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生活在滿地坑
信封被拆開又重新合上，就在這開合的瞬間，時間的河流悄然改道。當泛黃的信紙被小心翼翼地塞回信封，窗外的景色在眨眼間完成了更迭。科技園裡方盒子般的建築消散不見，取而代之的是法式建築優雅的輪廓。空氣中瀰漫的味道也從塵世的煙火氣，變成了異國他鄉清新的草木芬芳。遠處隱約傳來的不再是轟鳴的車流聲，而是有軌電車駛過軌道時規律的哐當聲。信封被輕輕放在胡桃木桌面上，發出一聲輕響。2024年夏天的蒙特婁，就這樣在時空的縫隙中悄然落定。
袁麗一直覺得自己是個隨遇而安，且沒有什麼遠大理想的人。但前幾天過生日的時候，袁麗回頭一看，這輩子上半場竟然如此的折騰，簡直可以用事與願違這個詞來形容。
在來加拿大之前，袁麗在西安度過了人生的前20年，然後先後在深圳、巴黎、BJ轉了一大圈，終於在40歲的門檻前，決定還是搬家到了加拿大。即便如此，袁麗的加拿大生活也不安分，先在多倫多漂了幾年之，買房生子這些一般意義上的安定要素都完成了以後，又選擇了全家搬遷到蒙特婁。
「咱家的姑娘，小時候在院子裡圈的太久了，放出去就野了！」
父母是這麼評論袁麗的。袁麗覺得，他們可能是對的。
和號稱廣州郊區的多倫多相比，蒙特婁在國內就不怎麼出名了。在中文搜尋引擎裡面搜一下，大多內容都是關於蒙特婁的冬天。
蒙特婁的冬天確實恐怖，動不動零下30度，還要配上時速超過60公里的寒風。不要說行人要被風吹走，就算人坐在車裡，都感覺車都要被風吹跑了。
每次遇上大風天，袁麗都儘量不出門，如果實在必須開車出門，袁麗都會死命抓緊方向盤。時間久了，她這個駕駛習慣，在國內開了幾次朋友的車以後就出了名。
「袁麗！放鬆點，這不是你家的F1賽車。」
去年冬天最冷的一天，氣溫跌到零下38度，還飄著大雪。可是袁麗作為一個母親，還是只能戰戰兢兢地開車送孩子去學校，車外寒風呼嘯，隔著車窗都能覺得臉生疼，真的是刺骨寒風。
下雪天開車，袁麗從不敢超過時速30公里。遠遠看見紅燈，離著上百米就已經開始踩剎車。這不是袁麗不會開車，而是蒙特婁的駕駛經驗。雪地是絕對不可以急剎車！否則有一半概率剎車變漂移。早踩輕踩，時不時還得松一下剎車，這是雪地剎車技巧的高級版本。優點是穩妥，缺點是用比龜速更慢的蝸牛速挪到路口，綠燈已經過去，又變成了紅燈。
下大雪的時候能見度比較低，雪花粘在車窗上進一步遮擋了視線，所以只能不停地噴玻璃水，一整瓶玻璃水用不了幾天。這還不是最可怕的天氣，遇上暴雪的日子，早上還要鏟雪挖車。
小時候在西安，袁麗冬天穿棉大衣。後來在法國的時候，袁麗喜歡上了羊毛大衣，因為確實輕薄保暖而且好看。在巴黎和BJ，除了個別日子，羊毛大衣都已經足夠禦寒了。可是，自從來了蒙特婁冬天，袁麗的衣櫃就只剩羽絨大衣。
在蒙特婁過冬，需要一件足夠厚的羽絨服，而且必須是能到腳踝的羽絨服大衣。剛來的時候，袁麗穿的是國內買的短羽絨服，結果是凍成狗。因為室內外溫差太大，不能穿太厚的褲子，穿短款羽絨服在室外簡直跟裸奔沒什麼區別。
