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黑色幽默
張曉是工廠里的技術員，算是袁麗爸的下屬之一，他比袁麗大了十歲，處於叫叔叔和哥哥之間的兩可地帶。由於袁麗媽身體不好，袁麗又是個女孩子，買蜂窩煤、買米買面、冬儲大白菜之類的重體力家務，袁麗爸總是叫上張曉來搭把手。如果趕上什麼重活累活，而袁麗爸不在家，袁麗媽也多半會讓袁麗去找張曉來幫忙。
袁麗在記憶中搜尋對張曉最初的記憶，追溯到上小學時的一個冬天。記憶中，門外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緊接著是袁麗爸的叫門聲：「麗麗，快開門！」
袁麗拉開門的一瞬間，下雪天獨有的那種略帶潮濕感的冷風撲面而來。門外站著袁麗爸和張曉，兩人各自扛著一袋沉甸甸的麵粉，氣喘吁吁地站在門口。他們的肩膀和半邊臉都被面口袋蹭上了厚厚的白色粉末，像是剛從麵粉堆里爬出來似的。
袁麗爸的棉襖上沾滿了麵粉，連眉毛和頭髮都染成了白色，看起來有些滑稽。張曉則顯得更加狼狽，他的頭髮被汗水浸濕，黏在額頭上，臉上沾滿麵粉的痕跡像是被隨意塗抹的顏料，連嘴角都掛著一抹白。
袁麗忍不住笑了起來，趕緊側身讓他們進屋。袁麗爸一邊喘著粗氣，一邊把面袋放在地上，拍了拍身上的麵粉，笑著說：「還是老了，放在十年前，兩袋麵粉我一次就能搬上來。可現在，一袋麵粉我都費勁。要不是張曉幫忙，真要了我這把老骨頭的命！」
張曉憨厚地笑了笑，抹了抹臉上的麵粉，結果反而把臉抹得更花了。他不好意思地說：「師傅客氣了，這點活兒不算啥。」
袁麗媽聽到動靜，從廚房裡探出頭來，看到兩人的模樣，也忍不住笑了起來：「哎喲，你們這是去麵粉廠打工了還是咋的？扛麵粉也不知道用塊毛巾隔一下。快進來洗把臉，別把麵粉弄得到處都是！」
袁麗媽一邊說，一邊拿來一條濕毛巾遞給張曉。張曉接過毛巾，擦了擦臉，臉上的白色漸漸褪去，露出他那張憨厚而樸實的面龐。
袁麗爸一邊自己找了條毛巾擦臉，一邊解釋：「廠里的福利，我從辦公室用自行車推到樓下，本想讓麗麗下來幫忙。正好張曉看到，就一人一袋扛上來。」
張曉連忙接話說：「師父，麗麗這才多大，又是個女孩子。她要是去幫你，你是讓她一個扛一袋面呢，還是你們兩個抬一袋面？下次有這種事，你還是叫我來吧。」
自此以後，張曉就以這種形象經常出現在袁麗家。或者扛著面口袋，或者搬著一麻袋大白菜，甚至是用木板端著小山一樣的蜂窩煤。每次張曉來幫忙，袁麗爸媽都要留他吃飯，而張曉也很少客氣。
冬天的時候，張曉和袁麗爸兩個人圍著蜂窩煤爐子，一人捧著一個鋁飯盒，飯盒裡面裝著幾個饅頭。蜂窩煤爐子放著一鍋燴菜，炸丸子、大白菜、粉條和凍豆腐。兩個人一邊從燴菜里夾一筷子，一邊聊著天，時不時咬上一口饅頭。
這時候，袁麗媽總是會從廚房裡拿出點臘牛羊肉之類的硬菜，熱情地招呼張曉：「多吃點丸子，別總吃白菜。」而張曉總是一臉憨厚地傻笑：「嫂子！我不是客氣，我就愛吃白菜！」
1990年，張曉結婚了，對象是廠里一個叫做徐嵐的女工。袁麗也喜歡徐嵐，因為徐嵐永遠一副生機勃勃活力四射的樣子。每次見到袁麗，徐嵐都會熱情地打招呼。雖然都是同樣的「早上好！」，但徐嵐的聲音充滿了朝氣，拖長的尾音每次都讓袁麗想起電視上的小鹿純子。
