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2章 提交《關於信息產業與集成電路發展的超長期規劃建議》
從北京回香港的飛機上，王恪幾乎沒合眼。
筆記本攤在小桌板上，密密麻麻寫滿了字，有些地方塗改了又塗改。空姐過來問要不要飲料，他頭也沒抬：「咖啡，謝謝。」
咖啡來了，他喝了一口，繼續寫。筆尖在紙上沙沙作響，像春蠶食葉，又像時間流逝的聲音。
這份《關於信息產業與集成電路發展的超長期規劃建議》，他構思了整整一周。從863計劃研討會結束那天起，他就在想：要說什麼？怎麼說？說到什麼程度？
太超前了，可能被視為天方夜譚；太保守了，又失去指導意義。最後他決定：立足現實，指向未來。用1984年能理解的語言，描述2000年甚至2020年的圖景。
飛機降落時，初稿完成。五十六頁，兩萬八千字。
回到香港的第二天，王恪就把自己關在書房裡修改。
陳致遠來敲門：「王總，東芝那邊催龍芯流片的最終確認文件。」
「放桌上。」王恪頭也沒抬。
「索尼想談VCD光碟格式的標準問題。」
「讓周明遠去。」
「還有，美國《商業周刊》想約專訪……」
「推了。」王恪終於抬頭，眼睛裡都是血絲，「這三天，天大的事也別找我。」
陳致遠看著桌上那摞厚厚的稿紙：「您這是……」
「給國家寫建議書。」王恪揉了揉太陽穴，「比做十個晶片還難。」
確實難。難在要把系統給的未來知識，轉化成這個時代能接受的語言；難在要平衡理想和現實，既要描繪宏偉藍圖，又要給出可行路徑；難在要讓人相信——相信中國能做到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
第三天傍晚，終稿完成。王恪通讀了一遍，然後撥通了北京的長途電話。
「錢老，稿子寫好了。」他的聲音有些沙啞，「我想請您先看看。」
電話那頭，錢學森的聲音很溫和：「寄過來吧。用機要通道，快。」
「我明天飛北京，當面給您。」王恪說，「有些地方，需要當面解釋。」
又見北京。這次是春天了，柳樹抽出嫩芽，風也軟了。
錢學森的辦公室里，王恪把裝訂好的建議書放在桌上。藍色封皮，白色標題，很樸素。
「這麼厚？」錢學森戴上老花鏡。
「分了六個部分。」王恪說，「現狀分析、目標設定、技術路線、產業布局、政策建議、風險應對。」
錢學森翻開第一頁。前言很短：
「信息技術是當代科技革命的核心，集成電路是信息技術的基礎。抓住了這兩樣，就抓住了現代化的牛鼻子。本規劃建議的時間跨度是1985-2010年，分三步走：第一步追趕，第二步並跑，第三步領跑。核心思想是：集中力量，重點突破，生態構建，人才先行。」
老人點點頭，繼續往下看。
第一部分是現狀分析。王恪列了張表：中國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在晶片製造工藝上，差2-3代；在設計能力上，差1-2代；在軟體生態上，幾乎空白。但優勢也有：市場巨大，人才潛力大，國家意志強。
「這個評估很客觀。」錢學森說，「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樂觀。」
第二部分是目標設定。王恪提出了三個階段目標：
1985-1990年（追趕期）：掌握1.5微米工藝，實現中低端晶片自主設計，建立完整的PC產業鏈。
1991-2000年（並跑期）：突破0.8微米工藝，在部分領域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建成軟體生態。
2001-2010年（領跑期）：進入納米時代，在若干前沿方向引領發展，建成世界級的信息產業體系。
「納米？」錢學森抬頭，「這是什麼單位？」
「十億分之一米。」王恪解釋，「是下一代半導體技術的方向。現在最先進的是1.5微米，未來會發展到0.5微米、0.25微米，最後到納米級。」
錢學森沉思片刻：「有依據嗎？」
「有。摩爾定律——集成電路上可容納的電晶體數量，每18-24個月翻一番。」王恪說，「按這個趨勢推算，到2010年左右，工藝會進入納米時代。」
老人記下了這個詞：「納米……有意思。」
