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9章 與內地科研院所的合作初探
1980年2月，香港明遠實驗室。
陳致遠博士盯著眼前複雜的電路圖，已經連續工作了十二個小時。辦公室里堆滿了草稿紙，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公式和計算。窗外維多利亞港的夜景璀璨如星，但他無心欣賞——第四代計算器晶片的設計遇到了瓶頸，功耗始終降不下來。
「陳博士，這麼晚還不走？」助理小林端著一杯咖啡走進來。
「走不了。」陳致遠揉著發脹的太陽穴，「卡在電源管理這塊了。我們試了七種方案，功耗最多降低15%，離目標還差一半。」
「要不……休息一下？明天再想？」
「明天還有明天的事。」陳致遠喝了口咖啡，苦澀讓他稍微清醒了些，「小林，你說為什麼美國人的晶片能做到那麼低的功耗？」
「人家投入大啊。」小林說，「我聽說英特爾去年研發投入就超過一億美元，我們整個實驗室的預算才……」
話沒說完，辦公室的門被推開了。王恪拿著一份文件走進來，臉上帶著一種奇異的興奮。
「陳博士，有個機會，可能會解決你的問題。」
「什麼機會？」
「跟內地科研院所合作的機會。」王恪把文件放在桌上，「清華大學無線電系，發來了合作邀請。」
陳致遠愣住了。清華大學？那個在北平（北京）的頂尖學府？他們怎麼會知道明遠實驗室？
王恪看出了他的疑惑：「還記得深圳電子設備廠那個劉建國嗎？他有個表哥在清華讀研究生，把我們的技術轉讓事跡告訴了系裡。系主任親自寫信來，希望能合作研發適合中國國情的新型計算器晶片。」
陳致遠拿起信件。信紙是普通的白紙，字是手寫的，一筆一划很工整：
「尊敬的王恪先生台鑒：欣聞貴公司在深圳技術轉讓之善舉，甚為欽佩。我系長期致力於微電子技術研究，有一定理論基礎，但缺乏產業化經驗。貴公司有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若能與我國科研力量結合，必能開發出適合我國實際需要之產品。盼能面談合作事宜。清華大學無線電系主任 張明遠 謹上」
信很短，但誠意很足。
「王總，您怎麼想？」陳致遠問。
「我覺得可以試試。」王恪說，「陳博士，你不是一直抱怨實驗室的年輕工程師基礎理論不夠紮實嗎？清華的學生，理論功底絕對過硬。我們缺的是產業化經驗，他們缺的是實踐機會。互補。」
「可是……內地的情況我們不了解。」陳致遠猶豫，「科研體制、工作方式、甚至思維模式，可能都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要『初探』。」王恪在「初探」兩個字上加重了語氣，「先小範圍合作，先易後難。我計劃從三個方面入手：第一，聯合研發低成本計算器晶片；第二，合作培養研究生；第三，共同申請科研項目。」
陳致遠沉思了一會兒：「那……先從哪個開始？」
「從最具體的開始。」王恪說，「內地市場最需要什麼？是便宜、耐用、功能實用的計算器。不是我們賣到美國的那種高端產品。我們可以和清華合作，設計一款針對中國市場的低成本晶片。」
這個提議打動了陳致遠。作為一個工程師，他太清楚「適合市場需求」的重要性了。明遠計算器之所以競爭不過日本產品，就是因為太追求高性能高價格，忽視了龐大的低端市場。
「好，我同意。」陳致遠說，「但怎麼合作？是他們派人來香港，還是我們去北京？」
「都去。」王恪眼睛亮了，「我們先派一個小團隊去清華考察，了解他們的能力。然後邀請他們的師生來香港交流。人員流動起來，思想才能碰撞。」
三天後，一個五人考察組從香港出發了。帶隊的是陳致遠，成員包括兩個晶片設計師、一個工藝工程師，還有陳小虎——王恪特意讓他跟著，說「你需要見見更大的世界」。
從香港到北京，要先坐火車到廣州，再從廣州坐三十多個小時的火車到北京。一路上，陳致遠看到了一個與香港完全不同的中國——貧窮，但充滿生機。火車站擠滿了人，車廂里瀰漫著煙味、汗味和各種食物的味道。但那些人的眼睛裡，有一種香港人少見的堅韌和希望。
