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徐光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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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紫禁城,文淵閣。

  三月的北京,春寒料峭。

  宮牆外的柳樹剛剛抽出嫩芽,在寒風中瑟瑟發抖。

  文淵閣里,幾個閣臣正圍坐在一張長案旁,商議國事。

  為首的是首輔周延儒,今年三十八歲,萬曆四十一年的狀元,年少得志,意氣風發。

  坐在他對面的是次輔溫體仁,五十出頭,面容清瘦,一雙眼睛總是半眯著,讓人看不透他在想什麼。

  「陝西的旱情,諸位大人想必都知道了。」周延儒開口,聲音不高,卻帶著首輔特有的威重。

  「去年秋旱,冬無雪,今春又是滴雨未下。延安、慶陽、平涼三府,饑民遍野,相食之慘,屢見奏報。朝廷撥下的賑災銀,戶部說已經發下去了,可陝西巡撫說沒收到。這中間,到底出了什麼岔子?」

  戶部尚書畢自嚴欠了欠身:「首輔大人,戶部的銀子,確實是撥下去了。但從京師到陝西,山高路遠,層層解運,難免有所遲滯。況且,各地衛所、州縣,都在伸手要錢。遼東要軍餉,薊鎮要修邊牆,登萊要造戰船……戶部的銀子,實在是捉襟見肘。」

  「捉襟見肘?」周延儒冷笑,「畢大人,陝西的饑民可不管你的銀子捉不捉襟見肘。他們餓了,就要吃。沒得吃,就要反。王嘉胤、李自成、張獻忠,一個接一個地反。還是說,今年你打算讓陝西再反出幾個『闖將』、『八大王』來啊?」

  畢自嚴臉色一白,垂下頭不再說話。

  溫體仁一直半眯著眼睛,這時忽然睜開,不緊不慢地開口:「首輔大人,賑災固然要緊,但光靠賑災,救不了陝西。」

  「哦?」周延儒看著他,「溫大人有何高見?」

  「陝西之災,在天,更在人。」溫體仁捋著鬍鬚,「這些年,朝廷加征遼餉、剿餉、練餉,三餉並征,民力已竭。即便沒有旱災,百姓也活不下去。旱災只是把本就千瘡百孔的陝西,徹底推下了懸崖。」

  閣臣們面面相覷。

  溫體仁說的是實情,但這實情,沒人敢在朝堂上明說。

  三餉是皇上欽定的,誰敢妄議?

  溫體仁似乎沒看到眾人的臉色,繼續說道:「所以,賑災只能救一時之急。要救陝西,必須從根子上想辦法。」

  「什麼根子?」周延儒問。

  溫體仁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從袖中抽出一封奏疏,放在案上。

  「這是禮部侍郎徐光啟徐大人的奏疏。他托我轉呈內閣。」

  周延儒接過奏疏,展開細讀。其他閣臣也湊過來,一起觀看。

  奏疏很長,洋洋數千言。

  開篇先是陳述了陝西旱災的慘狀——赤地千里,饑民相食,樹皮草根掘盡,賣兒鬻女成風。

  接著,話鋒一轉,提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建議。

  「臣謹按,天災雖不可測,人事猶可補救。補救之道,一曰修曆法以授民時,二曰興水利以備旱澇,三曰種新谷以廣食源。」

  「修曆法?」一個閣臣皺眉,「徐大人這是……要改曆法?」

  周延儒繼續往下讀。

  徐光啟在奏疏中詳細闡述了他的理由——現行的《大統歷》承襲元朝郭守敬的《授時曆》,已經使用了三百餘年,誤差積累越來越大。

  節氣的推算與實際天象不符,導致農時失准,百姓播種收割,往往錯過最佳時節。

  他建議禮部組織精通天文歷算的學者,參照西洋新法,重新修訂曆法。

  而他所倚重的「西洋新法」,正是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湯若望等人帶來的歐洲天文學知識。

  「徐大人還推薦了兩個人。」周延儒的目光落在奏疏的最後,「一個是耶穌會士湯若望,一個是欽天監五官正李祖白。他說這兩人精通西洋曆法,可以主持修歷。」

  閣臣們議論紛紛。

  有人贊同,說曆法確實該修了;有人反對,說祖宗之法不可輕改;有人質疑,說西洋人的學問,怎麼能用在我大明朝的曆法上?

