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0 章 巴黎街頭
十月一日，兔子進入了桂省。
但奇怪的是，兔子的部隊，占領了柳州和桂市之後，竟然停止了腳步。
張文東不解，立刻讓留守在邕州，以防不測，還是留了三萬部隊，掩護撤離。
要知道桂軍此時在撤離桂省的人口和生產工具，他們也不阻止。
消息傳到河內，李佑林照樣不理解。
他知道這一天遲早會來，但當它真的成為白紙黑字，感覺還是不一樣。
「委員長......」副官宋子賢小聲開口，欲言又止。
李佑林轉過身，語氣平靜：「該來的總會來。發電給父親，通報此事。再加一句：北邊大局已定，我部更須抓緊穩固南方根基，時不我待。」
消息在高棉前線的指揮部傳開時，軍官們的反應更直接些。
「他娘的，他們還真成了。」一個桂籍師長咂咂嘴，說不上是感慨還是別的什麼。
李德鄰聽完匯報，只說了句：「知道了。」
萬里之外的巴黎，十月初的陰雨連綿不絕。
塞納河灰濛濛的，岸邊的梧桐葉子開始泛黃。
戰爭的壞消息是一個接一個來的。先是巴色丟了，然後上丁、桔井，最後是金邊。
那座被譽為「東方小巴黎」的王城陷落的消息，登在《費加羅報》第二版一個不起眼的角落：法軍主力潰退，退守西貢孤城。
印度支那太遠了，遠得像另一個世界的事。
咖啡館裡的人們更關心麵包價格、罷工潮、還有議會裡gcd席位又增加了多少。
不過，不知道是誰，將在印度支那法籍士兵陣亡的名單給透露了出來。
這次伴隨名單登出的，還有一封公開信。
寫信人是印度支那總督喬治·蒂埃里的夫人瑪德琳。
這位一向以優雅沉默形象出現在社交版的貴婦人，在媒體申訴道：
「我的丈夫為法蘭西服務三十五年，如今身陷囹圄。
而你們的兒子、兄弟、愛人，正躺在潮濕的叢林裡等待死亡或俘虜。
為了什麼？
為了一個巴黎早已決定放棄的殖民地？
請帶他們回家。
現在就要。」
她的哭訴，被幾家小報轉載，然後是大報。
電台里開始有人討論：為什麼還要打這場贏不了的戰爭？
十月五日，星期六，雨暫時停了。
瑪德琳·蒂埃里穿著一身黑色喪服，不是為丈夫，她強調，是為所有死去的和正在死去的年輕人。
巴黎榮軍院前的廣場上，她身邊跟著十幾個同樣穿黑衣的婦女，手裡舉著兒子的照片、丈夫的軍裝照。
人越聚越多，更多婦女加入進來，她們大多來自工人區或郊區，丈夫或兒子在印度支那服役。
沒有口號，沒有旗幟，只有沉默的站立和照片。
警察來了，但沒敢驅散。
對著這些哭紅眼睛的母親和妻子，警棍舉不起來。
第二天，人數增加到幾百。
第三天，上千人集聚。
照片變成了簡易的標語牌：「讓我們的男人回家」
「停止這場無意義的戰爭」
「巴黎的老爺們，你們的孩子為什麼不上前線」。
十月八日，遊行隊伍從榮軍院走向波旁宮（國民議會）。
沿途不斷有人加入，學生、工人、普通市民。
隊伍里開始出現口號聲：「和平！回家！和平！回家！」
議會大廈緊閉，窗簾都拉上了。
但吼聲能穿透牆壁。
內閣會議室里，煙霧瀰漫。
殖民部長保羅·科斯特拍著桌子：「必須鎮壓！這是煽動叛亂！」
內政部長冷笑：「你去？對著鏡頭，用高壓水龍頭沖那些舉著兒子遺照的母親？
然後明天《人道報》的頭條就是政府向戰爭遺屬開火？」
「那就派軍隊！」
國防部長抬起頭，眼裡滿是血絲：「阿爾及利亞的部隊調不動，本土的部隊要防備gcd在街頭鬧事。就算能調，你讓士兵對自己的母親妻子開槍？」
會議不歡而散。
走廊里，殖民部的官員小聲抱怨：「早就該把北非的部隊調過去，哪怕一個師也好。現在說什麼都晚了。」
另一個官員壓低聲音:「你當議會那些左翼是擺設？手續拖了你三個月，現在好了，不用辦了，西貢都快沒了。」
十月十日，遊行達到高潮。
超過五萬人擠滿戰神廣場。
這次不只是婦女了，有退伍老兵協會舉著舊軍旗，有大學生團體，有工會代表。