蒙特婁的冬天太長，雪太大，風太冷，所以就得不斷地除雪融雪來保持公路通行。等到第二年開春，冰消雪融，公路的路面上布滿了大大小小的坑。而加拿大悲劇的基建效率，在蒙特婁也沒有特例，交通幹道基本上常年維修狀態。反正只要修好了第二年還得坑，那就不如留著第二年再修好了。
坑多了，蒙特婁人都習慣成自然了，只有新移民和遊客才會大驚小怪，然後給蒙提利爾起了個粵語名字「滿地可」，其實就是滿地坑的意思。
蒙特婁是在加拿大的法語區，這裡幾乎所有人都以法語作為母語，工作場所更是要求必須使用法語。袁麗的大學專業是法語，後來從事的一直是法國外貿，還在巴黎混過不短的一段時間，因此法語差不多是袁麗的第二母語。
但是袁麗的丈夫楊勇很不適應，因為他留學美國又在多倫多工作，一直把加拿大當作一個英語國家來看待。受袁麗影響，楊勇多少還是可以說一點法語，但是僅限於你好、再見、多少錢、太貴了之類的日常詞彙。
楊勇和袁麗，從說英語的多倫多搬到說法語的蒙特婁，是因為楊勇在康考迪亞大學找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作為蒙特婁唯二的英語大學，楊勇可以在學校裡面講英語，可以在家和袁麗說漢語，但是逛街買菜之類活動，就不得不說法語了。最後楊勇和袁麗決定，袁麗像其他加拿大主婦一樣，全職照顧家庭和孩子，而楊勇可以專心於工作。
對於這個分工，袁麗整體上來說是滿意的，除了偶爾嘀咕一下：什麼專心工作？就是懶得學法語的藉口罷了。其實，從多倫多搬家到蒙特婁，也讓袁麗從重新學習英語的苦難中解脫出來，因此袁麗還是很理解楊勇不想學法語的心態。
全職家庭婦女的生活是規律和無趣的，袁麗每天早上提前半個小時起床，做好了早飯後叫一大一小兩個男人起床。飯後楊勇去上班，袁麗送孩子去學校，再回家收拾早餐的殘局洗洗涮涮，差不多也就快到午飯時間了。
蒙特婁的小學下午3點鐘放學，袁麗通常已經等在學校門口，接了孩子順道買菜購物，然後回家做全家的晚飯。
晚飯後等袁麗洗完碗，處理了垃圾，每天計劃內任務才算是結束。袁麗洗碗的時候，楊勇會在書房教孩子中文，或者像國內家長一樣的雞娃。這時候，袁麗就會在餐廳偷個懶，自己喝點葡萄酒放鬆一下。
喝葡萄酒這個愛好，袁麗還是在巴黎養成的。那時候袁麗還不認識楊勇，而且還在上學沒有收入，因此除了食堂以外，周末的幾頓飯只能和朋友一起做。既然做飯省了錢，有時候就會想喝點酒補償一下自己，一來二去袁麗就學會了喝葡萄酒。
其實家庭婦女想要忙裡偷閒，也是很容易的。前提是，午餐儘量隨便對付一下。這樣下午孩子放學前，能有一段空閒時間，袁麗經常用這個時間去一個人看風景。
夏天的蒙特婁，特別有味道，平均20度的氣溫讓袁麗想起西安的春天。被壓抑了大半年的蒙特婁人，特別珍惜夏天的好時光。年輕人們會在街上彈吉他跳舞唱歌，路邊的咖啡店裡坐著輕鬆愜意的人們，慢慢品嘗著法式麵包和咖啡，鮮花小鋪里很多顧客光臨。
英語區的加拿大人，對外界文化和信息的接受度遠高於法語區的人，顯得開放和多元。作為法國後裔，蒙特婁比多倫多和溫哥華更加的自由散漫，審美更加獨特，也更有藝術創作的興趣。這就顯得蒙特婁人更加關注本地，自己發生了什麼，更加偏向自我和保守。
