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六章 脅迫
電話是下午三點打來的。沈牧之正在事務所看一份合同糾紛的案卷，普通的買賣違約，標的額不大，當事人不急，他也不急。陽光從窗戶照進來，在辦公桌上畫出一個歪歪扭扭的光斑，他盯著那道光出了會兒神，想的是秦墨上周發來的那條消息——「出去幾天，別找。」他當時沒在意。秦墨經常「出去幾天」，有時候是查案，有時候是見線人，有時候只是不想在檔案室坐著。他不問，秦墨也不說。
手機響了。陌生號碼，境外。他接起來。
「沈律師。」對方沒有寒暄，沒有問候，語氣很平，像在念一份已經反覆校對過的稿子。「秦墨在我們手裡。」
沈牧之的手指停在滑鼠上，窗外的光斑移到了桌沿，他聽到自己的心跳聲，一下一下的，很沉，像有人在胸腔里敲鼓。他沒有說話，等著對方繼續。
「你不信？你聽聽。」
電話那頭傳來一陣雜音，有人在喘息，嘴巴被什麼東西堵住，聲音悶在喉嚨里出不來，像一頭被困在籠子裡的野獸在用最後一點力氣磨牙。然後是一個詞，很短，很沉，從嗓子眼裡擠出來的，像一塊被強行咽下去又嘔出來的石頭。「沈牧之……別管我。」是秦墨。聲音沙啞，嘴唇乾裂，也許在發抖，也許沒有。沈牧之認識他這麼久，從來沒聽他用這種語氣說過話。不是怕，是疼。電話掛斷了。
沈牧之把手機從耳邊拿下來，手指還保持著握手機的姿勢，沒有鬆開。陽光從桌沿滑下去，落在地上，變成一攤不成形狀的光。他撥了秦墨的號碼。關機。他撥了省廳趙紅英的號碼。
「趙隊，秦墨最近有任務嗎？」
「沒有。他不是在檔案室嗎？怎麼了？」
沈牧之沉默了片刻。「沒事。打他電話打不通，問一下。」
他掛了電話。沒有任務記錄，沒有備案，沒有任何人知道秦墨在哪。他去H國是私下的情報收集，用自己的時間，用自己的判斷，用自己的命。沈牧之靠在椅背上，盯著天花板。日光燈管有些發黑，用了太久，快到頭了。他想起秦墨發的那條消息——「出去幾天，別找。」不是商量，是通知。他決定的事，誰也攔不住。他不攔，他從來攔不住。但這一次，他攔不住了，他也救不了。電話又響了。同一個號碼。
「沈律師，考慮得怎麼樣了？」
「考慮什麼？」
「秦墨的命，值多少錢？」
沈牧之握著手機，他沒有討價還價，沒有問你是誰、你想要什麼、你為什麼找我。對方既然能說出秦墨的名字，能讓他接電話，能讓他說出那六個字。他做了功課，知道沈牧之是誰，知道秦墨是誰，知道他們之間的關係。
「你要什麼？」
「不是我。是蘇先生。他要見你。」
「在哪？」
「我會告訴你。不是現在。你等我通知。」對方頓了一下。「沈律師，別報警。報警了，秦墨就不用回去了。你知道的，他在這裡沒有身份。」
電話掛了。
沈牧之把手機放在桌上，屏幕暗了。窗外的陽光又移了一點，從地上爬到牆上，爬得很慢，像一隻蝸牛在灰白色的牆面上留下一條看不見的痕跡。秦墨在H國，沒有身份，沒有記錄，沒有備案，沒有後援。他消失了，不會有人去找他，不會有人去救他。沒有人會開一槍。只有他。
沈牧之站起來，走到窗前。對面的寫字樓玻璃幕牆反射著刺眼的白光，整面牆像一塊巨大的燈箱，把天空的顏色吞進去，再吐出一層慘白。他把窗簾拉上了。辦公室暗下來，只剩電腦屏幕還亮著，淡藍色的光映在天花板上，像一層薄薄的霜。
他坐回桌前，翻開那份合同糾紛的案卷。看了幾行，合上，放在一邊。他打開筆記本，新的一頁，寫下「蘇先生」三個字。在下面畫了一條線，線的另一端空著，他不知道那個人是誰，不知道他想要什麼。但他知道他打了這通電話，不是為了殺人，是為了談條件。
他等到天黑。電話沒有再響。他等到深夜，電話還是沒有響。他在沙發上躺了一夜，沒有睡，閉著眼睛聽窗外的聲音。車聲、人聲、風聲，這座城市在夜色里翻滾，像一鍋永遠煮不開的粥。他一直在想那個聲音。秦墨說的那六個字——「沈牧之，別管我。」不是怕，是疼。疼到骨頭裡，疼到嗓子眼裡，疼到只能用氣聲把那些字一個一個地從胸腔里推出來。他認識秦墨這麼久，從大學到現在，從來沒聽他用這種語氣說過話。
