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 血海、饅頭與旗袍（上架前加更）
前世。
燕京大學的晚秋，總是一片蕭瑟。
未名湖畔布滿銀杏葉，水波在暮色中粼粼閃耀。
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傍晚，馬主義學會的成員圍坐在此，辯論共和國曆程中的文化現象，吸引了不少同學駐足圍觀，中文系的吳竹便是其一。
主持會議的邱會長掃視人群，吆喝道：
「既然來了這麼多同學，不如大家暢所欲言，討論個一二三出來！」
課餘時間閒著也是閒著，圍觀的同學們紛紛表示沒問題。
大家的立場可能不同，但通過辯論，總能獲得新的見解，百利而無一害。
吳竹也沒急著走，站出來詢問：
「邱會長，你總得告訴我們，討論的具體內容吧，不然跟聽天書有啥區別？」
邱會長推了推眼鏡，緩緩開口：
「我們正在按照歷史順序，分別討論徐志摩的『血海論』、胡適的『麵包論』、張愛玲的『旗袍論』。」
「這些觀點在如今仍有回聲，同學們對此有什麼看法？」
徐志摩的「血海論」，主要源於其乃其訪問蘇俄後，在《歐洲漫錄》中記載的觀點，如今廣為流傳的一句話便是：
【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隔著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類泅得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
胡適的「麵包論」，於1948年燕京和平解放前夕，為倒塌的政權辯護：
【在美利堅有自由，有麵包；在蘇俄沒有自由，有麵包；他們來了，沒有自由，也沒有麵包。】
而張愛玲的「旗袍論」，則來源於其參加淞滬第一屆文藝代表大會時，其他代表均著統一中山裝，她堅持穿旗袍參會，被勸告換裝時發出的：
【連旗袍都不准穿了，暴風雨就要來了。】
三個人代表著三個時期，但由於階級立場的緣故，所持的論調都很統一，暗指的方向相當明確。
一位中文系的女生率先舉手，聲音輕柔：
「我覺得徐志摩說得對，暴力革命太殘酷了，他所謂的血海，不就是這個意思嗎？其更像是一種對革命代價的人道主義警醒，而不是反對革命本身。現在很多學者都認為，這是一種超前的憂思。」
「我不同意！」
歷史系的學子當即反駁：
「沒有革命，哪裡來如今的社會？這不過是小資的軟弱，當工農大眾流血流汗又流淚，他們這些精英怎麼不講人道了？」
「看似否定的是蘇俄的『血海』，不過是沒有膽量否定華夏的革命，大打擦邊球，藉由反思的名義翻案罷了！」
於是乎，針對「血海論」的觀點，立刻分為了兩派，激烈地辯論著，誰也不退讓一步。
「討論徐志摩，不能不提他的思想轉變，他早期確實親近過蘇俄，但1925年親眼見過莫斯科後，態度就變了。這恰恰說明他是有獨立觀察的，不是盲目跟風。現在很多人推崇他，正是欣賞這種不隨波逐流的精神。」
一位主攻近現代文學的學生試圖站出來打圓場。
經濟系的學生聽此，嘴角露出一絲嘲諷：
「獨立？原來一葉障目的自由主義，也配稱得上獨立？」
「再說了，胡適的『麵包論』難道沒有一點現實關懷？總不能說關心麵包就是反動吧？」
馬會社團里的女學生站出來，言辭頗為激烈地反駁：
「我們討論歷史，一定要放在一定的歷史時空中去討論。事實是，胡適的預言完全落空了！網上那些翻案風，無非是拿現在的標準去苛求歷史，或者乾脆就是別有用心！」
可這番話又遭到另一人的反駁：