  溫體仁一直沉默著,等眾人議論得差不多了,才緩緩開口:「徐大人的奏疏,不止修歷一項。他還說,要興水利,種新谷。」

  周延儒翻到奏疏的後半部分。

  果然,徐光啟用大量篇幅,詳細論述了在陝西興修水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他建議利用陝西現有的河渠故道,加以疏浚整治,再開鑿新的渠道,引涇水、渭水灌溉高塬旱地。

  他還推薦了一個叫徐貞明的人,說此人精通水利,著有《潞水客談》,可以委以重任。

  至於「種新谷」,徐光啟說的是一種從西洋傳入的新作物——甘薯。

  「甘薯?」一個閣臣疑惑道,「就是那種紅皮白心、生吃脆甜、熟吃軟糯的東西?聽說南方已經有種植,產量確實不低。可那是南方的作物,陝西能種嗎?」

  「徐大人在奏疏里說,甘薯耐旱耐瘠,不擇地而生,山坡、沙地、荒地,皆可種植。而且產量極高,一畝可收數十石,數倍於五穀。」溫體仁道,「他在天津的農莊裡試種過,收成很好。他認為,如果能在陝西推廣甘薯,即便大旱之年,百姓也不至於餓死。」

  閣臣們沉默了。

  徐光啟的奏疏,寫得有理有據,既有長遠之計,又有應急之策。

  修曆法,是為了讓百姓不誤農時;興水利,是為了讓土地旱澇保收;種甘薯,是為了讓饑民有東西可吃。三管齊下,若能施行,陝西的困局,或許真有轉機。

  但所有人都知道,知易行難。

  修曆法,需要大量精通天文歷算的人才,而欽天監那幫人,除了會看黃曆、算吉日,還能幹什麼?

  興水利,需要巨額的錢糧投入,而朝廷的國庫空空如也,連遼東的軍餉都發不出來,哪有錢去陝西修渠?

  種甘薯,看似簡單,但推廣新作物,需要官府組織,需要百姓接受,沒有幾年時間,根本見不到成效。

  而這些,恰恰是眼下最缺的——錢,人,時間。

  周延儒合上奏疏,沉默了很久。

  「徐大人的奏疏,本輔會呈送皇上御覽。」他最終說道,「至於能不能施行,施行的效果如何,就看天意了。」

  溫體仁微微點頭,沒有再說什麼。

  他知道,周延儒說的是實情。

  大明朝的官僚機器,早已鏽蝕不堪。

  再好的奏疏,再好的方略,落到這架鏽蝕的機器里,都會被碾成齏粉。

  徐光啟的一腔熱血,恐怕又要付諸東流了。

  但他還是在袖中暗暗握了握拳。

  徐光啟是他的同年,也是他敬佩的人。

  這個人,一輩子都在做「有用」的事——學西學,譯西書,種甘薯,修曆法,造火器。

  在滿朝文武忙於黨爭、營私、內耗的時候,只有他,像個不合時宜的老農,埋頭做著那些真正能救民於水火的事。

  這樣的人,太少了。

  禮部衙門,一間堆滿書籍和圖紙的偏廳里,徐光啟正伏在案上,用筆在記錄著什麼。

  徐光啟今年六十七歲了。

  他身材清瘦,鬚髮皆白,面容清癯,一雙眼睛卻依然明亮,透著與年齡不相稱的好奇和專注。

  他是萬曆三十二年的進士,入仕三十餘年,官至禮部右侍郎。

  但他的興趣,從來不在升官發財上。

  他痴迷於「實學」——天文、曆法、數學、水利、農學、火器,凡是能經世致用的學問,他都如饑似渴地學習。

  萬曆二十八年,他在南京遇到了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

  從那時起,他的世界被徹底打開了。

  他向利瑪竇學習西方的天文學、數學、地理學,與利瑪竇合作翻譯了《幾何原本》前六卷,把歐幾里得的幾何學第一次系統地介紹到中國。

  他還撰寫了《農政全書》,系統總結了中國的農業技術,並介紹了從西洋引進的新作物——甘薯、玉米、馬鈴薯。

  在他看來,大明朝的積弊,根子在「虛」。

  士大夫們整天談玄論道,講心性,講天理,卻沒人去研究怎麼讓地多打糧食,怎麼讓河不泛濫,怎麼讓兵器更鋒利,怎麼讓曆法更精確。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