蒙特婁的生活，就像是堅硬的法棍，加上番茄、奶酪和火腿，吃起來寡淡無味，更是對牙齒的挑戰。喜歡的人不多，但喜歡的人自得其樂。如果要用國內的城市來形容蒙特婁和多倫多，袁麗覺得應該是西安和深圳。
入夏後連著幾天的中午，袁麗都是坐在路邊，用法棍加咖啡對付了午餐。然後什麼也不想地看著跳舞的年輕人，畫肖像畫的街頭藝術家，自娛自樂演奏大提琴的女孩。
最近袁麗突然覺得自己老了，覺得自己成了小時候家屬院門口的老人。小時候，袁麗每次經過家屬院大門，都能看到幾個老頭聚在一起聊天下象棋。小學的時候，棋盤前總有包花生米和秦川大曲。等到中學，花生米和秦川大曲變成了茶水。再後來，隨著袁麗在大院的出出進進，老人們變得越來越老，然後一個一個地消失了，再也沒有出現。
人世間的悲歡離合總是不相通的，袁麗的傷感沒能影響任何人。跳舞的年輕人不知道，背著雙肩包拿著紙杯的遊戲公司程式設計師不知道，三步一自拍的中國遊客不知道，給袁麗端來咖啡的服務員不知道，甚至楊勇也不知道，這讓袁麗感到更加地傷感。
其實袁麗對自己的這種狀態也很奇怪，明明在楊勇和孩子面前裝作若無其事，又盼著有人來主動安慰自己。沒有人來豈不是很正常，或者說明自己演得好，怎麼會莫名其妙的對楊勇咬牙切齒呢？
後來袁麗不再去街頭看熱鬧，而是去皇室山徒步，或者去舊碼頭的河岸邊找個沒人的地方獨處。這就是書上說的，在熱鬧的地方才會感到孤獨吧。
不知道是從哪天開始，獨處的時候袁麗總是會有點走神，不自覺地回憶過去，自己出生和成長的過程，朋友、同學以及被自己愛過或者愛過自己的人。這種奇怪的感受，一定要打個比方的話，有點像手機空間管理。手機的內存空間不足，必須刪除部分文件，在刪除之前總是需要看一遍有沒有特別重要的。
然而，可能是袁麗大腦這個硬體已經老化了，很多人和事袁麗怎麼拼命地回憶，都一點都想不起來。
小時候都有哪些親戚？
過年經常來的那個是表哥還是表弟？
小學那個一起跳皮筋的女生叫什麼來著？
中學是不是有個特別帥的男老師？
大學偷偷喜歡過的那個師兄叫什麼來著？
……
似乎，袁麗是從天上掉下來到蒙特婁，或者如同《盜夢空間》的夢境，你不可能想起來夢開始之前的事情。
這時候，袁麗就在想：「該回家翻一翻搬家時打包的箱子了。」舊照片和信件都都被封在箱子裡，收藏在儲藏室的某個地方，有些跟著她已經環遊了整個地球，有些箱子至少十年沒有打開過了。
就在袁麗靠在舊碼頭岸邊的欄杆上出神的時候，袁麗的手機響了，是一個陌生的中國號碼。奇怪，誰會從國內突然打電話給袁麗？還經常聯繫的父母親戚和朋友，多半會從微信上找袁麗，或者撥打語音過來，很少會有人打電話。
人到中年，還有一個神奇的體驗，就是朋友數量和質量斷崖式下跌。理論上，朋友還是那些朋友，躺在手機通訊錄和微信通訊名單里，絕對數量依然龐大。但是不算那些工作群、家長群，不算賣保險之類的銷售式聊天，能夠點對點交流的人數，真的已經沒幾個了。微信已經這樣了，電話就更慘了，通話記錄里，除了自家的兩個人，基本上全是各種垃圾推銷和電信詐騙。
袁麗等了一分鐘，那個電話號碼倔強的持續響著。「我就幫你完成一個電話銷售的KPI吧」，袁麗暗自想著，接起電話。
話筒中傳來了一陣爽朗的笑聲，然後是一個略帶陌生的女聲：「老同學，你還記得我嗎？」
