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浮橋下的鐵盒
拆遷隊的鏟車一鏟下去，青弋江邊最後一座老浮橋的橋墩就塌了半邊。
那場面周驍後來跟江波形容過很多遍——磚頭瓦礫往下掉的時候，露出一個生鏽的鐵盒子，就卡在橋墩中間的縫隙里，像是有人故意塞進去的。鏟車司機沒看見，第二鏟就要下去，一個老工人眼尖，喊停了。
「差點就給鏟成鐵片了。」周驍說這話的時候，那個鐵盒已經擺在技術科的台子上，鏽得看不出原色，只有鎖扣的位置還殘留著一小片暗綠色的漆。
江波拿起來掂了掂，沉甸甸的。他晃了晃，裡面有什麼東西在滾動。
「打開看了嗎？」
「沒，等您來呢。」周驍遞過來一把小撬棍，「技術科說鏽死了，鑰匙孔都堵住了，只能撬。」
江波接過鐵盒，沒有立刻動手。他翻過來，看了看底部——那兒刻著一行小字，很淺，但還能辨認：「1998.3.8，阿珍。」
周驍湊過來看：「阿珍？這名字有點耳熟。」
江波沒說話。他把鐵盒放在桌上，拿起撬棍，插進鎖扣和盒蓋之間的縫隙。鏽得太死，第一下沒撬動。他加了把力，鐵盒發出一聲尖銳的嘎吱響，盒蓋彈開一條縫。
一股霉味飄出來，夾雜著鐵鏽和舊紙張的味道。
江波把盒蓋完全掀開。
裡面躺著一本塑料封皮的日記本，巴掌大小，粉紅色的封皮已經褪成灰白色。日記本旁邊，是一張褪色的彩色照片，邊緣捲曲，有幾個指印的痕跡。照片下面，壓著一枚銅質的印章，雞蛋大小，上面刻著一個字。
江波沒動那些東西，先看著。周驍在旁邊拿手機拍照，咔嚓咔嚓的聲音在安靜的辦公室里格外響。
「拿手套來。」
周驍遞過來一副白手套，江波戴上，先拿起那張照片。
照片上三個年輕女孩，站在江邊，背後是中江塔。塔比現在矮一截，周圍是荒地，沒有觀景台，沒有石欄杆，只有蘆葦和江水。三個女孩勾肩搭背地笑著，穿著那個年代流行的碎花裙和蝙蝠衫，頭髮燙得蓬蓬的。
左邊那個笑得最開心，露出一口白牙，眼睛彎成兩道月牙。中間那個抿著嘴笑，文靜一點。右邊那個沒看鏡頭，扭頭看著江面，只拍到一個側臉。
照片背面用原子筆寫著三個名字：阿珍、小梅、秀英。日期是1997年夏天。
江波放下照片，拿起日記本。塑料封皮已經和裡面的紙張粘在一起，他小心翼翼地翻開第一頁。
藍色的原子筆字跡，很秀氣，一筆一划寫得認真：
「1997年6月1日。今天小梅說想去深圳打工，我不想去。我喜歡江城，喜歡江邊的風。秀英也不去，她說要在家照顧生病的媽。三個人就要分開了，小梅哭了一鼻子，我跟她說，不管去哪兒，我們永遠是好姐妹。」
江波翻了幾頁，都是日常瑣事：在吉祥寺旁邊的餐館打工，客人給小費，老闆娘罵人，晚上去江邊吹風。日記里的「阿珍」是個愛笑的女孩，喜歡寫詩，喜歡在江邊看日落，喜歡一個「他」——但那個「他」一直沒有名字，只叫「那個人」。
翻到中間，字跡開始變了。
「1997年11月3日。我有了。怎麼辦，我不敢跟他說。他知道會不高興的。」
再翻幾頁：
「1997年12月20日。他知道了，沒說話，抽了一整包煙。我以為他要趕我走，但他沒有。他說讓我生下來，他會負責。我信他。」
江波的手停了一下。他看了看照片上那個笑得最開心的女孩——阿珍，二十歲左右，不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麼。