「陳博士，您看。」陳小虎指著窗外，「那些田裡的農民，還在用牛耕地。」
「但他們有土地。」陳致遠感慨，「香港人住鴿子籠，他們住得再差也有院子。這就是不同。」
到北京時是清晨。二月的北京，寒風刺骨，天空是鉛灰色的。清華園裡，光禿禿的樹枝在風中搖晃，學生們穿著厚厚的棉襖，騎著自行車匆匆而過。
無線電系在一棟老式的紅磚樓里。樓道里瀰漫著一股混合著機油、松香和舊書的味道。系主任張明遠是個六十多歲的老教授，頭髮花白，戴著厚厚的眼鏡，說話帶著濃重的江浙口音。
「歡迎歡迎！」張教授熱情地握著陳致遠的手，「一路辛苦了！先到會議室暖和暖和，喝口熱水。」
會議室很簡單，幾張舊桌椅，一個煤爐子，牆上掛著毛主席像和世界地圖。但讓陳致遠驚訝的是，黑板上寫滿了複雜的微電子公式，有些思路很新穎。
「這是我們幾個研究生在研究的課題。」張教授不好意思地說，「條件簡陋，讓各位見笑了。」
「不簡陋。」陳致遠認真地看著黑板，「張教授，這個關於降低漏電流的設計思路，很巧妙。我們實驗室都沒想到。」
張教授眼睛一亮：「陳博士看得懂？」
「當然。」陳致遠走到黑板前，拿起粉筆，「但這裡有個問題——您這個結構，製造工藝要求太高，以國內現有的光刻機精度，可能做不出來。」
「是啊。」張教授嘆氣，「我們紙上談兵可以，真要流片（晶片試生產），就得送到上海去，一次要等三個月，費用還貴得嚇人。」
接下來的三天，考察組參觀了清華的實驗室。條件確實簡陋——儀器大多是五六十年代的，有些還是從蘇聯進口的老古董。計算機只有一台，還是用紙帶輸入的。但讓香港工程師們震撼的是，這裡的研究生們對技術的熱情和鑽研精神。
「陳博士，您看這個。」一個叫王建國的研究生展示他的設計，「我分析了卡西歐計算器的晶片，發現他們用了一種很巧妙的結構來節省電晶體。我想，如果我們借鑑這個思路，但用更簡單的工藝實現，也許能降低成本。」
陳致遠仔細看著圖紙。這個年輕人只有二十三四歲，但思路很清晰，設計很紮實。
「你這個想法很好。」陳致遠說，「但有個問題——卡西歐的結構需要高精度的光刻，你打算怎麼用低精度設備實現？」
王建國想了想，拿起筆在紙上畫起來：「我想可以這樣——把複雜結構拆解成幾個簡單結構的組合，雖然電晶體用得多一點，但工藝要求降低了。」
這個思路讓陳致遠茅塞頓開。是啊，為什麼一定要追求最精簡的設計？在中國現有的條件下，也許「笨辦法」才是好辦法。
晚上，考察組和清華的師生座談。煤爐燒得正旺，茶水在搪瓷缸里冒著熱氣。
「陳博士，我有個問題。」一個女研究生怯生生地問，「香港的工程師，一個月掙多少錢？」
這個問題很直接，會議室安靜下來。所有人都看著陳致遠。
陳致遠想了想，如實回答：「剛畢業的大學生，大概一千港幣一個月。有經驗的工程師，三千到五千。像我這樣的，大概八千。」
數字一出來，會議室里響起一片倒吸冷氣的聲音。當時內地一個大學教授，月薪才一百多元人民幣。
「那……那你們會看不起我們嗎？」女研究生又問，「我們這裡這麼窮，設備這麼落後。」
陳致遠看著她年輕而認真的臉，忽然想起自己剛去美國時的情景——也是這麼自卑，這麼渴望被認可。
「不會。」他誠懇地說，「技術不分貧富，智慧不分地域。你們在這麼艱苦的條件下，還能做出這樣的研究，我只有敬佩。」
女研究生的眼睛紅了：「謝謝您，陳博士。」
座談會一直開到深夜。香港工程師講香港的發展，清華師生講內地的現狀。大家發現，雖然環境不同，但面對的技術難題、追求的技術夢想，是一樣的。
考察結束前一天，陳致遠和張教授單獨談話。
「張教授，我們初步想法是，合作研發一款低成本計算器晶片。」陳致遠說，「你們出理論設計，我們出工藝實現。成果共享，利益分成。」
「具體怎麼操作？」張教授很務實。
「分三步。」陳致遠說，「第一步，你們派兩到三名師生去香港，在我們的實驗室工作半年，熟悉現代晶片設計流程。第二步，共同成立項目組，研發針對內地市場的晶片。第三步，產品成功後，利潤的20%作為清華無線電系的發展基金。」
