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 一次深入的採訪
圖書館。
顧尋坐在圖書館靠窗的位置上，手裡的鋼筆頓了頓。
窗外飄進來幾片銀杏葉，落在攤開的稿紙上，像金色的書籤。
他輕輕撿起一片，對著陽光看了看。
葉脈清晰，邊緣已經微微捲曲。
今天是周三，下午有採訪。
《文藝報》的專欄《城鄉手記》發到第三期，漸漸有了一些反響。
上周宋知夏帶來消息。
「我哥說，有記者想採訪你。」
顧尋當時就愣住了。
他才大二，雖然大一就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坡上宴》，後來又陸續發了幾篇，還在《文藝報》開了專欄，但總覺得這些都是僥倖。
採訪？
他有什麼值得採訪的？
「別急著拒絕啊。」
宋知夏勸道。
「我哥說了，這不是為你個人，是讓更多人看到農村青年的可能性。
你想，你的經歷，對那些還在鄉下讀書的孩子來說，是多大的鼓勵啊！」
這話打動了顧尋。
他想起了黃土坡的孩子們，想起了妹妹小月。
小月在信里說，村里好多孩子都把他當榜樣，說他能從黃土坡考到清華，還能發表文章，太了不起了。
如果他的故事能鼓勵更多孩子好好讀書，那接受採訪就不是一件私事。
他答應了。
採訪安排在下午兩點，地點是圖書館一樓的小討論室。
中午，顧尋回宿舍換了件乾淨衣服。
還是母親做的那件藏藍色布褂，很整潔。
劉建軍看見他換衣服，打趣道。
「喲，顧尋，這是要去見丈母娘啊？」
「去接受採訪。」
顧尋老實說。
「採訪？」
劉建軍瞪大眼睛。
「行啊你小子！大二就混到被採訪了！哪個報社的？」
「《文藝報》介紹的，具體哪家不清楚。」
「好好說！給咱們宿舍長長臉！」
劉建軍用力拍他肩膀。
「別緊張，有啥說啥！」
王維從書本里抬起頭，推了推眼鏡。
「顧尋，記得實事求是就好。
你的經曆本身就很有說服力。」
陳建國正在擦他的運動鞋，抬頭說了句。
「領子。」
顧尋低頭一看，領子確實有點皺。
下午兩點，他準時來到討論室。
房間不大，擺著一張長桌，幾把椅子。
陽光從窗戶斜射進來，在桌上投出一塊明亮的光斑。
已經有人等在那裡了。
是個三十多歲的女同志，穿著灰色的列寧裝，齊耳短髮，戴著一副黑框眼鏡。
她面前攤開一個筆記本，手裡拿著一支鋼筆。
看見顧尋進來，她站起身，伸出手。
「顧尋同學吧？我是《中國青年報》的記者，姓林。」
「林記者好。」
顧尋和她握手。
她的手很暖，很有力。
兩人在桌邊坐下。
林記者從包里拿出一個軍用水壺，倒了兩杯水，推給顧尋一杯。
「喝點水。」
「謝謝。」
顧尋接過，雙手捧著搪瓷缸子。
水溫溫的，正好。
林記者翻開筆記本，開門見山。
「顧尋同學，我讀過你的《坡上宴》，也看了你在《文藝報》上的專欄。
很樸實，很真誠。
今天來，就是想和你聊聊，聊聊你的故事，聊聊你的寫作。」
她的聲音很溫和，沒有咄咄逼人的氣勢。
顧尋緊張的心情稍微放鬆了些。
「那我們從頭開始吧。」
林記者說。
「我了解到，你是1985年從甘肅黃土坡考到清華的。
能說說當時的情景嗎？」
顧尋喝了口水，緩緩開口。
「那時候家裡窮。
我考上清華的消息傳到村里，大家都高興，但也都發愁。
路費湊不出來。」
他停了一下，眼前浮現出那個秋天的畫面。
「後來，村里擺了坡上宴。
鄉親們從牙縫裡省出錢、糧票、雞蛋。
老顧叔拿個紅皮本子，和小月一筆一筆地記，叫恩情簿。
我記得，張家五毛，李家三斤糧票，王家十個雞蛋」
他說得很慢，每一個細節都記得很清楚。
林記者認真地聽著，不時在筆記本上記幾筆。
「那本恩情簿，你還留著嗎？」
「留著。」
「到了清華之後呢？適應嗎？」
顧尋想了想。
「一開始不太適應。
城市很大，學校很大，同學來自全國各地。