繼續翻。
「1998年1月15日。肚子越來越大了，餐館的活兒干不動了，老闆娘臉色不好看。他說讓我別幹了，他養我。但他在江邊的餐館生意也不好，天天有人來催債。我不怪他，真的。」
「1998年2月10日。今天小梅來看我，帶了好多小孩衣服。她說深圳不去了，就在江城找份工，陪我。我哭了，她罵我沒出息。秀英沒來，她媽病重了。我想幫她，但自己也沒錢，心裡難受。」
日記越來越短，字跡越來越潦草。
「1998年3月1日。他說要出去躲一陣，債主逼得太緊。我說你去吧，我等你。他說把孩子生下來，等他回來。我點頭，沒哭。等他走了才哭的。」
最後一頁。
「1998年3月8日。今天是婦女節，餐館放假。我一個人在屋裡待著，突然想給他寫信。寫了撕，撕了寫，不知道寄到哪兒。肚子裡的孩子在踢我，踢得很有勁兒。我摸著肚子跟他說，等你爸回來，我們一家人去江邊看日落。中江塔那邊，我跟他第一次見面的地方。」
下面還有一行字，筆跡顫抖得很厲害，像是手在抖：
「她們都死了，下一個是我。」
江波盯著那行字看了很久。周驍湊過來，輕聲念出來：「她們都死了，下一個是我。她們是誰？小梅？秀英？」
江波沒回答。他把日記本放下，拿起那枚銅章。印章正面刻著一個「郭」字，邊緣磨得很光滑，用了很多年。背面刻著「吉祥寺旁·郭記刻章」。
周驍在旁邊說：「郭記刻章？吉祥寺那邊以前是有個刻章的老頭，姓郭，我小時候還見過，後來拆遷搬走了。」
江波把印章翻過來看了看，放回盒子裡。他摘下白手套，靠在椅背上，點了根煙。
「查一下1998年失蹤人口，有沒有叫阿珍的。還有那個小梅、秀英，看看是什麼人。」
周驍點頭，轉身出去。走到門口又回頭：「波SIR，您覺得這日記是真的還是假的？」
江波吸了口煙，看著那個生鏽的鐵盒。
「真的。」他說，「假的不會藏在橋墩里。」
那天晚上江波沒回家，在辦公室把日記從頭到尾看了一遍。阿珍的字從工整到潦草，從開心到絕望，每一頁都在變。最後一頁那句「她們都死了」寫完之後，還有半頁空白，但什麼都沒寫。
阿珍後來怎麼樣了？她死了嗎？孩子生下來了嗎？那個「他」回來沒有？
江波把日記本合上，揉了揉太陽穴。頭痛又開始隱隱發作，每次用那個能力之後都這樣。今天他沒用——那個鐵盒他沒碰，只是在看。但不知道為什麼，頭痛還是來了。
他想起那個畫面：女人的手抓著生鏽的欄杆，被人生生掰開。那是方敏，也是李紅梅。她們死前最後的畫面，他看見了。但他沒看見的是，三十年前，有沒有另一個女人也這樣抓著什麼，被人推進江里。
手機響了，周驍打來的。
「波SIR，查到了。阿珍，全名陳阿珍，1998年失蹤，當時21歲，在吉祥寺旁邊的江邊餐館打工。報案的叫秀英——就是照片上那個，全名馬秀英。馬秀英說阿珍失蹤前懷孕七個月，突然就沒了人影。」
江波坐直了：「孩子呢？」
「沒孩子。馬秀英說她去找過阿珍，屋裡沒人，東西都在，像是一夜之間蒸發了。她報警，派出所查了幾個月，沒結果。」
「馬秀英現在在哪兒？」
「查到了，住鳩江區，一個老小區。」周驍說，「我明天去找她？」
江波看了眼時間，晚上十一點半。
「現在去。」