講台上，瑪德琳·蒂埃里沒有發言，她只是站在那裡，像一尊悲傷的雕塑。
發言的是個二十出頭的女孩，她的哥哥去年死在莫邊府附近的叢林裡。
「我哥哥叫優爾特，是個麵包學徒。他應徵時以為要去解放被壓迫的人民。
但他最後一封信里寫：這裡沒有人民需要解放，只有想要我們滾出去的農民。
現在他死了，埋在異鄉的爛泥里。還要死多少優爾特？」
人群沉默，然後爆發出更響的吼聲。
當晚，內閣緊急會議開到凌晨。
總理看著窗外仍未散去的人群，嘆了口氣：「給西貢發電，命令駐軍固守待援，但不再派遣任何增援部隊。
同時，向河內的那個什麼委員會，發出談判請求。」
「總理先生，要提出什麼條件？」外交部長問。
「最低條件，法軍及所有法籍人員安全撤離。釋放蒂埃里總督及其他被俘人員。領土的話.......可以談。」
「就這樣承認他們？」
「不承認，但已經造成了事實，耍嘴皮子沒用了。告訴對方，巴黎準備結束在印度支那的軍事存在，以換取人員安全。」
十月十二日，法國政府的談判請求，經瑞士使館轉交，擺在了河內總督府李佑林的桌上。
李佑林看完，遞給剛從前線趕回來的李德鄰。
李德鄰掃了一眼，笑了，笑容里沒什麼溫度：「要體面地滾蛋？可以啊。放人可以，拿東西換。」
「父親的意思是？」
「西貢港里那些船，法國遠東艦隊的殘餘；機場那些還沒飛走的飛機；軍火庫里沒運走的裝備，都不能帶走。而且，還要交贖金。」
「他們會答應嗎？」李佑林也是震驚，這個李德鄰還真是匪氣十足，贖金都說出來了，不過正合自己心意。
只不過，李佑林要的不是錢，而是法國工業設備。要錢，此時的法國，也吃著鷹醬的低保呢，哪有錢？
「不答應，這些東西也沒跑，難道繳獲的東西，還能還回去？」
電報從河內發往巴黎，態度十分的強硬。
塞納河畔，遊行的人群還沒完全散去。
有人舉著新標語：「立刻談判！不要更多死亡！」
巴黎的雨又開始下了，淅淅瀝瀝。
打濕了照片上年輕的面孔，打濕了標語牌，打濕了巴黎這個漫長的、看不到盡頭的秋天。
但奇怪的是，兔子的部隊，占領了柳州和桂市之後，竟然停止了腳步。
張文東不解，立刻讓留守在邕州，以防不測，還是留了三萬部隊，掩護撤離。
要知道桂軍此時在撤離桂省的人口和生產工具，他們也不阻止。
消息傳到河內，李佑林照樣不理解。
他知道這一天遲早會來，但當它真的成為白紙黑字，感覺還是不一樣。
「委員長......」副官宋子賢小聲開口，欲言又止。
李佑林轉過身，語氣平靜：「該來的總會來。發電給父親，通報此事。再加一句：北邊大局已定，我部更須抓緊穩固南方根基，時不我待。」
消息在高棉前線的指揮部傳開時，軍官們的反應更直接些。
「他娘的，他們還真成了。」一個桂籍師長咂咂嘴，說不上是感慨還是別的什麼。
李德鄰聽完匯報，只說了句：「知道了。」
萬里之外的巴黎，十月初的陰雨連綿不絕。
塞納河灰濛濛的，岸邊的梧桐葉子開始泛黃。
戰爭的壞消息是一個接一個來的。先是巴色丟了，然後上丁、桔井，最後是金邊。
那座被譽為「東方小巴黎」的王城陷落的消息，登在《費加羅報》第二版一個不起眼的角落：法軍主力潰退，退守西貢孤城。
印度支那太遠了，遠得像另一個世界的事。
咖啡館裡的人們更關心麵包價格、罷工潮、還有議會裡gcd席位又增加了多少。
不過，不知道是誰，將在印度支那法籍士兵陣亡的名單給透露了出來。
這次伴隨名單登出的，還有一封公開信。
寫信人是印度支那總督喬治·蒂埃里的夫人瑪德琳。
這位一向以優雅沉默形象出現在社交版的貴婦人，在媒體申訴道：
「我的丈夫為法蘭西服務三十五年，如今身陷囹圄。
而你們的兒子、兄弟、愛人，正躺在潮濕的叢林裡等待死亡或俘虜。
為了什麼？
為了一個巴黎早已決定放棄的殖民地？
請帶他們回家。
現在就要。」
她的哭訴，被幾家小報轉載，然後是大報。
電台里開始有人討論：為什麼還要打這場贏不了的戰爭？
十月五日，星期六，雨暫時停了。
