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3章 獲聘「國家信息技術戰略諮詢委員會」特邀委員
北京，四月。中南海西側的一座四合院裡，海棠花開得正好，粉白的花瓣在春風中簌簌落下。
王恪站在院門口，看著門楣上那塊不起眼的木牌：「國家信息技術戰略諮詢委員會」。字是燙金的，在陽光下閃著微光。帶他來的鄭主任輕聲說：「王恪同志，就是這裡了。」
推開門，是個標準的北京四合院格局，但改造成了辦公室。正房是會議室，東西廂房是資料室和辦公室。院子裡有棵老槐樹，樹下擺著石桌石凳，幾個工作人員正在整理文件。
「王恪同志來了！」一個五十多歲、戴著眼鏡的女同志迎上來，「我是委員會的辦公室主任，姓李。錢老他們已經在會議室等您了。」
正房的會議室里，長條會議桌旁坐著十幾個人。除了錢學森、王大珩、王淦昌幾位老科學家，還有一些王恪不認識的面孔——從穿著和氣質看，應該是各部委的司局級幹部。
宋健主任坐在主位，看見王恪進來，笑著招手：「小王同志，來來來，坐這邊。」
王恪被安排在宋健右手邊，正對著錢學森。這個位置讓他有點不自在——太顯眼了。
「人都到齊了，我們開會。」宋健開門見山，「今天這個會，主要是兩件事。第一，宣布國家信息技術戰略諮詢委員會的正式成立。第二，討論委員會的工作章程和今年的重點課題。」
他拿起一份紅頭文件：「經國務院批准，國家信息技術戰略諮詢委員會即日成立。委員會的任務是：研究信息技術發展趨勢，評估國家信息技術戰略，提出政策建議，為中央決策提供參考。」
頓了頓，他看向王恪：「委員會設委員二十人，特邀委員五人。委員由相關部委、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負責同志擔任。特邀委員……」他笑了笑，「特邀委員由在信息技術領域有突出貢獻的專家學者、企業家擔任。」
會議室里安靜下來。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王恪。
「經委員會提名，科委批准，」宋健宣讀名單，「聘請王恪同志為國家信息技術戰略諮詢委員會特邀委員。」
掌聲響起。不熱烈，但很鄭重。
王恪站起身，微微鞠躬。他的心跳得有點快——不是激動，是那種突然被賦予重大責任時的鄭重感。
「小王同志，說兩句？」宋健說。
王恪深吸一口氣：「感謝組織的信任。我只是一個做企業的，對信息技術有些實踐體會，但理論水平和政策水平都很有限。能被聘為特邀委員，我很榮幸，也很惶恐。我一定虛心學習，認真履職，不負所托。」
話很短，但很誠懇。錢學森在對面點頭微笑。
「好了，坐下吧。」宋健示意，「接下來討論工作章程。李主任，你把草案發一下。」
文件發到每個人手裡。王恪快速瀏覽：委員會每季度開一次全體會議，每月開一次專題研討會；委員任期三年；每年要提交至少一份研究報告；所有意見建議，通過科委渠道直接報送國務院……
很正式，很規範。
「關於今年的重點課題，」宋健繼續說，「初步確定了三個：一是我國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路徑研究；二是計算機軟體產業扶持政策研究；三是信息技術在現代化建設中應用的戰略規劃。」
他看向王恪：「小王同志，你提交的那份《關於信息產業與集成電路發展的超長期規劃建議》，已經作為委員會的一號參考資料印發給大家了。今天第一個議題，就是討論這個。」
會議室里的氣氛變得嚴肅起來。
一位來自電子工業部的委員先發言：「王恪同志的建議很有遠見，但有些目標是否過於激進？比如，1990年前掌握1.5微米工藝。我們現在連3微米都還沒完全掌握。」
王恪正要回答，錢學森先開口了：「目標要定得高一點。1956年我們制定十二年科技規劃時，很多人說目標太高，結果呢？很多目標提前完成了。」
「錢老說得對。」來自清華大學的委員說，「但也要考慮現實條件。光刻機、離子注入機這些關鍵設備，我們幾乎是從零開始。」
「所以才要集中力量。」王大珩接話，「我建議，成立集成電路專項攻關領導小組，像當年搞『兩彈』一樣，全國一盤棋。」
