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5章 南京·軟禁中的白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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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949年1月30日
地點：南京保密局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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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清萍被軟禁在招待所的第七天，日子已經變成了一杯涼透了的白開水。
每天早晨七點，走廊里會傳來腳步聲。那是勤務兵送早飯的聲音。白清萍不用看表，只要聽見那腳步聲，就知道是七點。早飯永遠是一樣的——一碗白粥，一個饅頭，一碟鹹菜。粥是稀的，饅頭是涼的，鹹菜切得很粗，鹽放多了，齁嗓子。她吃不慣，但每天都吃完了。不吃，沒力氣。沒有力氣，怎麼活？
吃完早飯，她會站在窗前，看著院子裡的那棵梧桐樹。樹光禿禿的，枝丫像乾枯的手指伸向天空。風從牆頭吹過去，樹枝吱呀吱呀地響。她看著那棵樹，看了很久。她想起北平菊兒胡同的老槐樹，春天的時候會發芽，夏天的時候會長滿葉子，秋天的時候葉子會變黃，落一地。那棵樹還在，只是她看不到了。
上午，她會讀報。報紙是招待所訂閱的，每天都有。頭版永遠是「和平談判」，李宗仁上台後，天天喊和平。什麼「劃江而治」，什麼「南北朝」，什麼「爭取最體面的和平」。白清萍讀著那些字，覺得它們像水上的浮萍，飄來飄去，沒有根。她讀過真正的東西——在延安的時候，那些文章是有根的，扎在泥土裡，扎得深，拔都拔不出來。現在這些文章，風一吹就散了。
她讀完了報紙，疊好，放回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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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她陸陸續續從招待所的其他人口中得知，李斌將軍已經帶領北平的中央軍軍官們回到了南京。消息是一個總務科的老張告訴她的，老張在走廊里遇見她，壓低聲音說：「白副站長，李將軍回來了，北平的中央軍軍官都撤出來了，一個沒丟。」白清萍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她心裡卻鬆了一口氣。李斌沒事。只要李斌沒事，就沒有人會動李樹瓊。李樹瓊是李斌的兒子，是李斌的軟肋，也是李斌的鎧甲。毛人鳳再狠，也要給李斌幾分面子。建豐同志再有權，也要顧及黃埔一期的情分。李斌在，李樹瓊就在。她在心裡默默念了一句：謝天謝地。
她回到房間，坐在床邊，想給李斌寫封信。但寫什麼呢？說「謝謝您」？說「您保重」？說「李樹瓊在台北很好」？她拿起筆，又放下了。不敢寫。寫了，信會被拆開，會被審查，會被記錄。她不知道哪些話能說，哪些話不能說。她只知道，說了不該說的，就會給李斌惹麻煩，給李樹瓊惹麻煩，給自己惹麻煩。這年頭，人們的嘴巴都閉得嚴嚴實實的，更別說寫信了。她站起來，走到窗邊，看著那棵梧桐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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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坐在桌前，鋪開信紙。這次是寫給白清莉的。白清莉在台北，一個人，瘦得下巴尖尖的。
她想了很久，不知道該怎麼開頭。她不敢提楊漢庭。楊漢庭已經「死」了兩次——一年前死了一次，那是假的；半個月前又死了一次，那也是假的。但保密局的記錄上，楊漢庭早在一年前就被槍斃了，已經銷了戶。她不能提他第二次「死」的事，提了，就等於告訴毛人鳳她在撒謊。她只能寫家常。
「清莉妹妹：我在南京，一切安好。南京的冬天比北平暖和一些，但也不太好過。你在台北，要注意身體。台北的冬天也冷，不要著涼。李斌將軍已經率領北平的中央軍軍官回到了南京，聽說總裁在奉化招見了他。我們都很好，你不用擔心。」她寫到這裡，停下來，看著那張信紙。信紙上都是空話，沒有一句真心話。她不想寫，但她必須寫。寫了，白清莉才能知道她還活著。寫了，白清莉才能安心。她繼續寫。