「說到苛求歷史......在我看來張愛玲的『旗袍論』根本就是個偽命題！」
「最新考證說，那次文代會穿旗袍的女代表多的是，所謂『暴風雨要來了』很可能是後人附會的。我們在這爭論一個可能不存在的事件，是不是有點可笑？」
這番話倒是讓人群一寂，紛紛轉移矛頭，思考有沒有可信度。
畢竟網絡上可是鬧得沸沸揚揚，別有用心的言論大有人發表。
吳竹感覺自己就像一隻混進狼群的哈士奇，光顧著瞪大眼睛、支起耳朵，除此之外啥都說不出口，沒人能比他更無害了，這就是整日玩原神的後果嗎？
最初那位率先發言的中文系女生，又再次站了出來：
「在我看來，真假不重要。」
「重要的是旗袍論這個符號所代表的內涵，它象徵個體在宏大敘事下的自我抵抗。就算故事是編的，但它傳遞的那種對個性、對生活儀式感可能被抹殺的憂慮，在今天的社會依然有市場。」
「你看社交媒體上，多少人借著張愛玲的『旗袍』抒發類似的情感？」
此言一出，與他爭辯的歷史系學子當即擺手：
「胡扯！什麼狗屁符號......」
「你這是用文藝解讀去包裝歷史虛無主義，來滿足特定的政治目的！」
「討論歷史問題，首先要有正確的史觀，尊重基本事實。其次，穿什麼衣服當然有階級性，在百廢待興、強調勞動階級的集體主義年代，強調個人化、象徵舊民國的旗袍，本身就是一種不合時宜的姿態！」
「把張愛玲出走吹捧成先知的論調，本質上是歷史觀的錯位！」
隨著這幾句話落下，混亂的辯論又開始了。
邱會長試圖控制局面，但討論已似脫韁野馬，任憑怎麼追逐，都不肯停歇下來。
大家爭論美利堅是否真的「既有自由又有麵包」；又引申到錢穆的「渡江論」，感嘆知識分子選擇的艱難；甚至有人提到了楊絳對張愛玲的評價，試圖從文人相輕的角度分析「旗袍論」的流傳。
湖畔邊充滿了「精緻利己」「人道聖母」「僵化符號」「性壓抑」「極左」『自由派』『神友』「兔友」等各種詞彙，整個一大型扣帽子現場。
各方都擅長引經據典，但觀點尖銳對立，誰也說服不了對方。
就像湖面上被風吹亂的倒影，看似熱鬧實則無序，年輕人的臉上寫滿迷茫——
既有對歷史真相的困惑，也有對如何評價歷史的無所適從。
「我勒個乖乖......」
旁觀的吳竹大為震撼，只要他的底線足夠靈活，就在剛剛學到的詞，夠他在任何辯論中，都處於絕對不敗的地位。
都拿小本本記下，說不定以後能用上！
......
就在人群爭論不休，即將滑落到名詞傾軋時，一位白髮蒼蒼的老者走進場中。
老者個子不高、脊背挺拔，卻長了一副歐美人樣貌。
可同學們見到他，便紛紛停止爭論，鞠躬打招呼：
「陽教授，晚上好。」
「好，好。各位同學的見解，我剛剛路過的時候，都聽見了，誰也說服不了誰，我有一些拙見，不知各位是否願意聽聽？」
陽教授的聲音是極為正宗的普通話，清晰度快接近播音水平了。
要不是聽說過這小老頭，吳竹都差點以為自己的英文水平登峰造極了。
見到同學們表達期望後，陽教授走到人群中央，找了塊石頭坐下，斟酌片刻後緩緩開口：
「徐志摩在《歐遊漫錄》里，描繪了一幅令他顫慄的圖景——那座『從北極到南極一體是血色』的地球儀，以及『現世界與天堂的中間隔著一座血污海』的信念。」
「他因此問，我們是否也要泅渡這片血海？他警告青年，要警惕借來的口號，質問他們是否真能為『主義』燒毀自己的家園、獻出自己的自由。」
他頓了頓，目光掃過一張張年輕的臉：
「不得不承認的是，徐先生的文字很美，憂思也很真誠。」
「他提出的問題，至今仍拷問每一位嚴肅思考歷史的人——暴力，是否是通往理想社會的唯一渡船？革命的代價，是否必然是一片血海？」
學生們對此各自表態。
