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這座談會的陣仗也太大了吧？（八千字大章）
孟有源拉著余文走到會議室門口，忽然停下腳步。
他扭過頭，上下打量著余文的形象：
身姿筆挺，眼神明亮，穿著藍布褂子和解放鞋，簡單樸實。
滿意的點點頭，小心翼翼地左右看了看，湊到余文耳邊說道：
「余文，一會兒進去的時候千萬注意得體點兒。」
孟有源壓低嗓子，語氣裡帶著幾分緊張，「今天可不是一般的座談會，不光有攝影記者，還有好些文壇的重要人物。
發言的時候，不知道說什麼就少說，多說多錯，少說少錯。」
還真是高規格？
余文一邊眨巴眨巴眼睛，一邊笑著應承道：「放心吧孟編輯，我有分寸。」
孟有源還想再叮囑兩句，會議室的門已經從裡面被推開了。
一個戴著黑框眼鏡的中年人探出頭來，看見孟有源和余文，鬆了口氣：「可算來了，嚴總編正要開始呢。」
「誒，來了來了。」
孟有源趕緊拉著余文進了門。
會議室比不算小，一張鋪著白布的長條桌擺在正中央，兩邊坐了二十來號人。
正對門的那面牆上掛著一幅紅底白字的橫幅——「長篇小說《天行者》座談會」。
余文一進門，屋裡說話的聲音就小了幾分。
十幾道目光齊刷刷地往門口掃過來，有打量的，有好奇的，也有帶著幾分審視的。
孟有源領著余文往靠窗的位置走，一邊走一邊小聲跟他介紹在座的人。
靠東頭坐著的那個瘦高個兒，戴著一副銀框眼鏡，頭髮梳得一絲不苟，正低頭翻著一沓稿紙。
「那是咱們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總編嚴文井。」
嚴文井旁邊坐著一個圓臉的中年人，手裡捧著一本《人民文學》三月刊，正用手指點著上面的一段文字跟旁邊的人說著什麼。
「那人正是《人民文學》主編張光年。」
孟有源正說著，張光年也看見了他們，馬上對余文點點頭，和藹地笑了笑。
再往旁邊，是一個穿著藏藍色列寧裝的中年女人，齊耳的短髮，身材有些清瘦。
她正端著搪瓷茶缸喝茶，用銳利的目光往余文這邊掃了一眼。
孟有源小聲說：「那位是韋君宜，咱們出版社的副總編，估計要不了多久就升總編了。」
韋君宜？余文心裡一動。
那可是出版界出了名的鐵娘子，眼光毒辣，脾氣也硬，這人一會兒不會挑他的刺吧？
挨著韋君宜坐的是一個五十來歲的男人，方臉濃眉，正用手擰著眉毛，像是在想什麼心事。
「那是文學評論家馮牧，在文壇很有分量。」
馮牧旁邊坐著一個個子不高的中年人，戴著一副黑框眼鏡，手裡拿著鋼筆，正在一個小本子上飛快地記著什麼。
「那是李希凡，當年因為評《紅樓夢》跟俞平伯打擂台，一下出了大名，現在是文藝報的評論部主任。」
再往裡走，是一個頭髮花白、面容清瘦的老者，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中山裝，領口扣得一絲不苟。
他面前的桌上攤著一本厚厚的稿紙，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字。
「這位是姚雪垠，估計這會兒正在寫《李自成》的第二卷，這可是出版社今年的重點項目。」
「把這些人湊到一塊兒，就為了開一個新人新作的座談會？估計一會有什麼事要順便宣布吧。」
余文心裡想著，面上卻不動聲色，跟著孟有源在靠窗的位置坐下來。
剛坐下，對面的馮牧就開了口。他放下手裡正在記筆記的鋼筆，目光在余文身上停了一下，然後轉向旁邊的韋君宜，語氣帶著幾分感慨：
「我去年讀到《人民文學》12月刊的《班主任》的時候，就覺得那已經是短篇小說的一個突破。
沒想到沒翻幾頁，就出來一部《天行者》。只讀了個開頭我就知道，這長篇絕對不一般。」
他說著說著，不自覺地嘆了口氣：「你們不知道一個評論家在看到這樣一部久違的長篇，哪怕只是開頭，是什麼樣的心情。
那種感覺怎麼說呢，就好像你在一條黑胡同里走了很久，忽然看見前面有一盞燈。
你知道那燈還遠，但你就是忍不住想往前走。」
坐在馮牧旁邊的李希凡放下鋼筆，接過話頭：「老馮說得對。
不過我倒覺得，《天行者》最難得的地方，不是它寫了什麼，而是它怎麼寫的。」
他翻開面前的一本《人民文學》，指著上面一段畫了紅線的文字：「你們看這一段——張英才在煤油燈底下備課，燈芯燒焦了，他用剪刀剪掉一截，又繼續寫。
就這麼一個細節，沒有抒情，沒有議論，但那個勁兒全出來了。」
李希凡說著，抬起頭看向余文，語氣裡帶著幾分真誠的讚嘆：「余文同志，你這個細節寫得是真到位。我能問一下，你是怎麼想到寫這個的嗎？」
余文沒想到李希凡會突然點他的名。他稍稍坐直了身子，想了想，說：「我在公社中學讀書的時候，見過民辦教師備課。他們用的就是煤油燈，燈芯燒焦了也捨不得換，因為煤油要憑票供應，只能這麼將就著用。」
李希凡點了點頭，在本子上記了幾筆，又抬起頭：「這個細節讓我想起魯迅寫閏土——寫他『大約已經死了』，就六個字，沒有多餘的渲染，但你讀了就是覺得心裡堵得慌。
你這一段也有那個味道。」
余文趕緊擺手：「李老師過獎了，我這水平，和魯迅先生的作品可差了不知道多遠呢。」
「差得遠是一回事，方向對不對是另一回事。」
李希凡放下鋼筆，語氣沉了沉，「我這些年看了不少稿子，有個感受越來越強烈：
現在的文學創作，還是要回到五四的源頭上去。
魯迅先生當年就講，文學要為人生，要寫普通人的命運。這個傳統不能丟。」
他說這番話的時候，目光有意無意地掃過對面的馮牧。
馮牧端著搪瓷茶缸，不動聲色地喝了一口茶，臉上看不出什麼表情。
