。

  不是慢慢彎膝那種跪,是膝蓋砸地磚的跪。聲音悶得像一錘子敲在濕木頭上,跟在後面的李彌胡璉張靈甫謝晉元四人也跟著撲通撲通成了四顆悶雷。戴笠雙手舉著一隻皮箱,箱蓋大敞,銀元碼得整整齊齊,最上面壓著一張上海華夏銀行的匯票。

  七十萬。連本帶利,九出十三歸,算得分毫不差。

  李宇軒沒看箱子。他彎腰脫了皮鞋換上布鞋,走到太師椅前坐下,端起桌上晾著的茶抿了一口,才抬眼。

  「六十五萬,我在福煦路181號輸了五萬。你們五個,背著我,圍了王啟山的家。一塊大洋,買了人家全部家產。」

  他頓了頓,把每個字都咬清楚。

  「六十五萬。你們幾個分了。一塊大洋,都沒給我留。」

  戴笠的額頭死死貼著地磚,聲音發顫:「老大,我們錯了。」

  「錯哪兒了?」

  戴笠愣了。錯在分錢沒分老大一份?這話不能說。錯在背著他辦事?這話說了等於沒說。

  他腦子轉得飛快,最後選擇了一個最安全的回答:「我們不該拿您的錢。」

  「我的錢?」李宇軒笑了,「那錢是王啟山的。你們拿一塊大洋買了人家全部家產,那錢現在是你們的。怎麼就成了我的?」

  戴笠不敢接話了。

  李宇軒站起來,走到書案前,拿起一沓厚紙板和毛筆,蘸飽墨。紙板比平時大了一圈,是專門裁的,墨也磨了滿滿一硯台。

  第一塊紙板,他寫了四個字:

  欺師滅祖

  翻過來,背面又寫了兩行小字:「戴笠。主謀。分贓二十萬。六十五萬賭債,老大在牌桌上輸,他在牌桌下撈。」

  第二塊紙板:「黃埔敗類」。背面:「李彌,分贓八萬。」

  第三塊紙板:「見利忘義」。背面:「胡璉。聯絡銷贓。分贓八萬。」

  第四塊紙板,他看了看張靈甫。張靈甫跪在地上,腰挺得筆直,臉上的肌肉繃得像鐵皮,眼眶發紅,嘴唇抿成一條線。李宇軒提起筆,寫了兩個字:「糊塗」。背面:「張靈甫。從犯。分贓六萬。」

  寫完看了看,又在「糊塗」後面加了一個字:「帳」。糊塗帳。他知道張靈甫是被裹挾的,但六萬塊大洋拿在手裡的時候,沒人逼他。

  第五塊紙板。謝晉元跪在最邊上,低著頭,看不清表情。李宇軒寫的是:「不冤不怨」。背面:「謝晉元。知情不報。未分贓。」

  五塊紙板穿好麻繩,李宇軒挨個掛上脖子。掛到謝晉元的時候,謝晉元忽然抬頭,聲音很輕:「老大,我是真不知道。戴笠跟我說是剿匪司令部的正常調撥,讓我去碼頭站一班崗。

  後來我知道了,錢我全退了。」

  李宇軒看了他一眼,沒說話,把「知情不報」四個字劃掉,改成了「交友不慎」。謝晉元看著胸前新改的字,嘴角抽了抽,想笑又沒敢。

  戴笠他們看著謝晉元,眼睛裡好像要冒出火來了。

  高帽是早就糊好的。五頂,每一頂都有一尺半高,用硬紙捲成,外糊紅紙,帽檐上貼白紙黑字。

  戴笠那頂寫的是「特一號刮民黨」,李彌的是「黃埔賭棍」,胡璉是「見利忘義」,張靈甫是「糊塗帳」,謝晉元是「交友不慎」。每頂帽子頂上粘著一個紙團,紅紙搓的,像戲曲里丑角戴的球,毛邊都翻出來了,針腳粗得像狗啃的。

  「自己戴上。」

  五個人默默拿起各自的高帽,扣在頭上。戴笠的帽子太高,差點翻倒,他趕緊伸手扶住。李宇軒說:「不許扶。掉了就磕頭撿。」

  戴笠鬆了手。帽子在頭頂上晃了兩晃,穩住了,像一個隨時會倒的煙囪。李彌的帽子糊的時候漿糊用多了,帽身歪向左邊,戴上後整個人看起來永遠在往左偏。張靈甫的帽子最大——李宇軒特意給他做大的,說「你頭大」。