第三部分技術路線，是最核心的。王恪畫了一張巨大的技術樹：從基礎材料（矽片、光刻膠）到製造設備（光刻機、刻蝕機），從設計工具（EDA軟體）到工藝技術（薄膜沉積、離子注入），從晶片產品（CPU、內存、專用晶片）到整機應用（計算機、通訊設備、家電）。
每個分支都標出了關鍵技術節點和突破時間。比如光刻機：1988年前掌握接觸式光刻，1995年前掌握步進式光刻，2005年前嘗試浸潤式光刻。
「這些時間點，你怎麼確定的？」錢學森問。
「結合國際發展趨勢和國內能力。」王恪說，「有些可以快點，比如設計工具，我們有人才基礎；有些必須慢點，比如製造設備，需要長時間積累。」
第四部分產業布局，王恪建議建立「一軸兩翼」的格局：
「一軸」是長江三角洲，以上海為中心，布局晶片製造和高端裝備；
「兩翼」是珠江三角洲（深圳、廣州）和京津冀，前者側重整機製造和消費電子，後者側重研發和人才培養。
他還特別提到了「產業園區」的概念：把設計公司、製造工廠、封測企業、材料供應商集中在一起，形成產業集群，降低物流成本，促進技術交流。
「這個想法好。」錢學森說，「我們搞『兩彈一星』也是集中力量。現代產業，更需要協作。」
第五部分政策建議，王恪寫得很大膽：
設立「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初期規模100億人民幣，以國家資金引導社會資本；
實施「集成電路人才專項計劃」，每年送500名優秀學生出國深造，同時引進海外華人專家；
建立「首台套」政策，對國產設備的首次使用給予補貼，鼓勵應用；
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但同時要防止國外企業濫用專利壁壘……
「這些都需要錢，需要政策，需要協調。」錢學森說，「難度很大。」
「所以需要國家意志。」王恪說，「就像當年搞『兩彈一星』，再難也要搞。」
最後一部分風險應對。王恪列出了可能的風險：技術封鎖、人才流失、市場波動、決策失誤……每個風險都給出了應對策略。
「最壞的情況是，我們投入巨資，但技術路線選錯了，或者市場變了，怎麼辦？」錢學森問。
「所以要堅持『研發一代，儲備一代，預研一代』。」王恪回答，「多條腿走路，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另外，要建立科學的決策機制，多聽取一線專家和企業的意見。」
錢學森看完最後一頁，摘下眼鏡，揉了揉眼睛。辦公室里很安靜，能聽到窗外麻雀的叫聲。
「王恪同志，」老人緩緩開口，「這份建議書……價值連城。」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對著王恪：「我今年七十三歲了。搞了一輩子科研，最深的體會是：方向比努力更重要。你這份規劃，給出了方向——一個清晰、可行、有遠見的方向。」
轉身，他看著王恪：「但你要知道，這只是一個建議。要變成國家戰略，需要很多程序，需要說服很多人，需要克服很多阻力。」
「我明白。」王恪說，「所以我先請您看。如果您覺得可行，我就正式提交。」
「可行。」錢學森毫不猶豫，「不僅可行，而且必要。這樣，我約幾位老同志，我們一起開個小會，你當面講。宋健主任那邊，我也打個招呼。」
三天後，一間小會議室里，坐著七八個人。除了錢學森，還有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以及科委的兩位領導。
王恪站在投影幕前，開始講解。這次他準備得更充分，做了幾十張幻燈片，把文字變成了圖表和圖片。
他講了兩個小時。從矽片講到晶片，從硬體講到軟體，從技術講到產業，從當下講到未來。
沒有人打斷。這些老科學家們聽得極其認真，不時記筆記，不時點頭。
講完後，王淦昌第一個發言：「小王同志，你那個『摩爾定律』，有具體數據支撐嗎？」
「有。」王恪調出另一組幻燈片，「這是英特爾從4004到80286的電晶體數量變化曲線，基本符合18個月翻一番的規律。我們預測，這個趨勢至少會持續到2000年。」
王大珩問：「光刻機，我們一點基礎都沒有，從零開始，來得及嗎？」
「來得及，但必須現在就開始。」王恪說，「我建議，以長春光機所和上海光機所為基礎，成立專項攻關組。同時，可以從國外引進一些二手設備，拆解研究，積累經驗。」