討論很激烈。有人支持王恪的規劃，認為必須抓住機遇；有人擔心投入太大，擠占其他領域資源；有人質疑技術路線，認為應該先引進消化，再自主創新。
王恪認真聽著，記著筆記。他發現，這些委員雖然觀點不同，但都懷著對國家發展的赤誠之心。爭論是為了把事情做好，不是為了爭個輸贏。
輪到他發言時，他放下筆：「各位委員的意見我都聽了，很受啟發。關於目標的激進程度，我想補充一點：我們定的不是必須完成的目標，是努力方向。就像爬山，我們得先看見山頂在哪裡，才知道往哪個方向走。」
他頓了頓：「關於技術路線，我同意『引進消化再創新』的思路。但引進不是目的，是手段。我們要在引進中學習，在學習中掌握，最終形成自己的技術能力。另外，我建議設立『備胎計劃』——在重點領域，至少要有兩套技術方案，不能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
「備胎計劃？」有人問。
「對。」王恪說，「比如光刻機，我們一方面可以引進國外的先進設備，另一方面要支持國內院所自主研發。哪怕自主研發的暫時不如國外的，也要堅持做。關鍵時刻，有比沒有強。」
這個觀點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同。宋健在筆記本上記了幾筆。
會議從上午九點開到中午十二點。散會時，宋健叫住王恪：「小王同志，留一下。」
等其他人都走了，宋健從抽屜里拿出一個信封：「這是你的聘書。另外，這是委員會的工作證，憑這個證可以進入相關部委查閱非密級資料。」
王恪雙手接過。聘書是紅皮的，上面有國徽圖案。工作證是深藍色的，照片是他上個月在北京照的，表情嚴肅得有點呆。
「謝謝宋主任。」
「別客氣。」宋健說，「你現在是委員會最年輕的委員，又是唯一的企業家代表。我們希望你發揮橋樑作用——把企業的實踐經驗和國家的戰略需求結合起來，把市場的敏銳嗅覺和政策的穩定性結合起來。」
「我盡力。」
「另外，」宋健壓低聲音，「委員會每個月會編發一期《信息技術內參》，直送中央領導。你有什麼好的建議，可以直接寫進去。記住，要寫實情，寫問題，也要寫解決辦法。」
王恪明白了。這不僅是榮譽，更是責任——直接向中央建言的責任。
回到香港的第二天，王恪就感受到了這個新身份帶來的變化。
首先是電話多了。以前是合作夥伴、客戶、媒體找他，現在多了各部委的司局長、各大學的校長、各研究所的所長。電話內容也從商業合作變成了政策諮詢。
「王委員，我是郵電部的老張。想請教您，程控交換機用國產晶片的可行性……」
「王恪同志，我是上海交大的。我們想成立微電子學院，想聽聽您的建議……」
「王總，我是《求是》雜誌的編輯，想約您寫一篇關於信息技術革命的文章……」
王恪一一回應。他讓陳致遠給他安排了一個助理，專門幫他整理資料、安排行程。
更明顯的變化是在各種場合。以前他去北京開會，是「明遠集團的王總」；現在變成了「國家諮詢委員會的王委員」。雖然只是個虛銜，但在很多人眼裡，分量不一樣了。
四月底，王恪再次飛北京，參加委員會的第一次專題研討會。議題是「計算機軟體產業發展」。
這次會議在清華大學的一間會議室舉行。除了委員，還邀請了北大、中科院軟體所、電子工業部軟體司的專家。
會議開始前，錢學森特意把王恪叫到一邊：「小王，今天的會，你要多說。軟體這塊，你比我們這些老傢伙懂。」
「錢老太謙虛了。」
「不是謙虛，是事實。」錢學森認真地說，「你那個方舟作業系統，我聽說了，比國外的更適應中文環境。這就是競爭力。」
會議開始。軟體司的司長先做報告：「……目前我國軟體產業規模很小，主要是為國外硬體做配套。自主作業系統、資料庫、開發工具，幾乎空白。問題在於：人才缺乏，投入不足，市場被國外產品壟斷……」
講得很實，問題抓得很準。
討論環節，一位來自北大的教授說：「我認為，應該集中力量開發我們自己的作業系統。沒有作業系統，軟體產業就是空中樓閣。」
另一位來自產業界的委員反對：「開發作業系統投入太大，周期太長。我們應該先做應用軟體，積累經驗，再向上游延伸。」
爭論又開始了。