周驍在電話那頭愣了一下：「現在？」
「現在。有些事過了一夜，人就變了。」
四十分鐘後，江波的車停在一個老小區門口。九十年代的房子，六層，沒電梯，樓道燈壞了幾個，黑漆漆的。馬秀英住五樓，周驍在前面打著手電筒，江波跟在後面，腳步聲在樓道里迴響。
敲門。沒人應。
再敲。還是沒人。
周驍掏出手機，照著門上的貓眼。貓眼裡黑漆漆的，什麼都看不見。他剛要說話，門突然開了一條縫，裡面拴著防盜鏈，露出一張皺巴巴的臉。
「誰？」
周驍亮證件：「警察，找馬秀英。」
那張臉愣了一下，然後門關上了。周驍剛要再敲，裡面傳來解鏈子的聲音。門打開，一個六十多歲的女人站在門口，穿著舊睡衣，頭髮花白，眼窩深陷，像是很多年沒睡好覺。
「我就是馬秀英。」她看了看江波和周驍，「進來吧。」
屋裡很小，一室一廳，家具都是九十年代的樣式，但收拾得很乾淨。客廳正中央供著一張黑白照片，照片上是個年輕女人，笑得開心，露出一口白牙。
江波看著那張照片，站住了。
那是阿珍。
馬秀英順著他的目光看過去，點點頭：「就是她。我等了二十六年，終於有人來問了。」
她說話的聲音很沙啞，像是很久沒開口說過話。她讓江波和周驍在沙發上坐下，自己去倒了三杯水，然後搬了個小板凳坐在對面，看著他們。
「那個鐵盒，是你們發現的吧？」她說，「我今天下午接到電話了，說拆遷隊挖出個鐵盒，上面刻著阿珍的名字。我就知道，你們會來。」
江波看著她：「你怎麼知道鐵盒在橋墩里？」
馬秀英沉默了一會兒，低下頭，看著自己的手。那雙手很粗糙，關節突出，是幹了一輩子活兒的手。
「我放的。」她說，「阿珍失蹤那天晚上，我去找她，屋裡沒人，就剩下這個鐵盒。我不知道該交給誰，也不敢留著。我怕那些人找上我。」
「哪些人？」
馬秀英抬起頭，看著阿珍的照片。照片上的阿珍永遠年輕，永遠笑著，永遠不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麼。
「阿珍跟的那個男的，姓郭，在江邊開了個餐館。」馬秀英說，「那人不是好東西，騙阿珍說會娶她，其實就是圖她年輕。阿珍懷了孩子，他讓她生下來，但從來不提結婚的事。後來債主找上門，他跑了，把阿珍一個人扔下。」
「阿珍失蹤那天，發生了什麼？」
馬秀英搖頭：「不知道。那天我去看我媽，沒在江城。第二天回來，阿珍就沒了。我找遍整個江城，問遍所有人，沒人知道她去了哪兒。後來有人說，看見她晚上往江邊走，再也沒回來。」
她說著，眼眶紅了，但沒哭，像是眼淚早就流幹了。
「那幾年，死的不止阿珍。」她說，「阿珍的妹妹——就是阿珍生下來的那個女娃——後來也死了。淹死的，在江邊。再後來，那女娃的姨媽，也就是阿珍的親妹子，也死了。她們家，就剩下一個兒子，當年跟著外婆過的。」
江波腦子裡飛快過著時間線。阿珍1998年失蹤。1999年無名女童被發現。2000年，阿珍的妹妹——女童的姨媽——死亡。三個女人，三年，都和那個姓郭的男人有關。
「那個姓郭的，後來怎麼樣了？」
馬秀英冷笑一聲：「跑了，再也沒回來。有人說他死在外地了，有人說他還活著，換了名字繼續騙人。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了。」