楊嘉墀更關心應用：「晶片造出來，用在哪裡？光是計算機嗎？」
「計算機是主要市場，但不是全部。」王恪又調出一張圖，「通訊設備、工業控制、醫療器械、汽車電子……未來，晶片會像現在的螺絲釘一樣，無處不在。」
科委的一位領導問：「投資規模你估計要多少？」
「第一階段（1985-1990），至少需要50億人民幣。」王恪說，「主要用於設備引進、技術引進、人才培養。其中，國家投入30億，引導社會資本20億。」
「50億！」領導眉頭緊皺，「去年全國科研經費總共才多少？這要砍掉多少其他項目？」
「所以要設立專項資金。」王恪堅持，「信息產業是戰略產業，必須有特殊政策。這50億投下去，十年後可能帶來5000億的產值，帶動整個工業升級。」
錢學森這時候開口了：「我支持小王的意見。50億聽起來多，但分散到六年，每年不到十億。而如果我們現在不投，十年後可能要花500億去追趕，還未必追得上。這個帳，要算大帳，算長遠帳。」
會議室里沉默了一會兒。窗外，夕陽西下，把房間染成金色。
宋健主任最後說：「這樣吧，小王同志，你把建議書正式提交科委。我們組織專家評審，如果評審通過，就按程序上報。」
「謝謝宋主任。」王恪說。
「另外，」宋健看著他，「如果這個規劃獲批，可能需要你更多參與。比如，擔任技術顧問，或者參與具體項目的論證。你有這個準備嗎？」
「隨時準備著。」王恪回答得很乾脆。
離開會議室時，天已經黑了。錢學森送王恪到門口。
「小王，今天表現很好。」老人拍拍他的肩，「但你要有心理準備。這份規劃一旦公開，會有人贊同，也會有人反對。贊同的人說你有遠見，反對的人說你太激進，甚至有人說你好高騖遠。」
「我知道。」王恪說，「但只要對國家有利，我不怕爭議。」
「好。」錢學森點點頭，「記住，做大事的人，要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當年我們搞『兩彈』，反對的聲音也不少。現在看，值不值？」
「值。」王恪說。
「那就去做。」老人笑了，「我們這些老傢伙，還能再支持你幾年。以後，就靠你們年輕人了。」
王恪深深鞠躬，轉身離開。
走在春夜的北京街頭，風還是涼的，但心裡很暖。
系統界面在眼前展開，情緒點平穩增長——來自那些老科學家的認可，來自一種更深沉的家國情懷的共鳴。
但他關掉了界面。
他知道，從今天起，他不再只是一個企業家，他成了一個國家戰略的建言者，一個產業未來的描畫者。
肩上的擔子更重了，但腳下的路也更清晰了。
回到賓館，他給香港打了電話。
婁曉娥接的：「怎麼樣了？」
「建議書提交了。」王恪說，「可能要經常跑北京了。」
「為國家做事，應該的。」婁曉娥輕聲說，「家裡你放心。」
陳致遠接過電話：「王總，公司這邊……」
「正常運轉。」王恪說，「另外，通知張維，加快龍芯的進度。通知吳志強，資料庫要儘快商用。通知周明遠，VCD要擴大產能。我們得拿出實績，證明我們的規劃不是空談。」
「明白！」
掛了電話，王恪走到窗前。北京的夜空，星星不多，但很亮。
他想起建議書的最後一句話：
「集成電路和信息產業，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這場戰爭，關乎國運，關乎未來。我們這一代人，有幸站在歷史的關口，有責任，也有能力，打贏這場戰爭。」
寫的時候，他覺得這話有點大。但現在，他相信了。
因為他不是一個人。
有那些白髮蒼蒼卻依然奮鬥的老科學家，有那些渴望改變命運的年輕工程師，有這片古老土地上千千萬萬想要國家強大起來的普通人。
這些人，就是他的底氣。
夜風吹過，帶著玉蘭花的香氣。
春天真的來了。
而一個產業的春天，也正在到來。
王恪相信，十年後，二十年後，當人們回顧這段歷史時，會記得這個春天的夜晚，記得這份薄薄卻厚重的規劃建議。
因為它開啟的，是一個時代。
一個中國芯、中國造的時代。
而他，有幸成為這個時代的書寫者之一。
足夠了。
燈光下，他翻開筆記本，開始寫下一份材料：關於成立「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的初步構想。
窗外的北京，漸漸沉入夢鄉。