「我和樹瓊在信中商量過了，等局勢穩定了，我們一起去台北看你。你一個人在那裡，要照顧好自己。有什麼需要，就跟樹瓊說。他離你近，能幫上忙。」她寫完最後一個字，放下筆。信很短，不到兩百字。她把它折好，裝進信封。信封上寫下台北白清莉的地址。她不知道這封信能不能寄到。郵路已經不穩了，但她還是想試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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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清萍從抽屜里拿出一個黑皮筆記本，那是她從北平帶出來的日記本。北平封城之前，她把過去幾年寫的日記撕掉了一大半，只留下最後幾十頁。那些撕掉的，都是真心話。留下來的，都是空話。她翻開筆記本，看著那些空蕩蕩的白紙，提筆寫下今天的日期：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三十日。
她寫：「南京的冬天很冷。招待所里暖氣不好，晚上要蓋兩床被子。」她寫：「今天讀報，看到李宗仁又講話了，說『和平有望』。我不知道什麼是和平。」她寫：「梧桐樹光禿禿的，像老人家的手。北平的老槐樹也是這樣。」她寫不下去了。她想寫「我想回北平」，但不敢寫。想寫「我想見李樹瓊」，但不敢寫。想寫「我不知道自己還能去哪裡」，但寫了又能怎樣？日記本也會被人翻看，也會成為證據。她合上日記本，放回抽屜。那些空話，連她自己都不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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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白清萍被開恩許可去食堂吃的飯，因為今天毛人鳳到招待所來慰問被軟禁在這裡的保密局幹部們。食堂在招待所的一樓，幾張長條桌，鋪著白桌布。吃飯的人不多，都是保密局的人，有的認識，有的不認識。沒有人跟她說話，她也不跟別人說話。她端著餐盤，在角落裡坐下來。雖然毛人鳳也在這裡吃的飯，但今天的午飯還是米飯、還是一葷一素、一碗湯。唯一的不同是菜不再是涼的，湯是溫的，米飯還是很硬，嚼得腮幫子疼。她吃得很慢，一邊吃一邊看著窗外。窗外是一個小院子，院子裡也有一棵梧桐樹，和樓上那棵一樣，光禿禿的。
她想起在北平的時候，保密站的食堂比這裡熱鬧。趙仲春坐在主位上，一邊吃飯一邊罵人。李黑子蹲在門口抽菸，張胖子在角落打瞌睡。那時候雖然苦，但至少有說有笑。現在，那些人都不在了。趙仲春去了台灣，李黑子留在了青島，張胖子不知道去了哪裡。她一個人坐在角落裡，像一個被遺忘的人。她吃完了飯，把餐盤送到回收處，上了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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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白清萍收到一封上海來的信。信封上的字跡她不認識，打開一看，是劉文斌寫的。劉文斌在信里說，他已經接到命令，留在大陸潛伏，不能去台灣了。他說顧小佳已經去了台北，請白清萍幫忙照看她。他還說，如果白清萍有機會去台北，請轉告顧小佳，讓她不要等他，好好過日子。
白清萍讀完了信，心裡湧起一種說不清的滋味。劉文斌留下來了。他是特務，是老牌特務，手上沾了多少血他自己都數不清。他留下來，能活嗎？共產黨會放過他嗎？她不知道。她只知道，顧小佳一個人在台北，等著一個也許永遠回不來的人。她想起白清莉，也是在等，等一個「死人」。她想起自己，也是在等，等李樹瓊。她們都在等。等的人不知道能不能等到，被等的人不知道能不能回來。她把信折好，放進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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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白清萍站在窗前，看著院子裡的梧桐樹。太陽快落山了，橘紅色的光灑在光禿禿的樹枝上，金燦燦的。她看著那道光，心裡忽然湧起一種強烈的不安。南京也保不住了。北平丟了，東北丟了，華北丟了。南京，還能撐多久？那些報紙上的「和平談判」，不過是拖延時間的把戲。共產黨不會停，解放軍不會停，歷史不會停。