「呦，偏派和惜春派的論爭這麼早就開始了嗎？」
余文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
李希凡這番話，聽著是在講文學傳統，其實是在劃陣營。
「五四」和魯迅，那是偏左派的理論武器。他這是在用《天行者》往自己這邊拉，暗示這部作品承接的是左翼文學的正統血脈。
馮牧顯然也聽出來了。他放下搪瓷茶缸，清了清嗓子，不緊不慢地開了口：「希凡同志說得有道理。不過，『五四』傳統博大得很，不光是魯迅先生一家。
茅盾先生當年就講過，文學既要反映人生，也要有藝術的自覺。作家不能被框在某個固定的框架里，還是要勇於探索，突破禁區。」
說著，他把目光轉向余文，語氣溫和：「余文同志，你的《天行者》讓我最感動的，是寫出了那些民辦教師在困境裡的堅守。
這種個體最原初的精神力量，比起空洞的口號，更能打動人心。這是新時期的文學應該走的路：關注個體，尊重生命，勇於探索。」
這話一出，在座的幾個人都微微點了點頭。
馮牧這番話同樣是在拉攏《天行者》，不過他拉的方向正好和李希凡相反——「關注個體」、「突破禁區」，那是惜春派的核心主張。
他這是在暗示，《天行者》的成功恰恰證明了惜春派的路子是對的。
余文端起搪瓷茶缸喝了一口茶，借著喝茶的動作把臉埋在茶缸後面。
「這哪兒是座談會，分明是借我的《天行者》在打擂台嘛。」
偏左派和惜春派，兩邊都想把《天行者》這部作品拉到自己陣營里，給自己那一派加碼。
坐在角落裡的姚雪垠一直沒有說話，面前的稿紙上密密麻麻寫滿了字，手裡的鋼筆也沒停過，偶爾抬起頭來看一眼發言的人，又低下頭繼續寫。
這會兒他忽然放下筆，端起搪瓷茶缸喝了一口，慢悠悠地開了口。
「既然你們都說了，那我也插一句。」
他的聲音不大，但一開口，在座的人都不自覺地安靜了下來。
姚雪垠在文壇的資歷擺在那裡，連馮牧和李希凡都得給他幾分面子。
「我這兩天也在讀《天行者》，有一個感受。」
他把搪瓷茶缸放下，「這部小說最讓我驚訝的，不是它的技巧，也不是它的思想，而是它的史料功夫。」
他把雜誌合上，目光落在余文身上：「我寫《李自成》，為了考證一個細節，有時候要翻幾十本史料。
所以我特別能理解，要把小說里的生活細節寫得準確、寫得鮮活，得下多少笨功夫。
余文同志，你今年多大？」
余文放下茶缸，回答道：「虛歲二十一了。」
姚雪垠點了點頭，沉默了幾秒鐘，然後說了一句讓在座的人都有些意外的話：「二十一歲，就能寫出這樣的作品。我二十歲的時候，除了一腔熱血，四處碰壁之外，什麼都不懂。
後生可畏啊。」
他說完就又低下頭，拿起鋼筆繼續寫了起來，好像剛才那番話只是隨口一說。
「這位很是精明啊，兩邊都不得罪。」
余文注意到，姚雪垠這番話既沒有往偏左派靠，也沒有往惜春派靠。
他只談史料功夫，談細節真實，這種態度本身就是一種立場了：他不願意摻和文壇的派系之爭，只想埋頭做學問。
韋君宜一直沒有開口，直到姚雪垠說完，她才緩緩開了口：
「《天行者》的清樣，我特地找張主編要了過來，一個字一個字地看過。」
「第一遍看完，我在辦公室坐了兩個小時，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這個民辦教師張英才，他讓我想起一個人——我的老師，他也是民辦教師。」
會議室里安靜了下來。連馮牧都放下了手裡的茶缸。
「我老師當年在縣裡教書，一個月拿十幾塊錢工資，住的是學校的雜物間。
冬天沒有爐子，他就裹著被子批改作業。後來他得了肺病，沒錢治，死在講台上。那年他四十二歲。」
韋君宜說到這裡，眼眶竟然有些發紅，緩了緩，接著說道：
「所以我說，《天行者》寫的不是虛構的人物。它寫的是千千萬萬個在農村教書的老師，寫的是那些被遺忘的人。
這樣的小說，我們出版社不但要出，而且要出好。」
她說著，轉過頭看向總編嚴文井：「老嚴，印數的事，你跟余文同志談過了嗎？」
嚴文井點點頭：「孟有源同志已經跟他談過了，首印三十萬冊。」
然後他看了看手錶，清了清嗓子，站了起來。
「各位，在座談會正式開始之前，我先宣布一件事。」
他從面前的文件夾里取出一張紙展開來，紙上的字跡蒼勁有力，是用毛筆寫的。
「今天一早，茅盾先生托他的長子韋韜同志，從醫院送來了一幅親筆題詞。」
會議室里立馬響起一陣低低的議論聲。
嚴文井把那張紙舉起來，讓在座的人都能看清楚。上面用工整的行楷寫著一行字：
「為鄉村教育的燃燈者立傳——《天行者》。」
下面還有一行小字：「茅盾，一九七八年三月。」
嚴文井把題詞小心地放在桌上，又從文件夾里取出一張紙：「茅盾先生還親筆寫了一則短評，托韋韜同志一併帶來。我給大家念一下。」
他清了清嗓子，念道：「《天行者》以樸素的筆觸，為那些在偏遠山區默默耕耘的民辦教師立傳。
它寫出了普通人在艱難歲月里的堅守與希望，寫出了知識的力量如何照亮人性的幽暗。
這是一部有筋骨、有溫度的作品，是新時期文學的重要收穫。茅盾，一九七八年三月。」
念完之後，會議室里安靜了好幾秒鐘，然後掌聲響了起來。先是零星的幾聲，接著越來越密，最後響成了一片。
嚴文井等掌聲平息下來，又從文件夾里取出一份文件，舉在手裡。
「我再宣布第二件事。」
他把文件放到桌上，用手指輕輕敲了敲：「國家出版局已經特批了一批儲備紙張，讓我們出版社重印三十五種中外文學名著，解決青年無書可讀的問題。」
哦？原來是這樣。
余文恍然大悟的點點頭。
這話一出，會議室里的氣氛頓時也熱烈起來，好些人忍不住小聲交頭接耳。
