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棚子搭起來的那天，整個村子都來看熱鬧。
陳家那個走了二十年的遠水伯回來了，還帶著一個緬甸討來的老婆和四個孩子——這個新聞在村里傳了三天。陳姓在這個小山村里是大姓，沾親帶故的七姑八婆恨不得把陳遠水家的祖宗十八代都翻出來對一遍。
「遠水啊，你阿母走的時候你都沒回來，你良心過不過得去？」
第一個發難的是一房遠房嬸子，生得乾瘦，嘴皮子像刀片，一開口就能剜人。陳遠水從緬甸帶來的那點好脾氣被她一刀一刀剜得七零八落。
他跪在母親墳前磕了三個頭，額頭磕出了血。
「嬸子說得對，」他起身的時候說，「我是不孝。但我把陳家的人帶回來了，一個都沒少。」
那個嬸子還想說什麼，目光掃過蘇阿梅微微隆起的小腹，又把嘴閉上了。
那是陳家第五個孩子。
蘇阿梅在梅州懷上的，一路顛簸到泉州，肚子裡那個居然還安安穩穩地長著。村里接生的阿婆說，這孩子命硬，在娘胎里就走了三千里路，以後什麼場面沒見過？
一九四六年秋天，陳家第五個孩子出生，是個男孩。陳遠水給他取名叫「家安」——一家人，平安。
奶奶那一年八歲。
她有了一個正式的名字：陳阿圓。因為是圓臉，又因為在籮筐里被挑著走了三千里路，搖搖晃晃地像顆在筐里滾來滾去的湯圓。
「阿圓，」陳遠水叫她，「去給三嬸送一碗蝦醬。」
「阿圓，」蘇阿梅叫她，「把弟弟的尿布晾了。」
「阿圓姐，」弟弟妹妹叫她，「阿姐阿姐講故事！」
陳阿圓沒有讀過一天書。
村裡有一個私塾先生，姓吳，留著山羊鬍，穿長衫，走路的時候背著手，像一隻踱步的鵝。吳先生的私塾收束脩，一年要三斗米。陳遠水拿不出三斗米——他連自家吃的米都要跟隔壁借。
吳先生倒是來過一次陳家。他站在棚子前面，看了看那條陳遠水從緬甸挑回來的扁擔，又看了看在櫃檯後面踮著腳擺金棗的陳阿圓，捻著鬍子說了一句：「這個女囡眼睛亮，可惜了。」
陳阿圓不知道什麼叫可惜。她只知道自己要做的事太多：看著弟弟妹妹、幫母親燒火、幫父親搬貨、去山上撿柴火、去溪邊洗衣服。
她的學堂是那間棚子，她的課本是那些蝦醬和金棗。
陳遠水雖然沒讀過什麼書，但他有一個本事：口算。緬甸那些年，他靠著一副算盤在廣東大街站住了腳，華人買貨賒帳、緬甸人用椰子換米、英國人給盧比——他心裡都有一本帳，從不出錯。
每天晚上，棚子打烊之後，陳遠水會把陳阿圓叫到跟前。
「阿圓，今天賣了什麼？」
「賣了五碗蝦醬、三包茶葉、兩顆金棗。」
「多少錢？」
「蝦醬一碗兩分錢，五碗一角錢。茶葉一包五分錢，三包一角五分。金棗兩顆……」
「兩顆多少？」
「金棗一顆一分錢，兩顆兩分錢。一共是兩角七分錢。」
「不對。」
陳阿圓掰著手指又算了一遍。冬天的夜風從棚子的縫隙里灌進來，吹得煤油燈的火苗東倒西歪。她的影子映在土牆上，忽大忽小，像一個正在長大的怪物。
「兩角七分……」她皺著眉頭，「阿爸，我沒算錯。」
「我說不對就不對。」陳遠水從櫃檯下面摸出一顆金棗，放在她手心裡，「你漏了自己吃掉的那一顆。那一顆不要錢，但你要記住，你吃掉的每一顆金棗，都是日子。」