她想起在延安的時候，教官說過：「歷史是向前走的，誰擋在路中間，誰就會被碾碎。」國民黨擋在路中間了。她也被卷進車輪下面了。她不知道自己是會被碾碎，還是能在車輪滾過來之前爬出去。她只知道，她不能停下來。停下來，就是死。
她深吸一口氣，轉身，走到桌前。她拉開抽屜，拿出日記本，翻開。她提起筆，在空白頁上寫下：「我不知道自己還能去哪裡。但我知道，我不能停下來。」這是她今天寫的唯一一句真心話。她寫完了，盯著那幾個字，看了很久。然後她合上日記本，放回抽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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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白清萍一個人吃了晚飯。還是那樣，米飯、一葷一素、一碗湯。她吃了幾口，吃不下了。她把碗推到一邊，坐在床邊。月光從窗戶照進來，照在地板上，一片銀白。她看著那道光，想起了楊漢庭。他現在在日本，安全了，自由了。她想起了白清莉，想起了顧小佳，想起了自己。她們都在等，等一個不知道能不能回來的人。
她站起來，走到窗前。月光照在她臉上，她的眼睛很亮。她看著那棵梧桐樹，想著李樹瓊。他在台北，在草山，在那棟日式平房裡。他也在等。等戰爭結束，等建豐同志放他走，等那個不知道會不會來的明天。她不知道他能不能等到。她只知道，她必須活著。活著，才能等。活著，才有希望。
她拉上窗簾，躺到床上。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縫，從東邊延伸到西邊，像一條乾涸的河。她看著那道裂縫，想著李樹瓊。他在台北，也看著天花板上的裂縫嗎？台北的裂縫和南京的一樣嗎？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必須睡著。睡著了，時間就過得快一些。快一些，明天就來一些。明天來了，也許會有好消息。
她閉上眼睛。耳邊仿佛響起李樹瓊的聲音。「我會回來的。我一定會回來的。」她相信他。她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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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七點，走廊里又傳來腳步聲。白清萍睜開眼睛，看著天花板。新的一天，又要開始了。她坐起來，穿好衣服。她走到窗前，拉開窗簾。陽光湧進來，刺得她眯起了眼睛。她看著那棵梧桐樹，看著那些光禿禿的枝丫，看著在樹枝間跳來跳去的麻雀。她深吸一口氣，對自己說：你還活著。活下去。
她推開門，走出房間。走廊里，一個勤務兵端著托盤走過來，托盤上是一碗粥、一個饅頭、一碟鹹菜。他看見白清萍，停下來。「白副站長，早飯。」白清萍接過托盤，點了點頭。她走回房間，坐下來，慢慢吃著。粥還是稀的，饅頭還是涼的，鹹菜還是鹹得齁嗓子。但她吃完了。不吃，沒力氣。沒有力氣，怎麼活？
她吃完早飯，把碗筷放在門外。她走到桌前，鋪開信紙。她想給李樹瓊寫封信，但不知道該寄到哪裡。台北的地址她知道，但郵路不穩，信寄不出去。她只能把想說的話，寫在心裡。
「樹瓊，我在南京，安全。勿念。你也要保重。清蓮和孩子都好嗎？母親身體好嗎？台北的冬天冷不冷？你要多穿衣服。不要熬夜，不要抽菸，不要喝太多酒。」她心裡寫了很長很長的一封信，寫到最後，只剩下四個字：「我想你了。」
她站起來，走到窗前。陽光照在她臉上，暖洋洋的。她看著那棵梧桐樹，心裡默默地說：李樹瓊，我等你。不管多久，我都等你。
她深吸一口氣，轉身，走回桌前。她拿起報紙，翻開頭版。還是和平談判，還是劃江而治，還是那些空話。她把報紙放下，拿起日記本，翻開空白頁。她提起筆，寫下了今天的日期：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三十一日。然後她停下來，看著那片空白。
她不知道該寫什麼。她不想寫空話，但也不敢寫真話。她把筆放下，合上日記本，放回抽屜。她站起來，走到窗邊。她看著那棵梧桐樹，看了很久。樹枝在風裡搖晃，發出吱呀吱呀的聲音。她忽然想起在北平的時候，菊兒胡同的老槐樹也是這樣，風一吹，就沙沙地響。那時候，她每天晚上翻窗進去，李樹瓊坐在黑暗裡等她。他說：「你來了。」她說：「嗯。」那是她一天中最安心的時候。現在，她只能一個人站在窗前，看著一棵陌生的梧桐樹，想著一個回不去的地方。
她低下頭，看著自己的手。那雙手曾經握過槍，殺過人，簽過抓捕令。現在，它們只是垂在身體兩側，什麼也不做。她把手握成拳頭，又鬆開。再握成拳頭，再鬆開。
她對自己說：你還活著。只要活著，就有希望。
她抬起頭，看著窗外灰濛濛的天，看著那個她不知道還能待多久的南京。
