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傑羅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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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食堂的另一個角落,沒人注意一個叫傑羅姆的犯人正一個人坐在最邊緣的位置。

  他的托盤裡只有一碗幾乎沒有動過的燕麥粥和一杯已經涼透的咖啡。

  他的雙手放在桌面上,指關節處還有明顯的老繭,但手指卻在微微顫抖。

  那是戒斷反應的殘餘,已經過了最嚴重的階段,但時不時還會回來。

  就像福斯特的腿在變天時會疼一樣,傑羅姆的身體在遇到某些觸發條件時,也會重新記起海洛因的味道。

  誰能想到,昔日的地下拳王居然會變成這樣一副病殃殃的模樣。

  他今天早上又發作了一次,將他從噩夢中驚醒,渾身冷汗。

  夢裡他在一個沒有出口的地下室里,牆壁在向他合攏,空氣變得越來越稀薄。

  湯米聽到聲音趕過來的時候,傑羅姆正蹲在牢房的角落裡,嘴裡反覆念叨著一個名字。

  那是一個女人的名字。

  瑪麗安娜。

  不過湯米並沒有問瑪麗安娜是誰。

  在監獄裡,很多犯人都會有一個在外面等你的人,或者一個永遠不會再等你的人。

  兩者的區別,往往決定了一個犯人在刑滿釋放後會走上什麼樣的路。

  他給傑羅姆餵了兩片安定,坐在牢房外面陪他待到凌晨五點,直到他的呼吸變得平穩。

  陪毒癮發作的犯人熬夜,這不是他的工作職責。

  但湯米做這些事情不是因為手冊上寫了,而是因為手冊上沒寫。

  像傑羅姆這樣的人,並不是天生的罪犯,他們只是被什麼東西抓住了。

  毒品、酒精、賭博,或者只是單純的窮。

  然後他們犯了一個錯誤,然後是第二個,然後是第三個。

  等到他們回過神來的時候,已經在監獄裡了。

  湯米自己就差一點就走上這條路。

  他十九歲那年,在塔爾薩的一家加油站打工。

  有一天晚上,兩個蒙面的人闖進來,用槍指著他的頭,讓他把錢箱打開。

  他把錢箱打開後,裡面有五百二十多美元。

  兩個人拿了錢就走了,臨走前其中一個人回頭看了他一眼,說了一句話:

  「別報警,我們知道你家在哪兒!」

  他沒有報警,可並不是真的被恐嚇到了。

  他當時很震驚,因為他認出了那個聲音。

  那是他高中時最好的朋友,叫倫尼。

  他們一起打過橄欖球,一起追過同一個女孩,一起在畢業典禮上喝得爛醉。

  畢業後倫尼去了俄克拉荷馬城,說是找到了一份好工作。

  一年後他回來了,蹲在一個破加油站里,用槍指著自己最好朋友的腦袋!

  湯米後來在法庭上見到了倫尼。

  他本想把那晚被搶劫的錢補上,就當無事發生。

  但五百二十美元是他一個多月的生活費,他當時拿不出來。

  加油站站長查監控之後報了警,很快就抓住了倫尼。

  他被判了七年,罪名是持械搶劫,這不是第一次了。

  湯米作為證人出庭,坐在旁聽席上的倫尼的母親一直在哭。

  庭審結束後,湯米走到倫尼的母親面前,不知道該說什麼。

  那個女人的眼睛哭得紅腫,但她還是對他說了一句:

  「謝謝你沒有開槍打我兒子。」

  那一刻,湯米決定了自己這輩子要做什麼。

  他不想再看到這樣的場面。

  不想再看到一個人被逼到用槍指著朋友的頭,不想再看到十九歲的年輕人在加油站的夜班崗位上被恐懼吞噬。

  所以他成了一名獄警。

  他不想懲罰那些人,只想要努力讓他們從監獄裡出去的時候,比進來的時候好一點點。

  哪怕只是一點點。

  他端著咖啡杯走到傑羅姆對面坐下。

  傑羅姆抬起頭,眼睛裡的瞳孔因為安定的藥效還微微放大,讓他的目光顯得有些渙散。


  「今天感覺怎麼樣?」

  湯米的聲音很輕,像是在安慰一位老朋友。

  「好一點了。」

  傑羅姆的聲音沙啞:

  「昨天......謝謝你。」

  湯米點了點頭,「不客氣。」

  「你今天想來醫療室嗎?我可以給你量一下血壓,看看身體指標有沒有好轉。」

  「你知道,每次發作都會對身體造成負擔。」

  傑羅姆沉默了一會兒,傷感道:

  「瑪麗安娜......她以前也總是讓我去量血壓。」

  湯米只是安靜地坐在那裡,等傑羅姆自己決定要不要繼續說下去。

  傑羅姆低下頭,盯著自己顫抖的手指:

  「她是我的未婚妻,我們本來打算去年結婚的。」

  「她在一家理髮店工作,我在地下拳擊場打拳,攢錢給她買了婚紗。」

  「然後我們搬到了加利福尼亞,在那兒租了一套不錯的公寓,離她媽媽遠一點。」

  「她媽媽不同意?」湯米問。

  「她媽媽覺得我一個地下拳擊手,配不上她的女兒,即便我那時已經決心不碰那東西了。」

  傑羅姆的嘴角扯出一個苦澀的弧度:

  「她說得對,瑪麗安娜去年八月死的,因為藥物過量。」

  「警察說她是自己注射的,但我知道她從來不用針頭。」

  「她怕針,連打疫苗都會暈過去,一定是有人給她注射的!」

  「一定是那個叫查科的傢伙,他一直在糾纏她!」

  湯米眉頭一皺,「所以你殺了查科?」

  「沒有。」

  傑羅姆搖了搖頭:

  「我找到他的時候,他已經死了,而且明顯是他殺,但我沒有辦法證明不是我殺的。」

  「監控拍到我在那棟樓附近出現過,我的外套上還有血跡殘留,因為我那天下午在擂台上揍過他,所有證據都指向我。」

  「你沒有找律師?」

  「找了一個,但那個混蛋是法庭指定的。」

  傑羅姆的聲音里逐漸沒有了憤怒,只留下了深入骨髓的疲憊。

  「他只用了十分鐘就勸我認罪,他說只要我認罪,刑期可以減到十年。」

  「如果不認罪,輸了可能就是無期,陪審團不會相信一個有毒癮的黑人說的話。」

  湯米沉默了很久。

  傑羅姆說的可能不完全是真的。

  在監獄裡待久了,每個人都會給自己編織一個更體面的故事。

  但問題是,即使這個故事只有一半是真的,那也夠讓人心寒的了。

  「你今天來醫療室嗎?」湯米最後問。

  傑羅姆想了想,點了點頭。

  「好,但不用給我量血壓。」

  「為什麼?」

  「因為每次量完,我都會想起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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