張教授激動地站起來：「陳博士，您……您這是……」
「這是雙贏。」陳致遠說，「我們有技術，但需要適合中國市場的產品設計。你們有設計能力，但需要產業化的平台。合作，才能做出真正有意義的東西。」
「好！好！」張教授連說兩個好字，「我這就向學校匯報，儘快啟動！」
回到香港，陳致遠向王恪詳細匯報了考察情況。
「清華的學生，基礎之紮實，超出我的想像。」陳致遠感慨，「但他們太缺乏實踐機會了。很多設計停留在紙面上，不知道能不能實現，不知道成本多少。」
「所以我們的合作才有意義。」王恪說，「陳博士，我有個更大膽的想法——我們能不能和清華聯合培養研究生？學生在清華讀理論，來明遠做實踐，畢業時既有學位，又有產業經驗。」
「這個想法好！」陳致遠眼睛亮了，「不過，得先從小範圍開始。第一批，先請兩個清華的研究生過來。」
一個月後，王建國和那個問工資的女研究生李梅，作為第一批交流學者來到香港。
從北京到香港，對他們來說像是從另一個世界來到這個世界。高樓大廈、車水馬龍、琳琅滿目的商品……一切都那麼陌生，又那麼吸引人。
「王師兄，這裡……真亮啊。」李梅站在明遠實驗室的落地窗前，看著窗外的夜景，喃喃地說。
「是啊，真亮。」王建國也在看，但他的目光更多停留在實驗室里那些先進的設備上——電子顯微鏡、光刻機、測試儀器……這些在清華只能在教科書上看到的東西，現在就在眼前。
陳致遠親自帶他們參觀。每到一個設備前，他都會詳細講解原理、用途、操作方法。兩個年輕人像海綿一樣吸收著知識，眼睛一刻也不離開那些機器。
但真正的挑戰很快來了。
第一天正式工作，陳致遠給他們布置了任務——設計一個簡單的電源管理模塊。在香港工程師看來，這是入門級的作業。
王建國和李梅在電腦前坐了一天，卻只畫出了一個粗糙的草圖。
「怎麼了？」陳致遠問。
「陳博士，我們……我們沒用過這種設計軟體。」王建國紅著臉說，「在清華，我們都是手繪電路圖。」
陳致遠這才意識到問題所在。他立刻調整計劃：「從今天開始，上午學軟體，下午做設計。晚上我給你們補課。」
接下來的日子，兩個年輕人開始了魔鬼般的學習。早上七點到實驗室，晚上十一點離開。除了吃飯睡覺，所有時間都在學習和工作。
李梅先撐不住了。一天晚上，陳致遠看到她在實驗室角落裡偷偷抹眼淚。
「小李，怎麼了？」
「陳博士，我……我太笨了。」李梅抽泣著，「王師兄已經能獨立設計了，我還連軟體都用不熟。我是不是不該來？」
陳致遠在她對面坐下：「小李，你知道我第一次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時，是什麼感覺嗎？」
李梅搖搖頭。
「我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笨的人。」陳致遠回憶道，「那裡的學生，從小就用計算機，我連鍵盤都不熟。那裡的實驗室，設備先進得像科幻電影，我連開關都不敢碰。我也哭過，也想放棄過。」
「那您……」
「但我堅持下來了。」陳致遠說，「不是因為我聰明，是因為我知道，機會來之不易。現在，你們的機會來了。哭可以，但不能放棄。」
李梅擦乾眼淚：「陳博士，我明白了。」
從那天起，李梅更拼命了。她做了個時間表，精確到每分鐘。軟體操作不熟，就一遍遍練習；電路設計不懂，就一遍遍請教。一個月後，她交出了第一個完整的設計方案。
陳致遠看著那份雖然稚嫩但很嚴謹的設計，欣慰地笑了。
合作項目正式啟動了。目標很明確：設計一款針對中國農村市場的計算器晶片。要求是：成本不超過五元人民幣，功耗要低（因為農村經常停電），要耐用（因為使用環境差），功能要實用（加減乘除、百分比、存儲就夠了）。
清華團隊負責架構設計，明遠團隊負責工藝實現。每周開一次視頻會議——這是1980年，視頻會議還是個新鮮事物，要租用昂貴的衛星線路。
第一次開會時，出現了很多問題。
「張教授，您這個設計，電晶體數量太多了。」陳致遠在屏幕上說，「成本會超標。」