陽教授不太滿意，語氣變得嚴肅了幾分：
「但要我說，馬列主義者看待歷史，從不始於抽象的道德恐懼，也不終於個人情感的顫慄。」
「我們始於具體的歷史條件，終於階級力量的對比。」
「徐先生只看到了血，卻沒有分析血從何而來，為誰而流。」
「舊華夏的血海，是軍閥的割據、是殖民的掠奪、是封建的壓榨，是千萬工農無聲的、日復一日的血流成河，而非革命造就的血海。」
「面對漫無邊際的血海，革命者的抉擇雖艱難，但從不是要不要流血的問題，而是要誰的血繼續流下去，又用怎樣的方式終結更大的血海！」
「這便是以正義的戰爭去反對非正義的戰爭，階級力量如此懸殊的情況下，不得不選擇的唯一方式，因為三座大山絕不會自願退出歷史舞台。」
聲音如湖石般堅定！
他的話卻還沒有說完，接著補充：
「徐先生質問青年能否為主義犧牲一切，這看似深刻，卻抽離了階級主體性，因為革命不是虛幻的青年為虛幻的主義進行獻祭，它是被逼到絕境的工人階級、貧苦農民，為了土地、麵包、生存和尊嚴，在科學理論指導下組織起來的解放運動。」
「犧牲不是浪漫的殉道，而是打破枷鎖、奪取政權不得不支付的歷史成本。成本當然要力求最小，但當三座大山的暴力機器拒絕和平退出時，被壓迫者的反抗暴力便具有歷史的正當性。」
「至於他擔憂的『外國野鬼鑽棺材』，這恰恰證明了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性。」
「但華夏革命先驅的偉大，不在於照本宣科、喪失主權，而在於完成了馬列主義華夏化的飛躍。我們所渡海的方式，不是徐先生想像中的恐怖，而是基於華夏社會矛盾，依靠廣大被壓迫民眾力量，探索出來的道路。」
「我們最終抵達的，也不是蘇式模板的天堂，歷史已經證明了這點，誰否認，誰便是連歷史都不承認。」
晚風拂過湖面，吹動眾人的衣角。
陽教授望著一位位青年學子，不厭其煩地告誡：
「徐先生站在岸邊看海，心生恐懼與憐憫，這是可以理解的個人感受。」
「但歷史上的革命者，必須看到對岸億萬被奴役者的吶喊，必須計算出不同渡海方案的代價，必須拿起槳、組織起船隊，帶領人民闖過這片血海。」
「革命者從不主張嗜血，而是不得不以指向解放的血，去終結那片紅彤彤的血海。」
「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也是廣大人民的選擇，而非某些人的詭辯邏輯。」
先前爭論「人道」的學生低下了頭，崇拜「清醒」符號的青年，第一次直觀感受到了，另一種更透徹的清醒。
「啪、啪、啪！」
掌聲從吳竹這裡開始，迅速連成了一片。
有了大佬入場，邱會長適時引導話題：
「請問陽教授，您對於胡適的『麵包論』，又有什麼看法呢？」
陽教授打開保溫杯，潤了潤嗓子：
「很簡單，這位著名的大文豪，從上洋學堂伊始，所持的哲學觀一向是形上學，他將麵包與自由描繪成，可以任意組合的兩種商品，仿佛兩者是可以彼此獨立的選項。」
「麵包是經濟基礎，自由是上層建築，應當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
「而這位大文豪，卻將兩者割斷，機械地對立起來，像是在超市購物一樣，可以任意選購其中的項目，純粹是胡說八道嘛。」
吳竹覺得很有道理，舉手插話道：
「陽教授，要我看，問題在於，胡適說的是誰的麵包，是誰的自由。」
「沒錯！」
陽教授深深看了吳竹一眼，眼露讚許：
「在舊華夏，地主和官僚有享用不盡的麵包，而廣大工農食不果腹。胡適輕描淡寫提到的麵包，對當時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者而言，卻是生存下去的第一要義，是最根本、最迫切的生存自由權。」
