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轉型中的愛德華·布爾沃
《新月刊》的銷量與影響力雖然無法與《佛雷澤》相比，但也是《佛雷澤》之下數得著的文學刊物，與《佛雷澤》同為倫敦三大主流月刊之二。
布勒說要把小說帶去《新月刊》，要去找的肯定是愛德華·布爾沃。
風格最合適的《佛雷澤》肯定是不能去的。
把《外套》投到《新月刊》去，是喬治意料之中的事情，但他心中也有一些疑慮。
想了想，喬治有氣無力地說道：「《新月刊》的風格太輕浮，和《外套》的風格不一樣。」
《新月刊》貫徹了「銀叉派」傳統，關注時尚、醜聞、劇評和上流社會動向。
雖然在布爾沃的主持下，它注入了極強的政治鬥爭性，但是也沒有放棄它原本的特色，即最吸引人的涉及貴族生活方面的內容，而是把兩者結合了起來，用對貴族的緋聞與奢侈生活的描寫，攻擊貴族的腐朽。
這裡面難免有一些不實的花邊新聞，因此讀者一時難以消除對在這本雜誌上感受到的「輕浮」印象。
這種風格與布爾沃的小說風格倒是一致。
他最著名的小說《佩勒姆》，是以第一人稱，講述了一個年輕的貴族子弟佩勒姆在倫敦上流社會的生活冒險，關注的是上流社會的時尚、愛情和政治陰謀。
這部小說過度關註上流社會的時尚細節、浮華生活和淺薄社交，被當時的批評家批評為缺乏道德深度和嚴肅主題，被視為「為輕浮而輕浮」的小說。
儘管布爾沃本人辯解說，他的小說是通過諷刺來揭示上流生活的荒謬，但是這種諷刺太過無力，導致了他的辯解沒有什麼說服力。
要論文學性，《新月刊》要比《佛雷澤》差上不少。
這個時代最著名的詩人，薩繆爾·泰勒·柯勒律治與羅伯特·騷塞都在《佛雷格》上發表過詩歌。
小心地合上手中的手稿，布勒毫不避諱地說道：「我對布爾沃本人沒有多大的惡意，但是老實說，我很不喜歡他的文學風格，甚至認為那算不上正經的文學。」
「布爾沃自己可能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很多年前他就和我說，文學應用來批判社會不公，而他認為犯罪源於貧困、教育缺失和法律體系缺陷，而非個人道德敗壞，因此文學就是應該寫這些東西的。」
「在他成為《新月刊》的編輯後，《新月刊》的風格變了不少，刊登了不少諷刺性的詩歌和小說，沒有以前那麼輕浮了。」
喬治好奇道：「布勒先生和布爾沃先生早就認識？」
「我就讀於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時候，布爾沃也正好在那裡就讀。他在劍橋聯合辯論社很活躍，和我是同一個圈子的人，我們在那裡建立了友誼。」布勒簡單地介紹道，「幾個月前，他向我這裡送了一本《保羅·克利福德》。這本書是去年發表的，你應該看過。在寫給我的信件中，他強調自己在文學風格上進行了創新，創作這本書的目的是想要喚醒讀者關注底層苦難和社會正義。」
喬治有些尷尬。
忙於學業和兼職的他根本沒有看過這本書。
不過這本書確實是十分出名，一出版就在倫敦引起了熱潮，第一版沒多久就被銷售一空。
沒有看過這本書的喬治卻看到過發布在報紙上的對這本小說的一些批評性的書評。
這本小說的的大概內容他是知道的，說的是出生高貴的主角保羅·克利福德因社會不公淪為盜賊，最終被絞死。
這種內容保守派肯定是不喜歡的。
沒有聊小說的具體內容，喬治含糊地說道：「這書對逼迫正常人去犯罪的病態的社會環境的批判很有意思。」
布勒不以為然道：「《保羅·克利福德》想要寫的一些東西是正確的，一個人是因為社會的不公才走向了犯罪的道理，這個人是應該同情的，但是和他以前的作品一樣，布爾沃走得太遠了，把小說寫得過於低俗，將罪犯『英雄化』，沒有讓讀者去關注社會問題，反而會把爭論引到主角的道德問題上。」
「看完那本小說，所有人都在懷疑布爾沃是不是在美化犯罪。等你有時間，可以從我那裡把書拿來看一看。」
聽到這種評價，喬治有些詫異。