但我運氣好，遇到了很好的室友，也遇到了願意幫助我的老師。」
「我聽說你大一就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作品？」
「是。」
顧尋點點頭。
「《坡上宴》。
寫的就是村里為我擺百家宴的事。
當時寫完了，也不知道該投哪裡，就鼓起勇氣投給了《人民文學》。
沒想到李敬澤編輯看了，覺得不錯，親自給我回信，指導我修改。」
「大一就能在《人民文學》發表，很了不起。」
林記者由衷地說。
顧尋搖搖頭。
「不是我寫得有多好，是故事本身打動人。
黃土坡鄉親們的情義，那種從牙縫裡省出錢糧也要供一個孩子讀書的勁兒，本身就很有力量。
我只是如實寫下來。」
「稿費怎麼用的？」
「大部分寄回家了。」
顧尋說。
「家裡需要用錢。
剩下的買書，買稿紙。
那時候我還在圖書館做勤工助學，生活費勉強夠。」
「《城鄉手記》這個專欄，是怎麼開始的？」
「是《文藝報》的宋編輯。
宋知夏同學的哥哥。
邀請我寫的。」
顧尋說。
「他說看了我的文章，覺得我對城鄉之間的觀察很細膩，問我願不願意開個專欄，每月一篇，寫寫這方面的見聞。」
「你寫得很好。」
林記者說。
「特別是寫胡同里周師傅的小飯館那篇，那種煙火氣，那種人情味，寫得很生動。
你是怎麼想到寫這個的？」
顧尋笑了笑。
「我常去周師傅那兒吃飯。
他是返城知青，在陝北插過隊，會說幾句我們那邊的方言。
他的小飯館叫回家吃飯，他說，開飯館不是為了掙大錢，是為了讓那些回不了家的人，能在這裡吃口熱乎飯，感受一點家的味道。」
他停了一下，又說。
「我覺得，周師傅的飯館，就像一座橋。
連接著首都和陝北，連接著城市和鄉村。」
林記者點點頭，在筆記本上記了幾筆。
「你現在大二了，課業重嗎？怎麼平衡學習和寫作？」
「課業確實不輕。」
顧尋老實說。
「但我們系的老師都很好，知道我在寫作，也很支持。
時間上我起得比較早，每天早晨六點開始寫，寫到八點，然後去上課。
晚上如果沒有課，也寫一會兒。
周末時間多一些。」
「每天都能堅持？」
「儘量堅持。」
顧尋說。
「寫作就像種地，不能三天打魚兩天曬網。
每天寫一點，哪怕只寫幾百字，也比什麼都不寫強。」
林記者笑了。
「這個比喻很生動。
你覺得自己是那種有天賦的寫作者嗎？」
顧尋想了想，搖搖頭。
「我不知道什麼叫天賦。
我就是喜歡寫，想把看到的人和事寫下來。
如果非要說什麼天賦可能就是對生活的觀察比較細吧。
在黃土坡長大，看慣了土地上的春種秋收，看慣了鄉親們的喜怒哀樂，這些經歷讓我對生活有一種本能的關注。」
「你的長篇小說寫得怎麼樣了？」
林記者問。
「《旱塬紀事》。」
顧尋說。
「寫了快四個月了，現在有三十多萬字。
預計年底前完稿。」
「寫長篇和寫短篇有什麼不同？」
「很不一樣。」
顧尋認真地說。
「短篇像短跑，需要爆發力。
長篇像馬拉松，需要耐力。
寫長篇最難的是保持節奏，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
有時候寫著寫著，會覺得人物活了，故事自己往前走，那種感覺很奇妙。」
「寫作過程中，有沒有特別困難的時刻？」
「有。」
顧尋坦言。
「有時候卡住了，幾天寫不出一個字，就會懷疑自己。
我能寫完嗎？寫得有價值嗎？
但每次想到黃土坡，想到那些在土地上勞作的人，就又有了動力。」
他想起那些熬夜寫作的日子。
秋天的夜晚，圖書館裡很安靜，只有他一個人。
檯燈的光暈在稿紙上圈出一小片溫暖。
窗外是清華園靜謐的夜色，窗內是他與文字孤獨的對話。
「支撐你寫下去的動力是什麼？」
林記者問。
顧尋沉默了一會兒。
這個問題，他問過自己很多次。
「是責任。」
他緩緩說。
「對黃土坡的責任，對鄉親們的責任。