馮牧第一個開口：「這可是大好事。這些年，年輕人想讀書讀不到，新華書店一到貨就排長隊，排到了也搶不著。
重印名著，是解了燃眉之急啊。」
嚴文井點了點頭，接著說：「社裡已經研究過了，這批名著重印之後，和《天行者》單行本在全國同步上架發行。
《天行者》首印三十萬冊，在各地新華書店的發貨優先級，和這批中外名著並列。」
這句話的分量，在座的人都聽得明白。
中外名著重印，那是國家層面的文化工程，每一本都是經過時間檢驗的經典。
把一部新人新作和這些名著放在同一批發貨序列里，這意味著什麼？
李希凡在本子上記了幾筆，抬起頭，張了張嘴想說什麼，最後只說了一句：「這個力度，在我印象里，是你們人民文學出版社還從來沒有過的。」
姚雪垠放下鋼筆，端起搪瓷茶缸喝了一口，意味深長地說：「我當年出《李自成》第一卷，首印才八萬冊。嚴總編這是下了血本啊。」
嚴文井笑了笑，沒有接話，而是轉過頭看向張光年：「老張，你們《人民文學》當初是怎麼發現這部稿子的，給大家說說？」
張光年放下手裡的搪瓷茶缸，清了清嗓子。
「說起這個，還真是個故事。」
他把兩手交叉擱在桌面上，不緊不慢地開了口：「去年十一月，我們的編輯崔道怡同志從自由來稿里翻出一個牛皮紙信封。
寄件人寫的是川蜀省桐溪縣黃泥公社核桃灣生產隊。
老崔當時還嘀咕了一句，說這地方他連聽都沒聽說過。」
「結果他剛看完，就著急忙慌地帶著稿子，闖到了我辦公室。」
張光年說到這裡，停頓了一下，目光往余文那邊掃了一眼，「老崔推開我辦公室的門，興奮地對我說：主編，我發現了一部稿子，你快看看。
我說什麼稿子值得你這麼著急忙慌的？他說，這是一部能改變《人民文學》的稿子。」
「這話說的，我當時還以為他是快更年期了犯糊塗呢。
結果他見我不信，硬是稿子遞過來讓我看，我坐在那裡，一口氣讀完了這四萬字。
讀完之後，我做了兩件事。」
張光年豎起兩根手指，「第一，我讓編輯部把已經排好版準備下廠印刷的十二月刊撤回來，把《天行者》插進去，放在頭版。
第二，我把本來準備發在十二月刊的那篇《班主任》往後挪了一期，讓它給《天行者》讓路。」
他靠在椅背上，語氣裡帶著幾分感慨：「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兩個決定都做對了。十二月刊一上架就賣斷了，各地新華書店追著我們要加印。
讀者的來信雪片似的飛過來，有民辦教師寫的，有知青寫的，有工人寫的，還有當兵的在軍營里讀到，給我們寫信說看得流淚了的。
我當時就激動地跟老崔說，咱們《人民文學》復刊兩年多，從來沒有哪一期能有這一期的反響。」
張光年說完了，端起搪瓷茶缸喝了一大口，然後往椅背上一靠，目光在徑直落在了余文身上。
那眼神，像是看著一件自家院子裡長出來的好莊稼，既得意又欣慰。
嚴文井看了看手錶，然後站起來，走到會議室正前方的講台後面，雙手撐在講台邊緣，目光從在座的人臉上一一掃過。
「同志們，剛才茅盾先生的題詞和短評大家都聽到了，出版局特批名著重印的好消息大家也聽到了。
我再說兩句，算是給咱們今天這個座談會定個調。」
嚴文井把聲音提高了些，語氣也變得鄭重起來：「《天行者》這部作品，在我看來，有三個『第一』：
它是新時期文學以來第一部正面反映民辦教師群體的長篇小說。
是恢復高考後第一部在全國引起廣泛共鳴的現實題材作品。
也是我們人民文學出版社今年開年以來第一部首印就突破三十萬冊的原創長篇。」
「能有這樣的成績，首先是因為作者寫得好。余文同志深入到生活的最底層，寫出了普通人身上最閃光的東西。
其次也是因為我們趕上了好時候。高考恢復了，全社會都在關心教育、關心人才、關心普通人的命運。
在這個時間點上，一部寫民辦教師、寫知識改變命運的小說，正好回應了時代的需求。」
他說到這裡，先是用目光在會議室里掃了一圈，語氣變得慎重起來：「今天咱們這個座談會，不光是討論一部作品，也是向文壇、向全社會傳遞一個信號：
出版社和刊物願意為反映時代、反映人民心聲的作品提供平台，也願意和廣大文藝工作者一起，用文學的力量去回應時代的召喚。」
他接著說道：「最近很多刊物復刊了，也有很多優秀的作品發表了。
文壇也出現了一些討論，關於新時期的文學應該往哪個方向走。
有人主張要『向後看』，多挖掘歷史和傳統中的資源；也有人主張要『向前看』，勇於探索新的題材和手法。」
「這些討論，我認為都是正常的，也是有益的。
但在我們今天這個座談會上，我想說的是，不管是『向後看』還是『向前看』，最終的落腳點都是『向下看』：
看向人民群眾，看向那些被忽視的角落，看向那些在底層默默奉獻的普通人。這才是文學的根本。」
他說完這番話，端起搪瓷茶缸喝了一口水，潤了潤嗓子，然後朝余文那邊看了一眼：「余文同志，《天行者》的創作歷程，還有你個人的文學理念，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余文站起來，走到講台前。沉吟了大概十幾秒，簡單打了下腹稿，然後開口道：「各位老師，感謝你們抽出時間來參加這個座談會。
也謝謝茅盾先生抱病為《天行者》題詞，謝謝嚴總編和張主編對這部作品的看重。
說實話，剛才坐在這裡聽各位老師的發言，我心裡一直在想，我能寫出《天行者》，首先是占了原來生活的便宜，能在一開始就了解到那些民辦教師生活的艱辛。
如果沒有當年那些在煤油燈底下給學生批改作業的生臉孔，《天行者》也就不復存在了。
有幸站在這裡，我想借魯迅先生的一句話，來表達我對如今處於新時期的作家的一些看法：
