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他人即地獄
搬家就是很麻煩，戴維找了個搬家公司，還花了一天才搞定。
這種月租800美元的大豪宅確實比聯合廣場東的公寓強了很多，住起來相當寬敞，交通也更為便利。
當然更直觀的區別是這裡的人群大不相同。
住進來沒幾天，附近的威廉議員就來慶賀，還帶來了紐約市總巡迴法院的主審法官奧爾瓦尼。
在老美，法官的級別很高，雖然不算是政客，但影響力很大，他們甚至還能左右一些官員的選任。
老美的政治體制有很多特別的設置，和其他國家不太一樣。
這位奧爾瓦尼法官對推理小說相當喜歡，也樂於與戴維這位新晉的大作家認識。
「歡迎特納先生成為我們的鄰居，」奧爾瓦尼法官殷切道，「紐約需要你這樣優秀的作家，淨化所有人的靈魂。」
「我可不是一個牧師，說不上淨化。」戴維笑了笑說。
「像你這樣的名人總會遇到很多麻煩，相信我，不會少的。而鄰里總是應該互助，如果我的律所能夠幫上忙，特納先生隨時可以來找我。」奧爾瓦尼法官說。
「提前致以謝意。」戴維說。
這位大法官以前是個律師，但不是個一般的律師。
目前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身份——坦慕尼協會的大Boss。
坦慕尼協會早在18世紀末就誕生了，又被稱為哥倫比亞團，它或許是美國歷史上最著名、最具影響力的民主黨政治機器，長期壟斷了紐約市與紐約州的政治權力，協會的核心特徵就是「恩庇政治」與「老闆統治」。
19世紀中葉至 20世紀 20年代，坦慕尼協會幾乎控制紐約市與紐約州的政壇。
當前紐約州的州長和紐約市的市長，都是這個協會支持上台的。
所以它們仍然深度控制紐約市與州的政治運作。
這個協會的毛病也很多，什麼系統性腐敗、賣官鬻爵、操縱選舉、官商勾結、放縱紐約市長與黑幫勾結之類的，不勝枚舉。
坦慕尼協會也阻礙各種進步主義改革，被視為美國城市政治的「毒瘤」。
奧爾瓦尼法官身為坦慕尼協會的大Boss，隱於幕後，通過自己的律所操控市政審批與法律業務，累計獲利約 500萬美元。
直到小羅斯福成為紐約州長後，推行文官制度改革，打擊恩庇制，坦慕尼協會才逐步失勢。
「我在《紐約時報》上看到了您的連載，《歐戰的陰霾》，講述了歐洲大戰，寫得很好，」奧爾瓦尼說，「如今紐約街頭到處都是爵士樂的喧囂，人們忙著追逐享樂，仿佛那場席捲歐洲的戰火從未燃起，但特納先生的文字，總能把人拉回那個硝煙瀰漫的年代，這太難得了。」
威廉議員說：「特納先生說這場戰爭不會結束。《凡爾賽條約》只是一張紙，真正的戰爭還在繼續。」
「哦？」奧爾瓦尼法官看向戴維。
「您同意嗎？」戴維反問。
法官沒有立刻回答，喝了一口咖啡，「我見過伍德羅·威爾遜。1919年，巴黎和會。他是個理想主義者，真的相信國際聯盟能夠阻止下一次戰爭。但我也是個律師，特納先生，你應該知道，律師最明白一件事——條約只是力量的平衡點。當力量改變，條約就是廢紙。」
他算是基本認同了戴維的話。
戴維聳聳肩，「德國人不會忘記凡爾賽。法國人不會忘記凡爾登。英國人不會忘記他們在索姆河一天損失的兩萬人。」
戴維頓了頓，「而美國人，美國人會忘記一切。這就是問題所在。」
「很有道理，」奧爾瓦尼法官讚揚道，「一針見血，你確實是個不一般的年輕人。」
「還是那句話，我只是在寫真相，」戴維說，「而戰爭的真相就是，你殺死的那個人，和你在另一條戰壕里的戰友沒有任何區別。他有家，有愛，有恐懼。但你還是得殺他。因為你不殺他，他就殺你。