他說這話的時候表情很認真，但眼睛裡藏著一絲笑。陳阿圓後來才明白，她父親不是在教她算帳。
他是在教她算命。
一九四七年，陳家的棚子從村口搬到了路邊。
那條路是連接泉州和永春的古道，平時走的是挑夫和商販，偶爾有騎自行車的人經過，鈴聲叮叮噹噹，引來半個村子的孩子追著跑。陳遠水看準了這地方，用攢了小半年的錢在路邊買了三分地，搭了一間像樣的竹篾房。
說「像樣」是客氣了。竹篾房就是竹子做骨架、竹篾編牆、外麵糊一層泥巴的房子。屋頂鋪的是稻草，一遇颱風就漏水，全家老小端著盆接雨，叮叮咚咚像在屋子裡開了一場戲。
但這是陳家來泉州之後第一間真正的房子，不是棚子，不是借住，是自家的。
陳遠水在那間竹篾房的門楣上掛了一塊木牌，用燒焦的樹枝寫了兩個歪歪扭扭的字：陳家鋪。
緬甸的鋪面叫「遠水號」，泉州的鋪面叫「陳家鋪」。陳遠水說，在外面闖的時候，名字是自己的；回到家了，名字是孩子的。
陳家鋪賣的東西慢慢多了起來。除了蝦醬、茶葉、金棗，還開始賣醬油、醋、鹽巴、火柴、香菸、粗紙。村里人管這叫「雜貨店」，陳遠水不認這個叫法。
「這不是雜貨，」他說，「這是日子。」
陳阿圓十歲的時候，已經能獨當一面了。
她站在陳家鋪的櫃檯後面，個頭還不夠高，得踩一張小板凳才能看清櫃檯外面的客人。但她算帳比父親還快，嘴巴也比父親甜。
「三嬸，今天的蝦醬是新醃的，要不要來一勺？」
「阿水伯，你上回欠的兩分錢什麼時候還？我記著呢。」
「吳先生——來來來，我阿母剛蒸的碗糕，送你一個，不要錢。」
吳先生接過碗糕，看了看那個踩在小板凳上的小姑娘，終於說了當初想說而沒說的那句話：「阿圓，你想不想識字？」
陳阿圓愣了一瞬。
識字？
她在櫃檯後面站了三年，認得「錢」和「米」，認得「一斤」「二兩」「五分」，但她不認得自己的名字。她知道自己是「陳阿圓」，但把那三個字擺在她面前，她一個也不認識。
「吳先生，」她問，「識字要錢嗎？」
「不收你錢。」吳先生咬了一口碗糕，「但你得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把你識的字，教給你弟弟妹妹。」
第二天，陳阿圓踩著露水，第一次走進了吳先生的私塾。
私塾就在村子的祠堂里，三間打通的老屋，擺著七八張條凳。條凳上坐著七八個男孩，最大的十五六，最小的才五六歲。他們看見陳阿圓走進來，齊刷刷地回過頭，眼神里有驚訝，有好奇，也有一絲不太好形容的東西。
十歲的女孩出現在私塾里，在這小山村里，是頭一遭。
吳先生用戒尺敲了敲桌面：「看什麼看？翻書！」
陳阿圓坐在最後排，面前擺著一本舊得發黃的《三字經》。吳先生把手背在身後，踱到她身邊，拿過一根炭筆，在紙上寫了三個字：
陳阿圓
「這是你的名字，」吳先生用指尖點著那三個字，「姓陳，名阿圓。」
陳阿圓盯著那三個字看了很久。原來「陳」是左邊一個耳朵右邊一個東，「阿」是左邊耳朵右邊可，「圓」是一個方框裡面一個圓——她想起籮筐，想起那顆金棗，想起父親說過的話。
「你吃掉的每一顆金棗，都是日子。」
她伸出手，笨拙地握住炭筆，在紙上照著描了一遍。