  「現在。去遊街。」李宇軒拉開門,「路線不變。膠州路到外灘。敲鑼。喊。喊什麼我寫在你們牌子背面了,自己背。」

  靜安寺路的午後,太陽白花花地照在地面上。五頂一尺半高的紅紙帽在人群中緩緩移動。每人左手持鑼,右手握槌,每走三步敲一下,敲完喊自己的罪名。


  哐——「我戴笠,欺師滅祖!主謀分贓二十萬!」

  哐——「我李彌,黃埔敗類!串通設局分贓八萬!」

  哐——「我胡璉,見利忘義!銷贓分贓八萬!」

  哐——「我張靈甫,糊塗帳!分贓六萬!」

  哐——「我謝晉元,交友不慎!知情不報未分贓!」

  謝晉元喊完最後三個字的時候,臉紅得像他帽子上的紙球。交友不慎。

  這四個字比什麼「從犯」「幫凶」都狠——它不是罵你壞,是罵你蠢。蠢到跟這幫人做朋友。

  圍觀的人越來越多。先是一個賣梨膏糖的老頭,銅鑼掉在地上,嘴巴張著忘了合攏。

  接著是一群剛從學堂放學的孩子,追著隊伍跑,嘴裡學喊「欺師滅祖」「黃埔敗類」,奶聲奶氣的,跟鸚鵡學舌似的。

  一個穿旗袍的舞女站在二樓陽台上,手裡捏著一把瓜子,邊嗑邊看,忽然朝戴笠丟了一顆瓜子殼,殼飄在他高帽上粘住了。戴笠不敢動,繼續走。舞女笑得花枝亂顫,轉身朝屋裡喊:「阿姊快來看,五隻大公雞!」

  最絕的是一個剃頭匠,挑著擔子在路邊看了半天,忽然扯開嗓子喊了一句:「那個分贓二十萬的——你剃頭不?我給你剃個光頭,省得戴帽子!」

  戴笠的臉從脖子根紫到了帽檐。

  《新聞報》的記者騎著自行車追了上來,車還沒停穩就舉起相機對焦。戴笠下意識抬手擋臉,李宇軒的聲音從身後飄來:「雨農,手放下。」戴笠的手像被線牽了一樣放下來,咔嚓一聲,他的側臉定格在1933年5月上海的陽光里,高帽的影子斜斜罩住半張臉,像半個囚籠。

  杜月笙的黑色福特轎車跟在後面。車窗沒搖下來,但車裡的人明顯在往外看。司機回頭低聲說了一句什麼,杜月笙沒有回答。過了一會兒,轎車緩緩加速,從旁邊超過遊街隊伍,開走了。

  李宇軒遠遠看著那輛車的屁股,知道杜老闆這是在表態:事是我場子裡出的,但人是你的人,我不插手。

  游完街,天已經擦黑。五個人被帶回院子,嗓子全廢了,手也敲鑼敲得抬不起來。李宇軒讓勤務兵在花圃邊上挖了五個坑,三尺深,兩尺寬,間距一米五,橫平豎直,像步兵操典里畫的那樣。

  「進去。」

  戴笠爬進第一個坑。他腿軟,爬了三下才坐穩。土被一鍬一鍬填進來,從腳踝到膝蓋,從膝蓋到大腿,從大腿到胸口。

  泥土的涼意從四面八方擠過來,他覺得自己正在被大地慢慢吃掉。五個人依次被種進坑裡,土埋到胸口。李宇軒走過去,把五頂高帽重新扶正,又把胸前的牌子捋平整,退後三步,歪著頭看了半天。

  五顆腦袋在地里排成一排,頭頂一尺半高的紅紙帽,胸前掛著大牌子,在暮色里像五棵剛從土裡冒出來的畸形蘿蔔。

  「澆點水。」李宇軒吩咐勤務兵。

  勤務兵拎了一桶水,挨個在每顆腦袋旁邊的土上澆了小半瓢。水滲進土裡,五個人同時打了個哆嗦。上海五月的夜晚不涼,但濕土裹著身體,夜風一吹,那滋味跟蹲水牢差不了多少。

  「明天一早,」李宇軒拍了拍手上的土,「我讓人來施肥。」

  五顆腦袋同時轉過來看他,五雙眼睛裡寫滿了驚恐。

  戴笠的嘴唇哆嗦了兩下:「老大,真要施?」

  李宇軒看著他,面無表情地看了五秒鐘,然後忽然咧嘴笑了。

  「騙你們的。」

  五個人同時長出一口氣,那一口氣大得連院子裡的梧桐樹都搖了搖。

  李宇軒搬了把藤椅坐在廊下,點了一根煙,不說話了。他就在那裡坐著,看天上的星星一顆一顆亮起來。一根煙抽完,起身回屋,關門,熄燈。

  院子裡安靜了。只剩五顆腦袋在地里,頭頂高帽,胸掛大牌,在夜風裡像五棵長歪了的莊稼。

  沉默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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