他們用恩情簿托舉我出來，我不能只是自己往前走。
我要用我的筆，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讓更多人看到。」
他說得很慢，每個字都像經過深思熟慮。
「還有是對文字本身的責任。
李編輯說過，文字是有重量的。
寫下的每一個字，都要對得起這份重量。」
林記者認真地記錄著。
房間裡很安靜，只有鋼筆划過紙張的沙沙聲，和窗外隱約傳來的風聲。
「你在寫作上，有什麼特別想感謝的人嗎？」
「很多。」
顧尋說。
「感謝李敬澤編輯，他給了我第一次發表的機會，也給了我很多指導。
感謝圖書館的趙老師，在我最困難的時候給了我一份工作。
感謝宿舍的室友，他們從不因為我是農村來的而看輕我。
感謝讀書會的朋友，和他們的討論讓我看到了更廣闊的世界。」
他停了一下，補充道。
「當然，最感謝的是黃土坡的鄉親，是我的母親和妹妹。
沒有他們，我走不到今天。」
採訪進行了快兩個小時。
林記者的問題很細緻，從創作細節到生活瑣事，從對文學的理解到對時代的觀察。
顧尋都一一回答，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刻意的拔高，就是朴樸實實地講述。
窗外的天色漸漸暗了下來。
討論室里的光線變得柔和，桌上的水已經涼了。
林記者合上筆記本，看著顧尋，問出了最後一個問題。
「顧尋同學，回顧你走過的路。
從黃土坡到清華園，從農村娃到大學生、作者。
你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嗎？」
顧尋沒有立刻回答。
他低下頭，看著自己粗糙的、指節分明的手。
那是從小干農活留下的痕跡。
然後又抬起頭，看向窗外。
暮色中的清華園靜謐而莊嚴，遠處的教學樓亮起了燈。
「是幸運的。」
他最終說，聲音很平靜。
「但不是因為我考上了清華，也不是因為我發表了作品，更不是因為我今天坐在這裡接受採訪。」
他頓了頓，一字一句地說。
「我的幸運，是因為我背後有整個黃土坡。
有那些從牙縫裡省出錢糧的鄉親，有那些用顫抖的手在恩情簿上按下手印的鄉親，有那個不識一字卻咬牙供我讀書的母親，有那個說哥，我要像你一樣考到首都的妹妹。」
「我的幸運，是很多人的托舉。
是他們用肩膀把我扛起來，讓我看到了更遠的地方。
而我，只是站在他們的肩膀上，做了我該做的事。」
他說完了。
房間裡一片安靜。
夕陽的最後一抹餘暉從窗戶斜射進來，正好照在他臉上。
那張年輕的臉龐被鍍上了一層金色，眼神清澈而堅定。
林記者很久沒有說話。
她只是看著顧尋，看著這個穿著布褂、眼神樸實的青年。
然後，她輕輕點了點頭，在筆記本上寫下了一行字。
「謝謝你，顧尋同學。」
她收起筆和本子。
「今天的採訪很有收穫。
你的故事，你的思考，都會原原本本地呈現在報導里。」
「應該是我謝謝您。」
顧尋站起身。
「願意花時間來聽我說這些。」
兩人握手告別。
林記者背著包走了，顧尋一個人留在討論室里。
他沒有立刻離開，而是在椅子上又坐了一會兒。
窗外的銀杏葉還在落，一片，又一片。
圖書館的燈一盞盞亮起，在漸濃的暮色中溫暖而明亮。
顧尋想起林記者最後問的那個問題。
「你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嗎？」
是的，他是幸運的。
但這份幸運，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是母親在煤油燈下縫補衣裳熬紅的眼睛換來的，是鄉親們從牙縫裡省出的每一分錢堆起來的，是他在圖書館無數個清晨的苦讀寫出來的。
幸運的背後，是無數具體而微的努力、付出和堅持。
他站起身，收拾好東西，走出討論室。
