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8章 首次「技術溢出」：轉讓一條淘汰計算器生產線
1980年1月，香港，明遠電子總部會議室。
窗外的維多利亞港在冬日陽光下波光粼粼，但會議室里的氣氛卻有些凝重。長條會議桌兩側坐著明遠電子的核心管理層，桌上攤開著一份讓所有人皺眉的財務報表。
「王總，婁總，數據都在這裡了。」財務總監李伯推了推眼鏡，聲音低沉，「計算器生產線已經連續三個月虧損。主要原因是日本卡西歐和夏普的新型號價格更低、功能更多，我們的產品競爭力在下降。」
王恪翻看著報表。明遠計算器是1977年推出的產品，曾經風光無限，月銷量最高達到五萬台。但現在，每個月只能賣出不到一萬台，而且利潤微薄。
「生產線的折舊呢？」婁曉娥問。
「還有兩年折舊完畢。」李伯說，「但按現在的銷量，維持生產線運轉的成本都收不回來。我的建議是——關停。」
會議室里一陣沉默。那條生產線是明遠電子的起家之本，三年來生產了兩百多萬台計算器，創造了數千萬港幣的利潤。現在要說關停，每個人心裡都不好受。
「關停之後，設備怎麼處理？」生產總監張建業問，「生產線還很新，直接報廢太可惜了。」
「可以賣給廢品回收公司。」李伯說，「大概能收回五十萬港幣。」
「五十萬？」張建業皺眉，「當初建這條生產線花了五百萬！」
「這就是技術進步的速度。」王恪終於開口，「三年前我們是領先者，三年後我們成了追趕者。這是電子產業的規律，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
他站起來，走到白板前：「但關停生產線，不是唯一的選項。」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我在想，」王恪緩緩地說，「我們能不能把這條生產線，轉讓給內地？」
會議室里頓時炸開了鍋。
「轉讓給內地？他們能消化嗎？」
「內地現在連半導體收音機都造不好，能造計算器？」
「就算能造，技術轉讓費怎麼算？五十萬？一百萬？」
「而且……會不會培養競爭對手？」
王恪等大家安靜下來，才繼續說：「各位，我仔細研究過內地的電子產業現狀。他們有基礎——上海無線電十九廠能生產簡單的集成電路，北京電子管廠能生產電晶體。他們缺的是整機設計、生產工藝和質量控制。」
他在白板上寫下幾個關鍵詞：「而我們有成熟的生產線，有完整的技術文檔，有豐富的管理經驗。這些東西，對我們來說是淘汰的資產，但對內地來說，可能是改變命運的契機。」
婁曉娥若有所思：「你是說……技術溢出？」
「對。」王恪眼睛亮了，「這就是技術溢出——先進地區的技術，向落後地區自然流動。香港現在面臨產業升級，勞動密集型、技術含量低的產業遲早要轉移。與其被動淘汰，不如主動輸出。」
張建業還是擔心：「王總，我理解您的想法。但技術轉讓是個複雜的過程，要培訓工人，要調整設備，要適應內地的供應鏈……我們哪有這個精力？」
「不需要我們親自做。」王恪說，「我們可以把整條生產線打包，包括設備、技術、工藝、管理，一次性轉讓給內地的一家國營電子廠。他們出錢購買，我們派人指導，三個月交接期。之後，他們自己運營。」
李伯快速計算著：「如果按照殘值轉讓，大概兩百萬港幣。扣除拆卸、運輸、培訓成本，能收回一百五十萬左右。比當廢品賣強，但……」
「但更重要的是戰略意義。」王恪接過話頭，「第一，我們在內地有了合作夥伴，建立了關係。第二，我們展示了開放合作的姿態，有利於將來進入內地市場。第三，我們幫助了內地的工業發展，這是長遠投資。」
