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7章 尋找共識。
他把材料放下抬起頭，目光再次掃過整個會場。
然後他的聲音比剛才更高了一些，不是在音量的層面。
他沒有扯著嗓子喊。
而是在力道的層面，每一個字都比剛才多了一分重量，多了一分斬釘截鐵。
「華國願意承擔與自己發展階段和能力相適應的責任，願意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作出更大的貢獻。
這不是一句客套話，華國已經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了這一點。
但我們不能接受的是，把歷史的帳一筆勾銷，把現實的差距視而不見，把責任的天平無限度地向發展華國家傾斜。發達國家的人均碳排放至今仍然是發展華國家的數倍甚至十幾倍，
發達國家的歷史累積排放占了全球總量的絕大部分，
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向大氣中排放的那些二氧化碳至今還停留在大氣層里，持續地產生著溫室效應。
這筆歷史舊帳，不能因為時間的流逝就被自動抹平，不能因為當年排放的人已經不在了就被算作不存在。
責任是要承擔的，歷史是不能改寫的，公平是不能被修辭技巧稀釋掉的。」
他停頓了一下喝了一口水，然後把水杯放回講台上。
杯底和講台接觸時發出了一聲輕微的、清脆的聲響，通過麥克風傳遍了會場。
他繼續說了下去。
「減排不是零和博弈。
不是誰減得多誰就贏、誰減得少誰就輸。
如果把減排當成一場零和博弈來打，每一方都在計算自己的經濟利益和國際競爭力，每一方都想方設法讓自己少減一點、讓別人多減一點，那最後的結果只有一個——所有人都輸了。
因為氣候系統是一個整體，它不分國界，不看護照，不管你是富國還是窮國、排放大國還是排放小國，氣候變暖的後果會無差別地落在每一個人頭上。
海平面上升不會因為你是發達國家就繞著你走，極端天氣不會因為你歷史排放少就不襲擊你的農田，生態系統的崩潰不會因為你貢獻了更多的氣候資金就給你一張豁免券。
減排是為了人類共同的未來，不是為了某個國家的面子和里子，更不是為了在選舉中多拿幾張選票或者在民意調查中多漲幾個百分點。
如果我們還在為誰減得多、誰減得少而爭吵不休，那我們就不是在應對氣候變化，我們是在把氣候變化當作政治工具來使用。
而把氣候變化當作政治工具，最終受害的不是某一個國家，是整個人類。」
發言結束後，會場安靜了好一會兒。
那種安靜比他開口時的那陣安靜更長、更深、更沉。
然後掌聲響起來了。
不是那種禮節性的、敷衍的、拍兩下就停的掌聲，而是從各個方向響起來的，有的急促，有的緩慢，有的短促，有的長久，在穹頂下匯聚成一股持續的低沉的聲浪。
那聲浪在巨大的穹頂下迴蕩著，碰到牆壁又反彈回來，層層疊疊地交織在一起。
發展中國家代表團的席位上掌聲最為熱烈，有幾個非洲國家的代表甚至站了起來，用他們的方式表達著一種被說出了心聲的認同和感激。
一些發達國家的代表也在鼓掌，但他們的掌聲是克制的、審慎的，表情里有一種被戳中了要害之後努力維持著風度的微妙僵硬。
這些細節都被林惟民看在眼裡，但他沒有任何得意的表情，只是微微點了點頭，把講稿收好，轉身走回了自己的席位。
散會之後，好幾個發展華國家的代表主動走了過來。
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
非洲內陸國的代表皮膚黝黑，穿著顏色鮮艷的傳統服裝；
東南亞島國的代表個子不高，眼神里有一種被海平面上升威脅著的深深憂慮；
拉丁美洲的代表留著濃密的小鬍子，說話的時候喜歡用手勢輔助表達；
太平洋小島國的代表說話聲音很輕，但每一個字都說得很用力，像是在用盡全力讓世界聽到一個即將被淹沒的聲音。