王恪等大家說得差不多了，才開口：「我同意開發自主作業系統的必要性。但我想換個角度思考：什麼是作業系統？本質上，它是硬體和軟體之間的翻譯官。翻譯得好不好，關鍵看能不能讓軟體開發者方便，讓最終用戶好用。」
他拿出方舟作業系統的例子：「我們做方舟OS時，沒有追求技術上的最先進，而是追求用戶體驗的最好。比如中文支持，不是簡單地把英文菜單翻譯成中文，而是從底層就支持雙字節字符。比如一鍵恢復，不是技術多複雜，但解決了用戶的大問題。」
會議室里安靜下來，大家都在聽。
「所以我認為，軟體產業的發展，要以應用為導向，以用戶為中心。」王恪繼續說，「作業系統要做，但不要關起門來做。要開放接口，吸引第三方開發者；要建立生態，讓用戶有軟體可用；要疊代改進，根據反饋不斷完善。」
他頓了頓：「另外，我建議設立『軟體創新基金』，專門支持小型軟體公司和獨立開發者。這些人最有創造力，但最缺資金。給他們一點支持，可能就會誕生改變行業的產品。」
這個建議得到了很多人的贊同。軟體司的司長當場表示：「王委員這個建議好，我們可以研究。」
散會後，錢學森拍著王恪的肩：「說得好。做事情，最怕脫離實際。你從企業角度提的建議，最實在。」
王恪苦笑：「就是有點得罪人。剛才那位主張集中力量做作業系統的教授，看我的眼神都不對了。」
「怕什麼。」錢學森笑了，「科學討論，就要有不同聲音。只要是為國家好，爭論是好事。」
五月初，王恪接到了第一個正式任務：帶隊調研長三角地區的集成電路產業現狀。
調研組一行七人，除了王恪，還有電子工業部的一位副司長、中科院微電子所的一位研究員、清華和北大的兩位教授，以及科委的兩位工作人員。
第一站是上海。參觀了一家國營半導體廠——車間很老，設備是七十年代從日本引進的，現在只能做3微米工藝的簡單晶片。廠長五十多歲，說話帶著上海口音：「我們也想升級，但沒錢。一台新的光刻機要幾百萬美元，外匯額度批不下來。」
王恪問：「如果國家投資，你們有信心把工藝提升到1.5微米嗎？」
廠長眼睛亮了：「有！我們的技術骨幹底子好，就是缺設備、缺材料、缺資金。」
調研組看了生產線，看了實驗室，看了技術人員的宿舍——條件很差，但牆上貼滿了技術圖紙和演算公式。
晚上開座談會。年輕工程師們很激動：「王委員，我們不怕苦，就怕沒方向。您那份規劃建議我們看了，覺得有奔頭！」
王恪很感動。這些人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還在堅持研發。中國晶片的希望，就在這些人身上。
第二站是無錫。這裡有一家中外合資的晶片封裝廠，設備比較新，但核心技術掌握在外方手裡。中方經理悄悄對王恪說：「外方防我們像防賊，關鍵工序都不讓中國人碰。我們想學技術，只能偷看。」
王恪記下了。在調研報告裡，他專門寫了一節：「關於中外合資中的技術轉讓問題」。
第三站是南京。參觀了南京電子技術研究所，這裡在做軍用晶片，工藝水平比民用高，但規模小，成本高。所長說：「我們這些技術，如果能轉到民用，能解決很多問題。但體制障礙太大。」
調研進行了兩周。白天參觀座談，晚上整理資料。王恪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但精神很好——他看到了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的全貌：有困難，有問題，但也有基礎，有人才，有希望。
調研結束，調研組在蘇州閉門寫報告。王恪負責統稿。
報告寫了三萬字，分現狀、問題、建議三部分。建議部分，王恪提出了十條具體措施：設立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建設國家級集成電路研發中心；實施集成電路人才專項計劃；建立產學研用協同創新平台……
寫完最後一個字，已經是凌晨三點。王恪走到陽台上，蘇州的春夜很靜，能聽到遠處運河的水聲。
同屋的電子工業部副司長也走出來，遞給他一支煙：「王委員，抽一支解解乏？」
王恪接過。他平時不抽菸，但今晚破例。
「你說，我們這份報告，能有多大作用？」副司長問。
「不知道。」王恪實話實說，「但寫出來，總比不寫好。有人呼籲，總比沒人呼籲好。」