嚴格意義上來說，徐嵐只能算半個職工，因為在九十年代初，工廠的員工分為正式工、合同工和臨時工。張曉是中專畢業分配到廠，屬於有國家編制的正式工。而徐嵐則是廠子自行招工進來的合同工，而且還是農村合同制職工，不能農轉非。
也就是這個原因，即便張曉和徐嵐是雙職工夫妻，也是無法進入分房範圍的。袁麗爸這個技術幹部，盡了最大努力也只是幫兩人弄來了一間宿舍。就像大學宿舍一樣，不但面積很小，而且需要使用公共水房和廁所，壓根就沒有廚房，至多只能在取暖的蜂窩煤爐子上煮個麵條。不過，這對於小夫妻也不是什麼困難，張曉兩口從來不做飯，總是吃食堂。
結婚之後，張曉依然時不時來給袁麗爸幫忙，但很少在袁麗家吃飯了。為了表示感謝，每到袁麗家包餃子，父母也會額外多包出兩個人的分量，煮好了再讓袁麗送過去。
有一天的清晨，天色還帶著一絲朦朧，袁麗剛從臥室出來正準備洗漱，忽然聽到一陣輕輕的敲門聲，緊接著門口傳來徐嵐那帶著歉意的聲音：「嫂子早上好……不好意思這麼早來打擾你們，我家的蜂窩煤爐子滅了，昨天半夜凍得我們夠嗆。這不，好不容易熬到天亮，趕緊來你家換塊煤。」
換煤這種事，在家屬院裡再常見不過了，幾乎每隔兩三天就會發生一次。袁麗的媽媽正在廚房忙活，聽到徐嵐的請求，二話不說，拿起火鉗子，從自家爐膛里夾出最上面那塊正燒得通紅的蜂窩煤，穩穩地放在徐嵐帶來的鐵皮簸箕上。接著，她把徐嵐帶來的那塊新蜂窩煤放進了自家的爐膛里。這就是換煤的規矩，一塊新煤換一塊正在燃燒的煤。
蜂窩煤爐子在不做飯的時候，為了節省燃料，需要減緩燃燒速度，這就涉及一門叫做「封爐子」的技術。簡單來說，就是通過關小爐門、稍微錯開上下蜂窩煤的孔、調整爐蓋等方法，減少通風量，讓爐膛里的蜂窩煤緩慢燃燒。
不過，封爐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每次封爐時，爐膛里的蜂窩煤燃燒狀態都不一樣，得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調整。一旦操作不當，就會像徐嵐家那樣，還沒等到下次用火，爐子就滅了。
爐子滅了，最快的補救辦法就是換煤。把燃燒的煤放在下層，上面壓上一塊新煤，打開爐膛的風口，扇上幾下，新煤很快就能被點燃。如果附近沒有親戚朋友可以換煤，那就得用木柴、報紙之類的易燃物塞進爐膛，再在上面加一塊蜂窩煤，藉助木柴的火力來點燃蜂窩煤。這可比封爐子還要複雜，算得上是一門更高階的手藝了。
張曉徐嵐結婚後，借著元旦請了假回鄉探親，帶回來的各種土特產。袁麗放學的時候，正好遇上張曉和徐嵐大包小包地走進家屬院。張曉朝著袁麗大手一揮：「等會來你哥家搬年貨！」
張曉和徐嵐結婚後，廠里分給他的房子，也就是袁麗爸幫著張曉要來的那一間宿舍。就在家屬院裡不遠的另一棟樓里，從袁麗的房間窗戶，可以遠遠地看到他家窗戶。如果是亮著燈，袁麗就可以隨時上門打攪，或者送東西，或者拿年貨，有時候只是考試不理想找個地方躲躲。