他看到的批評都是保守派發出的言論，便以為都是保守派在批評愛德華·布爾沃，現在看來卻不是這樣。
但是一想他就明白了是怎麼回事。
布爾沃所寫的主角引起的爭議太大，要是激進派對他的小說表示贊同，那麼那些反感他的小說的人，以及那些保守派就會攻擊激進派贊同與美化犯罪，都是潛在的犯罪份子。
布爾沃轉型後所寫的這幾本小書肯定會遭受到保守派和激進派的雙重攻擊，雖然銷量很不錯，但是影響不會太大。
挪動了一下身體，換了一個更舒服的坐姿，布勒接著說道：「在今年年初的時候，他又發表了《尤金·阿拉姆》，寫的是學者尤金·阿拉姆為金錢謀殺他人的心理過程。我只看進去了一半，沒有把小說看完。」
這個時間段，喬治已經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兼職大業，沒有多餘的心思去關注文學界中的事情，他的精力與錢財都不支持他去看小說，自然也是沒有看過這本小說的，只是在上課的時候偶爾聽到別人討論過兩句。
把毯子拉到了自己的腹部，喬治又含糊說道：「我在倫敦大學也聽到過一些對布爾沃先生的批評。這本書引起的批評似乎比上本書還要強烈。」
「布爾沃的創作態度是很好的。」布勒說道，「他寫小說前親自去過新門監獄，和裡面的被囚禁的犯人進行過交談，所寫的東西反映的也是現實問題，可是他寫的東西總是走得太遠。」
「看小說的都是有一定修養的市民，他們對違法犯罪最是敏感，這牽涉到他們的切身利益，也違背了他們自小養成的道德觀念。」喬治分析道，「不管事先發生了什麼，只要主角犯罪了，對於很多讀者都是不可接受的事情。」
布勒誇讚道：「你看問題的角度非常敏銳，適合去做政治家。這種小說想要寫得被大眾接受，是有難度的。」
喬治笑著搖頭：「我沒有布勒先生您這樣的才能，不擅長在大眾面前發表自己的看法。」
「要反應這個時代的罪惡，反應官僚和貴族的罪惡，不一定要寫走上違法犯罪者為主角。」
「寫一個無辜的人，比如一個純潔的小孩，他什麼也沒有做，卻遭受了不該遭受的罪惡，更能激起大眾的同情心，與大眾對社會的反思。」
布勒說要把小說帶去《新月刊》，要去找的肯定是愛德華·布爾沃。
風格最合適的《佛雷澤》肯定是不能去的。
把《外套》投到《新月刊》去，是喬治意料之中的事情，但他心中也有一些疑慮。
想了想，喬治有氣無力地說道：「《新月刊》的風格太輕浮，和《外套》的風格不一樣。」
《新月刊》貫徹了「銀叉派」傳統，關注時尚、醜聞、劇評和上流社會動向。
雖然在布爾沃的主持下，它注入了極強的政治鬥爭性，但是也沒有放棄它原本的特色，即最吸引人的涉及貴族生活方面的內容，而是把兩者結合了起來，用對貴族的緋聞與奢侈生活的描寫，攻擊貴族的腐朽。
這裡面難免有一些不實的花邊新聞，因此讀者一時難以消除對在這本雜誌上感受到的「輕浮」印象。
這種風格與布爾沃的小說風格倒是一致。
他最著名的小說《佩勒姆》，是以第一人稱，講述了一個年輕的貴族子弟佩勒姆在倫敦上流社會的生活冒險，關注的是上流社會的時尚、愛情和政治陰謀。
這部小說過度關註上流社會的時尚細節、浮華生活和淺薄社交，被當時的批評家批評為缺乏道德深度和嚴肅主題，被視為「為輕浮而輕浮」的小說。
儘管布爾沃本人辯解說，他的小說是通過諷刺來揭示上流生活的荒謬，但是這種諷刺太過無力，導致了他的辯解沒有什麼說服力。
要論文學性，《新月刊》要比《佛雷澤》差上不少。
這個時代最著名的詩人，薩繆爾·泰勒·柯勒律治與羅伯特·騷塞都在《佛雷格》上發表過詩歌。
小心地合上手中的手稿，布勒毫不避諱地說道：「我對布爾沃本人沒有多大的惡意，但是老實說，我很不喜歡他的文學風格，甚至認為那算不上正經的文學。」
「布爾沃自己可能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很多年前他就和我說，文學應用來批判社會不公，而他認為犯罪源於貧困、教育缺失和法律體系缺陷，而非個人道德敗壞，因此文學就是應該寫這些東西的。」