「是啊。」副司長吐了個煙圈，「我在電子工業部幹了二十年，看著我們的產業起起落落。有時候很灰心——投入不少，但差距好像越拉越大。看了你的規劃，聽了你這段時間的發言，我又覺得有希望了。」
「希望本來就在。」王恪看著遠處的燈火，「在我們參觀的那些工廠里，在那些熬夜畫圖的工程師身上，在那些想為國家做點事的普通人心裡。我們要做的，就是把這些希望聚集起來，變成力量。」
副司長沉默了一會兒，說：「王委員，以後有用得著我的地方，儘管開口。」
「謝謝。」
回到北京，調研組向委員會匯報。宋健主任聽完匯報，當場表示：「這份報告很有價值。我安排印發，送相關部委研究。」
更讓王恪沒想到的是，幾天後，宋健告訴他：「領導看了你們的報告，做了批示。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的事，可以開始論證了。」
這意味著，他提的建議，開始進入國家決策程序了。
王恪給香港打電話時，聲音有些激動：「曉娥，我們做的事情，有用了。」
「我一直相信。」婁曉娥在電話那頭說，「對了，四合院那邊，閻老師聽說你當了國家委員，特意寫了幅字給你。」
「寫的什麼？」
「科技報國。」
四個字，很樸素，但很重。
王恪忽然想起錢學森的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他的使命，也許就是接過前輩的火炬，在科技強國的路上，繼續前行。
路還很長，但他不再是一個人。
有那些白髮蒼蒼卻依然奮鬥的老科學家，有那些在工廠車間埋頭苦幹的工程師，有這片土地上所有渴望國家強大的人。
這些人，就是他的同行者。
而他要做的，就是當好這個「委員」——不辜負這個稱呼，不辜負這個時代。
夜風吹過，帶來玉蘭花的香氣。
王恪翻開筆記本，開始寫下一份材料：《關於設立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的初步方案》。
燈光下，他的影子映在牆上，很堅定。
像一棵樹，正在紮根，正在生長。
而他要做的，就是讓這片森林，越來越茂盛。
王恪站在院門口，看著門楣上那塊不起眼的木牌：「國家信息技術戰略諮詢委員會」。字是燙金的，在陽光下閃著微光。帶他來的鄭主任輕聲說：「王恪同志，就是這裡了。」
推開門，是個標準的北京四合院格局，但改造成了辦公室。正房是會議室，東西廂房是資料室和辦公室。院子裡有棵老槐樹，樹下擺著石桌石凳，幾個工作人員正在整理文件。
「王恪同志來了！」一個五十多歲、戴著眼鏡的女同志迎上來，「我是委員會的辦公室主任，姓李。錢老他們已經在會議室等您了。」
正房的會議室里，長條會議桌旁坐著十幾個人。除了錢學森、王大珩、王淦昌幾位老科學家，還有一些王恪不認識的面孔——從穿著和氣質看，應該是各部委的司局級幹部。
宋健主任坐在主位，看見王恪進來，笑著招手：「小王同志，來來來，坐這邊。」
王恪被安排在宋健右手邊，正對著錢學森。這個位置讓他有點不自在——太顯眼了。
「人都到齊了，我們開會。」宋健開門見山，「今天這個會，主要是兩件事。第一，宣布國家信息技術戰略諮詢委員會的正式成立。第二，討論委員會的工作章程和今年的重點課題。」
他拿起一份紅頭文件：「經國務院批准，國家信息技術戰略諮詢委員會即日成立。委員會的任務是：研究信息技術發展趨勢，評估國家信息技術戰略，提出政策建議，為中央決策提供參考。」
頓了頓，他看向王恪：「委員會設委員二十人，特邀委員五人。委員由相關部委、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負責同志擔任。特邀委員……」他笑了笑，「特邀委員由在信息技術領域有突出貢獻的專家學者、企業家擔任。」
會議室里安靜下來。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王恪。
「經委員會提名，科委批准，」宋健宣讀名單，「聘請王恪同志為國家信息技術戰略諮詢委員會特邀委員。」
掌聲響起。不熱烈，但很鄭重。