她站起來，走到一個柜子前，打開抽屜，翻了半天，拿出一張泛黃的紙，遞給江波。
「這是我當年報案的回執，派出所給的。你們看看。」
江波接過來。一張A5大小的紙，上面蓋著紅色的公章，字跡已經模糊了，但還能看清：「陳阿珍失蹤案，已受理，正在調查中。」日期是1998年4月2日。
「調查了三個月，就不了了之了。」馬秀英說，「那時候這種事情多，女人跑了、跟人走了，沒人當回事。但我知道，阿珍不是跑了。她不會跑的，她肚子裡還有孩子，她說過等那個男人回來。她那麼傻，怎麼會跑？」
江波把回執還給她，站起來，走到阿珍的照片前。照片上的女孩笑得那麼開心，眼睛彎成兩道月牙。他不知道阿珍後來經歷了什麼，但那個畫面——女人被掰開手指推下欄杆——突然在他腦子裡閃過。
他問：「阿珍會游泳嗎？」
馬秀英愣了一下：「不會。她怕水，從來不往江邊靠。」
不會游泳，怕水，卻在懷孕七個月的時候晚上往江邊走。然後失蹤了。
江波轉過身：「那個姓郭的，全名叫什麼？」
「郭建設。」馬秀英說，「江邊餐館的老闆，外地人，說是安徽哪兒的，我也搞不清楚。他那餐館就在中江塔旁邊，後來燒了，燒得乾乾淨淨。」
江波和周驍對視一眼。中江塔旁邊，就是現在的觀景台。
臨走時，馬秀英送到門口。她扶著門框，突然說：「警察同志，阿珍那個孩子，你們找到了嗎？」
江波看著她。
「那個女娃，1999年淹死的那個。」馬秀英說，「有人說那是阿珍的孩子。是真的嗎？」
江波沉默了幾秒鐘，說：「還在查。」
馬秀英點點頭，沒再問。她把門關上，江波和周驍站在樓道里，聽見裡面傳來壓抑的哭聲，很低，像是憋了很多年終於憋不住了。
下樓的時候，周驍小聲說：「那個姓郭的，查得到嗎？」
「查。」江波說，「明天去消防隊調那場火災的檔案。還有，查一下郭建設有沒有戶籍信息，有沒有子女。」
車開出小區，江波看了一眼後視鏡。馬秀英家的燈還亮著，五樓，一個孤獨的影子站在窗前。
他想起馬秀英說的那句話：「她們都死了，下一個是我。」
阿珍日記里寫的「她們」，是和她一起拍照的那兩個女孩嗎？小梅後來怎麼樣了？秀英——馬秀英——還活著，但「她們」是誰？
江波突然踩了一腳剎車。
周驍嚇了一跳：「怎麼了？」
江波沒說話，把車停在路邊，拿起手機打給劉桐。
「查一下1997年之後，江城有沒有叫『小梅』的女人死亡或者失蹤。年紀大概二十歲左右，和阿珍認識的。」
劉桐那邊噼里啪啦敲鍵盤，過了半分鐘說：「有一個。李春梅，1998年失蹤，當時22歲，在江邊餐館打過工。失蹤前和阿珍是同事。」
江波掛了電話，靠在椅背上，看著車窗外黑漆漆的街道。
小梅也失蹤了。
1998年，兩個年輕女人，先後失蹤。她們在同一家餐館打工，認識同一個姓郭的男人。
然後餐館燒了。
然後阿珍的孩子死了。
然後那孩子的姨媽也死了。
江波發動車子，往刑偵支隊開。他腦子裡有個畫面越來越清晰——不是他用能力看到的那種碎片，而是邏輯拼出來的完整圖像：一個男人，利用江邊的餐館，接近年輕女人，讓她們懷孕，然後讓她們消失。
郭建設。
但如果他死了，死在監獄裡，那二十年後這些案子，是誰做的？
那個泥瓦匠——阿珍的兒子——真的是兇手嗎？還是說，他只是一個意外浮出水面的，真正的狩獵者，還藏在黑暗裡？
