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6章 兩個故事
查爾斯·惠勒下去後。
派屈克繼續翻了翻手裡的名單：
「現在請提案人的證人——紐約，聖瑪麗社區診所，艾米莉·羅德里格斯。」
旁聽席後排，一個穿著舊外套的中年女人站了起來。
她的臉上沒有什麼表情，但她的手在微微發抖。
她走上證人席，舉起右手宣誓。
亞當斯看著她，聲音放得很輕：
「羅德里格斯女士，請向委員會介紹一下你自己。」
她深吸了一口氣，像是要把所有的緊張都壓下去，然後開口了。
聲音不大，但在安靜的會議室里，每一個字都聽得清清楚楚。
「我叫艾米莉·羅德里格斯，今年四十一歲。」
「我是單親母親，有一個兒子，今年十四歲。」
「我在紐約的聖瑪麗社區的一家小診所做護士，幹了十一年。」
她頓了一下。
「我沒有醫療保險。」
會議室里有人翻了翻身子。
這些議員見過無數專家、說客、CEO，但很少見到一個沒有醫保的護士。
「為什麼？」亞當斯問。
「因為我有既往病史。」
她的聲音開始發顫，但還在努力維持平穩。
「十四年前，我生孩子的時候大出血，切除了子宮。」
「從那以後，每一家保險公司都因為這個拒絕我。」
「不管我換多少份工作，不管我搬到哪個州，結果都一樣——既往病史，拒保。」
她停了一下，低下頭，像是在克制什麼。
「我自己沒有保險，我的兒子更沒有地方依附。」
「單獨給一個孩子買保險，保險公司不賣。」
「他們說——沒有僱主，沒有家庭保單，不能賣。」
她的聲音更低了，但每個字都砸在會議桌上。
「去年冬天，我的兒子得了闌尾炎。急診手術，住院五天。帳單是一萬兩千美元。」
她抬起頭，眼眶紅了。
「我一年的工資是九千美元。」
會議室里安靜了幾秒。
「你的兒子現在怎麼樣了？」亞當斯問。
「他好了。但我們欠了一屁股債。」
「我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省吃儉用，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還清。」
她深吸一口氣，聲音突然變得硬了一些。
「我來這裡，不是來要錢的。」
「我來這裡，是因為我是護士。我每天看到病人因為沒錢，把病拖到不能拖。」
「我看到有人把降壓藥切成兩半吃，有人胰島素不夠用就減少劑量，有人心臟病發作了不敢叫救護車。」
「我做了十一年護士，我救過很多人。」
「但我救不了我自己，也救不了我的孩子。」
她看向派屈克，又看向兩黨的參議員。
「你們說全民醫療要花幾百億。我不知道幾百億是多少錢。」
「但我知道，一萬兩千美元，差點毀了我的一生。」
會議室里沒有人說話。
派屈克面無表情，但他的手停在木槌上，沒有敲下去。
記者席上，有人放下了筆，有人摘下眼鏡擦了擦。
有人把目光從筆記本上移開，看了艾米莉一眼——只是一眼，又低下了頭。
他們跑國會新聞跑了十幾年，聽證會參加了上百場，聽過的證詞能裝滿一整個檔案櫃。
他們以為自己早就麻木了。
但這一次，他們發現自己沒有。
故事的主人公沒有哭，沒有鬧，只是站在那裡，說出了一組數字。
九千美元的年薪，一萬兩千美元的帳單。
聽證會還在繼續。
還會有更多專家上台，更多數據被展示，更多關於「錢從哪裡來」的爭論。
但剛才那幾分鐘，已經被記者們的錄音筆記了下來。
——————————
同一時間，國會山另一側，眾議院州際與對外貿易委員會的會議室里，另一場聽證會也在同步進行。
凱德斯坐在人民黨的席位上，面前攤著法案的副本——H.R.782，和參議院的S.247內容一模一樣。
主席台上，委員會主席斯達格特敲下木槌。
「聽證會現在開始。H.R.782，全民醫療法案。第一位證人——」
也是專家，也是數據，也是關於「錢從哪裡來」的車輪戰。
凱德斯沒有打斷，沒有插話。
他在等。
輪到人民黨傳喚證人時，斯達格特翻了翻名單，語氣平淡：
「人民黨的證人——俄亥俄州，揚斯敦，馬歇爾。」
旁聽席後排，一個穿著工裝褲的中年男人站了起來。
他走上證人席，舉起右手宣誓。
凱德斯看著他：「馬歇爾先生，請向委員會介紹一下你自己。」
「我叫馬歇爾，今年四十九歲。我在揚斯敦的鋼廠幹了二十二年，是煉鋼車間的班長。」
他停頓了一下。
「我前年失業了。工廠關了，三千多人同時沒了工作。」
他說話的方式不像艾米莉那樣細膩，每句話都像是在車間裡喊出來的，硬邦邦的。
「我有高血壓，還有糖尿病。以前工廠有保險，看病吃藥還能扛。」
「失業以後，保險沒了。我去買商業保險，人家一查病歷，說我有既往病史——不保。」