「然後你回到家鄉，人們把你當英雄，讓你演講，讓你告訴他們戰爭多麼光榮。你能說什麼？你能說『我只是僥倖活下來的懦夫』嗎？」
奧爾瓦尼法官點點頭，指尖輕輕敲擊著桌面，眼神中多了幾分凝重：「我有個侄子，當年主動奔赴歐洲戰場，回來後就變了個人，沉默寡言，夜裡常常被噩夢驚醒，談起前線的日子，只說那裡沒有榮耀，只有無盡的殺戮。我想，這就是你在《西線無戰事》里寫的吧？那些被戰爭摧毀的青春，那些空洞的理想。」
戴維說：「美國只捲入戰爭不到十九個月，歐洲大陸可是被戰火吞噬了四年，那些年輕的士兵，抱著對榮耀的憧憬奔赴戰場，最後只留下滿目瘡痍和無盡的絕望。」
「沒錯，特納先生這本書里沒有英雄讚歌，只有一群普通年輕人的掙扎。他們本該在校園裡讀書，在街頭追逐夢想，卻被捲入戰爭的漩渦，每天在泥濘和炮火中掙扎，甚至不知道自己為何而戰。就像書中寫的，戰爭不是勳章，是刻在靈魂里的傷疤，即便戰爭結束，那些傷痛也永遠無法癒合。」
威廉議員對戴維的評價一直很高。
「可紐約的人們似乎不願提起這些，」奧爾瓦尼輕笑一聲，聲音中帶著幾分嘲諷，「如今是爵士時代，大家忙著賺錢、享樂，沉迷於消費的狂歡，誰會願意靜下心來，去讀那些揭露戰爭殘酷的文字？相比之下，你的《無人生還》反而更受追捧，我身邊不少朋友，都為書中的謎題著迷。」
戴維說：「這或許就是人性吧。人們既渴望逃離殘酷的現實，又對未知的謎題充滿好奇。《無人生還》里的孤島、童謠、連環死亡，看似是一場荒誕的謀殺遊戲，實則藏著人性的陰暗與掙扎——就像這場歐洲大戰，看似是國家間的較量，背後何嘗不是野心、貪婪與欲望的博弈？」
「那本書里有一種東西，」奧爾瓦尼法官接著說，「法律無法觸及的東西。十個人，每個人手上都沾著血，但法律制裁不了他們。於是有一個『法官』出現了，用他自己的方式執行正義。」
他說到「法官」這個詞時，有一絲微妙的意味。
「您覺得那是正義，法官先生？」戴維問。
「我覺得那是人類對正義的渴望。」奧爾瓦尼法官說，「法律是人造的，而既然是人造的，就難免有漏洞，有偏私，有權力運作的痕跡，這無可避免。但正義感是天然的，它刻在每個人的骨子裡。當法律不能伸張正義，就會有別的東西來填補。」
戴維沉默了，他知道奧爾瓦尼法官在說什麼。
坦慕尼協會本身就是一種「別的東西」——當正規的政治程序無法滿足人們的訴求，就會出現這種非正式的權力網絡。
「您相信正義嗎？」
「我相信人需要相信正義。」奧爾瓦尼法官說。
好一個「相信相信的力量」，戴維心想。
「就像我相信您寫的那些故事，」奧爾瓦尼法官繼續說，「您知道《無人生還》里那個法官為什麼要殺那些人嗎？」
「因為他們在法律上無罪，但在道德上有罪。」戴維說。
「沒錯。但我自己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是因為他需要給自己一個理由。」奧爾瓦尼法官說，「他是個將死之人，他需要相信自己的一生有意義。所以他選擇成為一個『審判者』，而不是一個等死的老人。」
「法官先生看得很認真。」
「我期待你的後續作品，好久沒有一個作家的書讓我這麼著迷了。」
他們又聊了挺久文學與法律，道德與法治的話題。
隨後的兩天，戴維又見了幾個附近住的上流人士。
生活稍稍平靜下來後，他覺得自己有必要寫個有深度的文學作品了。
在二十世紀初的歐美文壇，想確立地位，戲劇文學絕對是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方向。
通過戲劇文學自然也可以賺錢，——就像菲茨傑拉德本來想的那樣。