「胡適所謂擔憂沒有自由，恐怕是他擔憂自身，日後沒有當人上人的自由。」
「我們實現了麵包的公平分配，廣大人民擁有了生存自由，這難道不是最要緊的自由嗎？」
一番話問的眾人啞口無言。
是啊，面臨著餓死的情況，奢談什麼抽象的自由。
那不過是胡適用符合自身利益的「自由」，來為崩塌的國民政府唱哀樂罷了。
天色漸漸黑了，未名湖暗淡下去。
可學生們不著急散開，因為還有最後一個問題未解答。
邱會長提出了最後一個議題：
「能不能請陽教授，最後為我們講講，那個著名的旗袍論？」
這個問題一經拋出，氣氛變得有些微妙。
相較於前兩個話題鮮明的政治性，旗袍論似乎更貼近個人的審美與情感。
尤其是人文學科的學生，臉上流露出複雜的神情。
在他們看來，這只是一種文學性的個人感受，不必上綱上線。
陽教授這次沒有急著開口，而是起身領著學生們遛彎，沉思了許久，才重新開口：
「假設這件事為真，張愛玲的敏感，是文學家的敏感。」
「是她對旗袍這一服飾的眷戀，在捕捉到大時代轉折點來臨時，知識分子真實的心理震動。」
「如果僅僅將其斥為小資情調，從而嗤之以鼻，那就犯了簡單化的錯誤，也失去了理解歷史的可能。」
不少同學都摸不著頭腦。
陽教授的語氣仍舊清朗：
「任何服裝，都不是永恆的，它由經濟基礎決定，並隨著生產關係的變革而變革。」
「旗袍在特定歷史階段的盛行與式微，都與當時華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以及都市消費文化的興起密切相關。」
「而新華夏要建立的文化，當然會繼承民族遺產中優秀的部分，但也會按照需求進行改造。」
「在那個百廢待興、清掃積弊的時代，服飾必然要服務於其主題。」
「從提倡樸素、實用、平等的著裝，到逐步消除帶有濃厚舊社會烙印的服飾，這是一個自覺的文化重構過程，其目的是塑造新的國民認同。」
「這不是對『美』的否定，而是對『美』的定義進行調整——從少數人的、消費主義的、標識身份的美，轉向更樸素的、更集體的、更面向生產建設的美。」
「因為當時華夏絕大多數婦女，也就是農村和城市的勞動婦女，她們可能從未擁有過一件旗袍，她們對服飾的渴望，可能是擁有一件結實耐磨的工裝，或是一件沒有補丁的布衣，而非不適合參加生產的旗袍。」
未名湖畔靜到能聽見落葉的聲音。
陽教授緩了緩，接著話題講下去：
「在以上的前提下，我要問的是：是誰在懷念旗袍？是誰感到暴風雨的壓迫？」
「無疑是張愛玲所屬的都市知識精英階層，這種言論實際上反映的整個階層的想法。」
「對他們而言，旗袍不僅僅是一件衣服，更是彰顯其文化特權，乃至身份認同的載體。」
「當現實要求他們，融入一個主張工農萬歲的社會時，這種失去感必然是最強烈的。她所謂的預感，準確地說是她所屬階層特權即將終結的預感。」
「因此看待旗袍論，我們不能停留在文學悲嘆的層面。需知歷史的進步，往往伴隨著這種深刻的告別。」
話音落下，沒有立刻爆發出掌聲。
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震撼的感悟，在場的絕大多數人第一次意識到，原來平日裡素不起眼的衣物，背後竟有如此尖銳的歷史邏輯。
終於，還是邱會長鼓起掌，緊接著掌聲雷動。
不僅折服於老教授的理論水平，更是讚嘆他將個人化的文化現象，置於唯物史觀下的解析能力。
話題終是結束了，未名湖的夜色，包容了這一切。
「各位再見，陽教授再見。」