她在心裡對自己說：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然後，她轉過身，開始等明天的到來。
時間：1949年1月30日
地點：南京保密局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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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清萍被軟禁在招待所的第七天，日子已經變成了一杯涼透了的白開水。
每天早晨七點，走廊里會傳來腳步聲。那是勤務兵送早飯的聲音。白清萍不用看表，只要聽見那腳步聲，就知道是七點。早飯永遠是一樣的——一碗白粥，一個饅頭，一碟鹹菜。粥是稀的，饅頭是涼的，鹹菜切得很粗，鹽放多了，齁嗓子。她吃不慣，但每天都吃完了。不吃，沒力氣。沒有力氣，怎麼活？
吃完早飯，她會站在窗前，看著院子裡的那棵梧桐樹。樹光禿禿的，枝丫像乾枯的手指伸向天空。風從牆頭吹過去，樹枝吱呀吱呀地響。她看著那棵樹，看了很久。她想起北平菊兒胡同的老槐樹，春天的時候會發芽，夏天的時候會長滿葉子，秋天的時候葉子會變黃，落一地。那棵樹還在，只是她看不到了。
上午，她會讀報。報紙是招待所訂閱的，每天都有。頭版永遠是「和平談判」，李宗仁上台後，天天喊和平。什麼「劃江而治」，什麼「南北朝」，什麼「爭取最體面的和平」。白清萍讀著那些字，覺得它們像水上的浮萍，飄來飄去，沒有根。她讀過真正的東西——在延安的時候，那些文章是有根的，扎在泥土裡，扎得深，拔都拔不出來。現在這些文章，風一吹就散了。
她讀完了報紙，疊好，放回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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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她陸陸續續從招待所的其他人口中得知，李斌將軍已經帶領北平的中央軍軍官們回到了南京。消息是一個總務科的老張告訴她的，老張在走廊里遇見她，壓低聲音說：「白副站長，李將軍回來了，北平的中央軍軍官都撤出來了，一個沒丟。」白清萍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她心裡卻鬆了一口氣。李斌沒事。只要李斌沒事，就沒有人會動李樹瓊。李樹瓊是李斌的兒子，是李斌的軟肋，也是李斌的鎧甲。毛人鳳再狠，也要給李斌幾分面子。建豐同志再有權，也要顧及黃埔一期的情分。李斌在，李樹瓊就在。她在心裡默默念了一句：謝天謝地。
她回到房間，坐在床邊，想給李斌寫封信。但寫什麼呢？說「謝謝您」？說「您保重」？說「李樹瓊在台北很好」？她拿起筆，又放下了。不敢寫。寫了，信會被拆開，會被審查，會被記錄。她不知道哪些話能說，哪些話不能說。她只知道，說了不該說的，就會給李斌惹麻煩，給李樹瓊惹麻煩，給自己惹麻煩。這年頭，人們的嘴巴都閉得嚴嚴實實的，更別說寫信了。她站起來，走到窗邊，看著那棵梧桐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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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坐在桌前，鋪開信紙。這次是寫給白清莉的。白清莉在台北，一個人，瘦得下巴尖尖的。
她想了很久，不知道該怎麼開頭。她不敢提楊漢庭。楊漢庭已經「死」了兩次——一年前死了一次，那是假的；半個月前又死了一次，那也是假的。但保密局的記錄上，楊漢庭早在一年前就被槍斃了，已經銷了戶。她不能提他第二次「死」的事，提了，就等於告訴毛人鳳她在撒謊。她只能寫家常。
「清莉妹妹：我在南京，一切安好。南京的冬天比北平暖和一些，但也不太好過。你在台北，要注意身體。台北的冬天也冷，不要著涼。李斌將軍已經率領北平的中央軍軍官回到了南京，聽說總裁在奉化招見了他。我們都很好，你不用擔心。」她寫到這裡，停下來，看著那張信紙。信紙上都是空話，沒有一句真心話。她不想寫，但她必須寫。寫了，白清莉才能知道她還活著。寫了，白清莉才能安心。她繼續寫。