「在他成為《新月刊》的編輯後，《新月刊》的風格變了不少，刊登了不少諷刺性的詩歌和小說，沒有以前那麼輕浮了。」
喬治好奇道：「布勒先生和布爾沃先生早就認識？」
「我就讀於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時候，布爾沃也正好在那裡就讀。他在劍橋聯合辯論社很活躍，和我是同一個圈子的人，我們在那裡建立了友誼。」布勒簡單地介紹道，「幾個月前，他向我這裡送了一本《保羅·克利福德》。這本書是去年發表的，你應該看過。在寫給我的信件中，他強調自己在文學風格上進行了創新，創作這本書的目的是想要喚醒讀者關注底層苦難和社會正義。」
喬治有些尷尬。
忙於學業和兼職的他根本沒有看過這本書。
不過這本書確實是十分出名，一出版就在倫敦引起了熱潮，第一版沒多久就被銷售一空。
沒有看過這本書的喬治卻看到過發布在報紙上的對這本小說的一些批評性的書評。
這本小說的的大概內容他是知道的，說的是出生高貴的主角保羅·克利福德因社會不公淪為盜賊，最終被絞死。
這種內容保守派肯定是不喜歡的。
沒有聊小說的具體內容，喬治含糊地說道：「這書對逼迫正常人去犯罪的病態的社會環境的批判很有意思。」
布勒不以為然道：「《保羅·克利福德》想要寫的一些東西是正確的，一個人是因為社會的不公才走向了犯罪的道理，這個人是應該同情的，但是和他以前的作品一樣，布爾沃走得太遠了，把小說寫得過於低俗，將罪犯『英雄化』，沒有讓讀者去關注社會問題，反而會把爭論引到主角的道德問題上。」
「看完那本小說，所有人都在懷疑布爾沃是不是在美化犯罪。等你有時間，可以從我那裡把書拿來看一看。」
聽到這種評價，喬治有些詫異。
他看到的批評都是保守派發出的言論，便以為都是保守派在批評愛德華·布爾沃，現在看來卻不是這樣。
但是一想他就明白了是怎麼回事。
布爾沃所寫的主角引起的爭議太大，要是激進派對他的小說表示贊同，那麼那些反感他的小說的人，以及那些保守派就會攻擊激進派贊同與美化犯罪，都是潛在的犯罪份子。
布爾沃轉型後所寫的這幾本小書肯定會遭受到保守派和激進派的雙重攻擊，雖然銷量很不錯，但是影響不會太大。
挪動了一下身體，換了一個更舒服的坐姿，布勒接著說道：「在今年年初的時候，他又發表了《尤金·阿拉姆》，寫的是學者尤金·阿拉姆為金錢謀殺他人的心理過程。我只看進去了一半，沒有把小說看完。」
這個時間段，喬治已經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兼職大業，沒有多餘的心思去關注文學界中的事情，他的精力與錢財都不支持他去看小說，自然也是沒有看過這本小說的，只是在上課的時候偶爾聽到別人討論過兩句。
把毯子拉到了自己的腹部，喬治又含糊說道：「我在倫敦大學也聽到過一些對布爾沃先生的批評。這本書引起的批評似乎比上本書還要強烈。」
「布爾沃的創作態度是很好的。」布勒說道，「他寫小說前親自去過新門監獄，和裡面的被囚禁的犯人進行過交談，所寫的東西反映的也是現實問題，可是他寫的東西總是走得太遠。」
「看小說的都是有一定修養的市民，他們對違法犯罪最是敏感，這牽涉到他們的切身利益，也違背了他們自小養成的道德觀念。」喬治分析道，「不管事先發生了什麼，只要主角犯罪了，對於很多讀者都是不可接受的事情。」
布勒誇讚道：「你看問題的角度非常敏銳，適合去做政治家。這種小說想要寫得被大眾接受，是有難度的。」
喬治笑著搖頭：「我沒有布勒先生您這樣的才能，不擅長在大眾面前發表自己的看法。」
「要反應這個時代的罪惡，反應官僚和貴族的罪惡，不一定要寫走上違法犯罪者為主角。」
「寫一個無辜的人，比如一個純潔的小孩，他什麼也沒有做，卻遭受了不該遭受的罪惡，更能激起大眾的同情心，與大眾對社會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