他看著斯達格特，又看向兩黨的議員。
「我現在每天吃的降壓藥、胰島素，都是托人去墨西哥帶的。」
「同樣的藥，那邊便宜三分之二。我知道這不合法，但我沒辦法。」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個藥瓶，放在證人席的桌面上。
玻璃瓶底磕在木桌上，發出一聲悶響。
「這瓶藥，在美利聯邦要一百二十美元。在墨西哥，四十美元。」
會議室里安靜了下來。
有人盯著那個藥瓶，有人低頭在紙上寫著什麼，有人把目光移開，又忍不住看回來。
一個鋼鐵工人，在煉鋼爐前幹了二十二年，現在要靠從墨西哥偷運藥品來續命。
這不是什麼地下電影的情節，這是聽證會上的證詞。
斯達格特清了清嗓子，把木槌拿起來，又放下。
他想說什麼，但最終什麼也沒說。
凱德斯沒有追問，只是讓馬歇爾繼續講下去。
馬歇爾講了他如何在加油站打零工、如何托工友的親戚從邊境帶藥、如何把藥片掰成兩半吃以延長藥效。
講到「把藥掰成兩半」的時候，他的嘴角動了一下——不是哭，也不是笑，只是動了一下。
一位共和黨議員舉起手，語氣裡帶著一絲質疑：
「馬歇爾先生，你說你去墨西哥買藥。你不怕買到假藥嗎？」
「墨西哥那邊假藥泛濫，FDA早就有警告。你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馬歇爾轉過頭，看向那個議員。
「議員先生，你說的FDA警告，我在報紙上看到過。」
「墨西哥的假藥，我也聽說過。」
他沉默了幾秒。
「但我更知道一件事——美利聯邦的真藥，我買不起。」
會議室里安靜了一瞬。
「假藥可能吃死人。但沒藥吃，一定會死。我選那個『可能不死』的。」
他的聲音低了下去，像是說給自己聽的。
「我不是不怕假藥。我是沒有資格怕。」
會議室里沒有人再問問題了。
這一刻會議室里的空氣像是凝固了。
——————————
這一天的國會山，一棟大樓里，一個護士說出了一萬兩千美元的帳單。
另一棟大樓里，一個工人把一瓶墨西哥買的藥放在了證人席上。
兩個故事，同一份法案。
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
只是以前，沒有人願意聽，沒有人願意問，更沒有人願意替他們發聲。
派屈克繼續翻了翻手裡的名單：
「現在請提案人的證人——紐約，聖瑪麗社區診所，艾米莉·羅德里格斯。」
旁聽席後排，一個穿著舊外套的中年女人站了起來。
她的臉上沒有什麼表情，但她的手在微微發抖。
她走上證人席，舉起右手宣誓。
亞當斯看著她，聲音放得很輕：
「羅德里格斯女士，請向委員會介紹一下你自己。」
她深吸了一口氣，像是要把所有的緊張都壓下去，然後開口了。
聲音不大，但在安靜的會議室里，每一個字都聽得清清楚楚。
「我叫艾米莉·羅德里格斯，今年四十一歲。」
「我是單親母親，有一個兒子，今年十四歲。」
「我在紐約的聖瑪麗社區的一家小診所做護士，幹了十一年。」
她頓了一下。
「我沒有醫療保險。」
會議室里有人翻了翻身子。
這些議員見過無數專家、說客、CEO，但很少見到一個沒有醫保的護士。
「為什麼？」亞當斯問。
「因為我有既往病史。」
她的聲音開始發顫，但還在努力維持平穩。
「十四年前，我生孩子的時候大出血，切除了子宮。」
「從那以後，每一家保險公司都因為這個拒絕我。」
「不管我換多少份工作，不管我搬到哪個州，結果都一樣——既往病史，拒保。」
她停了一下，低下頭，像是在克制什麼。
「我自己沒有保險，我的兒子更沒有地方依附。」
「單獨給一個孩子買保險，保險公司不賣。」
「他們說——沒有僱主，沒有家庭保單，不能賣。」
她的聲音更低了，但每個字都砸在會議桌上。
「去年冬天，我的兒子得了闌尾炎。急診手術，住院五天。帳單是一萬兩千美元。」
她抬起頭，眼眶紅了。
「我一年的工資是九千美元。」
會議室里安靜了幾秒。
「你的兒子現在怎麼樣了？」亞當斯問。
「他好了。但我們欠了一屁股債。」
「我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省吃儉用，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還清。」
她深吸一口氣，聲音突然變得硬了一些。
「我來這裡，不是來要錢的。」
「我來這裡，是因為我是護士。我每天看到病人因為沒錢，把病拖到不能拖。」
「我看到有人把降壓藥切成兩半吃，有人胰島素不夠用就減少劑量，有人心臟病發作了不敢叫救護車。」