但還有一個更有意義的目標就是確立名聲和地位，——在文壇的名聲與地位。
也就是證明自己是能夠寫非常有深度的文學。
戴維想了想，既然要有深度，又是戲劇文學，薩特和貝克特就是很好的選擇。
思來想去，還是決定先寫薩特的戲劇文學《禁閉》。
這是薩特1945年創作的存在主義經典之作。
存在主義產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比較符合一戰後歐美的思潮。
一戰讓宗教思想給人們帶來的歸屬感快速喪失，隨之而來的是人們開始在思維上進行自我異化，認為自己是「人類社會」的「外人」。
存在主義以人為中心、尊重人的個性和自由，認為人是在無意義的宇宙中生活，人的存在本身也沒有意義，但人可以在存在的基礎上自我造就，活得精彩。
存在主義的出現使得人們開始更加關注宗教之外「人」的本性，宣揚人的價值，使人們開始進一步地探究人的本質。
《禁閉》里最出名的就是那句「他人即地獄」，傳播甚廣。
《禁閉》的故事梗概主要描述了三個死後被投入地獄的罪人：郵政局小職員伊內絲，巴黎貴婦艾絲黛爾，報社編輯加爾森。
當他們在地獄密室初始相遇時，彼此之間設防戒備，相互隱瞞生前劣跡：
報社編輯加爾森竭力要讓他人相信自己是英雄，實際上他是個在二戰中因臨陣脫逃被處死的膽小鬼，同時又是個沉溺酒色，折磨妻子的虐待狂；
貴婦艾絲黛爾掩飾色情狂的身份和殺嬰罪責，謊稱自己是個為了年老的丈夫斷送了青春的貞潔女子；
郵政局小職員伊內絲則隱瞞自己奪走表嫂的同性戀往事。
隨著相處，他們的真實面目迅速暴露，形成相互追逐又相互排斥的三角關係。
報社編輯加爾森希望得到伊內絲的認可而拒絕艾絲黛爾。
因為加爾森最在意的是他是不是「懦夫」的名譽問題。
伊內絲代表的是那種冷酷理性的審視者，而艾絲黛爾只看重外表和欲望。
可以說貴婦艾絲黛爾的認可對加爾森最核心的焦慮毫無意義，而伊內絲的認可更有分量。
而伊內絲渴望艾絲黛爾而排斥加爾森。
源於她獨特的存在方式和權力欲望，其中當然有同性取向的審美偏好。
更深層原因是在於伊內絲如何確認自我，她不需要像加爾森那樣需要外部評價來救贖自己，她的快感來源於控制和定義他人。
貴婦艾絲黛爾呢？她追求加爾森而厭惡伊內絲。
根源在於她對自我存在的確認方式——她必須通過男性的欲望來證明自己活著。
異性戀的取向與對同性的排斥和對男人的鏡像需求（只有男人能照出她的美），促使艾絲黛爾更在意加爾森的評價。
三人各有最深切的渴望，但彼此又都無法滿足，像坐上旋轉木馬，永遠在相互追逐中煎熬，誰也無法得到安寧。
最終加爾森悟出：「何必用烤架呢，他人就是地獄！「
真正的酷刑不是刑具，而是他人永無休止的目光。
他們最大的障礙都是是因為有第三者在場。
劇作以加爾森無奈地說，「好吧，讓我們繼續下去吧」收場，暗示這種折磨永無終結。
這部《禁閉》約有1.5萬個英文單詞，不是很長，人物也不多，就以上三個人物，還有旁白的地獄聽差。
這部戲在歐美上映後，影響很大。
雖然有些難懂，但戲劇的觀眾群體畢竟算是上流人士，所以大家並不排斥，反而很喜歡。
所以這部戲可謂是叫好又叫座，成了現象級的戲劇作品。
戴維寫得比較慢，每天先去中央公園散散步，遛個彎，回來再寫上一兩千個單詞。
他不需要寫很快。
戴維買了一支上好的鋼筆，用標準的義大利斜體在稿紙上一行一行留下墨跡。
寫完後就喝上一小杯法國香檳。
話說薩特當年寫這部作品，自然用的是法文。
戴維寫英文版的時候甚至在想，要不要自己親自把法文版也寫出來？
可惜他的法語水平著實很差。
到時候只能儘量找個非常優秀的法文翻譯者了。