江波踩下油門，車在空蕩蕩的街道上疾馳而去。
那場面周驍後來跟江波形容過很多遍——磚頭瓦礫往下掉的時候，露出一個生鏽的鐵盒子，就卡在橋墩中間的縫隙里，像是有人故意塞進去的。鏟車司機沒看見，第二鏟就要下去，一個老工人眼尖，喊停了。
「差點就給鏟成鐵片了。」周驍說這話的時候，那個鐵盒已經擺在技術科的台子上，鏽得看不出原色，只有鎖扣的位置還殘留著一小片暗綠色的漆。
江波拿起來掂了掂，沉甸甸的。他晃了晃，裡面有什麼東西在滾動。
「打開看了嗎？」
「沒，等您來呢。」周驍遞過來一把小撬棍，「技術科說鏽死了，鑰匙孔都堵住了，只能撬。」
江波接過鐵盒，沒有立刻動手。他翻過來，看了看底部——那兒刻著一行小字，很淺，但還能辨認：「1998.3.8，阿珍。」
周驍湊過來看：「阿珍？這名字有點耳熟。」
江波沒說話。他把鐵盒放在桌上，拿起撬棍，插進鎖扣和盒蓋之間的縫隙。鏽得太死，第一下沒撬動。他加了把力，鐵盒發出一聲尖銳的嘎吱響，盒蓋彈開一條縫。
一股霉味飄出來，夾雜著鐵鏽和舊紙張的味道。
江波把盒蓋完全掀開。
裡面躺著一本塑料封皮的日記本，巴掌大小，粉紅色的封皮已經褪成灰白色。日記本旁邊，是一張褪色的彩色照片，邊緣捲曲，有幾個指印的痕跡。照片下面，壓著一枚銅質的印章，雞蛋大小，上面刻著一個字。
江波沒動那些東西，先看著。周驍在旁邊拿手機拍照，咔嚓咔嚓的聲音在安靜的辦公室里格外響。
「拿手套來。」
周驍遞過來一副白手套，江波戴上，先拿起那張照片。
照片上三個年輕女孩，站在江邊，背後是中江塔。塔比現在矮一截，周圍是荒地，沒有觀景台，沒有石欄杆，只有蘆葦和江水。三個女孩勾肩搭背地笑著，穿著那個年代流行的碎花裙和蝙蝠衫，頭髮燙得蓬蓬的。
左邊那個笑得最開心，露出一口白牙，眼睛彎成兩道月牙。中間那個抿著嘴笑，文靜一點。右邊那個沒看鏡頭，扭頭看著江面，只拍到一個側臉。
照片背面用原子筆寫著三個名字：阿珍、小梅、秀英。日期是1997年夏天。
江波放下照片，拿起日記本。塑料封皮已經和裡面的紙張粘在一起，他小心翼翼地翻開第一頁。
藍色的原子筆字跡，很秀氣，一筆一划寫得認真：
「1997年6月1日。今天小梅說想去深圳打工，我不想去。我喜歡江城，喜歡江邊的風。秀英也不去，她說要在家照顧生病的媽。三個人就要分開了，小梅哭了一鼻子，我跟她說，不管去哪兒，我們永遠是好姐妹。」
江波翻了幾頁，都是日常瑣事：在吉祥寺旁邊的餐館打工，客人給小費，老闆娘罵人，晚上去江邊吹風。日記里的「阿珍」是個愛笑的女孩，喜歡寫詩，喜歡在江邊看日落，喜歡一個「他」——但那個「他」一直沒有名字，只叫「那個人」。
翻到中間，字跡開始變了。
「1997年11月3日。我有了。怎麼辦，我不敢跟他說。他知道會不高興的。」
再翻幾頁：
「1997年12月20日。他知道了，沒說話，抽了一整包煙。我以為他要趕我走，但他沒有。他說讓我生下來，他會負責。我信他。」
江波的手停了一下。他看了看照片上那個笑得最開心的女孩——阿珍，二十歲左右，不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麼。
繼續翻。
