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2章 酒館演講
賓夕法尼亞州，費城。
南街盡頭有一家酒館，門面不大。
晚上八點。酒館裡坐了大概二十來個人，三三兩兩散在木桌旁。牆上的電視開著，播放著棒球比賽，但沒有人看。酒保在吧檯後面擦杯子，偶爾抬頭掃一眼店裡的人。
一個男人推門進來。
沒有人認識他。也沒有人在意他。酒館裡的人各喝各的，偶爾有人聊幾句——抱怨工地上的活越來越少了，抱怨社區里又有人被趕出房子了，抱怨超市裡的東西又漲價了。
男人喝了兩口啤酒，抬起頭，看向鄰桌。
鄰桌坐著三個人，兩個中年男人，一個年輕女人。
「不好意思。」男人開口了。聲音不大，但很穩。「我剛才聽你們在聊物價的事。我能說兩句嗎？」
三個人轉過頭來看他。穿工裝的男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眼，沒說話，但微微點了一下頭，算是同意了。
男人把杯子往前推了推，兩隻手放在桌面上。
「我沒什麼高見，就是說說自己看到的。我在這個城市住了二十年了。二十年前，我一個人打工，能養活一家三口。我老婆不用上班，在家帶孩子。
我們租的房子兩室一廳，房租占我工資的四分之一。超市買一次東西能吃一個星期。油加滿一箱二十米元。」
他停了一下，看了看自己的手。
「現在呢？我還在打工，工資漲了一倍。但我老婆也在打工，孩子放在託兒所，一個月託兒費比我租房還貴。房租占我家總收入的一半。超市買一次東西，三天就吃完了。油加滿一箱要六十米元。」
他抬起頭，看著那三個人。
「我就是不明白——二十年前我一個人能幹的事，現在兩個人干還不夠。那多出來的一個人，到底養了誰？」
沒有人回答。
穿工裝的男人沉默了一會兒，然後開口了。「你不是一個人。我跟我老婆兩個人上班，每月還完房貸、車貸、信用卡，剩下的錢不夠吃飯的。
吃飯全靠刷信用卡。信用卡的利息比房貸還高。我們每個月都在借錢還錢，還錢借錢。我算了算，照這個速度，十年之後我不但沒攢下一分錢，還多欠了二十萬。」
格子襯衫的男人插了一句。「你們至少還有房子。我去年被趕出來了。房子被銀行收走了。不是我還不起，是我失業了。
工廠搬到了墨西哥，三百多個人一起失業。我在那個廠幹了十五年。十五年，他們給了我一張遣散費支票——四千塊。四千塊，十五年的工齡。」
他的話很平，沒有什麼情緒。像是在說別人的事。
年輕女人低著頭，沒有看任何人。她的手指在杯壁上慢慢地畫圈。
「我上個月的工資扣完稅和保險，到手一千四。房租九百，水電一百五，手機費五十。剩下的三百塊，吃飯都不夠。」她的聲音很輕，但桌上的人都聽到了。
男人聽著這些話，表情沒有變化。等他們都說完了，他才開口。
「你們說的這些，我都聽過。不只你們，全國到處都是一樣的話。有的地方更慘。我上個月去了一趟中西部，一個小鎮，以前是產煤的。全鎮三千人，現在有工作的不到五百。
剩下的人靠救濟金過日子。救濟金每個月四百塊，連吃飯都不夠。鎮上的診所關了，最近的醫院開車一個半小時。有個老人心臟病發作，救護車來了，拉到醫院，人救活了。然後他收到了一張帳單——七萬八千塊。」
「你們知不知道，過去三十年，這個國家底層一半的人，財產沒有增長過。一分錢都沒有增長過。
你們辛苦工作三十年，從二十歲干到五十歲，回頭一看——口袋裡跟二十歲的時候一樣窮。但是頂層的那些人的財產增長了百分之三百。是他們的三倍，不是你們的。」
穿工裝的男人把手機放下了。格子襯衫的男人坐直了一點。年輕女人抬起了頭。