王恪站起身，微微鞠躬。他的心跳得有點快——不是激動，是那種突然被賦予重大責任時的鄭重感。
「小王同志，說兩句？」宋健說。
王恪深吸一口氣：「感謝組織的信任。我只是一個做企業的，對信息技術有些實踐體會，但理論水平和政策水平都很有限。能被聘為特邀委員，我很榮幸，也很惶恐。我一定虛心學習，認真履職，不負所托。」
話很短，但很誠懇。錢學森在對面點頭微笑。
「好了，坐下吧。」宋健示意，「接下來討論工作章程。李主任，你把草案發一下。」
文件發到每個人手裡。王恪快速瀏覽：委員會每季度開一次全體會議，每月開一次專題研討會；委員任期三年；每年要提交至少一份研究報告；所有意見建議，通過科委渠道直接報送國務院……
很正式，很規範。
「關於今年的重點課題，」宋健繼續說，「初步確定了三個：一是我國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路徑研究；二是計算機軟體產業扶持政策研究；三是信息技術在現代化建設中應用的戰略規劃。」
他看向王恪：「小王同志，你提交的那份《關於信息產業與集成電路發展的超長期規劃建議》，已經作為委員會的一號參考資料印發給大家了。今天第一個議題，就是討論這個。」
會議室里的氣氛變得嚴肅起來。
一位來自電子工業部的委員先發言：「王恪同志的建議很有遠見，但有些目標是否過於激進？比如，1990年前掌握1.5微米工藝。我們現在連3微米都還沒完全掌握。」
王恪正要回答，錢學森先開口了：「目標要定得高一點。1956年我們制定十二年科技規劃時，很多人說目標太高，結果呢？很多目標提前完成了。」
「錢老說得對。」來自清華大學的委員說，「但也要考慮現實條件。光刻機、離子注入機這些關鍵設備，我們幾乎是從零開始。」
「所以才要集中力量。」王大珩接話，「我建議，成立集成電路專項攻關領導小組，像當年搞『兩彈』一樣，全國一盤棋。」
討論很激烈。有人支持王恪的規劃，認為必須抓住機遇；有人擔心投入太大，擠占其他領域資源；有人質疑技術路線，認為應該先引進消化，再自主創新。
王恪認真聽著，記著筆記。他發現，這些委員雖然觀點不同，但都懷著對國家發展的赤誠之心。爭論是為了把事情做好，不是為了爭個輸贏。
輪到他發言時，他放下筆：「各位委員的意見我都聽了，很受啟發。關於目標的激進程度，我想補充一點：我們定的不是必須完成的目標，是努力方向。就像爬山，我們得先看見山頂在哪裡，才知道往哪個方向走。」
他頓了頓：「關於技術路線，我同意『引進消化再創新』的思路。但引進不是目的，是手段。我們要在引進中學習，在學習中掌握，最終形成自己的技術能力。另外，我建議設立『備胎計劃』——在重點領域，至少要有兩套技術方案，不能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
「備胎計劃？」有人問。
「對。」王恪說，「比如光刻機，我們一方面可以引進國外的先進設備，另一方面要支持國內院所自主研發。哪怕自主研發的暫時不如國外的，也要堅持做。關鍵時刻，有比沒有強。」
這個觀點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同。宋健在筆記本上記了幾筆。
會議從上午九點開到中午十二點。散會時，宋健叫住王恪：「小王同志，留一下。」
等其他人都走了，宋健從抽屜里拿出一個信封：「這是你的聘書。另外，這是委員會的工作證，憑這個證可以進入相關部委查閱非密級資料。」
王恪雙手接過。聘書是紅皮的，上面有國徽圖案。工作證是深藍色的，照片是他上個月在北京照的，表情嚴肅得有點呆。
「謝謝宋主任。」
「別客氣。」宋健說，「你現在是委員會最年輕的委員，又是唯一的企業家代表。我們希望你發揮橋樑作用——把企業的實踐經驗和國家的戰略需求結合起來，把市場的敏銳嗅覺和政策的穩定性結合起來。」
「我盡力。」
「另外，」宋健壓低聲音，「委員會每個月會編發一期《信息技術內參》，直送中央領導。你有什麼好的建議，可以直接寫進去。記住，要寫實情，寫問題，也要寫解決辦法。」
王恪明白了。這不僅是榮譽，更是責任——直接向中央建言的責任。
回到香港的第二天，王恪就感受到了這個新身份帶來的變化。