天亮的時候，手機終於亮了。一條消息，沒有文字，只有一個地址。H國，某市，某條街。沈牧之看著那行字，把它抄在筆記本上。他撥了方遠的號碼。國際刑警的聯絡官，在第五卷幫過他，欠他人情。
「方遠，我要去一趟H國。」
「又去？你上次差點沒回來。」
「這次有人在那裡等我。」
「誰？」
沈牧之沉默了片刻。「一個朋友。」
他沒有訂機票，沒有收拾行李，坐在桌前把那份合同糾紛案卷的代理意見寫完了，叫了快遞寄出去。樓下的快遞員在單子上簽了字，撕下底單遞給他，道了聲謝。他不知道這間辦公室里的人正準備去一個很危險的地方，去見一個他沒見過的人，去救一個他可能救不回來的人。
沈牧之把事務所的門鎖了。鑰匙插進鎖孔轉了兩圈，拔出來，在手心裡握了一會兒。這把鑰匙開這扇門開了那麼多年，今天它握在他手心裡，還是涼的。他下了樓，站在街邊。
陽光很烈，曬得柏油路面發軟。他上了一輛計程車。司機問去哪，他說機場。車駛上高架橋，窗外的城市在後退。樓群、車流、行人，都在往後退。他不知道前面是什麼。
到了機場，換了登機牌，過了安檢，在候機廳坐著。周圍的人都在看手機，有的人在笑，有的人在皺眉，有的人面無表情。他把手伸進口袋，摸到那張寫了地址的紙條。紙邊有點毛了，摺痕很深。
廣播通知登機，他站起來排隊。隊伍很慢，前面的人動作遲緩，一個接一個地往前挪。他排在隊伍中間，不急。秦墨在等他，他不能急。急會出錯，出錯會死。
他坐到靠窗的位置，把安全帶系好。飛機滑行，加速，升空，窗外的城市越來越小，樓變成點，點變成模糊的光暈，最後消失在雲層下面。
他閉上眼睛。秦墨說別管他，他不能不管。從大學到現在，他們一起走了那麼多年，他不能把他一個人丟在那間沒有窗戶的地下室里。他在那盞忽明忽暗的日光燈下，在那雙反銬著他手腕的鐵環的冰涼中，在那些不知道是白天還是黑夜的無數個小時裡。
他會到。他到了，他會救他出來。他救不出來，就跟他一起死在那間地下室里。在那盞燈滅掉之前，在那道門最後一次關上之前，在那把槍里的最後一顆子彈射出去之前——他不會停。
手機響了。陌生號碼，境外。他接起來。
「沈律師。」對方沒有寒暄，沒有問候，語氣很平，像在念一份已經反覆校對過的稿子。「秦墨在我們手裡。」
沈牧之的手指停在滑鼠上，窗外的光斑移到了桌沿，他聽到自己的心跳聲，一下一下的，很沉，像有人在胸腔里敲鼓。他沒有說話，等著對方繼續。
「你不信？你聽聽。」
電話那頭傳來一陣雜音，有人在喘息，嘴巴被什麼東西堵住，聲音悶在喉嚨里出不來，像一頭被困在籠子裡的野獸在用最後一點力氣磨牙。然後是一個詞，很短，很沉，從嗓子眼裡擠出來的，像一塊被強行咽下去又嘔出來的石頭。「沈牧之……別管我。」是秦墨。聲音沙啞，嘴唇乾裂，也許在發抖，也許沒有。沈牧之認識他這麼久，從來沒聽他用這種語氣說過話。不是怕，是疼。電話掛斷了。
沈牧之把手機從耳邊拿下來，手指還保持著握手機的姿勢，沒有鬆開。陽光從桌沿滑下去，落在地上，變成一攤不成形狀的光。他撥了秦墨的號碼。關機。他撥了省廳趙紅英的號碼。
「趙隊，秦墨最近有任務嗎？」
「沒有。他不是在檔案室嗎？怎麼了？」
沈牧之沉默了片刻。「沒事。打他電話打不通，問一下。」
他掛了電話。沒有任務記錄，沒有備案，沒有任何人知道秦墨在哪。他去H國是私下的情報收集，用自己的時間，用自己的判斷，用自己的命。沈牧之靠在椅背上，盯著天花板。日光燈管有些發黑，用了太久，快到頭了。他想起秦墨發的那條消息——「出去幾天，別找。」不是商量，是通知。他決定的事，誰也攔不住。他不攔，他從來攔不住。但這一次，他攔不住了，他也救不了。電話又響了。同一個號碼。
「沈律師，考慮得怎麼樣了？」
「考慮什麼？」
「秦墨的命，值多少錢？」