「但我們測試過，這樣設計最穩定。」張教授在北京那邊說，「農村電壓不穩，電晶體多一點，抗干擾能力強。」
「那功耗呢？電晶體多，功耗就大。」
「所以我們加了動態功耗管理……」
兩邊爭論得很激烈，但都是為了把產品做好。最後往往能找到折中方案。
三個月後，第一版設計完成了。陳致遠決定流片試製。
流片很貴，一次要二十萬港幣。王恪批了：「該花的錢要花。」
晶片送到台灣的工廠生產（當時內地還沒有先進的晶片生產線）。等待的一個月里，所有人都很焦慮。
「陳博士，萬一失敗了怎麼辦？」李梅問。
「那就再來。」陳致遠說，「科研就是這樣，失敗是常態，成功是偶然。但只要堅持，偶然會變成必然。」
晶片終於回來了。測試那天，實驗室里擠滿了人。
陳致遠手有些抖。他小心翼翼地把晶片安裝到測試板上，接通電源。
指示燈亮了。
按下第一個鍵，顯示屏上出現了數字。
加減乘除，一切正常。
功耗測試——比設計目標還低了10%。
「成功了！」實驗室里爆發出歡呼聲。
王建國和李梅抱在一起，又哭又笑。這是他們第一次參與設計的晶片，從理論到實踐，從圖紙到實物。
陳致遠拿起那片小小的晶片，在燈光下仔細看著。它很粗糙，工藝水平只相當於國際上五年前的水平。但它適合中國，適合那些需要計算器但又買不起進口產品的農民、小販、學生。
「給它起個名字吧。」王恪說。
陳致遠想了想：「就叫『啟明一號』吧。啟明星，照亮黎明前的黑暗。」
「好名字。」
第一批「啟明一號」晶片生產了十萬片。深圳電子設備廠用這些晶片，生產出了「長城牌」計算器，定價二十八元人民幣——只有進口產品價格的三分之一。
產品上市後，反響出乎意料地好。不僅農村需要，學校、機關、小企業都需要。三個月就賣出了五萬台。
更讓人高興的是，這些計算器真的幫到了人。
王恪收到了一封來自陝西農村的信：
「尊敬的王恪先生：我是陝西一個農村小學的老師。學校買了一台『長城』計算器，孩子們可喜歡了。以前學數學，只能扒拉算盤，現在有了計算器，學得快多了。有個孩子說，他長大了也要造計算器。謝謝你們造出這麼好的東西，還賣這麼便宜。此致，敬禮。教師 趙大山」
王恪把這封信複印了，發給每一個參與項目的人。
陳致遠看著信，眼睛濕潤了：「王總，我現在明白了。技術最大的價值，不是多先進，是多有用。」
「對。」王恪點頭，「這就是我們和清華合作的意義——把先進的技術，變成有用的產品。」
合作繼續深化。第二批清華學生來了，項目也從計算器晶片擴展到其他領域——適合農村的小型發電機控制晶片、適合鄉鎮企業的簡易數控系統……
明遠實驗室和清華無線電系，簽訂了長期合作協議。王恪兌現承諾，把「長城」計算器利潤的20%，設立了「清華-明遠微電子發展基金」，用於支持基礎研究和人才培養。
一年後，在合作周年座談會上，張教授感慨地說：「這一年的合作，對我們系的影響，比過去十年都大。學生們看到了技術的實際應用，老師們了解了產業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我們知道了，中國的技術發展，不能閉門造車，要開放合作。」
王恪回應：「我們也學到了很多。從清華師生身上，我們看到了什麼叫『自力更生』，什麼叫『刻苦鑽研』。這些精神，是香港年輕人缺少的。」
合作還在繼續。
王建國和李梅結束了一年的交流，要回北京了。臨走前，陳致遠問他們有什麼打算。
「我想留校。」李梅說，「把在香港學到的，教給更多的學生。」
「我想去深圳。」王建國說，「明遠在蛇口的工廠需要技術主管，王總問我去不去。我想去，把『啟明一號』做得更好。」
「都好。」陳致遠拍拍他們的肩，「記住，不管在哪裡，都要做有意義的事。」
送走兩個年輕人，陳致遠站在實驗室窗前。窗外，香港的燈火依舊璀璨。但他知道，在遙遠的北京，在清華園裡，也有一些燈火，為了中國的技術進步，徹夜不熄。
而這些燈火，正在連成一片。
從香港到北京，從實驗室到工廠，從圖紙到產品。
這就是合作的力量。