首先是電話多了。以前是合作夥伴、客戶、媒體找他，現在多了各部委的司局長、各大學的校長、各研究所的所長。電話內容也從商業合作變成了政策諮詢。
「王委員，我是郵電部的老張。想請教您，程控交換機用國產晶片的可行性……」
「王恪同志，我是上海交大的。我們想成立微電子學院，想聽聽您的建議……」
「王總，我是《求是》雜誌的編輯，想約您寫一篇關於信息技術革命的文章……」
王恪一一回應。他讓陳致遠給他安排了一個助理，專門幫他整理資料、安排行程。
更明顯的變化是在各種場合。以前他去北京開會，是「明遠集團的王總」；現在變成了「國家諮詢委員會的王委員」。雖然只是個虛銜，但在很多人眼裡，分量不一樣了。
四月底，王恪再次飛北京，參加委員會的第一次專題研討會。議題是「計算機軟體產業發展」。
這次會議在清華大學的一間會議室舉行。除了委員，還邀請了北大、中科院軟體所、電子工業部軟體司的專家。
會議開始前，錢學森特意把王恪叫到一邊：「小王，今天的會，你要多說。軟體這塊，你比我們這些老傢伙懂。」
「錢老太謙虛了。」
「不是謙虛，是事實。」錢學森認真地說，「你那個方舟作業系統，我聽說了，比國外的更適應中文環境。這就是競爭力。」
會議開始。軟體司的司長先做報告：「……目前我國軟體產業規模很小，主要是為國外硬體做配套。自主作業系統、資料庫、開發工具，幾乎空白。問題在於：人才缺乏，投入不足，市場被國外產品壟斷……」
講得很實，問題抓得很準。
討論環節，一位來自北大的教授說：「我認為，應該集中力量開發我們自己的作業系統。沒有作業系統，軟體產業就是空中樓閣。」
另一位來自產業界的委員反對：「開發作業系統投入太大，周期太長。我們應該先做應用軟體，積累經驗，再向上游延伸。」
爭論又開始了。
王恪等大家說得差不多了，才開口：「我同意開發自主作業系統的必要性。但我想換個角度思考：什麼是作業系統？本質上，它是硬體和軟體之間的翻譯官。翻譯得好不好，關鍵看能不能讓軟體開發者方便，讓最終用戶好用。」
他拿出方舟作業系統的例子：「我們做方舟OS時，沒有追求技術上的最先進，而是追求用戶體驗的最好。比如中文支持，不是簡單地把英文菜單翻譯成中文，而是從底層就支持雙字節字符。比如一鍵恢復，不是技術多複雜，但解決了用戶的大問題。」
會議室里安靜下來，大家都在聽。
「所以我認為，軟體產業的發展，要以應用為導向，以用戶為中心。」王恪繼續說，「作業系統要做，但不要關起門來做。要開放接口，吸引第三方開發者；要建立生態，讓用戶有軟體可用；要疊代改進，根據反饋不斷完善。」
他頓了頓：「另外，我建議設立『軟體創新基金』，專門支持小型軟體公司和獨立開發者。這些人最有創造力，但最缺資金。給他們一點支持，可能就會誕生改變行業的產品。」
這個建議得到了很多人的贊同。軟體司的司長當場表示：「王委員這個建議好，我們可以研究。」
散會後，錢學森拍著王恪的肩：「說得好。做事情，最怕脫離實際。你從企業角度提的建議，最實在。」
王恪苦笑：「就是有點得罪人。剛才那位主張集中力量做作業系統的教授，看我的眼神都不對了。」
「怕什麼。」錢學森笑了，「科學討論，就要有不同聲音。只要是為國家好，爭論是好事。」
五月初，王恪接到了第一個正式任務：帶隊調研長三角地區的集成電路產業現狀。
調研組一行七人，除了王恪，還有電子工業部的一位副司長、中科院微電子所的一位研究員、清華和北大的兩位教授，以及科委的兩位工作人員。
第一站是上海。參觀了一家國營半導體廠——車間很老，設備是七十年代從日本引進的，現在只能做3微米工藝的簡單晶片。廠長五十多歲，說話帶著上海口音：「我們也想升級，但沒錢。一台新的光刻機要幾百萬美元，外匯額度批不下來。」
王恪問：「如果國家投資，你們有信心把工藝提升到1.5微米嗎？」
廠長眼睛亮了：「有！我們的技術骨幹底子好，就是缺設備、缺材料、缺資金。」
調研組看了生產線，看了實驗室，看了技術人員的宿舍——條件很差，但牆上貼滿了技術圖紙和演算公式。
晚上開座談會。年輕工程師們很激動：「王委員，我們不怕苦，就怕沒方向。您那份規劃建議我們看了，覺得有奔頭！」