男人繼續說。「我不是在說誰對誰錯。我說的是數字。勞工局的數字，人口普查局的數字，美聯儲的數字。都是公開的，新聞不報，但你們自己可以查。
你們猜猜，這個國家最有錢的那一百個人，他們的財富加起來，比底層一億五千萬人的財富總和還多。一百個人，對一億五千萬人。」
酒館裡安靜了。電視裡的棒球比賽還在播，但沒有人看。旁邊桌的人也開始轉過頭來。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自己的醫保帳單。」男人說。他的語速不快，但每一個字都像敲釘子。
「我給你們念幾個數字，我專門查過。一個救護車，把你從家裡拉到醫院，三公里路，帳單兩千五百塊。一個急性闌尾炎手術，住院兩天，帳單四萬三千塊。一個癌症化療，一個療程，帳單八萬到十五萬不等。你們誰手上有這麼多錢？」
沒有人回答。穿工裝的男人把手指攥緊了，指節發白。
「每年因為這個國家有一百萬人破產。不是因為賭博，不是因為吸毒，不是因為揮霍無度。是因為生病了。生了一場病，然後一輩子的積蓄就沒了。」男人的手指在桌上輕輕點了一下。「這不是人的錯。這是那個國家的錯。」
「國家的錯？」
「對。」
「你們想想，是誰設計了這樣的醫保制度？是誰允許醫院開出四萬三的帳單？是誰讓藥廠把胰島素的價格定到三百塊一瓶？製造一瓶胰島素的成本不到十塊錢。三百塊，翻了三十倍。這中間的二百九十塊錢去了哪裡？」
他看了一眼在座的每一個人。眼神掃過去的時候，每個人都覺得他在看自己。
「去了保險公司。去了藥廠的高管。去了那些在國會山遊說的職業說客。那些說客每年花幾十億收買議員，讓他們不要通過控制藥價的法案。
幾十億。這些錢從哪來的？從你們的口袋裡來的。從你們的醫保帳單上來的。」
男人看了一眼酒館裡的人。除了吧檯後面那個酒保還在擦杯子，其他的人幾乎都把目光轉向了他。有人端著酒杯站著，有人側著身子坐著，有人把椅子轉了個方向。沒有一個人說話。
「我再說一個數字。」男人的聲音又穩又沉。「你們知道這個國家有多少人背著學生貸款嗎？一億四千萬。不是一百四十萬，不是一千四百萬，是一億四千萬。
將近一半的人，都在還學貸。平均每人欠三萬七。三萬七千塊，利息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還完的時候，利息比本金還多。」
他頓了一下。
「我認識一個年輕人，二十三歲，大學畢業三年了，在物流公司上班。他每個月還學貸六百塊，要還二十年。二十年後，他四十三歲了。
他從二十三歲到四十三歲，最好的二十年，每個月六百塊，全還給了銀行。這二十年他不能買房，不能結婚，不敢生孩子。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打工，還錢，打工，還錢。一直還到四十三歲。到時候他攢下的錢，還不夠付一套房子的首付。」
酒館的角落裡，那個頭髮亂糟糟的老頭把啤酒杯往桌上一頓，發出沉悶的響聲。他看著男人，嘴唇哆嗦了一下，聲音沙啞地開口了。
「你說這些，有什麼用？能改變什麼？」
男人轉過頭，看著那個老頭。他沒有立刻回答。酒館裡所有人都看著他，空氣像是被抽走了一層，變得又緊又悶。
然後他開口了。
「我剛才說的那些，都是事實。事實擺在這裡，誰都改不了。物價漲了，學貸還不完，醫保買不起，工廠關門了。
這些事情每天都在發生。你們被趕出房子，被拒絕理賠，被裁員，被銀行收走一輩子的積蓄。你們以為這是命。」
他停了一下，聲音沒有提高，但每一個字都比剛才更重了。