它讓技術流動，讓思想碰撞，讓夢想成真。
陳致遠博士盯著眼前複雜的電路圖，已經連續工作了十二個小時。辦公室里堆滿了草稿紙，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公式和計算。窗外維多利亞港的夜景璀璨如星，但他無心欣賞——第四代計算器晶片的設計遇到了瓶頸，功耗始終降不下來。
「陳博士，這麼晚還不走？」助理小林端著一杯咖啡走進來。
「走不了。」陳致遠揉著發脹的太陽穴，「卡在電源管理這塊了。我們試了七種方案，功耗最多降低15%，離目標還差一半。」
「要不……休息一下？明天再想？」
「明天還有明天的事。」陳致遠喝了口咖啡，苦澀讓他稍微清醒了些，「小林，你說為什麼美國人的晶片能做到那麼低的功耗？」
「人家投入大啊。」小林說，「我聽說英特爾去年研發投入就超過一億美元，我們整個實驗室的預算才……」
話沒說完，辦公室的門被推開了。王恪拿著一份文件走進來，臉上帶著一種奇異的興奮。
「陳博士，有個機會，可能會解決你的問題。」
「什麼機會？」
「跟內地科研院所合作的機會。」王恪把文件放在桌上，「清華大學無線電系，發來了合作邀請。」
陳致遠愣住了。清華大學？那個在北平（北京）的頂尖學府？他們怎麼會知道明遠實驗室？
王恪看出了他的疑惑：「還記得深圳電子設備廠那個劉建國嗎？他有個表哥在清華讀研究生，把我們的技術轉讓事跡告訴了系裡。系主任親自寫信來，希望能合作研發適合中國國情的新型計算器晶片。」
陳致遠拿起信件。信紙是普通的白紙，字是手寫的，一筆一划很工整：
「尊敬的王恪先生台鑒：欣聞貴公司在深圳技術轉讓之善舉，甚為欽佩。我系長期致力於微電子技術研究，有一定理論基礎，但缺乏產業化經驗。貴公司有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若能與我國科研力量結合，必能開發出適合我國實際需要之產品。盼能面談合作事宜。清華大學無線電系主任 張明遠 謹上」
信很短，但誠意很足。
「王總，您怎麼想？」陳致遠問。
「我覺得可以試試。」王恪說，「陳博士，你不是一直抱怨實驗室的年輕工程師基礎理論不夠紮實嗎？清華的學生，理論功底絕對過硬。我們缺的是產業化經驗，他們缺的是實踐機會。互補。」
「可是……內地的情況我們不了解。」陳致遠猶豫，「科研體制、工作方式、甚至思維模式，可能都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要『初探』。」王恪在「初探」兩個字上加重了語氣，「先小範圍合作，先易後難。我計劃從三個方面入手：第一，聯合研發低成本計算器晶片；第二，合作培養研究生；第三，共同申請科研項目。」
陳致遠沉思了一會兒：「那……先從哪個開始？」
「從最具體的開始。」王恪說，「內地市場最需要什麼？是便宜、耐用、功能實用的計算器。不是我們賣到美國的那種高端產品。我們可以和清華合作，設計一款針對中國市場的低成本晶片。」
這個提議打動了陳致遠。作為一個工程師，他太清楚「適合市場需求」的重要性了。明遠計算器之所以競爭不過日本產品，就是因為太追求高性能高價格，忽視了龐大的低端市場。
「好，我同意。」陳致遠說，「但怎麼合作？是他們派人來香港，還是我們去北京？」
「都去。」王恪眼睛亮了，「我們先派一個小團隊去清華考察，了解他們的能力。然後邀請他們的師生來香港交流。人員流動起來，思想才能碰撞。」
三天後，一個五人考察組從香港出發了。帶隊的是陳致遠，成員包括兩個晶片設計師、一個工藝工程師，還有陳小虎——王恪特意讓他跟著，說「你需要見見更大的世界」。
從香港到北京，要先坐火車到廣州，再從廣州坐三十多個小時的火車到北京。一路上，陳致遠看到了一個與香港完全不同的中國——貧窮，但充滿生機。火車站擠滿了人，車廂里瀰漫著煙味、汗味和各種食物的味道。但那些人的眼睛裡，有一種香港人少見的堅韌和希望。
「陳博士，您看。」陳小虎指著窗外，「那些田裡的農民，還在用牛耕地。」