而他的筆，還在沙沙作響。
像種子破土的聲音。
像時代前進的腳步。
筆記本攤在小桌板上，密密麻麻寫滿了字，有些地方塗改了又塗改。空姐過來問要不要飲料，他頭也沒抬：「咖啡，謝謝。」
咖啡來了，他喝了一口，繼續寫。筆尖在紙上沙沙作響，像春蠶食葉，又像時間流逝的聲音。
這份《關於信息產業與集成電路發展的超長期規劃建議》，他構思了整整一周。從863計劃研討會結束那天起，他就在想：要說什麼？怎麼說？說到什麼程度？
太超前了，可能被視為天方夜譚；太保守了，又失去指導意義。最後他決定：立足現實，指向未來。用1984年能理解的語言，描述2000年甚至2020年的圖景。
飛機降落時，初稿完成。五十六頁，兩萬八千字。
回到香港的第二天，王恪就把自己關在書房裡修改。
陳致遠來敲門：「王總，東芝那邊催龍芯流片的最終確認文件。」
「放桌上。」王恪頭也沒抬。
「索尼想談VCD光碟格式的標準問題。」
「讓周明遠去。」
「還有，美國《商業周刊》想約專訪……」
「推了。」王恪終於抬頭，眼睛裡都是血絲，「這三天，天大的事也別找我。」
陳致遠看著桌上那摞厚厚的稿紙：「您這是……」
「給國家寫建議書。」王恪揉了揉太陽穴，「比做十個晶片還難。」
確實難。難在要把系統給的未來知識，轉化成這個時代能接受的語言；難在要平衡理想和現實，既要描繪宏偉藍圖，又要給出可行路徑；難在要讓人相信——相信中國能做到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
第三天傍晚，終稿完成。王恪通讀了一遍，然後撥通了北京的長途電話。
「錢老，稿子寫好了。」他的聲音有些沙啞，「我想請您先看看。」
電話那頭，錢學森的聲音很溫和：「寄過來吧。用機要通道，快。」
「我明天飛北京，當面給您。」王恪說，「有些地方，需要當面解釋。」
又見北京。這次是春天了，柳樹抽出嫩芽，風也軟了。
錢學森的辦公室里，王恪把裝訂好的建議書放在桌上。藍色封皮，白色標題，很樸素。
「這麼厚？」錢學森戴上老花鏡。
「分了六個部分。」王恪說，「現狀分析、目標設定、技術路線、產業布局、政策建議、風險應對。」
錢學森翻開第一頁。前言很短：
「信息技術是當代科技革命的核心，集成電路是信息技術的基礎。抓住了這兩樣，就抓住了現代化的牛鼻子。本規劃建議的時間跨度是1985-2010年，分三步走：第一步追趕，第二步並跑，第三步領跑。核心思想是：集中力量，重點突破，生態構建，人才先行。」
老人點點頭，繼續往下看。
第一部分是現狀分析。王恪列了張表：中國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在晶片製造工藝上，差2-3代；在設計能力上，差1-2代；在軟體生態上，幾乎空白。但優勢也有：市場巨大，人才潛力大，國家意志強。
「這個評估很客觀。」錢學森說，「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樂觀。」
第二部分是目標設定。王恪提出了三個階段目標：
1985-1990年（追趕期）：掌握1.5微米工藝，實現中低端晶片自主設計，建立完整的PC產業鏈。
1991-2000年（並跑期）：突破0.8微米工藝，在部分領域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建成軟體生態。
2001-2010年（領跑期）：進入納米時代，在若干前沿方向引領發展，建成世界級的信息產業體系。
「納米？」錢學森抬頭，「這是什麼單位？」
「十億分之一米。」王恪解釋，「是下一代半導體技術的方向。現在最先進的是1.5微米，未來會發展到0.5微米、0.25微米，最後到納米級。」
錢學森沉思片刻：「有依據嗎？」
「有。摩爾定律——集成電路上可容納的電晶體數量，每18-24個月翻一番。」王恪說，「按這個趨勢推算，到2010年左右，工藝會進入納米時代。」
老人記下了這個詞：「納米……有意思。」
第三部分技術路線，是最核心的。王恪畫了一張巨大的技術樹：從基礎材料（矽片、光刻膠）到製造設備（光刻機、刻蝕機），從設計工具（EDA軟體）到工藝技術（薄膜沉積、離子注入），從晶片產品（CPU、內存、專用晶片）到整機應用（計算機、通訊設備、家電）。