婁曉娥點點頭：「我支持。不過，選擇哪家工廠很重要。要選有基礎、有潛力、有改革意願的。」
「我已經有了初步人選。」王恪從文件夾里拿出一份資料，「深圳電子設備廠。這家廠1958年建廠，主要生產收音機、擴音機，有八百多名工人，其中技術員一百多人。廠長叫周衛國，五十二歲，是部隊轉業幹部，做事雷厲風行，去年就提出要搞產品升級。」
他把資料分發下去：「最關鍵的是，這家廠現在經營困難，產品滯銷，工人工資都發不出來。他們急需新項目、新技術來改變局面。」
張建業看著資料，還是不太放心：「這樣瀕臨倒閉的廠，能接得住我們的生產線嗎？」
「正因為他們困難，才會珍惜機會。」王恪說，「而且，我們可以設定條件——生產線安裝調試成功後付款，前期只收少量定金。這樣，我們的風險可控，他們的壓力也小。」
會議開了整整一上午。最終，董事會以微弱優勢通過了王恪的提案——將明遠電子淘汰的計算器生產線，以成本價轉讓給深圳電子設備廠。
接下來的一周，明遠電子成立了專門的「技術轉讓項目組」，組長是張建業，副組長是陳小虎——王恪特意把這個年輕人從蛇口調回來，讓他參與這個重要項目。
「小虎，知道為什麼調你回來嗎？」在去深圳的車上，王恪問。
陳小虎有些緊張：「王顧問，我……我不太懂技術轉讓。」
「但你懂蛇口。」王恪說，「你經歷過從無到有的過程，知道內地工廠缺什麼、需要什麼。而且，你是內地人，溝通起來更方便。」
「我明白了。」陳小虎挺直腰板，「我一定完成任務。」
車子通過羅湖口岸，進入深圳。1980年初的深圳，還只是一個小縣城的樣子。街道狹窄，房屋低矮，路上自行車比汽車多。但王恪能感覺到，這座城市正在醞釀著某種變化——工地上塔吊多了，街上穿西裝的人多了，空氣中瀰漫著一股躁動不安的氣息。
深圳電子設備廠在城東的工業區。廠門是兩扇鏽跡斑斑的鐵門，門口掛著白底黑字的牌子，字跡已經斑駁。院子裡，幾棟灰色的廠房沉默地矗立著，有些窗戶玻璃碎了，用木板釘著。
「歡迎歡迎！」一個洪亮的聲音響起。
廠長周衛國大步走來。他五十出頭，身材魁梧，穿著洗得發白的中山裝，臉上帶著軍人特有的堅毅神色。身後跟著幾個廠領導，都穿著同樣的藍色工裝。
「王總，久仰大名！」周衛國用力握住王恪的手，「您在蛇口做的事，我都聽說了。了不起！」
「周廠長客氣了。」王恪說，「咱們直接看車間？」
「好！爽快！」
一行人走進主廠房。車間很大，但很空曠。幾條老舊的生產線停著，只有一條收音機生產線還在運轉，十幾個工人在慢吞吞地組裝。車間的角落裡堆滿了積壓的產品，紙箱上落著厚厚的灰塵。
「情況您也看到了。」周衛國苦笑著說，「我們廠是1958年建的老廠，設備是六十年代的，產品是七十年代的，可現在是八十年代了。收音機沒人買，擴音機沒人要，工人三個月沒發工資了。」
他指著一個正在工作的老工人：「他叫老李，在廠里幹了三十年。現在每天來上班，其實就是坐著發呆。我心裡難受啊！」
王恪走到收音機生產線前，拿起一個半成品。工藝粗糙，焊點不齊，外殼有毛刺。他放下產品，問：「周廠長，如果給你們一條先進的生產線，你們能做好嗎？」
周衛國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能！一定能！我們的工人，技術是有的，就是設備太落後，管理太陳舊。只要有先進設備，有科學管理，我們一定能打翻身仗！」
「那好。」王恪說，「我們轉讓給你們的，是一條完整的計算器生產線。月產能五萬台，良品率要求95%以上。你們接得住嗎？」