「1998年1月15日。肚子越來越大了，餐館的活兒干不動了，老闆娘臉色不好看。他說讓我別幹了，他養我。但他在江邊的餐館生意也不好，天天有人來催債。我不怪他，真的。」
「1998年2月10日。今天小梅來看我，帶了好多小孩衣服。她說深圳不去了，就在江城找份工，陪我。我哭了，她罵我沒出息。秀英沒來，她媽病重了。我想幫她，但自己也沒錢，心裡難受。」
日記越來越短，字跡越來越潦草。
「1998年3月1日。他說要出去躲一陣，債主逼得太緊。我說你去吧，我等你。他說把孩子生下來，等他回來。我點頭，沒哭。等他走了才哭的。」
最後一頁。
「1998年3月8日。今天是婦女節，餐館放假。我一個人在屋裡待著，突然想給他寫信。寫了撕，撕了寫，不知道寄到哪兒。肚子裡的孩子在踢我，踢得很有勁兒。我摸著肚子跟他說，等你爸回來，我們一家人去江邊看日落。中江塔那邊，我跟他第一次見面的地方。」
下面還有一行字，筆跡顫抖得很厲害，像是手在抖：
「她們都死了，下一個是我。」
江波盯著那行字看了很久。周驍湊過來，輕聲念出來：「她們都死了，下一個是我。她們是誰？小梅？秀英？」
江波沒回答。他把日記本放下，拿起那枚銅章。印章正面刻著一個「郭」字，邊緣磨得很光滑，用了很多年。背面刻著「吉祥寺旁·郭記刻章」。
周驍在旁邊說：「郭記刻章？吉祥寺那邊以前是有個刻章的老頭，姓郭，我小時候還見過，後來拆遷搬走了。」
江波把印章翻過來看了看，放回盒子裡。他摘下白手套，靠在椅背上，點了根煙。
「查一下1998年失蹤人口，有沒有叫阿珍的。還有那個小梅、秀英，看看是什麼人。」
周驍點頭，轉身出去。走到門口又回頭：「波SIR，您覺得這日記是真的還是假的？」
江波吸了口煙，看著那個生鏽的鐵盒。
「真的。」他說，「假的不會藏在橋墩里。」
那天晚上江波沒回家，在辦公室把日記從頭到尾看了一遍。阿珍的字從工整到潦草，從開心到絕望，每一頁都在變。最後一頁那句「她們都死了」寫完之後，還有半頁空白，但什麼都沒寫。
阿珍後來怎麼樣了？她死了嗎？孩子生下來了嗎？那個「他」回來沒有？
江波把日記本合上，揉了揉太陽穴。頭痛又開始隱隱發作，每次用那個能力之後都這樣。今天他沒用——那個鐵盒他沒碰，只是在看。但不知道為什麼，頭痛還是來了。
他想起那個畫面：女人的手抓著生鏽的欄杆，被人生生掰開。那是方敏，也是李紅梅。她們死前最後的畫面，他看見了。但他沒看見的是，三十年前，有沒有另一個女人也這樣抓著什麼，被人推進江里。
手機響了，周驍打來的。
「波SIR，查到了。阿珍，全名陳阿珍，1998年失蹤，當時21歲，在吉祥寺旁邊的江邊餐館打工。報案的叫秀英——就是照片上那個，全名馬秀英。馬秀英說阿珍失蹤前懷孕七個月，突然就沒了人影。」
江波坐直了：「孩子呢？」
「沒孩子。馬秀英說她去找過阿珍，屋裡沒人，東西都在，像是一夜之間蒸發了。她報警，派出所查了幾個月，沒結果。」
「馬秀英現在在哪兒？」
「查到了，住鳩江區，一個老小區。」周驍說，「我明天去找她？」
江波看了眼時間，晚上十一點半。
「現在去。」
周驍在電話那頭愣了一下：「現在？」
「現在。有些事過了一夜，人就變了。」