歪歪扭扭的。
但那是她這輩子寫下的第一個字。
陳阿圓跟吳先生讀了兩年私塾。
兩年裡，她背完了《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學會了寫自己的名字，學會了算帳記帳，甚至學會了用毛筆蘸著鍋底灰調成的墨汁寫春聯。她不是最聰明的學生，但她是吳先生見過的最珍惜每一個字的學生。
「你看那些男孩，」吳先生有一次對她說，「他們識字，是為了一張文憑。你識字，是為了什麼？」
陳阿圓想了想，說：「為了以後沒人能騙我。」
吳先生被這個答案震住了。一個小山村的女孩，十歲出頭，說出的話像秤砣一樣沉。他沉默了一會兒，把一本手抄的《日用雜字》遞給她。
「這本書你拿回去，裡面是做生意要用到的字。學完了，你就不用再來私塾了。」
陳阿圓接過那本書，封面是牛皮紙糊的，裡面是蠅頭小楷，密密麻麻寫滿了各種詞：天平、秤桿、斗、升、錢、兩、斤、擔、佘、賒、現錢、月結、年帳、虧本、盈利、關門、開張……
她翻到最後一頁，發現吳先生還多寫了兩行字：
人情練達即文章
世事洞明皆學問
那幾個字她當時不完全懂，但她把它們背了下來。背了一輩子。
一九四九年，整個中國都在變。
路過的挑夫帶來了山外面的消息：解放軍打過來了，國民黨跑了，新政權要成立了。村里人議論紛紛，有人害怕，有人期盼，大多數人在觀望。陳遠水不觀望，也不議論。他在陳家鋪的櫃檯後面，該賣蝦醬賣蝦醬，該醃茶葉醃茶葉。
一天傍晚，一支隊伍從陳家鋪門前走過。
不是日本兵，不是國民黨兵，是一支穿著灰色軍裝、腳打綁腿、帽子上別著一顆紅星的隊伍。他們不說話，不擾民，踩著整齊的步伐，從永春方向來，往泉州方向去。
陳阿圓站在陳家鋪門口，手裡端著一碗涼茶。
她看見最後排的一個士兵——年紀看起來不過十七八歲，臉被太陽曬得脫了皮，嘴唇乾裂出一道道血口子。那士兵看了她一眼，又很快移開目光，腳步不停。
「兵哥——」陳阿圓喊了一聲。
隊伍繼續往前走，沒有人停下來。
她端著茶碗追了兩步：「喝茶不？」
那年輕的士兵終於扭過頭，笑了一下，露出白白的牙齒。他搖了搖頭，又點了點頭，但他沒有回來。隊伍已經走到前面去了，他只能跟上去，腳步越來越快，消失在暮色里。
陳阿圓端著那碗茶站在原地，看著那條漸漸暗下去的古道。
她不知道那個士兵叫什麼名字，不知道他去了哪裡，不知道他後來是死是活。但她記住了他的笑容——那個在長時間的跋涉之後、在嘴唇乾裂出血之後、在不知道明天會怎樣的漫長道路上，還能笑出來的樣子。
她想起自己四歲時被父親挑在籮筐里的那些日子。
也是在路上，也是不知道明天會怎樣，也是嘴唇乾裂，也是腳上磨出血泡。但她記得父親從來沒有垮過——肩膀上的扁擔斷了又接，腿上的傷口爛了又長，他始終瘸著一條腿走在最前面，回過頭來對她說：
「你乖，看著弟弟的夢。」
她把那碗涼茶潑在路邊。
茶水流進乾裂的泥土裡，很快就消失不見了。但那一瞬間，她覺得自己好像忽然懂了什麼——懂了父親說的「日子」，懂了吳先生寫的「人情練達」，懂了那個年輕士兵在疲憊至極時還能露出的那個笑容。
都不過是活著。