走廊里很安靜，只有他自己的腳步聲在迴響。
走到圖書館門口時，他停下腳步，回頭看了一眼。
那個小房間的門還開著，裡面空無一人。
但剛才那兩個小時的對話，那些真誠的問答，還留在空氣里，像某種看不見的印記。
推開圖書館的大門，秋夜的涼風撲面而來。
顧尋裹緊了衣服，走進夜色中。
銀杏大道上的路燈已經亮了，昏黃的光暈照著滿地的落葉。
有幾個學生在路上散步，笑聲在夜色中清脆地迴蕩。
遠處食堂飄來飯菜的香氣，是人間煙火的味道。
回到宿舍時，屋裡正熱鬧。
劉建軍在泡腳，王維在看書，陳建國在整理床鋪。
看見顧尋回來，劉建軍立刻問。
「怎麼樣？採訪順利嗎？」
「還行。」
顧尋放下書包。
「記者都問啥了？」
王維也抬起頭。
「問了很多。
從黃土坡問到清華園，從寫作問到生活。」
「你怎麼說的？」
劉建軍好奇。
「就實話實說。」
顧尋笑了笑。
陳建國難得地插了一句。
「實話實說最好。」
顧尋拿出紙筆，準備給家裡寫信。
他要告訴母親採訪的事，要告訴妹妹好好學習，要告訴鄉親們，他在首都一切都好。
筆尖落在信紙上，他寫道。
「娘，小月：你們好。
首都已經入秋了，天氣轉涼，你們要多添衣裳。
我一切都好，勿念。
最近有記者來採訪我，問了很多咱們黃土坡的事。
我一五一十都說了，說了百家宴，說了恩情簿，說了您承包果園的事」
那些遙遠的記憶，那些具體的人和事，此刻都如此清晰地浮現在眼前。
他知道，無論走多遠，這些記憶都是他的根。
夜深了，宿舍樓漸漸安靜下來。
顧尋寫完信，仔細折好，裝進信封。
窗外，秋風吹過，銀杏葉沙沙作響。
顧尋躺在床上，睜著眼睛看著天花板。
今天採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問題，每一個回答，都在腦海里回放。
特別是最後那個問題。
「你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嗎？」
顧尋坐在圖書館靠窗的位置上，手裡的鋼筆頓了頓。
窗外飄進來幾片銀杏葉，落在攤開的稿紙上，像金色的書籤。
他輕輕撿起一片，對著陽光看了看。
葉脈清晰，邊緣已經微微捲曲。
今天是周三，下午有採訪。
《文藝報》的專欄《城鄉手記》發到第三期，漸漸有了一些反響。
上周宋知夏帶來消息。
「我哥說，有記者想採訪你。」
顧尋當時就愣住了。
他才大二，雖然大一就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坡上宴》，後來又陸續發了幾篇，還在《文藝報》開了專欄，但總覺得這些都是僥倖。
採訪？
他有什麼值得採訪的？
「別急著拒絕啊。」
宋知夏勸道。
「我哥說了，這不是為你個人，是讓更多人看到農村青年的可能性。
你想，你的經歷，對那些還在鄉下讀書的孩子來說，是多大的鼓勵啊！」
這話打動了顧尋。
他想起了黃土坡的孩子們，想起了妹妹小月。
小月在信里說，村里好多孩子都把他當榜樣，說他能從黃土坡考到清華，還能發表文章，太了不起了。
如果他的故事能鼓勵更多孩子好好讀書，那接受採訪就不是一件私事。
他答應了。
採訪安排在下午兩點，地點是圖書館一樓的小討論室。
中午，顧尋回宿舍換了件乾淨衣服。
還是母親做的那件藏藍色布褂，很整潔。
劉建軍看見他換衣服，打趣道。
「喲，顧尋，這是要去見丈母娘啊？」
「去接受採訪。」
顧尋老實說。
「採訪？」
劉建軍瞪大眼睛。
「行啊你小子！大二就混到被採訪了！哪個報社的？」
「《文藝報》介紹的，具體哪家不清楚。」
「好好說！給咱們宿舍長長臉！」
劉建軍用力拍他肩膀。
「別緊張，有啥說啥！」
王維從書本里抬起頭，推了推眼鏡。
「顧尋，記得實事求是就好。
你的經曆本身就很有說服力。」
陳建國正在擦他的運動鞋，抬頭說了句。