「接得住！」周衛國斬釘截鐵，「我把話放這兒——要是接不住，我這個廠長不當了！」
接下來的三天，談判在工廠簡陋的會議室里進行。明遠電子這邊是張建業、陳小虎，深圳廠那邊是周衛國和幾個技術骨幹。
談判出人意料地順利。周衛國對技術如饑似渴，對價格毫不計較，只有一個要求——儘快。
「張工，您說的兩百二十萬，我們認。」周衛國說，「但我們廠現在帳上只有二十萬。您看這樣行不行——我們先付二十萬定金，生產線安裝調試成功後再付一百萬，剩下的分兩年付清？」
張建業看向王恪。王恪點點頭。
「可以。」張建業說，「但有幾個條件。第一，我們要派人駐廠指導三個月。第二，生產線的關鍵崗位工人，必須經過我們的培訓。第三，產品必須達到我們的質量標準，否則我們有權停止技術支持。」
「都同意！」周衛國一拍桌子，「還有嗎？」
「有。」王恪開口了，「周廠長，我想加一條——生產線上馬後，頭兩年利潤的10%，要拿出來設立技術研發基金。你們不能只做組裝，要消化技術，要創新，要開發自己的產品。」
周衛國愣住了。他沒想到王恪會提出這樣的要求。
「王總，您……您這是……」
「周廠長，技術轉讓不是目的，是起點。」王恪認真地說，「我們給你們生產線，是希望你們能站起來，能跑起來，甚至將來能超越我們。如果只是簡單複製，那這條生產線的價值就大打折扣了。」
周衛國沉默了很久，忽然站起來，向王恪深深鞠了一躬：「王總，我替全廠八百名工人，謝謝您！」
合同很快簽了。簽完字那天，周衛國讓食堂做了幾個菜，就在會議室里簡單慶祝。菜很樸素——紅燒肉、炒青菜、西紅柿雞蛋湯，但大家吃得很香。
「王總，我敬您一杯！」周衛國端起酒杯，「不瞞您說，這三個月，我天天睡不著覺。看著廠子一天天垮下去，看著工人一天天消沉，我想死的心都有。現在，您給了我們希望。」
他一飲而盡，眼睛紅了：「我們廠八百多人，後面是八百多個家庭。廠子要是垮了，這些人怎麼辦？孩子上學，老人看病，一家人吃飯……現在好了，有希望了！」
王恪也幹了杯中酒：「周廠長，希望是你們自己爭取的。我們只是搭了座橋，過橋還要靠你們自己。」
「您放心！」周衛國拍著胸脯，「我們一定把這座橋走好，走穩，走寬！」
接下來是緊張的設備拆卸和運輸。明遠電子香港工廠里，工人們小心翼翼地把生產線拆成一個個模塊，裝箱，貼上標籤。很多老工人一邊拆一邊掉眼淚——這條生產線陪伴他們三年，生產了兩百多萬台計算器，就像自己的孩子。
「張工，這些設備還能用很多年呢。」一個老技工撫摸著貼片機，「就這麼拆了，可惜啊。」
「不可惜。」張建業說，「它們要去更需要的地方，創造新的價值。這不比躺在倉庫里生鏽強？」
設備通過貨船運到蛇口，再從蛇口用卡車運到深圳。二十輛卡車，浩浩蕩蕩開進深圳電子設備廠時，全廠的工人都跑出來看。
「乖乖，這麼多設備！」
「看那箱子，寫著英文呢！」
「聽說都是香港最先進的！」
周衛國站在廠門口，看著一箱箱設備卸車，手都在抖。他轉身對工人們喊：「同志們！這些設備，是咱們廠翻身的本錢！大家一定要愛護，要學好，要用好！」
「廠長放心！」工人們齊聲回答。
設備安裝開始了。明遠電子派來了八名工程師，由張建業帶隊。深圳廠選了三十名技術骨幹，跟著學習。
第一天就遇到了問題。
「周廠長，你們的電壓不穩。」張建業指著示波器上的波形，「看看，波動超過10%。這樣精密設備沒法用。」
「那怎麼辦？」周衛國急了。
「建專用變電站。」張建業說，「但至少要一個月。」