活著，然後把路走完。
陳家那個走了二十年的遠水伯回來了，還帶著一個緬甸討來的老婆和四個孩子——這個新聞在村里傳了三天。陳姓在這個小山村里是大姓，沾親帶故的七姑八婆恨不得把陳遠水家的祖宗十八代都翻出來對一遍。
「遠水啊，你阿母走的時候你都沒回來，你良心過不過得去？」
第一個發難的是一房遠房嬸子，生得乾瘦，嘴皮子像刀片，一開口就能剜人。陳遠水從緬甸帶來的那點好脾氣被她一刀一刀剜得七零八落。
他跪在母親墳前磕了三個頭，額頭磕出了血。
「嬸子說得對，」他起身的時候說，「我是不孝。但我把陳家的人帶回來了，一個都沒少。」
那個嬸子還想說什麼，目光掃過蘇阿梅微微隆起的小腹，又把嘴閉上了。
那是陳家第五個孩子。
蘇阿梅在梅州懷上的，一路顛簸到泉州，肚子裡那個居然還安安穩穩地長著。村里接生的阿婆說，這孩子命硬，在娘胎里就走了三千里路，以後什麼場面沒見過？
一九四六年秋天，陳家第五個孩子出生，是個男孩。陳遠水給他取名叫「家安」——一家人，平安。
奶奶那一年八歲。
她有了一個正式的名字：陳阿圓。因為是圓臉，又因為在籮筐里被挑著走了三千里路，搖搖晃晃地像顆在筐里滾來滾去的湯圓。
「阿圓，」陳遠水叫她，「去給三嬸送一碗蝦醬。」
「阿圓，」蘇阿梅叫她，「把弟弟的尿布晾了。」
「阿圓姐，」弟弟妹妹叫她，「阿姐阿姐講故事！」
陳阿圓沒有讀過一天書。
村裡有一個私塾先生，姓吳，留著山羊鬍，穿長衫，走路的時候背著手，像一隻踱步的鵝。吳先生的私塾收束脩，一年要三斗米。陳遠水拿不出三斗米——他連自家吃的米都要跟隔壁借。
吳先生倒是來過一次陳家。他站在棚子前面，看了看那條陳遠水從緬甸挑回來的扁擔，又看了看在櫃檯後面踮著腳擺金棗的陳阿圓，捻著鬍子說了一句：「這個女囡眼睛亮，可惜了。」
陳阿圓不知道什麼叫可惜。她只知道自己要做的事太多：看著弟弟妹妹、幫母親燒火、幫父親搬貨、去山上撿柴火、去溪邊洗衣服。
她的學堂是那間棚子，她的課本是那些蝦醬和金棗。
陳遠水雖然沒讀過什麼書，但他有一個本事：口算。緬甸那些年，他靠著一副算盤在廣東大街站住了腳，華人買貨賒帳、緬甸人用椰子換米、英國人給盧比——他心裡都有一本帳，從不出錯。
每天晚上，棚子打烊之後，陳遠水會把陳阿圓叫到跟前。
「阿圓，今天賣了什麼？」
「賣了五碗蝦醬、三包茶葉、兩顆金棗。」
「多少錢？」
「蝦醬一碗兩分錢，五碗一角錢。茶葉一包五分錢，三包一角五分。金棗兩顆……」
「兩顆多少？」
「金棗一顆一分錢，兩顆兩分錢。一共是兩角七分錢。」
「不對。」
陳阿圓掰著手指又算了一遍。冬天的夜風從棚子的縫隙里灌進來，吹得煤油燈的火苗東倒西歪。她的影子映在土牆上，忽大忽小，像一個正在長大的怪物。
「兩角七分……」她皺著眉頭，「阿爸，我沒算錯。」
「我說不對就不對。」陳遠水從櫃檯下面摸出一顆金棗，放在她手心裡，「你漏了自己吃掉的那一顆。那一顆不要錢，但你要記住，你吃掉的每一顆金棗，都是日子。」
他說這話的時候表情很認真，但眼睛裡藏著一絲笑。陳阿圓後來才明白，她父親不是在教她算帳。
他是在教她算命。