「領子。」
顧尋低頭一看，領子確實有點皺。
下午兩點，他準時來到討論室。
房間不大，擺著一張長桌，幾把椅子。
陽光從窗戶斜射進來，在桌上投出一塊明亮的光斑。
已經有人等在那裡了。
是個三十多歲的女同志，穿著灰色的列寧裝，齊耳短髮，戴著一副黑框眼鏡。
她面前攤開一個筆記本，手裡拿著一支鋼筆。
看見顧尋進來，她站起身，伸出手。
「顧尋同學吧？我是《中國青年報》的記者，姓林。」
「林記者好。」
顧尋和她握手。
她的手很暖，很有力。
兩人在桌邊坐下。
林記者從包里拿出一個軍用水壺，倒了兩杯水，推給顧尋一杯。
「喝點水。」
「謝謝。」
顧尋接過，雙手捧著搪瓷缸子。
水溫溫的，正好。
林記者翻開筆記本，開門見山。
「顧尋同學，我讀過你的《坡上宴》，也看了你在《文藝報》上的專欄。
很樸實，很真誠。
今天來，就是想和你聊聊，聊聊你的故事，聊聊你的寫作。」
她的聲音很溫和，沒有咄咄逼人的氣勢。
顧尋緊張的心情稍微放鬆了些。
「那我們從頭開始吧。」
林記者說。
「我了解到，你是1985年從甘肅黃土坡考到清華的。
能說說當時的情景嗎？」
顧尋喝了口水，緩緩開口。
「那時候家裡窮。
我考上清華的消息傳到村里，大家都高興，但也都發愁。
路費湊不出來。」
他停了一下，眼前浮現出那個秋天的畫面。
「後來，村里擺了坡上宴。
鄉親們從牙縫裡省出錢、糧票、雞蛋。
老顧叔拿個紅皮本子，和小月一筆一筆地記，叫恩情簿。
我記得，張家五毛，李家三斤糧票，王家十個雞蛋」
他說得很慢，每一個細節都記得很清楚。
林記者認真地聽著，不時在筆記本上記幾筆。
「那本恩情簿，你還留著嗎？」
「留著。」
「到了清華之後呢？適應嗎？」
顧尋想了想。
「一開始不太適應。
城市很大，學校很大，同學來自全國各地。
但我運氣好，遇到了很好的室友，也遇到了願意幫助我的老師。」
「我聽說你大一就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作品？」
「是。」
顧尋點點頭。
「《坡上宴》。
寫的就是村里為我擺百家宴的事。
當時寫完了，也不知道該投哪裡，就鼓起勇氣投給了《人民文學》。
沒想到李敬澤編輯看了，覺得不錯，親自給我回信，指導我修改。」
「大一就能在《人民文學》發表，很了不起。」
林記者由衷地說。
顧尋搖搖頭。
「不是我寫得有多好，是故事本身打動人。
黃土坡鄉親們的情義，那種從牙縫裡省出錢糧也要供一個孩子讀書的勁兒，本身就很有力量。
我只是如實寫下來。」
「稿費怎麼用的？」
「大部分寄回家了。」
顧尋說。
「家裡需要用錢。
剩下的買書，買稿紙。
那時候我還在圖書館做勤工助學，生活費勉強夠。」
「《城鄉手記》這個專欄，是怎麼開始的？」
「是《文藝報》的宋編輯。
宋知夏同學的哥哥。
邀請我寫的。」
顧尋說。
「他說看了我的文章，覺得我對城鄉之間的觀察很細膩，問我願不願意開個專欄，每月一篇，寫寫這方面的見聞。」
「你寫得很好。」
林記者說。
「特別是寫胡同里周師傅的小飯館那篇，那種煙火氣，那種人情味，寫得很生動。
你是怎麼想到寫這個的？」
顧尋笑了笑。
「我常去周師傅那兒吃飯。
他是返城知青，在陝北插過隊，會說幾句我們那邊的方言。
他的小飯館叫回家吃飯，他說，開飯館不是為了掙大錢，是為了讓那些回不了家的人，能在這裡吃口熱乎飯，感受一點家的味道。」
他停了一下，又說。
「我覺得，周師傅的飯館，就像一座橋。
連接著首都和陝北，連接著城市和鄉村。」
林記者點點頭，在筆記本上記了幾筆。
「你現在大二了，課業重嗎？怎麼平衡學習和寫作？」
「課業確實不輕。」
顧尋老實說。
「但我們系的老師都很好，知道我在寫作，也很支持。
時間上我起得比較早，每天早晨六點開始寫，寫到八點，然後去上課。