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的、深入的、大膽的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
似乎是怕這句話太過冷硬，余文又放緩語氣補充一句：「接下來我打算寫幾部跟之前不太一樣的作品，《人生》是為即將復刊的《收穫》準備的中篇。其他的我還在構思，等寫出來了再請各位前輩指教。」
說完，微微欠了欠身，然後將位置讓回給嚴總編。
余文回到位置，端起搪瓷茶缸喝了一口，借著喝茶的動作把臉藏在茶缸後面，心裡暗暗鬆了口氣。
「台下老狐狸太多，我剛剛的發言應該還算周全吧。」
既表達了對前輩的尊重，又沒有把自己的創作道路框死。
至於台下這幫老江湖能從自己的話里品出什麼來，那就是他們的事了。
另一邊，嚴文井站起來清了清嗓子，正要開口說話。
就在這時，會議室的門忽然被推開了。
一個穿著灰布中山裝的年輕人快步走了進來。他臉色很是焦急，額頭還帶著點細汗，估計是一路小跑過來的。
在座的人都停下了手裡的動作，有幾個人的目光已經被吸引了過去。
來人走到嚴文井身邊，彎下腰，湊到他耳邊說了句什麼。
嚴文井臉色一變。
猛地站起來，甚至顧不上跟其他人解釋，也顧不上合上面前攤開的文件夾，轉身就往外走。
腳步又急又快，走到門口的時候還絆了一下，扶住門框才穩住身子。
「這麼失態？發生什麼了？」
余文奇怪地看著門口。
會議室里的人也面面相覷。馮牧端著搪瓷茶缸的手懸在半空中，忘了放下。
李希凡耳朵一動，鋼筆在本子上劃出一道長長的橫線都沒注意到。
連一直埋頭寫字的姚雪垠都放下了筆，時不時往門口張望一眼。
韋君宜皺著眉頭，低聲問了句：「老嚴這是怎麼了？」
沒人回答她。
大約過了三四分鐘，走廊里傳來腳步聲，會議室的門再次被推開。嚴文井側著身子站在門邊，恭敬地伸手引著身後的人往裡走。
那姿勢，那微微躬著身子的姿態，讓在座的幾個年長的作家不約而同地坐直了身子。
「這是誰來了，能讓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老總編都這麼畢恭畢敬？」
余文也好奇地抬頭看去。
只見一個穿著灰色中山裝的老人走了進來。他頭髮花白，臉上的皺紋像是刀刻的一樣深，但腰板挺得很直。
他在門口站定，抬手壓了壓，示意嚴文井不用這麼客氣，然後目光在會議室里慢慢掃了一圈。
馮牧、李希凡、張光年等等文壇老人忙不迭站了起來，其中有一位差點把凳子勾倒，顯然對來者很是意外。
來者是周揚。
這個名字在七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壇，幾乎是一面旗幟。他在文化口的位子上坐了幾十年，文壇的大事小情少說有一半都跟他有關。
前幾年因為一些變數淡出了公眾視野，最近才剛剛復出。
周揚朝起身的幾個人點了點頭，「我剛好在附近辦事，聽說你們在開《天行者》的座談會，就進來看看，不打擾吧？」
「不打擾，不打擾。」
周揚往前走幾步，目光越過前排的幾個老面孔，徑直落在余文這個唯一的年輕面孔身上：
「你就是余文同志吧？比我想像的還要年輕啊。」
說完，不等余文回答，就轉頭看向眾人：
「這些年，我們文藝界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百廢待興，最缺的就是扎紮實實寫生活、寫普通人、寫希望的作品。
《天行者》我看了，就是這樣的好作品。這樣的作品越多，我們的文藝就越有希望。」
說著，見角落裡的那個年輕攝影師還不懂事地把攝攝像機對著他，周揚皺了皺眉。
但還是語氣平緩地繼續說道：「當然，我也聽到一些說法，說《天行者》屬於哪個派別，或者代表了某種傾向。
對此，我不作評價。判斷一部作品的價值，最終還是要回到作品本身，回到人民群眾的認可度上來。
要記住，好作品不是說出來的，是寫出來的。」
說到最後一句話的時候，周揚意有所指地看了看底下幾個面色一下子變得有些不自然的人。
然後特地看了余文一眼，點了下頭，轉身往會議室外走了。
走之前，伸手按了按正要相送的嚴文井的肩膀，眼神往那個年輕攝影師那邊瞟了瞟。
嚴文井立馬會過意來，轉頭朝旁邊的人使了個眼色，壓低聲音吩咐了幾句。
那人快步走到角落裡那個攝影記者旁邊，在記者耳邊嘀咕了兩句。
攝影記者的表情先是愣了一下，然後反應過來，趕緊在攝影機上操作了幾下。
嚴文井走回講台前，清了清嗓子。他的聲音比剛才高了幾分，像是在努力把氣氛拉回正軌：「各位，今天的座談會到此結束。感謝各位的光臨。」
會議散了，人潮卻沒立刻散，會議室里的氣氛也微妙地變了。
馬上就有一圈人圍到了韋韜身邊，七嘴八舌地打聽著茅盾先生的身體情況，還有的想托韋韜給茅盾先生帶話，或者是遞稿子。
里三層外三層，圍得水泄不通。
韋韜被圍在中間，臉上帶著禮貌的微笑，一一回應著。
相比之下，余文這邊冷清了不少。
余文沒工夫關注這些，正摩挲著下巴，回想著剛才周揚的那些話。
那番話，除了表達了對《天行者》的欣賞態度之外，也隱隱對台下的那些暗流涌動，表達出了敲打的態度。
「這樣的表態對我來說是好事，現在我才初出茅廬，貿然被這些積年的文壇矛盾牽扯進去，也挺難辦的。」
一邊這麼思襯著，余文一邊瞥了眼快要被圍得水泄不通的韋韜那邊。
那邊熙熙攘攘，自己這邊門可羅雀。余文反而鬆了口氣，往會議室外走去。
「沒人纏上來，正好。
剛斥了6000巨資買下那座四合院，雖說物超所值，但手頭一下子變得緊巴巴的。