四十分鐘後，江波的車停在一個老小區門口。九十年代的房子，六層，沒電梯，樓道燈壞了幾個，黑漆漆的。馬秀英住五樓，周驍在前面打著手電筒，江波跟在後面，腳步聲在樓道里迴響。
敲門。沒人應。
再敲。還是沒人。
周驍掏出手機，照著門上的貓眼。貓眼裡黑漆漆的，什麼都看不見。他剛要說話，門突然開了一條縫，裡面拴著防盜鏈，露出一張皺巴巴的臉。
「誰？」
周驍亮證件：「警察，找馬秀英。」
那張臉愣了一下，然後門關上了。周驍剛要再敲，裡面傳來解鏈子的聲音。門打開，一個六十多歲的女人站在門口，穿著舊睡衣，頭髮花白，眼窩深陷，像是很多年沒睡好覺。
「我就是馬秀英。」她看了看江波和周驍，「進來吧。」
屋裡很小，一室一廳，家具都是九十年代的樣式，但收拾得很乾淨。客廳正中央供著一張黑白照片，照片上是個年輕女人，笑得開心，露出一口白牙。
江波看著那張照片，站住了。
那是阿珍。
馬秀英順著他的目光看過去，點點頭：「就是她。我等了二十六年，終於有人來問了。」
她說話的聲音很沙啞，像是很久沒開口說過話。她讓江波和周驍在沙發上坐下，自己去倒了三杯水，然後搬了個小板凳坐在對面，看著他們。
「那個鐵盒，是你們發現的吧？」她說，「我今天下午接到電話了，說拆遷隊挖出個鐵盒，上面刻著阿珍的名字。我就知道，你們會來。」
江波看著她：「你怎麼知道鐵盒在橋墩里？」
馬秀英沉默了一會兒，低下頭，看著自己的手。那雙手很粗糙，關節突出，是幹了一輩子活兒的手。
「我放的。」她說，「阿珍失蹤那天晚上，我去找她，屋裡沒人，就剩下這個鐵盒。我不知道該交給誰，也不敢留著。我怕那些人找上我。」
「哪些人？」
馬秀英抬起頭，看著阿珍的照片。照片上的阿珍永遠年輕，永遠笑著，永遠不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麼。
「阿珍跟的那個男的，姓郭，在江邊開了個餐館。」馬秀英說，「那人不是好東西，騙阿珍說會娶她，其實就是圖她年輕。阿珍懷了孩子，他讓她生下來，但從來不提結婚的事。後來債主找上門，他跑了，把阿珍一個人扔下。」
「阿珍失蹤那天，發生了什麼？」
馬秀英搖頭：「不知道。那天我去看我媽，沒在江城。第二天回來，阿珍就沒了。我找遍整個江城，問遍所有人，沒人知道她去了哪兒。後來有人說，看見她晚上往江邊走，再也沒回來。」
她說著，眼眶紅了，但沒哭，像是眼淚早就流幹了。
「那幾年，死的不止阿珍。」她說，「阿珍的妹妹——就是阿珍生下來的那個女娃——後來也死了。淹死的，在江邊。再後來，那女娃的姨媽，也就是阿珍的親妹子，也死了。她們家，就剩下一個兒子，當年跟著外婆過的。」
江波腦子裡飛快過著時間線。阿珍1998年失蹤。1999年無名女童被發現。2000年，阿珍的妹妹——女童的姨媽——死亡。三個女人，三年，都和那個姓郭的男人有關。
「那個姓郭的，後來怎麼樣了？」
馬秀英冷笑一聲：「跑了，再也沒回來。有人說他死在外地了，有人說他還活著，換了名字繼續騙人。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了。」
她站起來，走到一個柜子前，打開抽屜，翻了半天，拿出一張泛黃的紙，遞給江波。
「這是我當年報案的回執，派出所給的。你們看看。」