「對不起，想不起來，你是哪位？」對於這種猜猜我是誰的詐騙電話，袁麗還在國內的時候已經接過多次，原先的國內號碼多半也是這個原因而放棄了。因此袁麗沒有一點點好脾氣，如果下一句話她再不說話，袁麗就打算掛掉了。
「我是蘇木啊！」對面的聲音很清脆，好像有些生氣，又有些無奈。
袁麗一直覺得自己是個隨遇而安，且沒有什麼遠大理想的人。但前幾天過生日的時候，袁麗回頭一看，這輩子上半場竟然如此的折騰，簡直可以用事與願違這個詞來形容。
在來加拿大之前，袁麗在西安度過了人生的前20年，然後先後在深圳、巴黎、BJ轉了一大圈，終於在40歲的門檻前，決定還是搬家到了加拿大。即便如此，袁麗的加拿大生活也不安分，先在多倫多漂了幾年之，買房生子這些一般意義上的安定要素都完成了以後，又選擇了全家搬遷到蒙特婁。
「咱家的姑娘，小時候在院子裡圈的太久了，放出去就野了！」
父母是這麼評論袁麗的。袁麗覺得，他們可能是對的。
和號稱廣州郊區的多倫多相比，蒙特婁在國內就不怎麼出名了。在中文搜尋引擎裡面搜一下，大多內容都是關於蒙特婁的冬天。
蒙特婁的冬天確實恐怖，動不動零下30度，還要配上時速超過60公里的寒風。不要說行人要被風吹走，就算人坐在車裡，都感覺車都要被風吹跑了。
每次遇上大風天，袁麗都儘量不出門，如果實在必須開車出門，袁麗都會死命抓緊方向盤。時間久了，她這個駕駛習慣，在國內開了幾次朋友的車以後就出了名。
「袁麗！放鬆點，這不是你家的F1賽車。」
去年冬天最冷的一天，氣溫跌到零下38度，還飄著大雪。可是袁麗作為一個母親，還是只能戰戰兢兢地開車送孩子去學校，車外寒風呼嘯，隔著車窗都能覺得臉生疼，真的是刺骨寒風。
下雪天開車，袁麗從不敢超過時速30公里。遠遠看見紅燈，離著上百米就已經開始踩剎車。這不是袁麗不會開車，而是蒙特婁的駕駛經驗。雪地是絕對不可以急剎車！否則有一半概率剎車變漂移。早踩輕踩，時不時還得松一下剎車，這是雪地剎車技巧的高級版本。優點是穩妥，缺點是用比龜速更慢的蝸牛速挪到路口，綠燈已經過去，又變成了紅燈。
下大雪的時候能見度比較低，雪花粘在車窗上進一步遮擋了視線，所以只能不停地噴玻璃水，一整瓶玻璃水用不了幾天。這還不是最可怕的天氣，遇上暴雪的日子，早上還要鏟雪挖車。
小時候在西安，袁麗冬天穿棉大衣。後來在法國的時候，袁麗喜歡上了羊毛大衣，因為確實輕薄保暖而且好看。在巴黎和BJ，除了個別日子，羊毛大衣都已經足夠禦寒了。可是，自從來了蒙特婁冬天，袁麗的衣櫃就只剩羽絨大衣。
在蒙特婁過冬，需要一件足夠厚的羽絨服，而且必須是能到腳踝的羽絨服大衣。剛來的時候，袁麗穿的是國內買的短羽絨服，結果是凍成狗。因為室內外溫差太大，不能穿太厚的褲子，穿短款羽絨服在室外簡直跟裸奔沒什麼區別。
蒙特婁的冬天太長，雪太大，風太冷，所以就得不斷地除雪融雪來保持公路通行。等到第二年開春，冰消雪融，公路的路面上布滿了大大小小的坑。而加拿大悲劇的基建效率，在蒙特婁也沒有特例，交通幹道基本上常年維修狀態。反正只要修好了第二年還得坑，那就不如留著第二年再修好了。
坑多了，蒙特婁人都習慣成自然了，只有新移民和遊客才會大驚小怪，然後給蒙提利爾起了個粵語名字「滿地可」，其實就是滿地坑的意思。