我得趕緊回去把答應燕影廠那邊的劇本給趕出來，不然只靠電影改編帶來的版權費，可得不到多少進帳。」
他扭過頭，上下打量著余文的形象：
身姿筆挺，眼神明亮，穿著藍布褂子和解放鞋，簡單樸實。
滿意的點點頭，小心翼翼地左右看了看，湊到余文耳邊說道：
「余文，一會兒進去的時候千萬注意得體點兒。」
孟有源壓低嗓子，語氣裡帶著幾分緊張，「今天可不是一般的座談會，不光有攝影記者，還有好些文壇的重要人物。
發言的時候，不知道說什麼就少說，多說多錯，少說少錯。」
還真是高規格？
余文一邊眨巴眨巴眼睛，一邊笑著應承道：「放心吧孟編輯，我有分寸。」
孟有源還想再叮囑兩句，會議室的門已經從裡面被推開了。
一個戴著黑框眼鏡的中年人探出頭來，看見孟有源和余文，鬆了口氣：「可算來了，嚴總編正要開始呢。」
「誒，來了來了。」
孟有源趕緊拉著余文進了門。
會議室比不算小，一張鋪著白布的長條桌擺在正中央，兩邊坐了二十來號人。
正對門的那面牆上掛著一幅紅底白字的橫幅——「長篇小說《天行者》座談會」。
余文一進門，屋裡說話的聲音就小了幾分。
十幾道目光齊刷刷地往門口掃過來，有打量的，有好奇的，也有帶著幾分審視的。
孟有源領著余文往靠窗的位置走，一邊走一邊小聲跟他介紹在座的人。
靠東頭坐著的那個瘦高個兒，戴著一副銀框眼鏡，頭髮梳得一絲不苟，正低頭翻著一沓稿紙。
「那是咱們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總編嚴文井。」
嚴文井旁邊坐著一個圓臉的中年人，手裡捧著一本《人民文學》三月刊，正用手指點著上面的一段文字跟旁邊的人說著什麼。
「那人正是《人民文學》主編張光年。」
孟有源正說著，張光年也看見了他們，馬上對余文點點頭，和藹地笑了笑。
再往旁邊，是一個穿著藏藍色列寧裝的中年女人，齊耳的短髮，身材有些清瘦。
她正端著搪瓷茶缸喝茶，用銳利的目光往余文這邊掃了一眼。
孟有源小聲說：「那位是韋君宜，咱們出版社的副總編，估計要不了多久就升總編了。」
韋君宜？余文心裡一動。
那可是出版界出了名的鐵娘子，眼光毒辣，脾氣也硬，這人一會兒不會挑他的刺吧？
挨著韋君宜坐的是一個五十來歲的男人，方臉濃眉，正用手擰著眉毛，像是在想什麼心事。
「那是文學評論家馮牧，在文壇很有分量。」
馮牧旁邊坐著一個個子不高的中年人，戴著一副黑框眼鏡，手裡拿著鋼筆，正在一個小本子上飛快地記著什麼。
「那是李希凡，當年因為評《紅樓夢》跟俞平伯打擂台，一下出了大名，現在是文藝報的評論部主任。」
再往裡走，是一個頭髮花白、面容清瘦的老者，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中山裝，領口扣得一絲不苟。
他面前的桌上攤著一本厚厚的稿紙，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字。
「這位是姚雪垠，估計這會兒正在寫《李自成》的第二卷，這可是出版社今年的重點項目。」
「把這些人湊到一塊兒，就為了開一個新人新作的座談會？估計一會有什麼事要順便宣布吧。」
余文心裡想著，面上卻不動聲色，跟著孟有源在靠窗的位置坐下來。
剛坐下，對面的馮牧就開了口。他放下手裡正在記筆記的鋼筆，目光在余文身上停了一下，然後轉向旁邊的韋君宜，語氣帶著幾分感慨：
「我去年讀到《人民文學》12月刊的《班主任》的時候，就覺得那已經是短篇小說的一個突破。
沒想到沒翻幾頁，就出來一部《天行者》。只讀了個開頭我就知道，這長篇絕對不一般。」
他說著說著，不自覺地嘆了口氣：「你們不知道一個評論家在看到這樣一部久違的長篇，哪怕只是開頭，是什麼樣的心情。
那種感覺怎麼說呢，就好像你在一條黑胡同里走了很久，忽然看見前面有一盞燈。
你知道那燈還遠，但你就是忍不住想往前走。」
坐在馮牧旁邊的李希凡放下鋼筆，接過話頭：「老馮說得對。
不過我倒覺得，《天行者》最難得的地方，不是它寫了什麼，而是它怎麼寫的。」
他翻開面前的一本《人民文學》，指著上面一段畫了紅線的文字：「你們看這一段——張英才在煤油燈底下備課，燈芯燒焦了，他用剪刀剪掉一截，又繼續寫。
就這麼一個細節，沒有抒情，沒有議論，但那個勁兒全出來了。」
李希凡說著，抬起頭看向余文，語氣裡帶著幾分真誠的讚嘆：「余文同志，你這個細節寫得是真到位。我能問一下，你是怎麼想到寫這個的嗎？」
余文沒想到李希凡會突然點他的名。他稍稍坐直了身子，想了想，說：「我在公社中學讀書的時候，見過民辦教師備課。他們用的就是煤油燈，燈芯燒焦了也捨不得換，因為煤油要憑票供應，只能這麼將就著用。」
李希凡點了點頭，在本子上記了幾筆，又抬起頭：「這個細節讓我想起魯迅寫閏土——寫他『大約已經死了』，就六個字，沒有多餘的渲染，但你讀了就是覺得心裡堵得慌。
你這一段也有那個味道。」
余文趕緊擺手：「李老師過獎了，我這水平，和魯迅先生的作品可差了不知道多遠呢。」
「差得遠是一回事，方向對不對是另一回事。」
李希凡放下鋼筆，語氣沉了沉，「我這些年看了不少稿子，有個感受越來越強烈：
現在的文學創作，還是要回到五四的源頭上去。
魯迅先生當年就講，文學要為人生，要寫普通人的命運。這個傳統不能丟。」
他說這番話的時候，目光有意無意地掃過對面的馮牧。
馮牧端著搪瓷茶缸，不動聲色地喝了一口茶，臉上看不出什麼表情。
「呦，偏派和惜春派的論爭這麼早就開始了嗎？」
余文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