王恪很感動。這些人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還在堅持研發。中國晶片的希望，就在這些人身上。
第二站是無錫。這裡有一家中外合資的晶片封裝廠，設備比較新，但核心技術掌握在外方手裡。中方經理悄悄對王恪說：「外方防我們像防賊，關鍵工序都不讓中國人碰。我們想學技術，只能偷看。」
王恪記下了。在調研報告裡，他專門寫了一節：「關於中外合資中的技術轉讓問題」。
第三站是南京。參觀了南京電子技術研究所，這裡在做軍用晶片，工藝水平比民用高，但規模小，成本高。所長說：「我們這些技術，如果能轉到民用，能解決很多問題。但體制障礙太大。」
調研進行了兩周。白天參觀座談，晚上整理資料。王恪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但精神很好——他看到了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的全貌：有困難，有問題，但也有基礎，有人才，有希望。
調研結束，調研組在蘇州閉門寫報告。王恪負責統稿。
報告寫了三萬字，分現狀、問題、建議三部分。建議部分，王恪提出了十條具體措施：設立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建設國家級集成電路研發中心；實施集成電路人才專項計劃；建立產學研用協同創新平台……
寫完最後一個字，已經是凌晨三點。王恪走到陽台上，蘇州的春夜很靜，能聽到遠處運河的水聲。
同屋的電子工業部副司長也走出來，遞給他一支煙：「王委員，抽一支解解乏？」
王恪接過。他平時不抽菸，但今晚破例。
「你說，我們這份報告，能有多大作用？」副司長問。
「不知道。」王恪實話實說，「但寫出來，總比不寫好。有人呼籲，總比沒人呼籲好。」
「是啊。」副司長吐了個煙圈，「我在電子工業部幹了二十年，看著我們的產業起起落落。有時候很灰心——投入不少，但差距好像越拉越大。看了你的規劃，聽了你這段時間的發言，我又覺得有希望了。」
「希望本來就在。」王恪看著遠處的燈火，「在我們參觀的那些工廠里，在那些熬夜畫圖的工程師身上，在那些想為國家做點事的普通人心裡。我們要做的，就是把這些希望聚集起來，變成力量。」
副司長沉默了一會兒，說：「王委員，以後有用得著我的地方，儘管開口。」
「謝謝。」
回到北京，調研組向委員會匯報。宋健主任聽完匯報，當場表示：「這份報告很有價值。我安排印發，送相關部委研究。」
更讓王恪沒想到的是，幾天後，宋健告訴他：「領導看了你們的報告，做了批示。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的事，可以開始論證了。」
這意味著，他提的建議，開始進入國家決策程序了。
王恪給香港打電話時，聲音有些激動：「曉娥，我們做的事情，有用了。」
「我一直相信。」婁曉娥在電話那頭說，「對了，四合院那邊，閻老師聽說你當了國家委員，特意寫了幅字給你。」
「寫的什麼？」
「科技報國。」
四個字，很樸素，但很重。
王恪忽然想起錢學森的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他的使命，也許就是接過前輩的火炬，在科技強國的路上，繼續前行。
路還很長，但他不再是一個人。
有那些白髮蒼蒼卻依然奮鬥的老科學家，有那些在工廠車間埋頭苦幹的工程師，有這片土地上所有渴望國家強大的人。
這些人，就是他的同行者。
而他要做的，就是當好這個「委員」——不辜負這個稱呼，不辜負這個時代。
夜風吹過，帶來玉蘭花的香氣。
王恪翻開筆記本，開始寫下一份材料：《關於設立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的初步方案》。
燈光下，他的影子映在牆上，很堅定。
像一棵樹，正在紮根，正在生長。
而他要做的，就是讓這片森林，越來越茂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