一九四七年，陳家的棚子從村口搬到了路邊。
那條路是連接泉州和永春的古道，平時走的是挑夫和商販，偶爾有騎自行車的人經過，鈴聲叮叮噹噹，引來半個村子的孩子追著跑。陳遠水看準了這地方，用攢了小半年的錢在路邊買了三分地，搭了一間像樣的竹篾房。
說「像樣」是客氣了。竹篾房就是竹子做骨架、竹篾編牆、外麵糊一層泥巴的房子。屋頂鋪的是稻草，一遇颱風就漏水，全家老小端著盆接雨，叮叮咚咚像在屋子裡開了一場戲。
但這是陳家來泉州之後第一間真正的房子，不是棚子，不是借住，是自家的。
陳遠水在那間竹篾房的門楣上掛了一塊木牌，用燒焦的樹枝寫了兩個歪歪扭扭的字：陳家鋪。
緬甸的鋪面叫「遠水號」，泉州的鋪面叫「陳家鋪」。陳遠水說，在外面闖的時候，名字是自己的；回到家了，名字是孩子的。
陳家鋪賣的東西慢慢多了起來。除了蝦醬、茶葉、金棗，還開始賣醬油、醋、鹽巴、火柴、香菸、粗紙。村里人管這叫「雜貨店」，陳遠水不認這個叫法。
「這不是雜貨，」他說，「這是日子。」
陳阿圓十歲的時候，已經能獨當一面了。
她站在陳家鋪的櫃檯後面，個頭還不夠高，得踩一張小板凳才能看清櫃檯外面的客人。但她算帳比父親還快，嘴巴也比父親甜。
「三嬸，今天的蝦醬是新醃的，要不要來一勺？」
「阿水伯，你上回欠的兩分錢什麼時候還？我記著呢。」
「吳先生——來來來，我阿母剛蒸的碗糕，送你一個，不要錢。」
吳先生接過碗糕，看了看那個踩在小板凳上的小姑娘，終於說了當初想說而沒說的那句話：「阿圓，你想不想識字？」
陳阿圓愣了一瞬。
識字？
她在櫃檯後面站了三年，認得「錢」和「米」，認得「一斤」「二兩」「五分」，但她不認得自己的名字。她知道自己是「陳阿圓」，但把那三個字擺在她面前，她一個也不認識。
「吳先生，」她問，「識字要錢嗎？」
「不收你錢。」吳先生咬了一口碗糕，「但你得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把你識的字，教給你弟弟妹妹。」
第二天，陳阿圓踩著露水，第一次走進了吳先生的私塾。
私塾就在村子的祠堂里，三間打通的老屋，擺著七八張條凳。條凳上坐著七八個男孩，最大的十五六，最小的才五六歲。他們看見陳阿圓走進來，齊刷刷地回過頭，眼神里有驚訝，有好奇，也有一絲不太好形容的東西。
十歲的女孩出現在私塾里，在這小山村里，是頭一遭。
吳先生用戒尺敲了敲桌面：「看什麼看？翻書！」
陳阿圓坐在最後排，面前擺著一本舊得發黃的《三字經》。吳先生把手背在身後，踱到她身邊，拿過一根炭筆，在紙上寫了三個字：
陳阿圓
「這是你的名字，」吳先生用指尖點著那三個字，「姓陳，名阿圓。」
陳阿圓盯著那三個字看了很久。原來「陳」是左邊一個耳朵右邊一個東，「阿」是左邊耳朵右邊可，「圓」是一個方框裡面一個圓——她想起籮筐，想起那顆金棗，想起父親說過的話。
「你吃掉的每一顆金棗，都是日子。」
她伸出手，笨拙地握住炭筆，在紙上照著描了一遍。
歪歪扭扭的。
但那是她這輩子寫下的第一個字。
陳阿圓跟吳先生讀了兩年私塾。