「但是我認為，這個世界不應該是這樣的。」
南街盡頭有一家酒館，門面不大。
晚上八點。酒館裡坐了大概二十來個人，三三兩兩散在木桌旁。牆上的電視開著，播放著棒球比賽，但沒有人看。酒保在吧檯後面擦杯子，偶爾抬頭掃一眼店裡的人。
一個男人推門進來。
沒有人認識他。也沒有人在意他。酒館裡的人各喝各的，偶爾有人聊幾句——抱怨工地上的活越來越少了，抱怨社區里又有人被趕出房子了，抱怨超市裡的東西又漲價了。
男人喝了兩口啤酒，抬起頭，看向鄰桌。
鄰桌坐著三個人，兩個中年男人，一個年輕女人。
「不好意思。」男人開口了。聲音不大，但很穩。「我剛才聽你們在聊物價的事。我能說兩句嗎？」
三個人轉過頭來看他。穿工裝的男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眼，沒說話，但微微點了一下頭，算是同意了。
男人把杯子往前推了推，兩隻手放在桌面上。
「我沒什麼高見，就是說說自己看到的。我在這個城市住了二十年了。二十年前，我一個人打工，能養活一家三口。我老婆不用上班，在家帶孩子。
我們租的房子兩室一廳，房租占我工資的四分之一。超市買一次東西能吃一個星期。油加滿一箱二十米元。」
他停了一下，看了看自己的手。
「現在呢？我還在打工，工資漲了一倍。但我老婆也在打工，孩子放在託兒所，一個月託兒費比我租房還貴。房租占我家總收入的一半。超市買一次東西，三天就吃完了。油加滿一箱要六十米元。」
他抬起頭，看著那三個人。
「我就是不明白——二十年前我一個人能幹的事，現在兩個人干還不夠。那多出來的一個人，到底養了誰？」
沒有人回答。
穿工裝的男人沉默了一會兒，然後開口了。「你不是一個人。我跟我老婆兩個人上班，每月還完房貸、車貸、信用卡，剩下的錢不夠吃飯的。
吃飯全靠刷信用卡。信用卡的利息比房貸還高。我們每個月都在借錢還錢，還錢借錢。我算了算，照這個速度，十年之後我不但沒攢下一分錢，還多欠了二十萬。」
格子襯衫的男人插了一句。「你們至少還有房子。我去年被趕出來了。房子被銀行收走了。不是我還不起，是我失業了。
工廠搬到了墨西哥，三百多個人一起失業。我在那個廠幹了十五年。十五年，他們給了我一張遣散費支票——四千塊。四千塊，十五年的工齡。」
他的話很平，沒有什麼情緒。像是在說別人的事。
年輕女人低著頭，沒有看任何人。她的手指在杯壁上慢慢地畫圈。
「我上個月的工資扣完稅和保險，到手一千四。房租九百，水電一百五，手機費五十。剩下的三百塊，吃飯都不夠。」她的聲音很輕，但桌上的人都聽到了。
男人聽著這些話，表情沒有變化。等他們都說完了，他才開口。
「你們說的這些，我都聽過。不只你們，全國到處都是一樣的話。有的地方更慘。我上個月去了一趟中西部，一個小鎮，以前是產煤的。全鎮三千人，現在有工作的不到五百。
剩下的人靠救濟金過日子。救濟金每個月四百塊，連吃飯都不夠。鎮上的診所關了，最近的醫院開車一個半小時。有個老人心臟病發作，救護車來了，拉到醫院，人救活了。然後他收到了一張帳單——七萬八千塊。」
「你們知不知道，過去三十年，這個國家底層一半的人，財產沒有增長過。一分錢都沒有增長過。
你們辛苦工作三十年，從二十歲干到五十歲，回頭一看——口袋裡跟二十歲的時候一樣窮。但是頂層的那些人的財產增長了百分之三百。是他們的三倍，不是你們的。」
穿工裝的男人把手機放下了。格子襯衫的男人坐直了一點。年輕女人抬起了頭。
男人繼續說。「我不是在說誰對誰錯。我說的是數字。勞工局的數字，人口普查局的數字，美聯儲的數字。都是公開的，新聞不報，但你們自己可以查。