「但他們有土地。」陳致遠感慨，「香港人住鴿子籠，他們住得再差也有院子。這就是不同。」
到北京時是清晨。二月的北京，寒風刺骨，天空是鉛灰色的。清華園裡，光禿禿的樹枝在風中搖晃，學生們穿著厚厚的棉襖，騎著自行車匆匆而過。
無線電系在一棟老式的紅磚樓里。樓道里瀰漫著一股混合著機油、松香和舊書的味道。系主任張明遠是個六十多歲的老教授，頭髮花白，戴著厚厚的眼鏡，說話帶著濃重的江浙口音。
「歡迎歡迎！」張教授熱情地握著陳致遠的手，「一路辛苦了！先到會議室暖和暖和，喝口熱水。」
會議室很簡單，幾張舊桌椅，一個煤爐子，牆上掛著毛主席像和世界地圖。但讓陳致遠驚訝的是，黑板上寫滿了複雜的微電子公式，有些思路很新穎。
「這是我們幾個研究生在研究的課題。」張教授不好意思地說，「條件簡陋，讓各位見笑了。」
「不簡陋。」陳致遠認真地看著黑板，「張教授，這個關於降低漏電流的設計思路，很巧妙。我們實驗室都沒想到。」
張教授眼睛一亮：「陳博士看得懂？」
「當然。」陳致遠走到黑板前，拿起粉筆，「但這裡有個問題——您這個結構，製造工藝要求太高，以國內現有的光刻機精度，可能做不出來。」
「是啊。」張教授嘆氣，「我們紙上談兵可以，真要流片（晶片試生產），就得送到上海去，一次要等三個月，費用還貴得嚇人。」
接下來的三天，考察組參觀了清華的實驗室。條件確實簡陋——儀器大多是五六十年代的，有些還是從蘇聯進口的老古董。計算機只有一台，還是用紙帶輸入的。但讓香港工程師們震撼的是，這裡的研究生們對技術的熱情和鑽研精神。
「陳博士，您看這個。」一個叫王建國的研究生展示他的設計，「我分析了卡西歐計算器的晶片，發現他們用了一種很巧妙的結構來節省電晶體。我想，如果我們借鑑這個思路，但用更簡單的工藝實現，也許能降低成本。」
陳致遠仔細看著圖紙。這個年輕人只有二十三四歲，但思路很清晰，設計很紮實。
「你這個想法很好。」陳致遠說，「但有個問題——卡西歐的結構需要高精度的光刻，你打算怎麼用低精度設備實現？」
王建國想了想，拿起筆在紙上畫起來：「我想可以這樣——把複雜結構拆解成幾個簡單結構的組合，雖然電晶體用得多一點，但工藝要求降低了。」
這個思路讓陳致遠茅塞頓開。是啊，為什麼一定要追求最精簡的設計？在中國現有的條件下，也許「笨辦法」才是好辦法。
晚上，考察組和清華的師生座談。煤爐燒得正旺，茶水在搪瓷缸里冒著熱氣。
「陳博士，我有個問題。」一個女研究生怯生生地問，「香港的工程師，一個月掙多少錢？」
這個問題很直接，會議室安靜下來。所有人都看著陳致遠。
陳致遠想了想，如實回答：「剛畢業的大學生，大概一千港幣一個月。有經驗的工程師，三千到五千。像我這樣的，大概八千。」
數字一出來，會議室里響起一片倒吸冷氣的聲音。當時內地一個大學教授，月薪才一百多元人民幣。
「那……那你們會看不起我們嗎？」女研究生又問，「我們這裡這麼窮，設備這麼落後。」
陳致遠看著她年輕而認真的臉，忽然想起自己剛去美國時的情景——也是這麼自卑，這麼渴望被認可。
「不會。」他誠懇地說，「技術不分貧富，智慧不分地域。你們在這麼艱苦的條件下，還能做出這樣的研究，我只有敬佩。」
女研究生的眼睛紅了：「謝謝您，陳博士。」
座談會一直開到深夜。香港工程師講香港的發展，清華師生講內地的現狀。大家發現，雖然環境不同，但面對的技術難題、追求的技術夢想，是一樣的。
考察結束前一天，陳致遠和張教授單獨談話。
「張教授，我們初步想法是，合作研發一款低成本計算器晶片。」陳致遠說，「你們出理論設計，我們出工藝實現。成果共享，利益分成。」
「具體怎麼操作？」張教授很務實。
「分三步。」陳致遠說，「第一步，你們派兩到三名師生去香港，在我們的實驗室工作半年，熟悉現代晶片設計流程。第二步，共同成立項目組，研發針對內地市場的晶片。第三步，產品成功後，利潤的20%作為清華無線電系的發展基金。」
張教授激動地站起來：「陳博士，您……您這是……」