李希凡這番話，聽著是在講文學傳統，其實是在劃陣營。
「五四」和魯迅，那是偏左派的理論武器。他這是在用《天行者》往自己這邊拉，暗示這部作品承接的是左翼文學的正統血脈。
馮牧顯然也聽出來了。他放下搪瓷茶缸，清了清嗓子，不緊不慢地開了口：「希凡同志說得有道理。不過，『五四』傳統博大得很，不光是魯迅先生一家。
茅盾先生當年就講過，文學既要反映人生，也要有藝術的自覺。作家不能被框在某個固定的框架里，還是要勇於探索，突破禁區。」
說著，他把目光轉向余文，語氣溫和：「余文同志，你的《天行者》讓我最感動的，是寫出了那些民辦教師在困境裡的堅守。
這種個體最原初的精神力量，比起空洞的口號，更能打動人心。這是新時期的文學應該走的路：關注個體，尊重生命，勇於探索。」
這話一出，在座的幾個人都微微點了點頭。
馮牧這番話同樣是在拉攏《天行者》，不過他拉的方向正好和李希凡相反——「關注個體」、「突破禁區」，那是惜春派的核心主張。
他這是在暗示，《天行者》的成功恰恰證明了惜春派的路子是對的。
余文端起搪瓷茶缸喝了一口茶，借著喝茶的動作把臉埋在茶缸後面。
「這哪兒是座談會，分明是借我的《天行者》在打擂台嘛。」
偏左派和惜春派，兩邊都想把《天行者》這部作品拉到自己陣營里，給自己那一派加碼。
坐在角落裡的姚雪垠一直沒有說話，面前的稿紙上密密麻麻寫滿了字，手裡的鋼筆也沒停過，偶爾抬起頭來看一眼發言的人，又低下頭繼續寫。
這會兒他忽然放下筆，端起搪瓷茶缸喝了一口，慢悠悠地開了口。
「既然你們都說了，那我也插一句。」
他的聲音不大，但一開口，在座的人都不自覺地安靜了下來。
姚雪垠在文壇的資歷擺在那裡，連馮牧和李希凡都得給他幾分面子。
「我這兩天也在讀《天行者》，有一個感受。」
他把搪瓷茶缸放下，「這部小說最讓我驚訝的，不是它的技巧，也不是它的思想，而是它的史料功夫。」
他把雜誌合上，目光落在余文身上：「我寫《李自成》，為了考證一個細節，有時候要翻幾十本史料。
所以我特別能理解，要把小說里的生活細節寫得準確、寫得鮮活，得下多少笨功夫。
余文同志，你今年多大？」
余文放下茶缸，回答道：「虛歲二十一了。」
姚雪垠點了點頭，沉默了幾秒鐘，然後說了一句讓在座的人都有些意外的話：「二十一歲，就能寫出這樣的作品。我二十歲的時候，除了一腔熱血，四處碰壁之外，什麼都不懂。
後生可畏啊。」
他說完就又低下頭，拿起鋼筆繼續寫了起來，好像剛才那番話只是隨口一說。
「這位很是精明啊，兩邊都不得罪。」
余文注意到，姚雪垠這番話既沒有往偏左派靠，也沒有往惜春派靠。
他只談史料功夫，談細節真實，這種態度本身就是一種立場了：他不願意摻和文壇的派系之爭，只想埋頭做學問。
韋君宜一直沒有開口，直到姚雪垠說完，她才緩緩開了口：
「《天行者》的清樣，我特地找張主編要了過來，一個字一個字地看過。」
「第一遍看完，我在辦公室坐了兩個小時，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這個民辦教師張英才，他讓我想起一個人——我的老師，他也是民辦教師。」
會議室里安靜了下來。連馮牧都放下了手裡的茶缸。
「我老師當年在縣裡教書，一個月拿十幾塊錢工資，住的是學校的雜物間。
冬天沒有爐子，他就裹著被子批改作業。後來他得了肺病，沒錢治，死在講台上。那年他四十二歲。」
韋君宜說到這裡，眼眶竟然有些發紅，緩了緩，接著說道：
「所以我說，《天行者》寫的不是虛構的人物。它寫的是千千萬萬個在農村教書的老師，寫的是那些被遺忘的人。
這樣的小說，我們出版社不但要出，而且要出好。」
她說著，轉過頭看向總編嚴文井：「老嚴，印數的事，你跟余文同志談過了嗎？」
嚴文井點點頭：「孟有源同志已經跟他談過了，首印三十萬冊。」
然後他看了看手錶，清了清嗓子，站了起來。
「各位，在座談會正式開始之前，我先宣布一件事。」
他從面前的文件夾里取出一張紙展開來，紙上的字跡蒼勁有力，是用毛筆寫的。
「今天一早，茅盾先生托他的長子韋韜同志，從醫院送來了一幅親筆題詞。」
會議室里立馬響起一陣低低的議論聲。
嚴文井把那張紙舉起來，讓在座的人都能看清楚。上面用工整的行楷寫著一行字：
「為鄉村教育的燃燈者立傳——《天行者》。」
下面還有一行小字：「茅盾，一九七八年三月。」
嚴文井把題詞小心地放在桌上，又從文件夾里取出一張紙：「茅盾先生還親筆寫了一則短評，托韋韜同志一併帶來。我給大家念一下。」
他清了清嗓子，念道：「《天行者》以樸素的筆觸，為那些在偏遠山區默默耕耘的民辦教師立傳。
它寫出了普通人在艱難歲月里的堅守與希望，寫出了知識的力量如何照亮人性的幽暗。
這是一部有筋骨、有溫度的作品，是新時期文學的重要收穫。茅盾，一九七八年三月。」
念完之後，會議室里安靜了好幾秒鐘，然後掌聲響了起來。先是零星的幾聲，接著越來越密，最後響成了一片。
嚴文井等掌聲平息下來，又從文件夾里取出一份文件，舉在手裡。
「我再宣布第二件事。」
他把文件放到桌上，用手指輕輕敲了敲：「國家出版局已經特批了一批儲備紙張，讓我們出版社重印三十五種中外文學名著，解決青年無書可讀的問題。」
哦？原來是這樣。
余文恍然大悟的點點頭。
這話一出，會議室里的氣氛頓時也熱烈起來，好些人忍不住小聲交頭接耳。
馮牧第一個開口：「這可是大好事。這些年，年輕人想讀書讀不到，新華書店一到貨就排長隊，排到了也搶不著。
重印名著，是解了燃眉之急啊。」
嚴文井點了點頭，接著說：「社裡已經研究過了，這批名著重印之後，和《天行者》單行本在全國同步上架發行。