晚上如果沒有課，也寫一會兒。
周末時間多一些。」
「每天都能堅持？」
「儘量堅持。」
顧尋說。
「寫作就像種地，不能三天打魚兩天曬網。
每天寫一點，哪怕只寫幾百字，也比什麼都不寫強。」
林記者笑了。
「這個比喻很生動。
你覺得自己是那種有天賦的寫作者嗎？」
顧尋想了想，搖搖頭。
「我不知道什麼叫天賦。
我就是喜歡寫，想把看到的人和事寫下來。
如果非要說什麼天賦可能就是對生活的觀察比較細吧。
在黃土坡長大，看慣了土地上的春種秋收，看慣了鄉親們的喜怒哀樂，這些經歷讓我對生活有一種本能的關注。」
「你的長篇小說寫得怎麼樣了？」
林記者問。
「《旱塬紀事》。」
顧尋說。
「寫了快四個月了，現在有三十多萬字。
預計年底前完稿。」
「寫長篇和寫短篇有什麼不同？」
「很不一樣。」
顧尋認真地說。
「短篇像短跑，需要爆發力。
長篇像馬拉松，需要耐力。
寫長篇最難的是保持節奏，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
有時候寫著寫著，會覺得人物活了，故事自己往前走，那種感覺很奇妙。」
「寫作過程中，有沒有特別困難的時刻？」
「有。」
顧尋坦言。
「有時候卡住了，幾天寫不出一個字，就會懷疑自己。
我能寫完嗎？寫得有價值嗎？
但每次想到黃土坡，想到那些在土地上勞作的人，就又有了動力。」
他想起那些熬夜寫作的日子。
秋天的夜晚，圖書館裡很安靜，只有他一個人。
檯燈的光暈在稿紙上圈出一小片溫暖。
窗外是清華園靜謐的夜色，窗內是他與文字孤獨的對話。
「支撐你寫下去的動力是什麼？」
林記者問。
顧尋沉默了一會兒。
這個問題，他問過自己很多次。
「是責任。」
他緩緩說。
「對黃土坡的責任，對鄉親們的責任。
他們用恩情簿托舉我出來，我不能只是自己往前走。
我要用我的筆，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讓更多人看到。」
他說得很慢，每個字都像經過深思熟慮。
「還有是對文字本身的責任。
李編輯說過，文字是有重量的。
寫下的每一個字，都要對得起這份重量。」
林記者認真地記錄著。
房間裡很安靜，只有鋼筆划過紙張的沙沙聲，和窗外隱約傳來的風聲。
「你在寫作上，有什麼特別想感謝的人嗎？」
「很多。」
顧尋說。
「感謝李敬澤編輯，他給了我第一次發表的機會，也給了我很多指導。
感謝圖書館的趙老師，在我最困難的時候給了我一份工作。
感謝宿舍的室友，他們從不因為我是農村來的而看輕我。
感謝讀書會的朋友，和他們的討論讓我看到了更廣闊的世界。」
他停了一下，補充道。
「當然，最感謝的是黃土坡的鄉親，是我的母親和妹妹。
沒有他們，我走不到今天。」
採訪進行了快兩個小時。
林記者的問題很細緻，從創作細節到生活瑣事，從對文學的理解到對時代的觀察。
顧尋都一一回答，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刻意的拔高，就是朴樸實實地講述。
窗外的天色漸漸暗了下來。
討論室里的光線變得柔和，桌上的水已經涼了。
林記者合上筆記本，看著顧尋，問出了最後一個問題。
「顧尋同學，回顧你走過的路。
從黃土坡到清華園，從農村娃到大學生、作者。
你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嗎？」
顧尋沒有立刻回答。
他低下頭，看著自己粗糙的、指節分明的手。
那是從小干農活留下的痕跡。
然後又抬起頭，看向窗外。
暮色中的清華園靜謐而莊嚴，遠處的教學樓亮起了燈。
「是幸運的。」
他最終說，聲音很平靜。
「但不是因為我考上了清華，也不是因為我發表了作品，更不是因為我今天坐在這裡接受採訪。」