「等不了！」周衛國轉頭大喊，「電工班！今天晚上不睡覺，也要把電壓給我穩住！」
電工班連夜加班，從隔壁廠借調變壓器，重新布線，調整負荷。第二天早上，電壓穩定了，但電工班長累得暈倒在現場。
生產線安裝到第三天，又出了問題——車間的潔淨度達不到要求。
「電子元件對灰塵敏感。」張建業用測試儀測量，「你們車間的空氣潔淨度，連最低標準都達不到。」
這次周衛國沒說話。他拿起掃帚，第一個走進車間。工人們紛紛跟上，掃地、擦窗、清洗地面，連天花板上的蜘蛛網都清乾淨了。最後，周衛國讓人去買了幾十盆綠蘿，擺在車間裡——說是能淨化空氣。
張建業看到這一幕，既感動又好笑：「周廠長，綠蘿淨化空氣效果有限……」
「張工，您就讓我們試試。」周衛國認真地說，「我們條件差，但有心。有心，就能把事情做好。」
也許是綠蘿真的起了作用，也許是工人們的誠意感動了上天，車間的潔淨度居然達標了。
安裝進行到第七天，第一個難關出現了——貼片機的精度調試。
這台從日本進口的貼片機，精度要求達到0.1毫米。但深圳廠的工人從來沒接觸過這麼精密的設備，操作時手都在抖。
「放鬆，手腕要穩。」香港工程師小林耐心地教，「你看，就像寫字一樣，一筆一畫，不能急。」
學得最快的是個叫劉建國的年輕技術員，二十三歲，中專畢業。他白天跟著學，晚上自己練習，手指磨出了水泡，但從不叫苦。
「小林師傅，您看這樣對嗎？」劉建國小心翼翼地把一個電阻貼到電路板上。
小林用放大鏡檢查，點點頭：「很好！位置準確，焊點飽滿。小劉，你很有天賦。」
劉建國憨厚地笑了：「我就是想，這麼好的設備，不能在我們手裡糟蹋了。」
兩周後，生產線基本安裝完畢。通電測試那天，車間裡擠滿了人。周衛國搓著手，緊張得像等待孩子出生的父親。
張建業按下啟動按鈕。生產線緩緩啟動，傳送帶轉動，機械臂動作，貼片機工作……一切都正常。
但到了測試環節，第一塊電路板就出了問題——功能測試不通過。
「怎麼回事？」周衛國急了。
張建業檢查了很久，終於發現問題：「元器件批次不同，參數有微小差異。原來的工藝參數需要調整。」
這是最專業的問題。香港工程師們開始調試，但效果不理想。試了十幾次，良品率只有60%。
「要不……我們試試？」劉建國小聲說。
「你們？」一個香港工程師皺眉，「這需要專業知識和經驗……」
「讓他們試試。」王恪不知什麼時候來了，「小劉，說說你的想法。」
劉建國鼓起勇氣：「我觀察了很久，發現貼片機的溫度設定可能偏高。這批元器件是內地生產的，耐溫性可能不如進口的。我想把溫度調低五度試試。」
張建業想了想：「有道理。試試看。」
溫度調低後，再測試。這一次，良品率達到了85%。
「好！」周衛國激動地拍著劉建國的肩膀，「好小子！有你的！」
劉建國紅著臉：「我就是瞎想的……」
「這不是瞎想，是觀察，是思考。」王恪讚許地說，「小劉，你記住，設備是死的，人是活的。只有理解原理，才能用好設備。」
接下來的調試越來越順利。工人們漸漸掌握了技巧，香港工程師也從單純的教導變成了交流。他們發現，內地工人雖然基礎差，但肯學，肯鑽，有時候能提出意想不到的好點子。
一個月後，生產線調試完成。試生產那天，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原料上線，機器啟動，成品下線。第一台「深圳製造」的計算器誕生了。
周衛國顫抖著手拿起計算器，按下開關。液晶屏亮起，顯示「0」。他按了幾個數字，加減乘除，一切正常。
「成了！」他大喊一聲，眼淚奪眶而出。