《天行者》首印三十萬冊，在各地新華書店的發貨優先級，和這批中外名著並列。」
這句話的分量，在座的人都聽得明白。
中外名著重印，那是國家層面的文化工程，每一本都是經過時間檢驗的經典。
把一部新人新作和這些名著放在同一批發貨序列里，這意味著什麼？
李希凡在本子上記了幾筆，抬起頭，張了張嘴想說什麼，最後只說了一句：「這個力度，在我印象里，是你們人民文學出版社還從來沒有過的。」
姚雪垠放下鋼筆，端起搪瓷茶缸喝了一口，意味深長地說：「我當年出《李自成》第一卷，首印才八萬冊。嚴總編這是下了血本啊。」
嚴文井笑了笑，沒有接話，而是轉過頭看向張光年：「老張，你們《人民文學》當初是怎麼發現這部稿子的，給大家說說？」
張光年放下手裡的搪瓷茶缸，清了清嗓子。
「說起這個，還真是個故事。」
他把兩手交叉擱在桌面上，不緊不慢地開了口：「去年十一月，我們的編輯崔道怡同志從自由來稿里翻出一個牛皮紙信封。
寄件人寫的是川蜀省桐溪縣黃泥公社核桃灣生產隊。
老崔當時還嘀咕了一句，說這地方他連聽都沒聽說過。」
「結果他剛看完，就著急忙慌地帶著稿子，闖到了我辦公室。」
張光年說到這裡，停頓了一下，目光往余文那邊掃了一眼，「老崔推開我辦公室的門，興奮地對我說：主編，我發現了一部稿子，你快看看。
我說什麼稿子值得你這麼著急忙慌的？他說，這是一部能改變《人民文學》的稿子。」
「這話說的，我當時還以為他是快更年期了犯糊塗呢。
結果他見我不信，硬是稿子遞過來讓我看，我坐在那裡，一口氣讀完了這四萬字。
讀完之後，我做了兩件事。」
張光年豎起兩根手指，「第一，我讓編輯部把已經排好版準備下廠印刷的十二月刊撤回來，把《天行者》插進去，放在頭版。
第二，我把本來準備發在十二月刊的那篇《班主任》往後挪了一期，讓它給《天行者》讓路。」
他靠在椅背上，語氣裡帶著幾分感慨：「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兩個決定都做對了。十二月刊一上架就賣斷了，各地新華書店追著我們要加印。
讀者的來信雪片似的飛過來，有民辦教師寫的，有知青寫的，有工人寫的，還有當兵的在軍營里讀到，給我們寫信說看得流淚了的。
我當時就激動地跟老崔說，咱們《人民文學》復刊兩年多，從來沒有哪一期能有這一期的反響。」
張光年說完了，端起搪瓷茶缸喝了一大口，然後往椅背上一靠，目光在徑直落在了余文身上。
那眼神，像是看著一件自家院子裡長出來的好莊稼，既得意又欣慰。
嚴文井看了看手錶，然後站起來，走到會議室正前方的講台後面，雙手撐在講台邊緣，目光從在座的人臉上一一掃過。
「同志們，剛才茅盾先生的題詞和短評大家都聽到了，出版局特批名著重印的好消息大家也聽到了。
我再說兩句，算是給咱們今天這個座談會定個調。」
嚴文井把聲音提高了些，語氣也變得鄭重起來：「《天行者》這部作品，在我看來，有三個『第一』：
它是新時期文學以來第一部正面反映民辦教師群體的長篇小說。
是恢復高考後第一部在全國引起廣泛共鳴的現實題材作品。
也是我們人民文學出版社今年開年以來第一部首印就突破三十萬冊的原創長篇。」
「能有這樣的成績，首先是因為作者寫得好。余文同志深入到生活的最底層，寫出了普通人身上最閃光的東西。
其次也是因為我們趕上了好時候。高考恢復了，全社會都在關心教育、關心人才、關心普通人的命運。
在這個時間點上，一部寫民辦教師、寫知識改變命運的小說，正好回應了時代的需求。」
他說到這裡，先是用目光在會議室里掃了一圈，語氣變得慎重起來：「今天咱們這個座談會，不光是討論一部作品，也是向文壇、向全社會傳遞一個信號：
出版社和刊物願意為反映時代、反映人民心聲的作品提供平台，也願意和廣大文藝工作者一起，用文學的力量去回應時代的召喚。」
他接著說道：「最近很多刊物復刊了，也有很多優秀的作品發表了。
文壇也出現了一些討論，關於新時期的文學應該往哪個方向走。
有人主張要『向後看』，多挖掘歷史和傳統中的資源；也有人主張要『向前看』，勇於探索新的題材和手法。」
「這些討論，我認為都是正常的，也是有益的。
但在我們今天這個座談會上，我想說的是，不管是『向後看』還是『向前看』，最終的落腳點都是『向下看』：
看向人民群眾，看向那些被忽視的角落，看向那些在底層默默奉獻的普通人。這才是文學的根本。」
他說完這番話，端起搪瓷茶缸喝了一口水，潤了潤嗓子，然後朝余文那邊看了一眼：「余文同志，《天行者》的創作歷程，還有你個人的文學理念，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余文站起來，走到講台前。沉吟了大概十幾秒，簡單打了下腹稿，然後開口道：「各位老師，感謝你們抽出時間來參加這個座談會。
也謝謝茅盾先生抱病為《天行者》題詞，謝謝嚴總編和張主編對這部作品的看重。
說實話，剛才坐在這裡聽各位老師的發言，我心裡一直在想，我能寫出《天行者》，首先是占了原來生活的便宜，能在一開始就了解到那些民辦教師生活的艱辛。
如果沒有當年那些在煤油燈底下給學生批改作業的生臉孔，《天行者》也就不復存在了。
有幸站在這裡，我想借魯迅先生的一句話，來表達我對如今處於新時期的作家的一些看法：
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的、深入的、大膽的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