好在影響不會很大。
這種月租800美元的大豪宅確實比聯合廣場東的公寓強了很多，住起來相當寬敞，交通也更為便利。
當然更直觀的區別是這裡的人群大不相同。
住進來沒幾天，附近的威廉議員就來慶賀，還帶來了紐約市總巡迴法院的主審法官奧爾瓦尼。
在老美，法官的級別很高，雖然不算是政客，但影響力很大，他們甚至還能左右一些官員的選任。
老美的政治體制有很多特別的設置，和其他國家不太一樣。
這位奧爾瓦尼法官對推理小說相當喜歡，也樂於與戴維這位新晉的大作家認識。
「歡迎特納先生成為我們的鄰居，」奧爾瓦尼法官殷切道，「紐約需要你這樣優秀的作家，淨化所有人的靈魂。」
「我可不是一個牧師，說不上淨化。」戴維笑了笑說。
「像你這樣的名人總會遇到很多麻煩，相信我，不會少的。而鄰里總是應該互助，如果我的律所能夠幫上忙，特納先生隨時可以來找我。」奧爾瓦尼法官說。
「提前致以謝意。」戴維說。
這位大法官以前是個律師，但不是個一般的律師。
目前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身份——坦慕尼協會的大Boss。
坦慕尼協會早在18世紀末就誕生了，又被稱為哥倫比亞團，它或許是美國歷史上最著名、最具影響力的民主黨政治機器，長期壟斷了紐約市與紐約州的政治權力，協會的核心特徵就是「恩庇政治」與「老闆統治」。
19世紀中葉至 20世紀 20年代，坦慕尼協會幾乎控制紐約市與紐約州的政壇。
當前紐約州的州長和紐約市的市長，都是這個協會支持上台的。
所以它們仍然深度控制紐約市與州的政治運作。
這個協會的毛病也很多，什麼系統性腐敗、賣官鬻爵、操縱選舉、官商勾結、放縱紐約市長與黑幫勾結之類的，不勝枚舉。
坦慕尼協會也阻礙各種進步主義改革，被視為美國城市政治的「毒瘤」。
奧爾瓦尼法官身為坦慕尼協會的大Boss，隱於幕後，通過自己的律所操控市政審批與法律業務，累計獲利約 500萬美元。
直到小羅斯福成為紐約州長後，推行文官制度改革，打擊恩庇制，坦慕尼協會才逐步失勢。
「我在《紐約時報》上看到了您的連載，《歐戰的陰霾》，講述了歐洲大戰，寫得很好，」奧爾瓦尼說，「如今紐約街頭到處都是爵士樂的喧囂，人們忙著追逐享樂，仿佛那場席捲歐洲的戰火從未燃起，但特納先生的文字，總能把人拉回那個硝煙瀰漫的年代，這太難得了。」
威廉議員說：「特納先生說這場戰爭不會結束。《凡爾賽條約》只是一張紙，真正的戰爭還在繼續。」
「哦？」奧爾瓦尼法官看向戴維。
「您同意嗎？」戴維反問。
法官沒有立刻回答，喝了一口咖啡，「我見過伍德羅·威爾遜。1919年，巴黎和會。他是個理想主義者，真的相信國際聯盟能夠阻止下一次戰爭。但我也是個律師，特納先生，你應該知道，律師最明白一件事——條約只是力量的平衡點。當力量改變，條約就是廢紙。」
他算是基本認同了戴維的話。
戴維聳聳肩，「德國人不會忘記凡爾賽。法國人不會忘記凡爾登。英國人不會忘記他們在索姆河一天損失的兩萬人。」
戴維頓了頓，「而美國人，美國人會忘記一切。這就是問題所在。」
「很有道理，」奧爾瓦尼法官讚揚道，「一針見血，你確實是個不一般的年輕人。」
「還是那句話，我只是在寫真相，」戴維說，「而戰爭的真相就是，你殺死的那個人，和你在另一條戰壕里的戰友沒有任何區別。他有家，有愛，有恐懼。但你還是得殺他。因為你不殺他，他就殺你。
「然後你回到家鄉，人們把你當英雄，讓你演講，讓你告訴他們戰爭多麼光榮。你能說什麼？你能說『我只是僥倖活下來的懦夫』嗎？」