蒙特婁是在加拿大的法語區，這裡幾乎所有人都以法語作為母語，工作場所更是要求必須使用法語。袁麗的大學專業是法語，後來從事的一直是法國外貿，還在巴黎混過不短的一段時間，因此法語差不多是袁麗的第二母語。
但是袁麗的丈夫楊勇很不適應，因為他留學美國又在多倫多工作，一直把加拿大當作一個英語國家來看待。受袁麗影響，楊勇多少還是可以說一點法語，但是僅限於你好、再見、多少錢、太貴了之類的日常詞彙。
楊勇和袁麗，從說英語的多倫多搬到說法語的蒙特婁，是因為楊勇在康考迪亞大學找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作為蒙特婁唯二的英語大學，楊勇可以在學校裡面講英語，可以在家和袁麗說漢語，但是逛街買菜之類活動，就不得不說法語了。最後楊勇和袁麗決定，袁麗像其他加拿大主婦一樣，全職照顧家庭和孩子，而楊勇可以專心於工作。
對於這個分工，袁麗整體上來說是滿意的，除了偶爾嘀咕一下：什麼專心工作？就是懶得學法語的藉口罷了。其實，從多倫多搬家到蒙特婁，也讓袁麗從重新學習英語的苦難中解脫出來，因此袁麗還是很理解楊勇不想學法語的心態。
全職家庭婦女的生活是規律和無趣的，袁麗每天早上提前半個小時起床，做好了早飯後叫一大一小兩個男人起床。飯後楊勇去上班，袁麗送孩子去學校，再回家收拾早餐的殘局洗洗涮涮，差不多也就快到午飯時間了。
蒙特婁的小學下午3點鐘放學，袁麗通常已經等在學校門口，接了孩子順道買菜購物，然後回家做全家的晚飯。
晚飯後等袁麗洗完碗，處理了垃圾，每天計劃內任務才算是結束。袁麗洗碗的時候，楊勇會在書房教孩子中文，或者像國內家長一樣的雞娃。這時候，袁麗就會在餐廳偷個懶，自己喝點葡萄酒放鬆一下。
喝葡萄酒這個愛好，袁麗還是在巴黎養成的。那時候袁麗還不認識楊勇，而且還在上學沒有收入，因此除了食堂以外，周末的幾頓飯只能和朋友一起做。既然做飯省了錢，有時候就會想喝點酒補償一下自己，一來二去袁麗就學會了喝葡萄酒。
其實家庭婦女想要忙裡偷閒，也是很容易的。前提是，午餐儘量隨便對付一下。這樣下午孩子放學前，能有一段空閒時間，袁麗經常用這個時間去一個人看風景。
夏天的蒙特婁，特別有味道，平均20度的氣溫讓袁麗想起西安的春天。被壓抑了大半年的蒙特婁人，特別珍惜夏天的好時光。年輕人們會在街上彈吉他跳舞唱歌，路邊的咖啡店裡坐著輕鬆愜意的人們，慢慢品嘗著法式麵包和咖啡，鮮花小鋪里很多顧客光臨。
英語區的加拿大人，對外界文化和信息的接受度遠高於法語區的人，顯得開放和多元。作為法國後裔，蒙特婁比多倫多和溫哥華更加的自由散漫，審美更加獨特，也更有藝術創作的興趣。這就顯得蒙特婁人更加關注本地，自己發生了什麼，更加偏向自我和保守。
蒙特婁的生活，就像是堅硬的法棍，加上番茄、奶酪和火腿，吃起來寡淡無味，更是對牙齒的挑戰。喜歡的人不多，但喜歡的人自得其樂。如果要用國內的城市來形容蒙特婁和多倫多，袁麗覺得應該是西安和深圳。
入夏後連著幾天的中午，袁麗都是坐在路邊，用法棍加咖啡對付了午餐。然後什麼也不想地看著跳舞的年輕人，畫肖像畫的街頭藝術家，自娛自樂演奏大提琴的女孩。