似乎是怕這句話太過冷硬，余文又放緩語氣補充一句：「接下來我打算寫幾部跟之前不太一樣的作品，《人生》是為即將復刊的《收穫》準備的中篇。其他的我還在構思，等寫出來了再請各位前輩指教。」
說完，微微欠了欠身，然後將位置讓回給嚴總編。
余文回到位置，端起搪瓷茶缸喝了一口，借著喝茶的動作把臉藏在茶缸後面，心裡暗暗鬆了口氣。
「台下老狐狸太多，我剛剛的發言應該還算周全吧。」
既表達了對前輩的尊重，又沒有把自己的創作道路框死。
至於台下這幫老江湖能從自己的話里品出什麼來，那就是他們的事了。
另一邊，嚴文井站起來清了清嗓子，正要開口說話。
就在這時，會議室的門忽然被推開了。
一個穿著灰布中山裝的年輕人快步走了進來。他臉色很是焦急，額頭還帶著點細汗，估計是一路小跑過來的。
在座的人都停下了手裡的動作，有幾個人的目光已經被吸引了過去。
來人走到嚴文井身邊，彎下腰，湊到他耳邊說了句什麼。
嚴文井臉色一變。
猛地站起來，甚至顧不上跟其他人解釋，也顧不上合上面前攤開的文件夾，轉身就往外走。
腳步又急又快，走到門口的時候還絆了一下，扶住門框才穩住身子。
「這麼失態？發生什麼了？」
余文奇怪地看著門口。
會議室里的人也面面相覷。馮牧端著搪瓷茶缸的手懸在半空中，忘了放下。
李希凡耳朵一動，鋼筆在本子上劃出一道長長的橫線都沒注意到。
連一直埋頭寫字的姚雪垠都放下了筆，時不時往門口張望一眼。
韋君宜皺著眉頭，低聲問了句：「老嚴這是怎麼了？」
沒人回答她。
大約過了三四分鐘，走廊里傳來腳步聲，會議室的門再次被推開。嚴文井側著身子站在門邊，恭敬地伸手引著身後的人往裡走。
那姿勢，那微微躬著身子的姿態，讓在座的幾個年長的作家不約而同地坐直了身子。
「這是誰來了，能讓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老總編都這麼畢恭畢敬？」
余文也好奇地抬頭看去。
只見一個穿著灰色中山裝的老人走了進來。他頭髮花白，臉上的皺紋像是刀刻的一樣深，但腰板挺得很直。
他在門口站定，抬手壓了壓，示意嚴文井不用這麼客氣，然後目光在會議室里慢慢掃了一圈。
馮牧、李希凡、張光年等等文壇老人忙不迭站了起來，其中有一位差點把凳子勾倒，顯然對來者很是意外。
來者是周揚。
這個名字在七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壇，幾乎是一面旗幟。他在文化口的位子上坐了幾十年，文壇的大事小情少說有一半都跟他有關。
前幾年因為一些變數淡出了公眾視野，最近才剛剛復出。
周揚朝起身的幾個人點了點頭，「我剛好在附近辦事，聽說你們在開《天行者》的座談會，就進來看看，不打擾吧？」
「不打擾，不打擾。」
周揚往前走幾步，目光越過前排的幾個老面孔，徑直落在余文這個唯一的年輕面孔身上：
「你就是余文同志吧？比我想像的還要年輕啊。」
說完，不等余文回答，就轉頭看向眾人：
「這些年，我們文藝界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百廢待興，最缺的就是扎紮實實寫生活、寫普通人、寫希望的作品。
《天行者》我看了，就是這樣的好作品。這樣的作品越多，我們的文藝就越有希望。」
說著，見角落裡的那個年輕攝影師還不懂事地把攝攝像機對著他，周揚皺了皺眉。
但還是語氣平緩地繼續說道：「當然，我也聽到一些說法，說《天行者》屬於哪個派別，或者代表了某種傾向。
對此，我不作評價。判斷一部作品的價值，最終還是要回到作品本身，回到人民群眾的認可度上來。
要記住，好作品不是說出來的，是寫出來的。」
說到最後一句話的時候，周揚意有所指地看了看底下幾個面色一下子變得有些不自然的人。
然後特地看了余文一眼，點了下頭，轉身往會議室外走了。
走之前，伸手按了按正要相送的嚴文井的肩膀，眼神往那個年輕攝影師那邊瞟了瞟。
嚴文井立馬會過意來，轉頭朝旁邊的人使了個眼色，壓低聲音吩咐了幾句。
那人快步走到角落裡那個攝影記者旁邊，在記者耳邊嘀咕了兩句。
攝影記者的表情先是愣了一下，然後反應過來，趕緊在攝影機上操作了幾下。
嚴文井走回講台前，清了清嗓子。他的聲音比剛才高了幾分，像是在努力把氣氛拉回正軌：「各位，今天的座談會到此結束。感謝各位的光臨。」
會議散了，人潮卻沒立刻散，會議室里的氣氛也微妙地變了。
馬上就有一圈人圍到了韋韜身邊，七嘴八舌地打聽著茅盾先生的身體情況，還有的想托韋韜給茅盾先生帶話，或者是遞稿子。
里三層外三層，圍得水泄不通。
韋韜被圍在中間，臉上帶著禮貌的微笑，一一回應著。
相比之下，余文這邊冷清了不少。
余文沒工夫關注這些，正摩挲著下巴，回想著剛才周揚的那些話。
那番話，除了表達了對《天行者》的欣賞態度之外，也隱隱對台下的那些暗流涌動，表達出了敲打的態度。
「這樣的表態對我來說是好事，現在我才初出茅廬，貿然被這些積年的文壇矛盾牽扯進去，也挺難辦的。」
一邊這麼思襯著，余文一邊瞥了眼快要被圍得水泄不通的韋韜那邊。
那邊熙熙攘攘，自己這邊門可羅雀。余文反而鬆了口氣，往會議室外走去。
「沒人纏上來，正好。
剛斥了6000巨資買下那座四合院，雖說物超所值，但手頭一下子變得緊巴巴的。
我得趕緊回去把答應燕影廠那邊的劇本給趕出來，不然只靠電影改編帶來的版權費，可得不到多少進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