張曉和徐嵐都不是西安本地人，兩個人的老家一個陝南一個陝北，相距甚遠。在交通不便的九十年代初，春運尚未成為一種全國現象，因為既沒有那麼多需要回家的人，也沒有能夠承載客流的交通工具。因此，1991年的那個春節他們沒有回老家，留在西安又閒著沒事，就選擇了去樓觀台遊玩。然後，張曉和徐嵐就再也沒有出現在家屬院裡。
那時候袁麗已經初三了，對於兩個身邊人的猝然離世，感到震驚和傷心。但給袁麗留下最深刻的，卻是兩人的身後事。
1991年2月的某一天，寒風凜冽，天空陰沉得仿佛隨時會壓下來。袁麗站在窗前靜靜地注視遠處家屬樓嚇得混亂，距離和窗玻璃阻擋了所有的聲音，讓這齣鬧劇帶上了一絲黑色喜劇的效果。
在張曉徐嵐的宿舍樓下，袁麗爸帶著幾個工人，正在從宿舍里搬出床架桌子等大件家具，因為這些東西是屬於廠子的，只是配發給員工使用而已。幾個搬運家具的工人，此時不得不把家具放在雪地里。
宿舍樓前的空地上，一些黑色的身影糾纏在一起，像一幅雜亂的剪影。男人們穿著厚重的棉襖，女人們裹著褪色的圍巾，他們的動作粗暴而急切。有些人相互推搡，拳頭在空中揮舞，嘴裡噴出白色的霧氣；有些人拉拉扯扯，試圖將對方拽離那堆散落的物品。從宿舍里搬出的日用品凌亂地鋪在地上，褪色的被褥沾滿了泥土，搪瓷臉盆被踩得凹陷，暖水瓶的碎片在陽光下閃著刺眼的光，書本的紙頁在風中翻飛，像一群無助的蝴蝶。
由於距離太遠，而且人群時刻都處於晃動中，袁麗只能看清楚人群最邊緣的場景。一個瘦高的男人和一個矮胖的婦女，正緊緊抓著一個破舊的編織袋，毫不退讓的沉默對峙。袁麗看不清兩個人的臉，但兩個人都頭髮凌亂，身上散發出來的歲月的氣息，眼神里透著相似的倔強和憤怒。
這些身影屬於張曉和徐嵐各自的家屬，儘管他們留下的財產不多，但鄉下的親屬們好似什麼都缺，連一床舊棉被都能引得兩家人拳腳相向。後來袁麗才知道，這些雞毛蒜皮的爭奪只是表象，一個進廠頂崗接班的名額，才是兩家人大打出手的導火索。
但事情壞就壞在，吊橋事故眾所周知，不屬於正常情況。新聞媒體的報導，兩家親屬上門，給了廠里很大的壓力。這時候要是完全理性處理，一點額外的表示都沒有，就屬於嚴重的政治不正確。因此，廠里最後決定，給一個頂崗接班的指標。這既是懷柔，也是分化。
然後，廠領導的英明決策見效了，兩家親屬很快從合力向廠里施壓，變成了在宿舍樓下上演內戰。張曉徐嵐這對恩愛的小夫妻，大約永遠都不會料到，他們的突然離去會帶來如此黑色幽默的一幕。曾經在喜宴上推杯換盞，親熱的如同一家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打出手。
在混亂的畫面中，一個黑色的小點吸引了袁麗的注意。它仿佛是個頑皮的孩子，彈跳著從台階上滾落，旁若無人地穿過廝打的人群。畫出一道優美的弧線，仿佛有生命一樣的躲開了每一次無意識的踩踏，最終停在了馬路上。儘管距離讓袁麗無法看清那究竟是什麼，但她的直覺告訴她，那應該是幾天前她親手送給徐嵐的那個搪瓷碗。
那天，袁麗端著一碗熱騰騰的餃子，敲開了徐嵐的宿舍門。徐嵐打開門時，屋內的暖氣撲面而來，她的臉龐在餃子散發出的熱氣中顯得紅潤而生動。她的短髮在燈光下泛著柔和的光澤，髮絲隨著氣流輕輕抖動，像是被風吹過的麥田。