「我和樹瓊在信中商量過了，等局勢穩定了，我們一起去台北看你。你一個人在那裡，要照顧好自己。有什麼需要，就跟樹瓊說。他離你近，能幫上忙。」她寫完最後一個字，放下筆。信很短，不到兩百字。她把它折好，裝進信封。信封上寫下台北白清莉的地址。她不知道這封信能不能寄到。郵路已經不穩了，但她還是想試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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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清萍從抽屜里拿出一個黑皮筆記本，那是她從北平帶出來的日記本。北平封城之前，她把過去幾年寫的日記撕掉了一大半，只留下最後幾十頁。那些撕掉的，都是真心話。留下來的，都是空話。她翻開筆記本，看著那些空蕩蕩的白紙，提筆寫下今天的日期：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三十日。
她寫：「南京的冬天很冷。招待所里暖氣不好，晚上要蓋兩床被子。」她寫：「今天讀報，看到李宗仁又講話了，說『和平有望』。我不知道什麼是和平。」她寫：「梧桐樹光禿禿的，像老人家的手。北平的老槐樹也是這樣。」她寫不下去了。她想寫「我想回北平」，但不敢寫。想寫「我想見李樹瓊」，但不敢寫。想寫「我不知道自己還能去哪裡」，但寫了又能怎樣？日記本也會被人翻看，也會成為證據。她合上日記本，放回抽屜。那些空話，連她自己都不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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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白清萍被開恩許可去食堂吃的飯，因為今天毛人鳳到招待所來慰問被軟禁在這裡的保密局幹部們。食堂在招待所的一樓，幾張長條桌，鋪著白桌布。吃飯的人不多，都是保密局的人，有的認識，有的不認識。沒有人跟她說話，她也不跟別人說話。她端著餐盤，在角落裡坐下來。雖然毛人鳳也在這裡吃的飯，但今天的午飯還是米飯、還是一葷一素、一碗湯。唯一的不同是菜不再是涼的，湯是溫的，米飯還是很硬，嚼得腮幫子疼。她吃得很慢，一邊吃一邊看著窗外。窗外是一個小院子，院子裡也有一棵梧桐樹，和樓上那棵一樣，光禿禿的。
她想起在北平的時候，保密站的食堂比這裡熱鬧。趙仲春坐在主位上，一邊吃飯一邊罵人。李黑子蹲在門口抽菸，張胖子在角落打瞌睡。那時候雖然苦，但至少有說有笑。現在，那些人都不在了。趙仲春去了台灣，李黑子留在了青島，張胖子不知道去了哪裡。她一個人坐在角落裡，像一個被遺忘的人。她吃完了飯，把餐盤送到回收處，上了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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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白清萍收到一封上海來的信。信封上的字跡她不認識，打開一看，是劉文斌寫的。劉文斌在信里說，他已經接到命令，留在大陸潛伏，不能去台灣了。他說顧小佳已經去了台北，請白清萍幫忙照看她。他還說，如果白清萍有機會去台北，請轉告顧小佳，讓她不要等他，好好過日子。
白清萍讀完了信，心裡湧起一種說不清的滋味。劉文斌留下來了。他是特務，是老牌特務，手上沾了多少血他自己都數不清。他留下來，能活嗎？共產黨會放過他嗎？她不知道。她只知道，顧小佳一個人在台北，等著一個也許永遠回不來的人。她想起白清莉，也是在等，等一個「死人」。她想起自己，也是在等，等李樹瓊。她們都在等。等的人不知道能不能等到，被等的人不知道能不能回來。她把信折好，放進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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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白清萍站在窗前，看著院子裡的梧桐樹。太陽快落山了，橘紅色的光灑在光禿禿的樹枝上，金燦燦的。她看著那道光，心裡忽然湧起一種強烈的不安。南京也保不住了。北平丟了，東北丟了，華北丟了。南京，還能撐多久？那些報紙上的「和平談判」，不過是拖延時間的把戲。共產黨不會停，解放軍不會停，歷史不會停。
她想起在延安的時候，教官說過：「歷史是向前走的，誰擋在路中間，誰就會被碾碎。」國民黨擋在路中間了。她也被卷進車輪下面了。她不知道自己是會被碾碎，還是能在車輪滾過來之前爬出去。她只知道，她不能停下來。停下來，就是死。