奧爾瓦尼法官點點頭，指尖輕輕敲擊著桌面，眼神中多了幾分凝重：「我有個侄子，當年主動奔赴歐洲戰場，回來後就變了個人，沉默寡言，夜裡常常被噩夢驚醒，談起前線的日子，只說那裡沒有榮耀，只有無盡的殺戮。我想，這就是你在《西線無戰事》里寫的吧？那些被戰爭摧毀的青春，那些空洞的理想。」
戴維說：「美國只捲入戰爭不到十九個月，歐洲大陸可是被戰火吞噬了四年，那些年輕的士兵，抱著對榮耀的憧憬奔赴戰場，最後只留下滿目瘡痍和無盡的絕望。」
「沒錯，特納先生這本書里沒有英雄讚歌，只有一群普通年輕人的掙扎。他們本該在校園裡讀書，在街頭追逐夢想，卻被捲入戰爭的漩渦，每天在泥濘和炮火中掙扎，甚至不知道自己為何而戰。就像書中寫的，戰爭不是勳章，是刻在靈魂里的傷疤，即便戰爭結束，那些傷痛也永遠無法癒合。」
威廉議員對戴維的評價一直很高。
「可紐約的人們似乎不願提起這些，」奧爾瓦尼輕笑一聲，聲音中帶著幾分嘲諷，「如今是爵士時代，大家忙著賺錢、享樂，沉迷於消費的狂歡，誰會願意靜下心來，去讀那些揭露戰爭殘酷的文字？相比之下，你的《無人生還》反而更受追捧，我身邊不少朋友，都為書中的謎題著迷。」
戴維說：「這或許就是人性吧。人們既渴望逃離殘酷的現實，又對未知的謎題充滿好奇。《無人生還》里的孤島、童謠、連環死亡，看似是一場荒誕的謀殺遊戲，實則藏著人性的陰暗與掙扎——就像這場歐洲大戰，看似是國家間的較量，背後何嘗不是野心、貪婪與欲望的博弈？」
「那本書里有一種東西，」奧爾瓦尼法官接著說，「法律無法觸及的東西。十個人，每個人手上都沾著血，但法律制裁不了他們。於是有一個『法官』出現了，用他自己的方式執行正義。」
他說到「法官」這個詞時，有一絲微妙的意味。
「您覺得那是正義，法官先生？」戴維問。
「我覺得那是人類對正義的渴望。」奧爾瓦尼法官說，「法律是人造的，而既然是人造的，就難免有漏洞，有偏私，有權力運作的痕跡，這無可避免。但正義感是天然的，它刻在每個人的骨子裡。當法律不能伸張正義，就會有別的東西來填補。」
戴維沉默了，他知道奧爾瓦尼法官在說什麼。
坦慕尼協會本身就是一種「別的東西」——當正規的政治程序無法滿足人們的訴求，就會出現這種非正式的權力網絡。
「您相信正義嗎？」
「我相信人需要相信正義。」奧爾瓦尼法官說。
好一個「相信相信的力量」，戴維心想。
「就像我相信您寫的那些故事，」奧爾瓦尼法官繼續說，「您知道《無人生還》里那個法官為什麼要殺那些人嗎？」
「因為他們在法律上無罪，但在道德上有罪。」戴維說。
「沒錯。但我自己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是因為他需要給自己一個理由。」奧爾瓦尼法官說，「他是個將死之人，他需要相信自己的一生有意義。所以他選擇成為一個『審判者』，而不是一個等死的老人。」
「法官先生看得很認真。」
「我期待你的後續作品，好久沒有一個作家的書讓我這麼著迷了。」
他們又聊了挺久文學與法律，道德與法治的話題。
隨後的兩天，戴維又見了幾個附近住的上流人士。
生活稍稍平靜下來後，他覺得自己有必要寫個有深度的文學作品了。
在二十世紀初的歐美文壇，想確立地位，戲劇文學絕對是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方向。
通過戲劇文學自然也可以賺錢，——就像菲茨傑拉德本來想的那樣。
但還有一個更有意義的目標就是確立名聲和地位，——在文壇的名聲與地位。
也就是證明自己是能夠寫非常有深度的文學。