  這個道理,他念叨了一輩子,卻應者寥寥。

  「老爺,湯先生來了。」一個老僕走進來,輕聲稟報。

  「快請!」徐光啟放下放大鏡,站起身。

  片刻後,一個身穿黑色長袍、胸前掛著十字架的中年外國人走了進來。


  他身材高大,面容清秀,留著修剪整齊的短須,一雙藍色的眼睛深邃而溫和。

  他就是耶穌會士湯若望,德意志人,萬曆四十八年來華,精通天文歷算,是徐光啟在修歷事業上最倚重的助手。

  「徐大人。」湯若望拱手行禮,用流利的漢語說道,「您找我?」

  「若望,坐。」徐光啟指了指旁邊的一把椅子,自己也坐了下來,「我那份奏疏,遞上去了。」

  湯若望眼睛一亮:「內閣怎麼說?」

  「還沒批下來。」徐光啟嘆了口氣,「不過,周閣老答應呈送皇上御覽。成與不成,就看聖意了。」

  湯若望沉默了一會兒,低聲道:「徐大人,有句話,我不知道當講不當講。」

  「你說。」

  「我來中國十幾年了,觀察到一個現象。」湯若望斟酌著詞句,「貴國的士大夫,聰明絕頂,學問淵博。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毛病——喜歡爭論是非,卻不善於解決實際問題。一份奏疏遞上去,光是議論,就能議論幾個月。等議論出結果了,事情早就變了。陝西的饑民,等不了幾個月。」

  徐光啟苦笑:「若望,你說得對。但這不單是士大夫的毛病,是體制的毛病。大明朝的官制,設計之初,就是為了互相制衡。一件事,要經過層層上報、層層審議、層層批准,才能施行。等施行下去,黃花菜都涼了。可要改這體制,比登天還難。」

  兩人沉默相對。窗外,傳來一陣鴿哨聲。幾隻白鴿掠過灰色的天空,飛向遠方。

  「徐大人,」湯若望忽然開口,「我想去陝西。」

  徐光啟一愣:「去陝西?」

  「去陝西。」湯若望的目光堅定,「您奏疏里說的那三件事——修曆法、興水利、種甘薯。修曆法,我在欽天監可以做;興水利,徐貞明可以做;但種甘薯,需要有人去陝西,手把手地教百姓怎麼種、怎麼收、怎麼儲藏。我願意去。」

  徐光啟看著這個異國的傳教士,心中湧起一股暖流。

  這個人,漂洋過海來到中國,本是為了傳播他的信仰。

  但十幾年下來,他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了與信仰無關的事上——幫中國人修訂曆法,幫中國人製造火炮,幫中國人翻譯西方的科學典籍。

  如今,他又要自告奮勇,去那個赤地千里、饑民相食的陝西,教百姓種甘薯。

  「若望,陝西現在很亂。」徐光啟的聲音有些沙啞,「流寇遍地,官軍剿不勝剿。你一個外國人,去那種地方,太危險了。」

  「我知道。」湯若望平靜地說,「但正因為危險,才更需要有人去。耶穌說過,一粒麥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徐光啟沉默了。

  他不是基督徒,但他理解湯若望的信念。

  那是一種超越了個人安危、超越了國界和種族的、對世人的大愛。

  他自己,何嘗不是如此?一輩子痴迷於那些「無用」的實學,被人嘲笑為「迂腐」,被同僚排擠,被上司冷落。但他從沒後悔過。

  因為,總要有人去做那些事。

  「若望,等聖上的批覆下來,如果准了,我跟你一起去陝西。」徐光啟說。

  湯若望看著他,藍色的眼睛裡閃過一絲驚訝:「徐大人,您年事已高,何必親自跋涉?」

  「正因為年事已高,才更要去。」徐光啟笑了笑,「我這輩子,寫了不少書,說了不少話。但真正親手做的事,太少了。趁還走得動,我想親手在陝西的地里,種下幾棵甘薯。等它們長出來,結了薯,讓那些餓著肚子的百姓,嘗一嘗。讓他們知道,這世上有一種東西,種下去,就能活命。」

  湯若望沒有再勸。他站起身,向徐光啟深深鞠了一躬。

  「徐大人,能和您共事,是我畢生的榮幸。」

  徐光啟也站起身,扶住他的手臂。兩個年齡、國籍、信仰截然不同的人,在這間堆滿書籍的偏廳里,相視一笑。窗外,鴿哨聲再次響起,白鴿掠過灰色的天空,飛向西南方——那是陝西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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