車間裡爆發出歡呼聲。工人們互相擁抱，有的哭，有的笑。這條生產線，不僅僅是一條生產線，是希望，是尊嚴，是八百個家庭的未來。
王恪站在人群外，看著這一幕。他想起三個月前，在明遠電子會議室里，那些關於「值不值得」「會不會培養競爭對手」的爭論。
現在，他有了答案。
值。
因為那些淚水，那些笑容，那些重新挺起的腰板，那些被點燃的希望——這些，是多少錢都買不到的。
張建業走過來，輕聲說：「王總，您是對的。技術應該流動，應該分享。看著他們從絕望到希望，這種感覺……比賺多少錢都好。」
王恪點點頭：「張工，這就是技術溢出的意義。不是施捨，是共享；不是終點，是起點。」
三個月技術指導期結束的那天，深圳電子設備廠舉行了簡單的歡送會。周衛國代表全廠，送給明遠電子一面錦旗，上面繡著八個金色大字：「技術幫扶，情誼永存」。
「王總，張工，各位香港的師傅，」周衛國聲音哽咽，「你們給我們的，不僅是一條生產線，是一條生路，一份希望。我們全廠工人發誓，一定把計算器做好，把工廠辦好，不辜負你們的期望！」
王恪接過錦旗：「周廠長，我相信你們。但記住，這條路還很長。市場競爭激烈，技術日新月異。你們不能滿足於組裝，要研發，要創新，要做出自己的品牌。」
「我們記住了！」工人們齊聲回答。
離開深圳時，劉建國追到廠門口：「王總，我能去香港學習嗎？我想學更先進的技術。」
「可以。」王恪拍拍他的肩，「明年，明遠電子會辦一個技術培訓班，我給你留個名額。」
「謝謝王總！」劉建國深深鞠躬。
車子駛離深圳電子設備廠。後視鏡里，廠房越來越遠，但王恪知道，那裡正在發生的變化，會越來越近，越來越深刻。
回到香港，王恪在項目總結會上說：「這次技術轉讓，我們收回了部分成本，建立了合作關係，但最大的收穫是——我們證明了，香港的技術和經驗，可以成為內地發展的助推器。這，就是改革開放的意義——不是誰幫誰，是共同成長。」
會議結束後，婁曉娥輕聲說：「衛東，你變了。」
「哪兒變了？」
「以前你總是想怎麼賺錢，怎麼發展。現在，你想的是怎麼幫助，怎麼分享。」
王恪握住她的手：「曉娥，你知道嗎？看到深圳廠那些工人的笑臉，聽到他們說『有希望了』，那種感覺，比賺一千萬還好。」
窗外，香港的燈火璀璨如星。而在不遠處的深圳，一家老廠正在煥發新生。
一條淘汰的生產線，連接了兩個城市，改變了一群人的命運，也預示著一個時代的來臨——技術流動的時代，共同發展的時代，希望傳遞的時代。
窗外的維多利亞港在冬日陽光下波光粼粼，但會議室里的氣氛卻有些凝重。長條會議桌兩側坐著明遠電子的核心管理層，桌上攤開著一份讓所有人皺眉的財務報表。
「王總，婁總，數據都在這裡了。」財務總監李伯推了推眼鏡，聲音低沉，「計算器生產線已經連續三個月虧損。主要原因是日本卡西歐和夏普的新型號價格更低、功能更多，我們的產品競爭力在下降。」
王恪翻看著報表。明遠計算器是1977年推出的產品，曾經風光無限，月銷量最高達到五萬台。但現在，每個月只能賣出不到一萬台，而且利潤微薄。
「生產線的折舊呢？」婁曉娥問。
「還有兩年折舊完畢。」李伯說，「但按現在的銷量，維持生產線運轉的成本都收不回來。我的建議是——關停。」
會議室里一陣沉默。那條生產線是明遠電子的起家之本，三年來生產了兩百多萬台計算器，創造了數千萬港幣的利潤。現在要說關停，每個人心裡都不好受。
「關停之後，設備怎麼處理？」生產總監張建業問，「生產線還很新，直接報廢太可惜了。」
「可以賣給廢品回收公司。」李伯說，「大概能收回五十萬港幣。」