「我做了十一年護士，我救過很多人。」
「但我救不了我自己，也救不了我的孩子。」
她看向派屈克，又看向兩黨的參議員。
「你們說全民醫療要花幾百億。我不知道幾百億是多少錢。」
「但我知道，一萬兩千美元，差點毀了我的一生。」
會議室里沒有人說話。
派屈克面無表情，但他的手停在木槌上，沒有敲下去。
記者席上，有人放下了筆，有人摘下眼鏡擦了擦。
有人把目光從筆記本上移開，看了艾米莉一眼——只是一眼，又低下了頭。
他們跑國會新聞跑了十幾年，聽證會參加了上百場，聽過的證詞能裝滿一整個檔案櫃。
他們以為自己早就麻木了。
但這一次，他們發現自己沒有。
故事的主人公沒有哭，沒有鬧，只是站在那裡，說出了一組數字。
九千美元的年薪，一萬兩千美元的帳單。
聽證會還在繼續。
還會有更多專家上台，更多數據被展示，更多關於「錢從哪裡來」的爭論。
但剛才那幾分鐘，已經被記者們的錄音筆記了下來。
——————————
同一時間，國會山另一側，眾議院州際與對外貿易委員會的會議室里，另一場聽證會也在同步進行。
凱德斯坐在人民黨的席位上，面前攤著法案的副本——H.R.782，和參議院的S.247內容一模一樣。
主席台上，委員會主席斯達格特敲下木槌。
「聽證會現在開始。H.R.782，全民醫療法案。第一位證人——」
也是專家，也是數據，也是關於「錢從哪裡來」的車輪戰。
凱德斯沒有打斷，沒有插話。
他在等。
輪到人民黨傳喚證人時，斯達格特翻了翻名單，語氣平淡：
「人民黨的證人——俄亥俄州，揚斯敦，馬歇爾。」
旁聽席後排，一個穿著工裝褲的中年男人站了起來。
他走上證人席，舉起右手宣誓。
凱德斯看著他：「馬歇爾先生，請向委員會介紹一下你自己。」
「我叫馬歇爾，今年四十九歲。我在揚斯敦的鋼廠幹了二十二年，是煉鋼車間的班長。」
他停頓了一下。
「我前年失業了。工廠關了，三千多人同時沒了工作。」
他說話的方式不像艾米莉那樣細膩，每句話都像是在車間裡喊出來的，硬邦邦的。
「我有高血壓，還有糖尿病。以前工廠有保險，看病吃藥還能扛。」
「失業以後，保險沒了。我去買商業保險，人家一查病歷，說我有既往病史——不保。」
他看著斯達格特，又看向兩黨的議員。
「我現在每天吃的降壓藥、胰島素，都是托人去墨西哥帶的。」
「同樣的藥，那邊便宜三分之二。我知道這不合法，但我沒辦法。」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個藥瓶，放在證人席的桌面上。
玻璃瓶底磕在木桌上，發出一聲悶響。
「這瓶藥，在美利聯邦要一百二十美元。在墨西哥，四十美元。」
會議室里安靜了下來。
有人盯著那個藥瓶，有人低頭在紙上寫著什麼，有人把目光移開，又忍不住看回來。
一個鋼鐵工人，在煉鋼爐前幹了二十二年，現在要靠從墨西哥偷運藥品來續命。
這不是什麼地下電影的情節，這是聽證會上的證詞。
斯達格特清了清嗓子，把木槌拿起來，又放下。
他想說什麼，但最終什麼也沒說。
凱德斯沒有追問，只是讓馬歇爾繼續講下去。
馬歇爾講了他如何在加油站打零工、如何托工友的親戚從邊境帶藥、如何把藥片掰成兩半吃以延長藥效。
講到「把藥掰成兩半」的時候，他的嘴角動了一下——不是哭，也不是笑，只是動了一下。
一位共和黨議員舉起手，語氣裡帶著一絲質疑：
「馬歇爾先生，你說你去墨西哥買藥。你不怕買到假藥嗎？」
「墨西哥那邊假藥泛濫，FDA早就有警告。你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馬歇爾轉過頭，看向那個議員。
「議員先生，你說的FDA警告，我在報紙上看到過。」
「墨西哥的假藥，我也聽說過。」
他沉默了幾秒。
「但我更知道一件事——美利聯邦的真藥，我買不起。」
會議室里安靜了一瞬。
「假藥可能吃死人。但沒藥吃，一定會死。我選那個『可能不死』的。」
他的聲音低了下去，像是說給自己聽的。
「我不是不怕假藥。我是沒有資格怕。」
會議室里沒有人再問問題了。
這一刻會議室里的空氣像是凝固了。
——————————
這一天的國會山，一棟大樓里，一個護士說出了一萬兩千美元的帳單。
另一棟大樓里，一個工人把一瓶墨西哥買的藥放在了證人席上。
兩個故事，同一份法案。
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
只是以前，沒有人願意聽，沒有人願意問，更沒有人願意替他們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