他們用不同的語言說著相似的話——感謝華國為發展華國家發聲，感謝華國堅持原則，感謝華國在氣候治理領域展現出的負責任態度。
那些話不是客套，不是外交辭令，而是發自內心的表達。
因為在氣候談判的會場上，像華國這樣既有影響力、又願意替小國和窮國發聲的國家，確實不多了。
那些最脆弱的國家的聲音經常被忽略——他們的代表發言的時候，台下常常有人在交頭接耳、在翻看手機、在進進出出。
而華國的代表團團長不僅在聽他們說話，還用實際行動替他們說話，把他們的關切融入到華國的立場文件中，這讓那些代表感到自己不是一個人在面對那些傲慢的發達國家的壓力。
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會議進入實質性的談判階段。
一般性辯論只是開場白，真正的博弈在後面的專題磋商中展開。
各方圍繞減排目標、資金支持、技術轉讓、適應措施、損失與損害等議題展開了激烈的、深入的、有時候甚至是針鋒相對的磋商。
磋商的場所不限於會議中心的主會場，還包括各種小型會議室、雙邊會談間，甚至是走廊上的非正式交流、餐廳里的偶遇交談、咖啡機旁的兩三分鐘閒聊。
氣候談判的許多關鍵突破往往不是在正式的談判桌上達成的，而是在這些非正式的場合里，在一個不經意的交談中，在對一個措辭的反覆協商中，在某個人突然提出的一個折中方案中找到的。
林惟民參加了多場不同層級的磋商和談判。
每一場他都坐在華國代表團的主位上，面對著來自不同國家的代表——有時候是發達國家咄咄逼人的質詢和施壓，有時候是發展華國家期待而焦慮的注視，有時候是立場相近國家之間默契的交流與協調。
他反覆地闡釋華國的立場、回應對方的關切、尋找可能的共識、守住不可逾越的底線。
做到這四點並不容易——闡釋立場需要清晰的邏輯和準確的數據支撐，回應關切需要耐心和同理心，尋找共識需要靈活性和創造力，守住底線需要定力和勇氣——而他需要在這四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然後他的聲音比剛才更高了一些，不是在音量的層面。
他沒有扯著嗓子喊。
而是在力道的層面，每一個字都比剛才多了一分重量，多了一分斬釘截鐵。
「華國願意承擔與自己發展階段和能力相適應的責任，願意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作出更大的貢獻。
這不是一句客套話，華國已經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了這一點。
但我們不能接受的是，把歷史的帳一筆勾銷，把現實的差距視而不見，把責任的天平無限度地向發展華國家傾斜。發達國家的人均碳排放至今仍然是發展華國家的數倍甚至十幾倍，
發達國家的歷史累積排放占了全球總量的絕大部分，
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向大氣中排放的那些二氧化碳至今還停留在大氣層里，持續地產生著溫室效應。
這筆歷史舊帳，不能因為時間的流逝就被自動抹平，不能因為當年排放的人已經不在了就被算作不存在。
責任是要承擔的，歷史是不能改寫的，公平是不能被修辭技巧稀釋掉的。」
他停頓了一下喝了一口水，然後把水杯放回講台上。
杯底和講台接觸時發出了一聲輕微的、清脆的聲響，通過麥克風傳遍了會場。
他繼續說了下去。
「減排不是零和博弈。
不是誰減得多誰就贏、誰減得少誰就輸。
如果把減排當成一場零和博弈來打，每一方都在計算自己的經濟利益和國際競爭力，每一方都想方設法讓自己少減一點、讓別人多減一點，那最後的結果只有一個——所有人都輸了。
因為氣候系統是一個整體，它不分國界，不看護照，不管你是富國還是窮國、排放大國還是排放小國，氣候變暖的後果會無差別地落在每一個人頭上。