最近袁麗突然覺得自己老了，覺得自己成了小時候家屬院門口的老人。小時候，袁麗每次經過家屬院大門，都能看到幾個老頭聚在一起聊天下象棋。小學的時候，棋盤前總有包花生米和秦川大曲。等到中學，花生米和秦川大曲變成了茶水。再後來，隨著袁麗在大院的出出進進，老人們變得越來越老，然後一個一個地消失了，再也沒有出現。
人世間的悲歡離合總是不相通的，袁麗的傷感沒能影響任何人。跳舞的年輕人不知道，背著雙肩包拿著紙杯的遊戲公司程式設計師不知道，三步一自拍的中國遊客不知道，給袁麗端來咖啡的服務員不知道，甚至楊勇也不知道，這讓袁麗感到更加地傷感。
其實袁麗對自己的這種狀態也很奇怪，明明在楊勇和孩子面前裝作若無其事，又盼著有人來主動安慰自己。沒有人來豈不是很正常，或者說明自己演得好，怎麼會莫名其妙的對楊勇咬牙切齒呢？
後來袁麗不再去街頭看熱鬧，而是去皇室山徒步，或者去舊碼頭的河岸邊找個沒人的地方獨處。這就是書上說的，在熱鬧的地方才會感到孤獨吧。
不知道是從哪天開始，獨處的時候袁麗總是會有點走神，不自覺地回憶過去，自己出生和成長的過程，朋友、同學以及被自己愛過或者愛過自己的人。這種奇怪的感受，一定要打個比方的話，有點像手機空間管理。手機的內存空間不足，必須刪除部分文件，在刪除之前總是需要看一遍有沒有特別重要的。
然而，可能是袁麗大腦這個硬體已經老化了，很多人和事袁麗怎麼拼命地回憶，都一點都想不起來。
小時候都有哪些親戚？
過年經常來的那個是表哥還是表弟？
小學那個一起跳皮筋的女生叫什麼來著？
中學是不是有個特別帥的男老師？
大學偷偷喜歡過的那個師兄叫什麼來著？
……
似乎，袁麗是從天上掉下來到蒙特婁，或者如同《盜夢空間》的夢境，你不可能想起來夢開始之前的事情。
這時候，袁麗就在想：「該回家翻一翻搬家時打包的箱子了。」舊照片和信件都都被封在箱子裡，收藏在儲藏室的某個地方，有些跟著她已經環遊了整個地球，有些箱子至少十年沒有打開過了。
就在袁麗靠在舊碼頭岸邊的欄杆上出神的時候，袁麗的手機響了，是一個陌生的中國號碼。奇怪，誰會從國內突然打電話給袁麗？還經常聯繫的父母親戚和朋友，多半會從微信上找袁麗，或者撥打語音過來，很少會有人打電話。
人到中年，還有一個神奇的體驗，就是朋友數量和質量斷崖式下跌。理論上，朋友還是那些朋友，躺在手機通訊錄和微信通訊名單里，絕對數量依然龐大。但是不算那些工作群、家長群，不算賣保險之類的銷售式聊天，能夠點對點交流的人數，真的已經沒幾個了。微信已經這樣了，電話就更慘了，通話記錄里，除了自家的兩個人，基本上全是各種垃圾推銷和電信詐騙。
袁麗等了一分鐘，那個電話號碼倔強的持續響著。「我就幫你完成一個電話銷售的KPI吧」，袁麗暗自想著，接起電話。
話筒中傳來了一陣爽朗的笑聲，然後是一個略帶陌生的女聲：「老同學，你還記得我嗎？」
「對不起，想不起來，你是哪位？」對於這種猜猜我是誰的詐騙電話，袁麗還在國內的時候已經接過多次，原先的國內號碼多半也是這個原因而放棄了。因此袁麗沒有一點點好脾氣，如果下一句話她再不說話，袁麗就打算掛掉了。
「我是蘇木啊！」對面的聲音很清脆，好像有些生氣，又有些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