江波接過來。一張A5大小的紙，上面蓋著紅色的公章，字跡已經模糊了，但還能看清：「陳阿珍失蹤案，已受理，正在調查中。」日期是1998年4月2日。
「調查了三個月，就不了了之了。」馬秀英說，「那時候這種事情多，女人跑了、跟人走了，沒人當回事。但我知道，阿珍不是跑了。她不會跑的，她肚子裡還有孩子，她說過等那個男人回來。她那麼傻，怎麼會跑？」
江波把回執還給她，站起來，走到阿珍的照片前。照片上的女孩笑得那麼開心，眼睛彎成兩道月牙。他不知道阿珍後來經歷了什麼，但那個畫面——女人被掰開手指推下欄杆——突然在他腦子裡閃過。
他問：「阿珍會游泳嗎？」
馬秀英愣了一下：「不會。她怕水，從來不往江邊靠。」
不會游泳，怕水，卻在懷孕七個月的時候晚上往江邊走。然後失蹤了。
江波轉過身：「那個姓郭的，全名叫什麼？」
「郭建設。」馬秀英說，「江邊餐館的老闆，外地人，說是安徽哪兒的，我也搞不清楚。他那餐館就在中江塔旁邊，後來燒了，燒得乾乾淨淨。」
江波和周驍對視一眼。中江塔旁邊，就是現在的觀景台。
臨走時，馬秀英送到門口。她扶著門框，突然說：「警察同志，阿珍那個孩子，你們找到了嗎？」
江波看著她。
「那個女娃，1999年淹死的那個。」馬秀英說，「有人說那是阿珍的孩子。是真的嗎？」
江波沉默了幾秒鐘，說：「還在查。」
馬秀英點點頭，沒再問。她把門關上，江波和周驍站在樓道里，聽見裡面傳來壓抑的哭聲，很低，像是憋了很多年終於憋不住了。
下樓的時候，周驍小聲說：「那個姓郭的，查得到嗎？」
「查。」江波說，「明天去消防隊調那場火災的檔案。還有，查一下郭建設有沒有戶籍信息，有沒有子女。」
車開出小區，江波看了一眼後視鏡。馬秀英家的燈還亮著，五樓，一個孤獨的影子站在窗前。
他想起馬秀英說的那句話：「她們都死了，下一個是我。」
阿珍日記里寫的「她們」，是和她一起拍照的那兩個女孩嗎？小梅後來怎麼樣了？秀英——馬秀英——還活著，但「她們」是誰？
江波突然踩了一腳剎車。
周驍嚇了一跳：「怎麼了？」
江波沒說話，把車停在路邊，拿起手機打給劉桐。
「查一下1997年之後，江城有沒有叫『小梅』的女人死亡或者失蹤。年紀大概二十歲左右，和阿珍認識的。」
劉桐那邊噼里啪啦敲鍵盤，過了半分鐘說：「有一個。李春梅，1998年失蹤，當時22歲，在江邊餐館打過工。失蹤前和阿珍是同事。」
江波掛了電話，靠在椅背上，看著車窗外黑漆漆的街道。
小梅也失蹤了。
1998年，兩個年輕女人，先後失蹤。她們在同一家餐館打工，認識同一個姓郭的男人。
然後餐館燒了。
然後阿珍的孩子死了。
然後那孩子的姨媽也死了。
江波發動車子，往刑偵支隊開。他腦子裡有個畫面越來越清晰——不是他用能力看到的那種碎片，而是邏輯拼出來的完整圖像：一個男人，利用江邊的餐館，接近年輕女人，讓她們懷孕，然後讓她們消失。
郭建設。
但如果他死了，死在監獄裡，那二十年後這些案子，是誰做的？
那個泥瓦匠——阿珍的兒子——真的是兇手嗎？還是說，他只是一個意外浮出水面的，真正的狩獵者，還藏在黑暗裡？
江波踩下油門，車在空蕩蕩的街道上疾馳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