你們猜猜，這個國家最有錢的那一百個人，他們的財富加起來，比底層一億五千萬人的財富總和還多。一百個人，對一億五千萬人。」
酒館裡安靜了。電視裡的棒球比賽還在播，但沒有人看。旁邊桌的人也開始轉過頭來。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自己的醫保帳單。」男人說。他的語速不快，但每一個字都像敲釘子。
「我給你們念幾個數字，我專門查過。一個救護車，把你從家裡拉到醫院，三公里路，帳單兩千五百塊。一個急性闌尾炎手術，住院兩天，帳單四萬三千塊。一個癌症化療，一個療程，帳單八萬到十五萬不等。你們誰手上有這麼多錢？」
沒有人回答。穿工裝的男人把手指攥緊了，指節發白。
「每年因為這個國家有一百萬人破產。不是因為賭博，不是因為吸毒，不是因為揮霍無度。是因為生病了。生了一場病，然後一輩子的積蓄就沒了。」男人的手指在桌上輕輕點了一下。「這不是人的錯。這是那個國家的錯。」
「國家的錯？」
「對。」
「你們想想，是誰設計了這樣的醫保制度？是誰允許醫院開出四萬三的帳單？是誰讓藥廠把胰島素的價格定到三百塊一瓶？製造一瓶胰島素的成本不到十塊錢。三百塊，翻了三十倍。這中間的二百九十塊錢去了哪裡？」
他看了一眼在座的每一個人。眼神掃過去的時候，每個人都覺得他在看自己。
「去了保險公司。去了藥廠的高管。去了那些在國會山遊說的職業說客。那些說客每年花幾十億收買議員，讓他們不要通過控制藥價的法案。
幾十億。這些錢從哪來的？從你們的口袋裡來的。從你們的醫保帳單上來的。」
男人看了一眼酒館裡的人。除了吧檯後面那個酒保還在擦杯子，其他的人幾乎都把目光轉向了他。有人端著酒杯站著，有人側著身子坐著，有人把椅子轉了個方向。沒有一個人說話。
「我再說一個數字。」男人的聲音又穩又沉。「你們知道這個國家有多少人背著學生貸款嗎？一億四千萬。不是一百四十萬，不是一千四百萬，是一億四千萬。
將近一半的人，都在還學貸。平均每人欠三萬七。三萬七千塊，利息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還完的時候，利息比本金還多。」
他頓了一下。
「我認識一個年輕人，二十三歲，大學畢業三年了，在物流公司上班。他每個月還學貸六百塊，要還二十年。二十年後，他四十三歲了。
他從二十三歲到四十三歲，最好的二十年，每個月六百塊，全還給了銀行。這二十年他不能買房，不能結婚，不敢生孩子。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打工，還錢，打工，還錢。一直還到四十三歲。到時候他攢下的錢，還不夠付一套房子的首付。」
酒館的角落裡，那個頭髮亂糟糟的老頭把啤酒杯往桌上一頓，發出沉悶的響聲。他看著男人，嘴唇哆嗦了一下，聲音沙啞地開口了。
「你說這些，有什麼用？能改變什麼？」
男人轉過頭，看著那個老頭。他沒有立刻回答。酒館裡所有人都看著他，空氣像是被抽走了一層，變得又緊又悶。
然後他開口了。
「我剛才說的那些，都是事實。事實擺在這裡，誰都改不了。物價漲了，學貸還不完，醫保買不起，工廠關門了。
這些事情每天都在發生。你們被趕出房子，被拒絕理賠，被裁員，被銀行收走一輩子的積蓄。你們以為這是命。」
他停了一下，聲音沒有提高，但每一個字都比剛才更重了。
「但是我認為，這個世界不應該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