「五十萬？」張建業皺眉，「當初建這條生產線花了五百萬！」
「這就是技術進步的速度。」王恪終於開口，「三年前我們是領先者，三年後我們成了追趕者。這是電子產業的規律，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
他站起來，走到白板前：「但關停生產線，不是唯一的選項。」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我在想，」王恪緩緩地說，「我們能不能把這條生產線，轉讓給內地？」
會議室里頓時炸開了鍋。
「轉讓給內地？他們能消化嗎？」
「內地現在連半導體收音機都造不好，能造計算器？」
「就算能造，技術轉讓費怎麼算？五十萬？一百萬？」
「而且……會不會培養競爭對手？」
王恪等大家安靜下來，才繼續說：「各位，我仔細研究過內地的電子產業現狀。他們有基礎——上海無線電十九廠能生產簡單的集成電路，北京電子管廠能生產電晶體。他們缺的是整機設計、生產工藝和質量控制。」
他在白板上寫下幾個關鍵詞：「而我們有成熟的生產線，有完整的技術文檔，有豐富的管理經驗。這些東西，對我們來說是淘汰的資產，但對內地來說，可能是改變命運的契機。」
婁曉娥若有所思：「你是說……技術溢出？」
「對。」王恪眼睛亮了，「這就是技術溢出——先進地區的技術，向落後地區自然流動。香港現在面臨產業升級，勞動密集型、技術含量低的產業遲早要轉移。與其被動淘汰，不如主動輸出。」
張建業還是擔心：「王總，我理解您的想法。但技術轉讓是個複雜的過程，要培訓工人，要調整設備，要適應內地的供應鏈……我們哪有這個精力？」
「不需要我們親自做。」王恪說，「我們可以把整條生產線打包，包括設備、技術、工藝、管理，一次性轉讓給內地的一家國營電子廠。他們出錢購買，我們派人指導，三個月交接期。之後，他們自己運營。」
李伯快速計算著：「如果按照殘值轉讓，大概兩百萬港幣。扣除拆卸、運輸、培訓成本，能收回一百五十萬左右。比當廢品賣強，但……」
「但更重要的是戰略意義。」王恪接過話頭，「第一，我們在內地有了合作夥伴，建立了關係。第二，我們展示了開放合作的姿態，有利於將來進入內地市場。第三，我們幫助了內地的工業發展，這是長遠投資。」
婁曉娥點點頭：「我支持。不過，選擇哪家工廠很重要。要選有基礎、有潛力、有改革意願的。」
「我已經有了初步人選。」王恪從文件夾里拿出一份資料，「深圳電子設備廠。這家廠1958年建廠，主要生產收音機、擴音機，有八百多名工人，其中技術員一百多人。廠長叫周衛國，五十二歲，是部隊轉業幹部，做事雷厲風行，去年就提出要搞產品升級。」
他把資料分發下去：「最關鍵的是，這家廠現在經營困難，產品滯銷，工人工資都發不出來。他們急需新項目、新技術來改變局面。」
張建業看著資料，還是不太放心：「這樣瀕臨倒閉的廠，能接得住我們的生產線嗎？」
「正因為他們困難，才會珍惜機會。」王恪說，「而且，我們可以設定條件——生產線安裝調試成功後付款，前期只收少量定金。這樣，我們的風險可控，他們的壓力也小。」
會議開了整整一上午。最終，董事會以微弱優勢通過了王恪的提案——將明遠電子淘汰的計算器生產線，以成本價轉讓給深圳電子設備廠。
接下來的一周，明遠電子成立了專門的「技術轉讓項目組」，組長是張建業，副組長是陳小虎——王恪特意把這個年輕人從蛇口調回來，讓他參與這個重要項目。
「小虎，知道為什麼調你回來嗎？」在去深圳的車上，王恪問。
陳小虎有些緊張：「王顧問，我……我不太懂技術轉讓。」