「這是雙贏。」陳致遠說，「我們有技術，但需要適合中國市場的產品設計。你們有設計能力，但需要產業化的平台。合作，才能做出真正有意義的東西。」
「好！好！」張教授連說兩個好字，「我這就向學校匯報，儘快啟動！」
回到香港，陳致遠向王恪詳細匯報了考察情況。
「清華的學生，基礎之紮實，超出我的想像。」陳致遠感慨，「但他們太缺乏實踐機會了。很多設計停留在紙面上，不知道能不能實現，不知道成本多少。」
「所以我們的合作才有意義。」王恪說，「陳博士，我有個更大膽的想法——我們能不能和清華聯合培養研究生？學生在清華讀理論，來明遠做實踐，畢業時既有學位，又有產業經驗。」
「這個想法好！」陳致遠眼睛亮了，「不過，得先從小範圍開始。第一批，先請兩個清華的研究生過來。」
一個月後，王建國和那個問工資的女研究生李梅，作為第一批交流學者來到香港。
從北京到香港，對他們來說像是從另一個世界來到這個世界。高樓大廈、車水馬龍、琳琅滿目的商品……一切都那麼陌生，又那麼吸引人。
「王師兄，這裡……真亮啊。」李梅站在明遠實驗室的落地窗前，看著窗外的夜景，喃喃地說。
「是啊，真亮。」王建國也在看，但他的目光更多停留在實驗室里那些先進的設備上——電子顯微鏡、光刻機、測試儀器……這些在清華只能在教科書上看到的東西，現在就在眼前。
陳致遠親自帶他們參觀。每到一個設備前，他都會詳細講解原理、用途、操作方法。兩個年輕人像海綿一樣吸收著知識，眼睛一刻也不離開那些機器。
但真正的挑戰很快來了。
第一天正式工作，陳致遠給他們布置了任務——設計一個簡單的電源管理模塊。在香港工程師看來，這是入門級的作業。
王建國和李梅在電腦前坐了一天，卻只畫出了一個粗糙的草圖。
「怎麼了？」陳致遠問。
「陳博士，我們……我們沒用過這種設計軟體。」王建國紅著臉說，「在清華，我們都是手繪電路圖。」
陳致遠這才意識到問題所在。他立刻調整計劃：「從今天開始，上午學軟體，下午做設計。晚上我給你們補課。」
接下來的日子，兩個年輕人開始了魔鬼般的學習。早上七點到實驗室，晚上十一點離開。除了吃飯睡覺，所有時間都在學習和工作。
李梅先撐不住了。一天晚上，陳致遠看到她在實驗室角落裡偷偷抹眼淚。
「小李，怎麼了？」
「陳博士，我……我太笨了。」李梅抽泣著，「王師兄已經能獨立設計了，我還連軟體都用不熟。我是不是不該來？」
陳致遠在她對面坐下：「小李，你知道我第一次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時，是什麼感覺嗎？」
李梅搖搖頭。
「我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笨的人。」陳致遠回憶道，「那裡的學生，從小就用計算機，我連鍵盤都不熟。那裡的實驗室，設備先進得像科幻電影，我連開關都不敢碰。我也哭過，也想放棄過。」
「那您……」
「但我堅持下來了。」陳致遠說，「不是因為我聰明，是因為我知道，機會來之不易。現在，你們的機會來了。哭可以，但不能放棄。」
李梅擦乾眼淚：「陳博士，我明白了。」
從那天起，李梅更拼命了。她做了個時間表，精確到每分鐘。軟體操作不熟，就一遍遍練習；電路設計不懂，就一遍遍請教。一個月後，她交出了第一個完整的設計方案。
陳致遠看著那份雖然稚嫩但很嚴謹的設計，欣慰地笑了。
合作項目正式啟動了。目標很明確：設計一款針對中國農村市場的計算器晶片。要求是：成本不超過五元人民幣，功耗要低（因為農村經常停電），要耐用（因為使用環境差），功能要實用（加減乘除、百分比、存儲就夠了）。
清華團隊負責架構設計，明遠團隊負責工藝實現。每周開一次視頻會議——這是1980年，視頻會議還是個新鮮事物，要租用昂貴的衛星線路。
第一次開會時，出現了很多問題。
「張教授，您這個設計，電晶體數量太多了。」陳致遠在屏幕上說，「成本會超標。」
「但我們測試過，這樣設計最穩定。」張教授在北京那邊說，「農村電壓不穩，電晶體多一點，抗干擾能力強。」