沈牧之握著手機，他沒有討價還價，沒有問你是誰、你想要什麼、你為什麼找我。對方既然能說出秦墨的名字，能讓他接電話，能讓他說出那六個字。他做了功課，知道沈牧之是誰，知道秦墨是誰，知道他們之間的關係。
「你要什麼？」
「不是我。是蘇先生。他要見你。」
「在哪？」
「我會告訴你。不是現在。你等我通知。」對方頓了一下。「沈律師，別報警。報警了，秦墨就不用回去了。你知道的，他在這裡沒有身份。」
電話掛了。
沈牧之把手機放在桌上，屏幕暗了。窗外的陽光又移了一點，從地上爬到牆上，爬得很慢，像一隻蝸牛在灰白色的牆面上留下一條看不見的痕跡。秦墨在H國，沒有身份，沒有記錄，沒有備案，沒有後援。他消失了，不會有人去找他，不會有人去救他。沒有人會開一槍。只有他。
沈牧之站起來，走到窗前。對面的寫字樓玻璃幕牆反射著刺眼的白光，整面牆像一塊巨大的燈箱，把天空的顏色吞進去，再吐出一層慘白。他把窗簾拉上了。辦公室暗下來，只剩電腦屏幕還亮著，淡藍色的光映在天花板上，像一層薄薄的霜。
他坐回桌前，翻開那份合同糾紛的案卷。看了幾行，合上，放在一邊。他打開筆記本，新的一頁，寫下「蘇先生」三個字。在下面畫了一條線，線的另一端空著，他不知道那個人是誰，不知道他想要什麼。但他知道他打了這通電話，不是為了殺人，是為了談條件。
他等到天黑。電話沒有再響。他等到深夜，電話還是沒有響。他在沙發上躺了一夜，沒有睡，閉著眼睛聽窗外的聲音。車聲、人聲、風聲，這座城市在夜色里翻滾，像一鍋永遠煮不開的粥。他一直在想那個聲音。秦墨說的那六個字——「沈牧之，別管我。」不是怕，是疼。疼到骨頭裡，疼到嗓子眼裡，疼到只能用氣聲把那些字一個一個地從胸腔里推出來。他認識秦墨這麼久，從大學到現在，從來沒聽他用這種語氣說過話。
天亮的時候，手機終於亮了。一條消息，沒有文字，只有一個地址。H國，某市，某條街。沈牧之看著那行字，把它抄在筆記本上。他撥了方遠的號碼。國際刑警的聯絡官，在第五卷幫過他，欠他人情。
「方遠，我要去一趟H國。」
「又去？你上次差點沒回來。」
「這次有人在那裡等我。」
「誰？」
沈牧之沉默了片刻。「一個朋友。」
他沒有訂機票，沒有收拾行李，坐在桌前把那份合同糾紛案卷的代理意見寫完了，叫了快遞寄出去。樓下的快遞員在單子上簽了字，撕下底單遞給他，道了聲謝。他不知道這間辦公室里的人正準備去一個很危險的地方，去見一個他沒見過的人，去救一個他可能救不回來的人。
沈牧之把事務所的門鎖了。鑰匙插進鎖孔轉了兩圈，拔出來，在手心裡握了一會兒。這把鑰匙開這扇門開了那麼多年，今天它握在他手心裡，還是涼的。他下了樓，站在街邊。
陽光很烈，曬得柏油路面發軟。他上了一輛計程車。司機問去哪，他說機場。車駛上高架橋，窗外的城市在後退。樓群、車流、行人，都在往後退。他不知道前面是什麼。
到了機場，換了登機牌，過了安檢，在候機廳坐著。周圍的人都在看手機，有的人在笑，有的人在皺眉，有的人面無表情。他把手伸進口袋，摸到那張寫了地址的紙條。紙邊有點毛了，摺痕很深。
廣播通知登機，他站起來排隊。隊伍很慢，前面的人動作遲緩，一個接一個地往前挪。他排在隊伍中間，不急。秦墨在等他，他不能急。急會出錯，出錯會死。
他坐到靠窗的位置，把安全帶系好。飛機滑行，加速，升空，窗外的城市越來越小，樓變成點，點變成模糊的光暈，最後消失在雲層下面。
他閉上眼睛。秦墨說別管他，他不能不管。從大學到現在，他們一起走了那麼多年，他不能把他一個人丟在那間沒有窗戶的地下室里。他在那盞忽明忽暗的日光燈下，在那雙反銬著他手腕的鐵環的冰涼中，在那些不知道是白天還是黑夜的無數個小時裡。
他會到。他到了，他會救他出來。他救不出來，就跟他一起死在那間地下室里。在那盞燈滅掉之前，在那道門最後一次關上之前，在那把槍里的最後一顆子彈射出去之前——他不會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