她深吸一口氣，轉身，走到桌前。她拉開抽屜，拿出日記本，翻開。她提起筆，在空白頁上寫下：「我不知道自己還能去哪裡。但我知道，我不能停下來。」這是她今天寫的唯一一句真心話。她寫完了，盯著那幾個字，看了很久。然後她合上日記本，放回抽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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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白清萍一個人吃了晚飯。還是那樣，米飯、一葷一素、一碗湯。她吃了幾口，吃不下了。她把碗推到一邊，坐在床邊。月光從窗戶照進來，照在地板上，一片銀白。她看著那道光，想起了楊漢庭。他現在在日本，安全了，自由了。她想起了白清莉，想起了顧小佳，想起了自己。她們都在等，等一個不知道能不能回來的人。
她站起來，走到窗前。月光照在她臉上，她的眼睛很亮。她看著那棵梧桐樹，想著李樹瓊。他在台北，在草山，在那棟日式平房裡。他也在等。等戰爭結束，等建豐同志放他走，等那個不知道會不會來的明天。她不知道他能不能等到。她只知道，她必須活著。活著，才能等。活著，才有希望。
她拉上窗簾，躺到床上。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縫，從東邊延伸到西邊，像一條乾涸的河。她看著那道裂縫，想著李樹瓊。他在台北，也看著天花板上的裂縫嗎？台北的裂縫和南京的一樣嗎？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必須睡著。睡著了，時間就過得快一些。快一些，明天就來一些。明天來了，也許會有好消息。
她閉上眼睛。耳邊仿佛響起李樹瓊的聲音。「我會回來的。我一定會回來的。」她相信他。她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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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七點，走廊里又傳來腳步聲。白清萍睜開眼睛，看著天花板。新的一天，又要開始了。她坐起來，穿好衣服。她走到窗前，拉開窗簾。陽光湧進來，刺得她眯起了眼睛。她看著那棵梧桐樹，看著那些光禿禿的枝丫，看著在樹枝間跳來跳去的麻雀。她深吸一口氣，對自己說：你還活著。活下去。
她推開門，走出房間。走廊里，一個勤務兵端著托盤走過來，托盤上是一碗粥、一個饅頭、一碟鹹菜。他看見白清萍，停下來。「白副站長，早飯。」白清萍接過托盤，點了點頭。她走回房間，坐下來，慢慢吃著。粥還是稀的，饅頭還是涼的，鹹菜還是鹹得齁嗓子。但她吃完了。不吃，沒力氣。沒有力氣，怎麼活？
她吃完早飯，把碗筷放在門外。她走到桌前，鋪開信紙。她想給李樹瓊寫封信，但不知道該寄到哪裡。台北的地址她知道，但郵路不穩，信寄不出去。她只能把想說的話，寫在心裡。
「樹瓊，我在南京，安全。勿念。你也要保重。清蓮和孩子都好嗎？母親身體好嗎？台北的冬天冷不冷？你要多穿衣服。不要熬夜，不要抽菸，不要喝太多酒。」她心裡寫了很長很長的一封信，寫到最後，只剩下四個字：「我想你了。」
她站起來，走到窗前。陽光照在她臉上，暖洋洋的。她看著那棵梧桐樹，心裡默默地說：李樹瓊，我等你。不管多久，我都等你。
她深吸一口氣，轉身，走回桌前。她拿起報紙，翻開頭版。還是和平談判，還是劃江而治，還是那些空話。她把報紙放下，拿起日記本，翻開空白頁。她提起筆，寫下了今天的日期：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三十一日。然後她停下來，看著那片空白。
她不知道該寫什麼。她不想寫空話，但也不敢寫真話。她把筆放下，合上日記本，放回抽屜。她站起來，走到窗邊。她看著那棵梧桐樹，看了很久。樹枝在風裡搖晃，發出吱呀吱呀的聲音。她忽然想起在北平的時候，菊兒胡同的老槐樹也是這樣，風一吹，就沙沙地響。那時候，她每天晚上翻窗進去，李樹瓊坐在黑暗裡等她。他說：「你來了。」她說：「嗯。」那是她一天中最安心的時候。現在，她只能一個人站在窗前，看著一棵陌生的梧桐樹，想著一個回不去的地方。
她低下頭，看著自己的手。那雙手曾經握過槍，殺過人，簽過抓捕令。現在，它們只是垂在身體兩側，什麼也不做。她把手握成拳頭，又鬆開。再握成拳頭，再鬆開。
她對自己說：你還活著。只要活著，就有希望。
她抬起頭，看著窗外灰濛濛的天，看著那個她不知道還能待多久的南京。
她在心裡對自己說：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然後，她轉過身，開始等明天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