「好，再見。」
燕京大學的晚秋，總是一片蕭瑟。
未名湖畔布滿銀杏葉，水波在暮色中粼粼閃耀。
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傍晚，馬主義學會的成員圍坐在此，辯論共和國曆程中的文化現象，吸引了不少同學駐足圍觀，中文系的吳竹便是其一。
主持會議的邱會長掃視人群，吆喝道：
「既然來了這麼多同學，不如大家暢所欲言，討論個一二三出來！」
課餘時間閒著也是閒著，圍觀的同學們紛紛表示沒問題。
大家的立場可能不同，但通過辯論，總能獲得新的見解，百利而無一害。
吳竹也沒急著走，站出來詢問：
「邱會長，你總得告訴我們，討論的具體內容吧，不然跟聽天書有啥區別？」
邱會長推了推眼鏡，緩緩開口：
「我們正在按照歷史順序，分別討論徐志摩的『血海論』、胡適的『麵包論』、張愛玲的『旗袍論』。」
「這些觀點在如今仍有回聲，同學們對此有什麼看法？」
徐志摩的「血海論」，主要源於其乃其訪問蘇俄後，在《歐洲漫錄》中記載的觀點，如今廣為流傳的一句話便是：
【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隔著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類泅得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
胡適的「麵包論」，於1948年燕京和平解放前夕，為倒塌的政權辯護：
【在美利堅有自由，有麵包；在蘇俄沒有自由，有麵包；他們來了，沒有自由，也沒有麵包。】
而張愛玲的「旗袍論」，則來源於其參加淞滬第一屆文藝代表大會時，其他代表均著統一中山裝，她堅持穿旗袍參會，被勸告換裝時發出的：
【連旗袍都不准穿了，暴風雨就要來了。】
三個人代表著三個時期，但由於階級立場的緣故，所持的論調都很統一，暗指的方向相當明確。
一位中文系的女生率先舉手，聲音輕柔：
「我覺得徐志摩說得對，暴力革命太殘酷了，他所謂的血海，不就是這個意思嗎？其更像是一種對革命代價的人道主義警醒，而不是反對革命本身。現在很多學者都認為，這是一種超前的憂思。」
「我不同意！」
歷史系的學子當即反駁：
「沒有革命，哪裡來如今的社會？這不過是小資的軟弱，當工農大眾流血流汗又流淚，他們這些精英怎麼不講人道了？」
「看似否定的是蘇俄的『血海』，不過是沒有膽量否定華夏的革命，大打擦邊球，藉由反思的名義翻案罷了！」
於是乎，針對「血海論」的觀點，立刻分為了兩派，激烈地辯論著，誰也不退讓一步。
「討論徐志摩，不能不提他的思想轉變，他早期確實親近過蘇俄，但1925年親眼見過莫斯科後，態度就變了。這恰恰說明他是有獨立觀察的，不是盲目跟風。現在很多人推崇他，正是欣賞這種不隨波逐流的精神。」
一位主攻近現代文學的學生試圖站出來打圓場。
經濟系的學生聽此，嘴角露出一絲嘲諷：
「獨立？原來一葉障目的自由主義，也配稱得上獨立？」
「再說了，胡適的『麵包論』難道沒有一點現實關懷？總不能說關心麵包就是反動吧？」
馬會社團里的女學生站出來，言辭頗為激烈地反駁：
「我們討論歷史，一定要放在一定的歷史時空中去討論。事實是，胡適的預言完全落空了！網上那些翻案風，無非是拿現在的標準去苛求歷史，或者乾脆就是別有用心！」
可這番話又遭到另一人的反駁：
「說到苛求歷史......在我看來張愛玲的『旗袍論』根本就是個偽命題！」