戴維想了想，既然要有深度，又是戲劇文學，薩特和貝克特就是很好的選擇。
思來想去，還是決定先寫薩特的戲劇文學《禁閉》。
這是薩特1945年創作的存在主義經典之作。
存在主義產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比較符合一戰後歐美的思潮。
一戰讓宗教思想給人們帶來的歸屬感快速喪失，隨之而來的是人們開始在思維上進行自我異化，認為自己是「人類社會」的「外人」。
存在主義以人為中心、尊重人的個性和自由，認為人是在無意義的宇宙中生活，人的存在本身也沒有意義，但人可以在存在的基礎上自我造就，活得精彩。
存在主義的出現使得人們開始更加關注宗教之外「人」的本性，宣揚人的價值，使人們開始進一步地探究人的本質。
《禁閉》里最出名的就是那句「他人即地獄」，傳播甚廣。
《禁閉》的故事梗概主要描述了三個死後被投入地獄的罪人：郵政局小職員伊內絲，巴黎貴婦艾絲黛爾，報社編輯加爾森。
當他們在地獄密室初始相遇時，彼此之間設防戒備，相互隱瞞生前劣跡：
報社編輯加爾森竭力要讓他人相信自己是英雄，實際上他是個在二戰中因臨陣脫逃被處死的膽小鬼，同時又是個沉溺酒色，折磨妻子的虐待狂；
貴婦艾絲黛爾掩飾色情狂的身份和殺嬰罪責，謊稱自己是個為了年老的丈夫斷送了青春的貞潔女子；
郵政局小職員伊內絲則隱瞞自己奪走表嫂的同性戀往事。
隨著相處，他們的真實面目迅速暴露，形成相互追逐又相互排斥的三角關係。
報社編輯加爾森希望得到伊內絲的認可而拒絕艾絲黛爾。
因為加爾森最在意的是他是不是「懦夫」的名譽問題。
伊內絲代表的是那種冷酷理性的審視者，而艾絲黛爾只看重外表和欲望。
可以說貴婦艾絲黛爾的認可對加爾森最核心的焦慮毫無意義，而伊內絲的認可更有分量。
而伊內絲渴望艾絲黛爾而排斥加爾森。
源於她獨特的存在方式和權力欲望，其中當然有同性取向的審美偏好。
更深層原因是在於伊內絲如何確認自我，她不需要像加爾森那樣需要外部評價來救贖自己，她的快感來源於控制和定義他人。
貴婦艾絲黛爾呢？她追求加爾森而厭惡伊內絲。
根源在於她對自我存在的確認方式——她必須通過男性的欲望來證明自己活著。
異性戀的取向與對同性的排斥和對男人的鏡像需求（只有男人能照出她的美），促使艾絲黛爾更在意加爾森的評價。
三人各有最深切的渴望，但彼此又都無法滿足，像坐上旋轉木馬，永遠在相互追逐中煎熬，誰也無法得到安寧。
最終加爾森悟出：「何必用烤架呢，他人就是地獄！「
真正的酷刑不是刑具，而是他人永無休止的目光。
他們最大的障礙都是是因為有第三者在場。
劇作以加爾森無奈地說，「好吧，讓我們繼續下去吧」收場，暗示這種折磨永無終結。
這部《禁閉》約有1.5萬個英文單詞，不是很長，人物也不多，就以上三個人物，還有旁白的地獄聽差。
這部戲在歐美上映後，影響很大。
雖然有些難懂，但戲劇的觀眾群體畢竟算是上流人士，所以大家並不排斥，反而很喜歡。
所以這部戲可謂是叫好又叫座，成了現象級的戲劇作品。
戴維寫得比較慢，每天先去中央公園散散步，遛個彎，回來再寫上一兩千個單詞。
他不需要寫很快。
戴維買了一支上好的鋼筆，用標準的義大利斜體在稿紙上一行一行留下墨跡。
寫完後就喝上一小杯法國香檳。
話說薩特當年寫這部作品，自然用的是法文。
戴維寫英文版的時候甚至在想，要不要自己親自把法文版也寫出來？
可惜他的法語水平著實很差。
到時候只能儘量找個非常優秀的法文翻譯者了。
好在影響不會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