他頓了頓，一字一句地說。
「我的幸運，是因為我背後有整個黃土坡。
有那些從牙縫裡省出錢糧的鄉親，有那些用顫抖的手在恩情簿上按下手印的鄉親，有那個不識一字卻咬牙供我讀書的母親，有那個說哥，我要像你一樣考到首都的妹妹。」
「我的幸運，是很多人的托舉。
是他們用肩膀把我扛起來，讓我看到了更遠的地方。
而我，只是站在他們的肩膀上，做了我該做的事。」
他說完了。
房間裡一片安靜。
夕陽的最後一抹餘暉從窗戶斜射進來，正好照在他臉上。
那張年輕的臉龐被鍍上了一層金色，眼神清澈而堅定。
林記者很久沒有說話。
她只是看著顧尋，看著這個穿著布褂、眼神樸實的青年。
然後，她輕輕點了點頭，在筆記本上寫下了一行字。
「謝謝你，顧尋同學。」
她收起筆和本子。
「今天的採訪很有收穫。
你的故事，你的思考，都會原原本本地呈現在報導里。」
「應該是我謝謝您。」
顧尋站起身。
「願意花時間來聽我說這些。」
兩人握手告別。
林記者背著包走了，顧尋一個人留在討論室里。
他沒有立刻離開，而是在椅子上又坐了一會兒。
窗外的銀杏葉還在落，一片，又一片。
圖書館的燈一盞盞亮起，在漸濃的暮色中溫暖而明亮。
顧尋想起林記者最後問的那個問題。
「你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嗎？」
是的，他是幸運的。
但這份幸運，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是母親在煤油燈下縫補衣裳熬紅的眼睛換來的，是鄉親們從牙縫裡省出的每一分錢堆起來的，是他在圖書館無數個清晨的苦讀寫出來的。
幸運的背後，是無數具體而微的努力、付出和堅持。
他站起身，收拾好東西，走出討論室。
走廊里很安靜，只有他自己的腳步聲在迴響。
走到圖書館門口時，他停下腳步，回頭看了一眼。
那個小房間的門還開著，裡面空無一人。
但剛才那兩個小時的對話，那些真誠的問答，還留在空氣里，像某種看不見的印記。
推開圖書館的大門，秋夜的涼風撲面而來。
顧尋裹緊了衣服，走進夜色中。
銀杏大道上的路燈已經亮了，昏黃的光暈照著滿地的落葉。
有幾個學生在路上散步，笑聲在夜色中清脆地迴蕩。
遠處食堂飄來飯菜的香氣，是人間煙火的味道。
回到宿舍時，屋裡正熱鬧。
劉建軍在泡腳，王維在看書，陳建國在整理床鋪。
看見顧尋回來，劉建軍立刻問。
「怎麼樣？採訪順利嗎？」
「還行。」
顧尋放下書包。
「記者都問啥了？」
王維也抬起頭。
「問了很多。
從黃土坡問到清華園，從寫作問到生活。」
「你怎麼說的？」
劉建軍好奇。
「就實話實說。」
顧尋笑了笑。
陳建國難得地插了一句。
「實話實說最好。」
顧尋拿出紙筆，準備給家裡寫信。
他要告訴母親採訪的事，要告訴妹妹好好學習，要告訴鄉親們，他在首都一切都好。
筆尖落在信紙上，他寫道。
「娘，小月：你們好。
首都已經入秋了，天氣轉涼，你們要多添衣裳。
我一切都好，勿念。
最近有記者來採訪我，問了很多咱們黃土坡的事。
我一五一十都說了，說了百家宴，說了恩情簿，說了您承包果園的事」
那些遙遠的記憶，那些具體的人和事，此刻都如此清晰地浮現在眼前。
他知道，無論走多遠，這些記憶都是他的根。
夜深了，宿舍樓漸漸安靜下來。
顧尋寫完信，仔細折好，裝進信封。
窗外，秋風吹過，銀杏葉沙沙作響。
顧尋躺在床上，睜著眼睛看著天花板。
今天採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問題，每一個回答，都在腦海里回放。
特別是最後那個問題。
「你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