「最新考證說，那次文代會穿旗袍的女代表多的是，所謂『暴風雨要來了』很可能是後人附會的。我們在這爭論一個可能不存在的事件，是不是有點可笑？」
這番話倒是讓人群一寂，紛紛轉移矛頭，思考有沒有可信度。
畢竟網絡上可是鬧得沸沸揚揚，別有用心的言論大有人發表。
吳竹感覺自己就像一隻混進狼群的哈士奇，光顧著瞪大眼睛、支起耳朵，除此之外啥都說不出口，沒人能比他更無害了，這就是整日玩原神的後果嗎？
最初那位率先發言的中文系女生，又再次站了出來：
「在我看來，真假不重要。」
「重要的是旗袍論這個符號所代表的內涵，它象徵個體在宏大敘事下的自我抵抗。就算故事是編的，但它傳遞的那種對個性、對生活儀式感可能被抹殺的憂慮，在今天的社會依然有市場。」
「你看社交媒體上，多少人借著張愛玲的『旗袍』抒發類似的情感？」
此言一出，與他爭辯的歷史系學子當即擺手：
「胡扯！什麼狗屁符號......」
「你這是用文藝解讀去包裝歷史虛無主義，來滿足特定的政治目的！」
「討論歷史問題，首先要有正確的史觀，尊重基本事實。其次，穿什麼衣服當然有階級性，在百廢待興、強調勞動階級的集體主義年代，強調個人化、象徵舊民國的旗袍，本身就是一種不合時宜的姿態！」
「把張愛玲出走吹捧成先知的論調，本質上是歷史觀的錯位！」
隨著這幾句話落下，混亂的辯論又開始了。
邱會長試圖控制局面，但討論已似脫韁野馬，任憑怎麼追逐，都不肯停歇下來。
大家爭論美利堅是否真的「既有自由又有麵包」；又引申到錢穆的「渡江論」，感嘆知識分子選擇的艱難；甚至有人提到了楊絳對張愛玲的評價，試圖從文人相輕的角度分析「旗袍論」的流傳。
湖畔邊充滿了「精緻利己」「人道聖母」「僵化符號」「性壓抑」「極左」『自由派』『神友』「兔友」等各種詞彙，整個一大型扣帽子現場。
各方都擅長引經據典，但觀點尖銳對立，誰也說服不了對方。
就像湖面上被風吹亂的倒影，看似熱鬧實則無序，年輕人的臉上寫滿迷茫——
既有對歷史真相的困惑，也有對如何評價歷史的無所適從。
「我勒個乖乖......」
旁觀的吳竹大為震撼，只要他的底線足夠靈活，就在剛剛學到的詞，夠他在任何辯論中，都處於絕對不敗的地位。
都拿小本本記下，說不定以後能用上！
......
就在人群爭論不休，即將滑落到名詞傾軋時，一位白髮蒼蒼的老者走進場中。
老者個子不高、脊背挺拔，卻長了一副歐美人樣貌。
可同學們見到他，便紛紛停止爭論，鞠躬打招呼：
「陽教授，晚上好。」
「好，好。各位同學的見解，我剛剛路過的時候，都聽見了，誰也說服不了誰，我有一些拙見，不知各位是否願意聽聽？」
陽教授的聲音是極為正宗的普通話，清晰度快接近播音水平了。
要不是聽說過這小老頭，吳竹都差點以為自己的英文水平登峰造極了。
見到同學們表達期望後，陽教授走到人群中央，找了塊石頭坐下，斟酌片刻後緩緩開口：
「徐志摩在《歐遊漫錄》里，描繪了一幅令他顫慄的圖景——那座『從北極到南極一體是血色』的地球儀，以及『現世界與天堂的中間隔著一座血污海』的信念。」
「他因此問，我們是否也要泅渡這片血海？他警告青年，要警惕借來的口號，質問他們是否真能為『主義』燒毀自己的家園、獻出自己的自由。」
他頓了頓，目光掃過一張張年輕的臉：
「不得不承認的是，徐先生的文字很美，憂思也很真誠。」
「他提出的問題，至今仍拷問每一位嚴肅思考歷史的人——暴力，是否是通往理想社會的唯一渡船？革命的代價，是否必然是一片血海？」
學生們對此各自表態。
陽教授不太滿意，語氣變得嚴肅了幾分：
「但要我說，馬列主義者看待歷史，從不始於抽象的道德恐懼，也不終於個人情感的顫慄。」