然而如今，那個曾經代表著溫暖的搪瓷碗，卻在混亂中被遺忘，獨自躺在冷清的馬路上，顯得如此孤獨和無助。像是一個被遺棄的符號，提醒著袁麗，某些東西已經永遠地改變了。
袁麗在記憶中搜尋對張曉最初的記憶，追溯到上小學時的一個冬天。記憶中，門外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緊接著是袁麗爸的叫門聲：「麗麗，快開門！」
袁麗拉開門的一瞬間，下雪天獨有的那種略帶潮濕感的冷風撲面而來。門外站著袁麗爸和張曉，兩人各自扛著一袋沉甸甸的麵粉，氣喘吁吁地站在門口。他們的肩膀和半邊臉都被面口袋蹭上了厚厚的白色粉末，像是剛從麵粉堆里爬出來似的。
袁麗爸的棉襖上沾滿了麵粉，連眉毛和頭髮都染成了白色，看起來有些滑稽。張曉則顯得更加狼狽，他的頭髮被汗水浸濕，黏在額頭上，臉上沾滿麵粉的痕跡像是被隨意塗抹的顏料，連嘴角都掛著一抹白。
袁麗忍不住笑了起來，趕緊側身讓他們進屋。袁麗爸一邊喘著粗氣，一邊把面袋放在地上，拍了拍身上的麵粉，笑著說：「還是老了，放在十年前，兩袋麵粉我一次就能搬上來。可現在，一袋麵粉我都費勁。要不是張曉幫忙，真要了我這把老骨頭的命！」
張曉憨厚地笑了笑，抹了抹臉上的麵粉，結果反而把臉抹得更花了。他不好意思地說：「師傅客氣了，這點活兒不算啥。」
袁麗媽聽到動靜，從廚房裡探出頭來，看到兩人的模樣，也忍不住笑了起來：「哎喲，你們這是去麵粉廠打工了還是咋的？扛麵粉也不知道用塊毛巾隔一下。快進來洗把臉，別把麵粉弄得到處都是！」
袁麗媽一邊說，一邊拿來一條濕毛巾遞給張曉。張曉接過毛巾，擦了擦臉，臉上的白色漸漸褪去，露出他那張憨厚而樸實的面龐。
袁麗爸一邊自己找了條毛巾擦臉，一邊解釋：「廠里的福利，我從辦公室用自行車推到樓下，本想讓麗麗下來幫忙。正好張曉看到，就一人一袋扛上來。」
張曉連忙接話說：「師父，麗麗這才多大，又是個女孩子。她要是去幫你，你是讓她一個扛一袋面呢，還是你們兩個抬一袋面？下次有這種事，你還是叫我來吧。」
自此以後，張曉就以這種形象經常出現在袁麗家。或者扛著面口袋，或者搬著一麻袋大白菜，甚至是用木板端著小山一樣的蜂窩煤。每次張曉來幫忙，袁麗爸媽都要留他吃飯，而張曉也很少客氣。
冬天的時候，張曉和袁麗爸兩個人圍著蜂窩煤爐子，一人捧著一個鋁飯盒，飯盒裡面裝著幾個饅頭。蜂窩煤爐子放著一鍋燴菜，炸丸子、大白菜、粉條和凍豆腐。兩個人一邊從燴菜里夾一筷子，一邊聊著天，時不時咬上一口饅頭。
這時候，袁麗媽總是會從廚房裡拿出點臘牛羊肉之類的硬菜，熱情地招呼張曉：「多吃點丸子，別總吃白菜。」而張曉總是一臉憨厚地傻笑：「嫂子！我不是客氣，我就愛吃白菜！」
1990年，張曉結婚了，對象是廠里一個叫做徐嵐的女工。袁麗也喜歡徐嵐，因為徐嵐永遠一副生機勃勃活力四射的樣子。每次見到袁麗，徐嵐都會熱情地打招呼。雖然都是同樣的「早上好！」，但徐嵐的聲音充滿了朝氣，拖長的尾音每次都讓袁麗想起電視上的小鹿純子。
嚴格意義上來說，徐嵐只能算半個職工，因為在九十年代初，工廠的員工分為正式工、合同工和臨時工。張曉是中專畢業分配到廠，屬於有國家編制的正式工。而徐嵐則是廠子自行招工進來的合同工，而且還是農村合同制職工，不能農轉非。