每個分支都標出了關鍵技術節點和突破時間。比如光刻機：1988年前掌握接觸式光刻，1995年前掌握步進式光刻，2005年前嘗試浸潤式光刻。
「這些時間點，你怎麼確定的？」錢學森問。
「結合國際發展趨勢和國內能力。」王恪說，「有些可以快點，比如設計工具，我們有人才基礎；有些必須慢點，比如製造設備，需要長時間積累。」
第四部分產業布局，王恪建議建立「一軸兩翼」的格局：
「一軸」是長江三角洲，以上海為中心，布局晶片製造和高端裝備；
「兩翼」是珠江三角洲（深圳、廣州）和京津冀，前者側重整機製造和消費電子，後者側重研發和人才培養。
他還特別提到了「產業園區」的概念：把設計公司、製造工廠、封測企業、材料供應商集中在一起，形成產業集群，降低物流成本，促進技術交流。
「這個想法好。」錢學森說，「我們搞『兩彈一星』也是集中力量。現代產業，更需要協作。」
第五部分政策建議，王恪寫得很大膽：
設立「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初期規模100億人民幣，以國家資金引導社會資本；
實施「集成電路人才專項計劃」，每年送500名優秀學生出國深造，同時引進海外華人專家；
建立「首台套」政策，對國產設備的首次使用給予補貼，鼓勵應用；
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但同時要防止國外企業濫用專利壁壘……
「這些都需要錢，需要政策，需要協調。」錢學森說，「難度很大。」
「所以需要國家意志。」王恪說，「就像當年搞『兩彈一星』，再難也要搞。」
最後一部分風險應對。王恪列出了可能的風險：技術封鎖、人才流失、市場波動、決策失誤……每個風險都給出了應對策略。
「最壞的情況是，我們投入巨資，但技術路線選錯了，或者市場變了，怎麼辦？」錢學森問。
「所以要堅持『研發一代，儲備一代，預研一代』。」王恪回答，「多條腿走路，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另外，要建立科學的決策機制，多聽取一線專家和企業的意見。」
錢學森看完最後一頁，摘下眼鏡，揉了揉眼睛。辦公室里很安靜，能聽到窗外麻雀的叫聲。
「王恪同志，」老人緩緩開口，「這份建議書……價值連城。」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對著王恪：「我今年七十三歲了。搞了一輩子科研，最深的體會是：方向比努力更重要。你這份規劃，給出了方向——一個清晰、可行、有遠見的方向。」
轉身，他看著王恪：「但你要知道，這只是一個建議。要變成國家戰略，需要很多程序，需要說服很多人，需要克服很多阻力。」
「我明白。」王恪說，「所以我先請您看。如果您覺得可行，我就正式提交。」
「可行。」錢學森毫不猶豫，「不僅可行，而且必要。這樣，我約幾位老同志，我們一起開個小會，你當面講。宋健主任那邊，我也打個招呼。」
三天後，一間小會議室里，坐著七八個人。除了錢學森，還有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以及科委的兩位領導。
王恪站在投影幕前，開始講解。這次他準備得更充分，做了幾十張幻燈片，把文字變成了圖表和圖片。
他講了兩個小時。從矽片講到晶片，從硬體講到軟體，從技術講到產業，從當下講到未來。
沒有人打斷。這些老科學家們聽得極其認真，不時記筆記，不時點頭。
講完後，王淦昌第一個發言：「小王同志，你那個『摩爾定律』，有具體數據支撐嗎？」
「有。」王恪調出另一組幻燈片，「這是英特爾從4004到80286的電晶體數量變化曲線，基本符合18個月翻一番的規律。我們預測，這個趨勢至少會持續到2000年。」
王大珩問：「光刻機，我們一點基礎都沒有，從零開始，來得及嗎？」
「來得及，但必須現在就開始。」王恪說，「我建議，以長春光機所和上海光機所為基礎，成立專項攻關組。同時，可以從國外引進一些二手設備，拆解研究，積累經驗。」
楊嘉墀更關心應用：「晶片造出來，用在哪裡？光是計算機嗎？」