「我們始於具體的歷史條件，終於階級力量的對比。」
「徐先生只看到了血，卻沒有分析血從何而來，為誰而流。」
「舊華夏的血海，是軍閥的割據、是殖民的掠奪、是封建的壓榨，是千萬工農無聲的、日復一日的血流成河，而非革命造就的血海。」
「面對漫無邊際的血海，革命者的抉擇雖艱難，但從不是要不要流血的問題，而是要誰的血繼續流下去，又用怎樣的方式終結更大的血海！」
「這便是以正義的戰爭去反對非正義的戰爭，階級力量如此懸殊的情況下，不得不選擇的唯一方式，因為三座大山絕不會自願退出歷史舞台。」
聲音如湖石般堅定！
他的話卻還沒有說完，接著補充：
「徐先生質問青年能否為主義犧牲一切，這看似深刻，卻抽離了階級主體性，因為革命不是虛幻的青年為虛幻的主義進行獻祭，它是被逼到絕境的工人階級、貧苦農民，為了土地、麵包、生存和尊嚴，在科學理論指導下組織起來的解放運動。」
「犧牲不是浪漫的殉道，而是打破枷鎖、奪取政權不得不支付的歷史成本。成本當然要力求最小，但當三座大山的暴力機器拒絕和平退出時，被壓迫者的反抗暴力便具有歷史的正當性。」
「至於他擔憂的『外國野鬼鑽棺材』，這恰恰證明了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性。」
「但華夏革命先驅的偉大，不在於照本宣科、喪失主權，而在於完成了馬列主義華夏化的飛躍。我們所渡海的方式，不是徐先生想像中的恐怖，而是基於華夏社會矛盾，依靠廣大被壓迫民眾力量，探索出來的道路。」
「我們最終抵達的，也不是蘇式模板的天堂，歷史已經證明了這點，誰否認，誰便是連歷史都不承認。」
晚風拂過湖面，吹動眾人的衣角。
陽教授望著一位位青年學子，不厭其煩地告誡：
「徐先生站在岸邊看海，心生恐懼與憐憫，這是可以理解的個人感受。」
「但歷史上的革命者，必須看到對岸億萬被奴役者的吶喊，必須計算出不同渡海方案的代價，必須拿起槳、組織起船隊，帶領人民闖過這片血海。」
「革命者從不主張嗜血，而是不得不以指向解放的血，去終結那片紅彤彤的血海。」
「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也是廣大人民的選擇，而非某些人的詭辯邏輯。」
先前爭論「人道」的學生低下了頭，崇拜「清醒」符號的青年，第一次直觀感受到了，另一種更透徹的清醒。
「啪、啪、啪！」
掌聲從吳竹這裡開始，迅速連成了一片。
有了大佬入場，邱會長適時引導話題：
「請問陽教授，您對於胡適的『麵包論』，又有什麼看法呢？」
陽教授打開保溫杯，潤了潤嗓子：
「很簡單，這位著名的大文豪，從上洋學堂伊始，所持的哲學觀一向是形上學，他將麵包與自由描繪成，可以任意組合的兩種商品，仿佛兩者是可以彼此獨立的選項。」
「麵包是經濟基礎，自由是上層建築，應當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
「而這位大文豪，卻將兩者割斷，機械地對立起來，像是在超市購物一樣，可以任意選購其中的項目，純粹是胡說八道嘛。」
吳竹覺得很有道理，舉手插話道：
「陽教授，要我看，問題在於，胡適說的是誰的麵包，是誰的自由。」
「沒錯！」
陽教授深深看了吳竹一眼，眼露讚許：
「在舊華夏，地主和官僚有享用不盡的麵包，而廣大工農食不果腹。胡適輕描淡寫提到的麵包，對當時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者而言，卻是生存下去的第一要義，是最根本、最迫切的生存自由權。」