也就是這個原因，即便張曉和徐嵐是雙職工夫妻，也是無法進入分房範圍的。袁麗爸這個技術幹部，盡了最大努力也只是幫兩人弄來了一間宿舍。就像大學宿舍一樣，不但面積很小，而且需要使用公共水房和廁所，壓根就沒有廚房，至多只能在取暖的蜂窩煤爐子上煮個麵條。不過，這對於小夫妻也不是什麼困難，張曉兩口從來不做飯，總是吃食堂。
結婚之後，張曉依然時不時來給袁麗爸幫忙，但很少在袁麗家吃飯了。為了表示感謝，每到袁麗家包餃子，父母也會額外多包出兩個人的分量，煮好了再讓袁麗送過去。
有一天的清晨，天色還帶著一絲朦朧，袁麗剛從臥室出來正準備洗漱，忽然聽到一陣輕輕的敲門聲，緊接著門口傳來徐嵐那帶著歉意的聲音：「嫂子早上好……不好意思這麼早來打擾你們，我家的蜂窩煤爐子滅了，昨天半夜凍得我們夠嗆。這不，好不容易熬到天亮，趕緊來你家換塊煤。」
換煤這種事，在家屬院裡再常見不過了，幾乎每隔兩三天就會發生一次。袁麗的媽媽正在廚房忙活，聽到徐嵐的請求，二話不說，拿起火鉗子，從自家爐膛里夾出最上面那塊正燒得通紅的蜂窩煤，穩穩地放在徐嵐帶來的鐵皮簸箕上。接著，她把徐嵐帶來的那塊新蜂窩煤放進了自家的爐膛里。這就是換煤的規矩，一塊新煤換一塊正在燃燒的煤。
蜂窩煤爐子在不做飯的時候，為了節省燃料，需要減緩燃燒速度，這就涉及一門叫做「封爐子」的技術。簡單來說，就是通過關小爐門、稍微錯開上下蜂窩煤的孔、調整爐蓋等方法，減少通風量，讓爐膛里的蜂窩煤緩慢燃燒。
不過，封爐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每次封爐時，爐膛里的蜂窩煤燃燒狀態都不一樣，得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調整。一旦操作不當，就會像徐嵐家那樣，還沒等到下次用火，爐子就滅了。
爐子滅了，最快的補救辦法就是換煤。把燃燒的煤放在下層，上面壓上一塊新煤，打開爐膛的風口，扇上幾下，新煤很快就能被點燃。如果附近沒有親戚朋友可以換煤，那就得用木柴、報紙之類的易燃物塞進爐膛，再在上面加一塊蜂窩煤，藉助木柴的火力來點燃蜂窩煤。這可比封爐子還要複雜，算得上是一門更高階的手藝了。
張曉徐嵐結婚後，借著元旦請了假回鄉探親，帶回來的各種土特產。袁麗放學的時候，正好遇上張曉和徐嵐大包小包地走進家屬院。張曉朝著袁麗大手一揮：「等會來你哥家搬年貨！」
張曉和徐嵐結婚後，廠里分給他的房子，也就是袁麗爸幫著張曉要來的那一間宿舍。就在家屬院裡不遠的另一棟樓里，從袁麗的房間窗戶，可以遠遠地看到他家窗戶。如果是亮著燈，袁麗就可以隨時上門打攪，或者送東西，或者拿年貨，有時候只是考試不理想找個地方躲躲。
張曉和徐嵐都不是西安本地人，兩個人的老家一個陝南一個陝北，相距甚遠。在交通不便的九十年代初，春運尚未成為一種全國現象，因為既沒有那麼多需要回家的人，也沒有能夠承載客流的交通工具。因此，1991年的那個春節他們沒有回老家，留在西安又閒著沒事，就選擇了去樓觀台遊玩。然後，張曉和徐嵐就再也沒有出現在家屬院裡。