瑪德琳·蒂埃里穿著一身黑色喪服，不是為丈夫，她強調，是為所有死去的和正在死去的年輕人。
巴黎榮軍院前的廣場上，她身邊跟著十幾個同樣穿黑衣的婦女，手裡舉著兒子的照片、丈夫的軍裝照。
人越聚越多，更多婦女加入進來，她們大多來自工人區或郊區，丈夫或兒子在印度支那服役。
沒有口號，沒有旗幟，只有沉默的站立和照片。
警察來了，但沒敢驅散。
對著這些哭紅眼睛的母親和妻子，警棍舉不起來。
第二天，人數增加到幾百。
第三天，上千人集聚。
照片變成了簡易的標語牌：「讓我們的男人回家」
「停止這場無意義的戰爭」
「巴黎的老爺們，你們的孩子為什麼不上前線」。
十月八日，遊行隊伍從榮軍院走向波旁宮（國民議會）。
沿途不斷有人加入，學生、工人、普通市民。
隊伍里開始出現口號聲：「和平！回家！和平！回家！」
議會大廈緊閉，窗簾都拉上了。
但吼聲能穿透牆壁。
內閣會議室里，煙霧瀰漫。
殖民部長保羅·科斯特拍著桌子：「必須鎮壓！這是煽動叛亂！」
內政部長冷笑：「你去？對著鏡頭，用高壓水龍頭沖那些舉著兒子遺照的母親？
然後明天《人道報》的頭條就是政府向戰爭遺屬開火？」
「那就派軍隊！」
國防部長抬起頭，眼裡滿是血絲：「阿爾及利亞的部隊調不動，本土的部隊要防備gcd在街頭鬧事。就算能調，你讓士兵對自己的母親妻子開槍？」
會議不歡而散。
走廊里，殖民部的官員小聲抱怨：「早就該把北非的部隊調過去，哪怕一個師也好。現在說什麼都晚了。」
另一個官員壓低聲音:「你當議會那些左翼是擺設？手續拖了你三個月，現在好了，不用辦了，西貢都快沒了。」
十月十日，遊行達到高潮。
超過五萬人擠滿戰神廣場。
這次不只是婦女了，有退伍老兵協會舉著舊軍旗，有大學生團體，有工會代表。
講台上，瑪德琳·蒂埃里沒有發言，她只是站在那裡，像一尊悲傷的雕塑。
發言的是個二十出頭的女孩，她的哥哥去年死在莫邊府附近的叢林裡。
「我哥哥叫優爾特，是個麵包學徒。他應徵時以為要去解放被壓迫的人民。
但他最後一封信里寫：這裡沒有人民需要解放，只有想要我們滾出去的農民。
現在他死了，埋在異鄉的爛泥里。還要死多少優爾特？」
人群沉默，然後爆發出更響的吼聲。
當晚，內閣緊急會議開到凌晨。
總理看著窗外仍未散去的人群，嘆了口氣：「給西貢發電，命令駐軍固守待援，但不再派遣任何增援部隊。
同時，向河內的那個什麼委員會，發出談判請求。」
「總理先生，要提出什麼條件？」外交部長問。
「最低條件，法軍及所有法籍人員安全撤離。釋放蒂埃里總督及其他被俘人員。領土的話.......可以談。」
「就這樣承認他們？」
「不承認，但已經造成了事實，耍嘴皮子沒用了。告訴對方，巴黎準備結束在印度支那的軍事存在，以換取人員安全。」
十月十二日，法國政府的談判請求，經瑞士使館轉交，擺在了河內總督府李佑林的桌上。
李佑林看完，遞給剛從前線趕回來的李德鄰。
李德鄰掃了一眼，笑了，笑容里沒什麼溫度：「要體面地滾蛋？可以啊。放人可以，拿東西換。」
「父親的意思是？」
「西貢港里那些船，法國遠東艦隊的殘餘；機場那些還沒飛走的飛機；軍火庫里沒運走的裝備，都不能帶走。而且，還要交贖金。」
「他們會答應嗎？」李佑林也是震驚，這個李德鄰還真是匪氣十足，贖金都說出來了，不過正合自己心意。
只不過，李佑林要的不是錢，而是法國工業設備。要錢，此時的法國，也吃著鷹醬的低保呢，哪有錢？
「不答應，這些東西也沒跑，難道繳獲的東西，還能還回去？」
電報從河內發往巴黎，態度十分的強硬。
塞納河畔，遊行的人群還沒完全散去。
有人舉著新標語：「立刻談判！不要更多死亡！」
巴黎的雨又開始下了，淅淅瀝瀝。
打濕了照片上年輕的面孔，打濕了標語牌，打濕了巴黎這個漫長的、看不到盡頭的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