「胡適所謂擔憂沒有自由，恐怕是他擔憂自身，日後沒有當人上人的自由。」
「我們實現了麵包的公平分配，廣大人民擁有了生存自由，這難道不是最要緊的自由嗎？」
一番話問的眾人啞口無言。
是啊，面臨著餓死的情況，奢談什麼抽象的自由。
那不過是胡適用符合自身利益的「自由」，來為崩塌的國民政府唱哀樂罷了。
天色漸漸黑了，未名湖暗淡下去。
可學生們不著急散開，因為還有最後一個問題未解答。
邱會長提出了最後一個議題：
「能不能請陽教授，最後為我們講講，那個著名的旗袍論？」
這個問題一經拋出，氣氛變得有些微妙。
相較於前兩個話題鮮明的政治性，旗袍論似乎更貼近個人的審美與情感。
尤其是人文學科的學生，臉上流露出複雜的神情。
在他們看來，這只是一種文學性的個人感受，不必上綱上線。
陽教授這次沒有急著開口，而是起身領著學生們遛彎，沉思了許久，才重新開口：
「假設這件事為真，張愛玲的敏感，是文學家的敏感。」
「是她對旗袍這一服飾的眷戀，在捕捉到大時代轉折點來臨時，知識分子真實的心理震動。」
「如果僅僅將其斥為小資情調，從而嗤之以鼻，那就犯了簡單化的錯誤，也失去了理解歷史的可能。」
不少同學都摸不著頭腦。
陽教授的語氣仍舊清朗：
「任何服裝，都不是永恆的，它由經濟基礎決定，並隨著生產關係的變革而變革。」
「旗袍在特定歷史階段的盛行與式微，都與當時華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以及都市消費文化的興起密切相關。」
「而新華夏要建立的文化，當然會繼承民族遺產中優秀的部分，但也會按照需求進行改造。」
「在那個百廢待興、清掃積弊的時代，服飾必然要服務於其主題。」
「從提倡樸素、實用、平等的著裝，到逐步消除帶有濃厚舊社會烙印的服飾，這是一個自覺的文化重構過程，其目的是塑造新的國民認同。」
「這不是對『美』的否定，而是對『美』的定義進行調整——從少數人的、消費主義的、標識身份的美，轉向更樸素的、更集體的、更面向生產建設的美。」
「因為當時華夏絕大多數婦女，也就是農村和城市的勞動婦女，她們可能從未擁有過一件旗袍，她們對服飾的渴望，可能是擁有一件結實耐磨的工裝，或是一件沒有補丁的布衣，而非不適合參加生產的旗袍。」
未名湖畔靜到能聽見落葉的聲音。
陽教授緩了緩，接著話題講下去：
「在以上的前提下，我要問的是：是誰在懷念旗袍？是誰感到暴風雨的壓迫？」
「無疑是張愛玲所屬的都市知識精英階層，這種言論實際上反映的整個階層的想法。」
「對他們而言，旗袍不僅僅是一件衣服，更是彰顯其文化特權，乃至身份認同的載體。」
「當現實要求他們，融入一個主張工農萬歲的社會時，這種失去感必然是最強烈的。她所謂的預感，準確地說是她所屬階層特權即將終結的預感。」
「因此看待旗袍論，我們不能停留在文學悲嘆的層面。需知歷史的進步，往往伴隨著這種深刻的告別。」
話音落下，沒有立刻爆發出掌聲。
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震撼的感悟，在場的絕大多數人第一次意識到，原來平日裡素不起眼的衣物，背後竟有如此尖銳的歷史邏輯。
終於，還是邱會長鼓起掌，緊接著掌聲雷動。
不僅折服於老教授的理論水平，更是讚嘆他將個人化的文化現象，置於唯物史觀下的解析能力。
話題終是結束了，未名湖的夜色，包容了這一切。
「各位再見，陽教授再見。」
「好，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