那時候袁麗已經初三了，對於兩個身邊人的猝然離世，感到震驚和傷心。但給袁麗留下最深刻的，卻是兩人的身後事。
1991年2月的某一天，寒風凜冽，天空陰沉得仿佛隨時會壓下來。袁麗站在窗前靜靜地注視遠處家屬樓嚇得混亂，距離和窗玻璃阻擋了所有的聲音，讓這齣鬧劇帶上了一絲黑色喜劇的效果。
在張曉徐嵐的宿舍樓下，袁麗爸帶著幾個工人，正在從宿舍里搬出床架桌子等大件家具，因為這些東西是屬於廠子的，只是配發給員工使用而已。幾個搬運家具的工人，此時不得不把家具放在雪地里。
宿舍樓前的空地上，一些黑色的身影糾纏在一起，像一幅雜亂的剪影。男人們穿著厚重的棉襖，女人們裹著褪色的圍巾，他們的動作粗暴而急切。有些人相互推搡，拳頭在空中揮舞，嘴裡噴出白色的霧氣；有些人拉拉扯扯，試圖將對方拽離那堆散落的物品。從宿舍里搬出的日用品凌亂地鋪在地上，褪色的被褥沾滿了泥土，搪瓷臉盆被踩得凹陷，暖水瓶的碎片在陽光下閃著刺眼的光，書本的紙頁在風中翻飛，像一群無助的蝴蝶。
由於距離太遠，而且人群時刻都處於晃動中，袁麗只能看清楚人群最邊緣的場景。一個瘦高的男人和一個矮胖的婦女，正緊緊抓著一個破舊的編織袋，毫不退讓的沉默對峙。袁麗看不清兩個人的臉，但兩個人都頭髮凌亂，身上散發出來的歲月的氣息，眼神里透著相似的倔強和憤怒。
這些身影屬於張曉和徐嵐各自的家屬，儘管他們留下的財產不多，但鄉下的親屬們好似什麼都缺，連一床舊棉被都能引得兩家人拳腳相向。後來袁麗才知道，這些雞毛蒜皮的爭奪只是表象，一個進廠頂崗接班的名額，才是兩家人大打出手的導火索。
但事情壞就壞在，吊橋事故眾所周知，不屬於正常情況。新聞媒體的報導，兩家親屬上門，給了廠里很大的壓力。這時候要是完全理性處理，一點額外的表示都沒有，就屬於嚴重的政治不正確。因此，廠里最後決定，給一個頂崗接班的指標。這既是懷柔，也是分化。
然後，廠領導的英明決策見效了，兩家親屬很快從合力向廠里施壓，變成了在宿舍樓下上演內戰。張曉徐嵐這對恩愛的小夫妻，大約永遠都不會料到，他們的突然離去會帶來如此黑色幽默的一幕。曾經在喜宴上推杯換盞，親熱的如同一家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打出手。
在混亂的畫面中，一個黑色的小點吸引了袁麗的注意。它仿佛是個頑皮的孩子，彈跳著從台階上滾落，旁若無人地穿過廝打的人群。畫出一道優美的弧線，仿佛有生命一樣的躲開了每一次無意識的踩踏，最終停在了馬路上。儘管距離讓袁麗無法看清那究竟是什麼，但她的直覺告訴她，那應該是幾天前她親手送給徐嵐的那個搪瓷碗。
那天，袁麗端著一碗熱騰騰的餃子，敲開了徐嵐的宿舍門。徐嵐打開門時，屋內的暖氣撲面而來，她的臉龐在餃子散發出的熱氣中顯得紅潤而生動。她的短髮在燈光下泛著柔和的光澤，髮絲隨著氣流輕輕抖動，像是被風吹過的麥田。
然而如今，那個曾經代表著溫暖的搪瓷碗，卻在混亂中被遺忘，獨自躺在冷清的馬路上，顯得如此孤獨和無助。像是一個被遺棄的符號，提醒著袁麗，某些東西已經永遠地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