海平面上升不會因為你是發達國家就繞著你走，極端天氣不會因為你歷史排放少就不襲擊你的農田，生態系統的崩潰不會因為你貢獻了更多的氣候資金就給你一張豁免券。
減排是為了人類共同的未來，不是為了某個國家的面子和里子，更不是為了在選舉中多拿幾張選票或者在民意調查中多漲幾個百分點。
如果我們還在為誰減得多、誰減得少而爭吵不休，那我們就不是在應對氣候變化，我們是在把氣候變化當作政治工具來使用。
而把氣候變化當作政治工具，最終受害的不是某一個國家，是整個人類。」
發言結束後，會場安靜了好一會兒。
那種安靜比他開口時的那陣安靜更長、更深、更沉。
然後掌聲響起來了。
不是那種禮節性的、敷衍的、拍兩下就停的掌聲，而是從各個方向響起來的，有的急促，有的緩慢，有的短促，有的長久，在穹頂下匯聚成一股持續的低沉的聲浪。
那聲浪在巨大的穹頂下迴蕩著，碰到牆壁又反彈回來，層層疊疊地交織在一起。
發展中國家代表團的席位上掌聲最為熱烈，有幾個非洲國家的代表甚至站了起來，用他們的方式表達著一種被說出了心聲的認同和感激。
一些發達國家的代表也在鼓掌，但他們的掌聲是克制的、審慎的，表情里有一種被戳中了要害之後努力維持著風度的微妙僵硬。
這些細節都被林惟民看在眼裡，但他沒有任何得意的表情，只是微微點了點頭，把講稿收好，轉身走回了自己的席位。
散會之後，好幾個發展華國家的代表主動走了過來。
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
非洲內陸國的代表皮膚黝黑，穿著顏色鮮艷的傳統服裝；
東南亞島國的代表個子不高，眼神里有一種被海平面上升威脅著的深深憂慮；
拉丁美洲的代表留著濃密的小鬍子，說話的時候喜歡用手勢輔助表達；
太平洋小島國的代表說話聲音很輕，但每一個字都說得很用力，像是在用盡全力讓世界聽到一個即將被淹沒的聲音。
他們用不同的語言說著相似的話——感謝華國為發展華國家發聲，感謝華國堅持原則，感謝華國在氣候治理領域展現出的負責任態度。
那些話不是客套，不是外交辭令，而是發自內心的表達。
因為在氣候談判的會場上，像華國這樣既有影響力、又願意替小國和窮國發聲的國家，確實不多了。
那些最脆弱的國家的聲音經常被忽略——他們的代表發言的時候，台下常常有人在交頭接耳、在翻看手機、在進進出出。
而華國的代表團團長不僅在聽他們說話，還用實際行動替他們說話，把他們的關切融入到華國的立場文件中，這讓那些代表感到自己不是一個人在面對那些傲慢的發達國家的壓力。
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會議進入實質性的談判階段。
一般性辯論只是開場白，真正的博弈在後面的專題磋商中展開。
各方圍繞減排目標、資金支持、技術轉讓、適應措施、損失與損害等議題展開了激烈的、深入的、有時候甚至是針鋒相對的磋商。
磋商的場所不限於會議中心的主會場，還包括各種小型會議室、雙邊會談間，甚至是走廊上的非正式交流、餐廳里的偶遇交談、咖啡機旁的兩三分鐘閒聊。
氣候談判的許多關鍵突破往往不是在正式的談判桌上達成的，而是在這些非正式的場合里，在一個不經意的交談中，在對一個措辭的反覆協商中，在某個人突然提出的一個折中方案中找到的。
林惟民參加了多場不同層級的磋商和談判。
每一場他都坐在華國代表團的主位上，面對著來自不同國家的代表——有時候是發達國家咄咄逼人的質詢和施壓，有時候是發展華國家期待而焦慮的注視，有時候是立場相近國家之間默契的交流與協調。
他反覆地闡釋華國的立場、回應對方的關切、尋找可能的共識、守住不可逾越的底線。
做到這四點並不容易——闡釋立場需要清晰的邏輯和準確的數據支撐，回應關切需要耐心和同理心，尋找共識需要靈活性和創造力，守住底線需要定力和勇氣——而他需要在這四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