「那功耗呢？電晶體多，功耗就大。」
「所以我們加了動態功耗管理……」
兩邊爭論得很激烈，但都是為了把產品做好。最後往往能找到折中方案。
三個月後，第一版設計完成了。陳致遠決定流片試製。
流片很貴，一次要二十萬港幣。王恪批了：「該花的錢要花。」
晶片送到台灣的工廠生產（當時內地還沒有先進的晶片生產線）。等待的一個月里，所有人都很焦慮。
「陳博士，萬一失敗了怎麼辦？」李梅問。
「那就再來。」陳致遠說，「科研就是這樣，失敗是常態，成功是偶然。但只要堅持，偶然會變成必然。」
晶片終於回來了。測試那天，實驗室里擠滿了人。
陳致遠手有些抖。他小心翼翼地把晶片安裝到測試板上，接通電源。
指示燈亮了。
按下第一個鍵，顯示屏上出現了數字。
加減乘除，一切正常。
功耗測試——比設計目標還低了10%。
「成功了！」實驗室里爆發出歡呼聲。
王建國和李梅抱在一起，又哭又笑。這是他們第一次參與設計的晶片，從理論到實踐，從圖紙到實物。
陳致遠拿起那片小小的晶片，在燈光下仔細看著。它很粗糙，工藝水平只相當於國際上五年前的水平。但它適合中國，適合那些需要計算器但又買不起進口產品的農民、小販、學生。
「給它起個名字吧。」王恪說。
陳致遠想了想：「就叫『啟明一號』吧。啟明星，照亮黎明前的黑暗。」
「好名字。」
第一批「啟明一號」晶片生產了十萬片。深圳電子設備廠用這些晶片，生產出了「長城牌」計算器，定價二十八元人民幣——只有進口產品價格的三分之一。
產品上市後，反響出乎意料地好。不僅農村需要，學校、機關、小企業都需要。三個月就賣出了五萬台。
更讓人高興的是，這些計算器真的幫到了人。
王恪收到了一封來自陝西農村的信：
「尊敬的王恪先生：我是陝西一個農村小學的老師。學校買了一台『長城』計算器，孩子們可喜歡了。以前學數學，只能扒拉算盤，現在有了計算器，學得快多了。有個孩子說，他長大了也要造計算器。謝謝你們造出這麼好的東西，還賣這麼便宜。此致，敬禮。教師 趙大山」
王恪把這封信複印了，發給每一個參與項目的人。
陳致遠看著信，眼睛濕潤了：「王總，我現在明白了。技術最大的價值，不是多先進，是多有用。」
「對。」王恪點頭，「這就是我們和清華合作的意義——把先進的技術，變成有用的產品。」
合作繼續深化。第二批清華學生來了，項目也從計算器晶片擴展到其他領域——適合農村的小型發電機控制晶片、適合鄉鎮企業的簡易數控系統……
明遠實驗室和清華無線電系，簽訂了長期合作協議。王恪兌現承諾，把「長城」計算器利潤的20%，設立了「清華-明遠微電子發展基金」，用於支持基礎研究和人才培養。
一年後，在合作周年座談會上，張教授感慨地說：「這一年的合作，對我們系的影響，比過去十年都大。學生們看到了技術的實際應用，老師們了解了產業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我們知道了，中國的技術發展，不能閉門造車，要開放合作。」
王恪回應：「我們也學到了很多。從清華師生身上，我們看到了什麼叫『自力更生』，什麼叫『刻苦鑽研』。這些精神，是香港年輕人缺少的。」
合作還在繼續。
王建國和李梅結束了一年的交流，要回北京了。臨走前，陳致遠問他們有什麼打算。
「我想留校。」李梅說，「把在香港學到的，教給更多的學生。」
「我想去深圳。」王建國說，「明遠在蛇口的工廠需要技術主管，王總問我去不去。我想去，把『啟明一號』做得更好。」
「都好。」陳致遠拍拍他們的肩，「記住，不管在哪裡，都要做有意義的事。」
送走兩個年輕人，陳致遠站在實驗室窗前。窗外，香港的燈火依舊璀璨。但他知道，在遙遠的北京，在清華園裡，也有一些燈火，為了中國的技術進步，徹夜不熄。
而這些燈火，正在連成一片。
從香港到北京，從實驗室到工廠，從圖紙到產品。
這就是合作的力量。
它讓技術流動，讓思想碰撞，讓夢想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