兩年裡，她背完了《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學會了寫自己的名字，學會了算帳記帳，甚至學會了用毛筆蘸著鍋底灰調成的墨汁寫春聯。她不是最聰明的學生，但她是吳先生見過的最珍惜每一個字的學生。
「你看那些男孩，」吳先生有一次對她說，「他們識字，是為了一張文憑。你識字，是為了什麼？」
陳阿圓想了想，說：「為了以後沒人能騙我。」
吳先生被這個答案震住了。一個小山村的女孩，十歲出頭，說出的話像秤砣一樣沉。他沉默了一會兒，把一本手抄的《日用雜字》遞給她。
「這本書你拿回去，裡面是做生意要用到的字。學完了，你就不用再來私塾了。」
陳阿圓接過那本書，封面是牛皮紙糊的，裡面是蠅頭小楷，密密麻麻寫滿了各種詞：天平、秤桿、斗、升、錢、兩、斤、擔、佘、賒、現錢、月結、年帳、虧本、盈利、關門、開張……
她翻到最後一頁，發現吳先生還多寫了兩行字：
人情練達即文章
世事洞明皆學問
那幾個字她當時不完全懂，但她把它們背了下來。背了一輩子。
一九四九年，整個中國都在變。
路過的挑夫帶來了山外面的消息：解放軍打過來了，國民黨跑了，新政權要成立了。村里人議論紛紛，有人害怕，有人期盼，大多數人在觀望。陳遠水不觀望，也不議論。他在陳家鋪的櫃檯後面，該賣蝦醬賣蝦醬，該醃茶葉醃茶葉。
一天傍晚，一支隊伍從陳家鋪門前走過。
不是日本兵，不是國民黨兵，是一支穿著灰色軍裝、腳打綁腿、帽子上別著一顆紅星的隊伍。他們不說話，不擾民，踩著整齊的步伐，從永春方向來，往泉州方向去。
陳阿圓站在陳家鋪門口，手裡端著一碗涼茶。
她看見最後排的一個士兵——年紀看起來不過十七八歲，臉被太陽曬得脫了皮，嘴唇乾裂出一道道血口子。那士兵看了她一眼，又很快移開目光，腳步不停。
「兵哥——」陳阿圓喊了一聲。
隊伍繼續往前走，沒有人停下來。
她端著茶碗追了兩步：「喝茶不？」
那年輕的士兵終於扭過頭，笑了一下，露出白白的牙齒。他搖了搖頭，又點了點頭，但他沒有回來。隊伍已經走到前面去了，他只能跟上去，腳步越來越快，消失在暮色里。
陳阿圓端著那碗茶站在原地，看著那條漸漸暗下去的古道。
她不知道那個士兵叫什麼名字，不知道他去了哪裡，不知道他後來是死是活。但她記住了他的笑容——那個在長時間的跋涉之後、在嘴唇乾裂出血之後、在不知道明天會怎樣的漫長道路上，還能笑出來的樣子。
她想起自己四歲時被父親挑在籮筐里的那些日子。
也是在路上，也是不知道明天會怎樣，也是嘴唇乾裂，也是腳上磨出血泡。但她記得父親從來沒有垮過——肩膀上的扁擔斷了又接，腿上的傷口爛了又長，他始終瘸著一條腿走在最前面，回過頭來對她說：
「你乖，看著弟弟的夢。」
她把那碗涼茶潑在路邊。
茶水流進乾裂的泥土裡，很快就消失不見了。但那一瞬間，她覺得自己好像忽然懂了什麼——懂了父親說的「日子」，懂了吳先生寫的「人情練達」，懂了那個年輕士兵在疲憊至極時還能露出的那個笑容。
都不過是活著。
活著，然後把路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