「計算機是主要市場，但不是全部。」王恪又調出一張圖，「通訊設備、工業控制、醫療器械、汽車電子……未來，晶片會像現在的螺絲釘一樣，無處不在。」
科委的一位領導問：「投資規模你估計要多少？」
「第一階段（1985-1990），至少需要50億人民幣。」王恪說，「主要用於設備引進、技術引進、人才培養。其中，國家投入30億，引導社會資本20億。」
「50億！」領導眉頭緊皺，「去年全國科研經費總共才多少？這要砍掉多少其他項目？」
「所以要設立專項資金。」王恪堅持，「信息產業是戰略產業，必須有特殊政策。這50億投下去，十年後可能帶來5000億的產值，帶動整個工業升級。」
錢學森這時候開口了：「我支持小王的意見。50億聽起來多，但分散到六年，每年不到十億。而如果我們現在不投，十年後可能要花500億去追趕，還未必追得上。這個帳，要算大帳，算長遠帳。」
會議室里沉默了一會兒。窗外，夕陽西下，把房間染成金色。
宋健主任最後說：「這樣吧，小王同志，你把建議書正式提交科委。我們組織專家評審，如果評審通過，就按程序上報。」
「謝謝宋主任。」王恪說。
「另外，」宋健看著他，「如果這個規劃獲批，可能需要你更多參與。比如，擔任技術顧問，或者參與具體項目的論證。你有這個準備嗎？」
「隨時準備著。」王恪回答得很乾脆。
離開會議室時，天已經黑了。錢學森送王恪到門口。
「小王，今天表現很好。」老人拍拍他的肩，「但你要有心理準備。這份規劃一旦公開，會有人贊同，也會有人反對。贊同的人說你有遠見，反對的人說你太激進，甚至有人說你好高騖遠。」
「我知道。」王恪說，「但只要對國家有利，我不怕爭議。」
「好。」錢學森點點頭，「記住，做大事的人，要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當年我們搞『兩彈』，反對的聲音也不少。現在看，值不值？」
「值。」王恪說。
「那就去做。」老人笑了，「我們這些老傢伙，還能再支持你幾年。以後，就靠你們年輕人了。」
王恪深深鞠躬，轉身離開。
走在春夜的北京街頭，風還是涼的，但心裡很暖。
系統界面在眼前展開，情緒點平穩增長——來自那些老科學家的認可，來自一種更深沉的家國情懷的共鳴。
但他關掉了界面。
他知道，從今天起，他不再只是一個企業家，他成了一個國家戰略的建言者，一個產業未來的描畫者。
肩上的擔子更重了，但腳下的路也更清晰了。
回到賓館，他給香港打了電話。
婁曉娥接的：「怎麼樣了？」
「建議書提交了。」王恪說，「可能要經常跑北京了。」
「為國家做事，應該的。」婁曉娥輕聲說，「家裡你放心。」
陳致遠接過電話：「王總，公司這邊……」
「正常運轉。」王恪說，「另外，通知張維，加快龍芯的進度。通知吳志強，資料庫要儘快商用。通知周明遠，VCD要擴大產能。我們得拿出實績，證明我們的規劃不是空談。」
「明白！」
掛了電話，王恪走到窗前。北京的夜空，星星不多，但很亮。
他想起建議書的最後一句話：
「集成電路和信息產業，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這場戰爭，關乎國運，關乎未來。我們這一代人，有幸站在歷史的關口，有責任，也有能力，打贏這場戰爭。」
寫的時候，他覺得這話有點大。但現在，他相信了。
因為他不是一個人。
有那些白髮蒼蒼卻依然奮鬥的老科學家，有那些渴望改變命運的年輕工程師，有這片古老土地上千千萬萬想要國家強大起來的普通人。
這些人，就是他的底氣。
夜風吹過，帶著玉蘭花的香氣。
春天真的來了。
而一個產業的春天，也正在到來。
王恪相信，十年後，二十年後，當人們回顧這段歷史時，會記得這個春天的夜晚，記得這份薄薄卻厚重的規劃建議。
因為它開啟的，是一個時代。
一個中國芯、中國造的時代。
而他，有幸成為這個時代的書寫者之一。
足夠了。
燈光下，他翻開筆記本，開始寫下一份材料：關於成立「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的初步構想。
窗外的北京，漸漸沉入夢鄉。
而他的筆，還在沙沙作響。
像種子破土的聲音。
像時代前進的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