「但你懂蛇口。」王恪說，「你經歷過從無到有的過程，知道內地工廠缺什麼、需要什麼。而且，你是內地人，溝通起來更方便。」
「我明白了。」陳小虎挺直腰板，「我一定完成任務。」
車子通過羅湖口岸，進入深圳。1980年初的深圳，還只是一個小縣城的樣子。街道狹窄，房屋低矮，路上自行車比汽車多。但王恪能感覺到，這座城市正在醞釀著某種變化——工地上塔吊多了，街上穿西裝的人多了，空氣中瀰漫著一股躁動不安的氣息。
深圳電子設備廠在城東的工業區。廠門是兩扇鏽跡斑斑的鐵門，門口掛著白底黑字的牌子，字跡已經斑駁。院子裡，幾棟灰色的廠房沉默地矗立著，有些窗戶玻璃碎了，用木板釘著。
「歡迎歡迎！」一個洪亮的聲音響起。
廠長周衛國大步走來。他五十出頭，身材魁梧，穿著洗得發白的中山裝，臉上帶著軍人特有的堅毅神色。身後跟著幾個廠領導，都穿著同樣的藍色工裝。
「王總，久仰大名！」周衛國用力握住王恪的手，「您在蛇口做的事，我都聽說了。了不起！」
「周廠長客氣了。」王恪說，「咱們直接看車間？」
「好！爽快！」
一行人走進主廠房。車間很大，但很空曠。幾條老舊的生產線停著，只有一條收音機生產線還在運轉，十幾個工人在慢吞吞地組裝。車間的角落裡堆滿了積壓的產品，紙箱上落著厚厚的灰塵。
「情況您也看到了。」周衛國苦笑著說，「我們廠是1958年建的老廠，設備是六十年代的，產品是七十年代的，可現在是八十年代了。收音機沒人買，擴音機沒人要，工人三個月沒發工資了。」
他指著一個正在工作的老工人：「他叫老李，在廠里幹了三十年。現在每天來上班，其實就是坐著發呆。我心裡難受啊！」
王恪走到收音機生產線前，拿起一個半成品。工藝粗糙，焊點不齊，外殼有毛刺。他放下產品，問：「周廠長，如果給你們一條先進的生產線，你們能做好嗎？」
周衛國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能！一定能！我們的工人，技術是有的，就是設備太落後，管理太陳舊。只要有先進設備，有科學管理，我們一定能打翻身仗！」
「那好。」王恪說，「我們轉讓給你們的，是一條完整的計算器生產線。月產能五萬台，良品率要求95%以上。你們接得住嗎？」
「接得住！」周衛國斬釘截鐵，「我把話放這兒——要是接不住，我這個廠長不當了！」
接下來的三天，談判在工廠簡陋的會議室里進行。明遠電子這邊是張建業、陳小虎，深圳廠那邊是周衛國和幾個技術骨幹。
談判出人意料地順利。周衛國對技術如饑似渴，對價格毫不計較，只有一個要求——儘快。
「張工，您說的兩百二十萬，我們認。」周衛國說，「但我們廠現在帳上只有二十萬。您看這樣行不行——我們先付二十萬定金，生產線安裝調試成功後再付一百萬，剩下的分兩年付清？」
張建業看向王恪。王恪點點頭。
「可以。」張建業說，「但有幾個條件。第一，我們要派人駐廠指導三個月。第二，生產線的關鍵崗位工人，必須經過我們的培訓。第三，產品必須達到我們的質量標準，否則我們有權停止技術支持。」
「都同意！」周衛國一拍桌子，「還有嗎？」
「有。」王恪開口了，「周廠長，我想加一條——生產線上馬後，頭兩年利潤的10%，要拿出來設立技術研發基金。你們不能只做組裝，要消化技術，要創新，要開發自己的產品。」
周衛國愣住了。他沒想到王恪會提出這樣的要求。
「王總，您……您這是……」
「周廠長，技術轉讓不是目的，是起點。」王恪認真地說，「我們給你們生產線，是希望你們能站起來，能跑起來，甚至將來能超越我們。如果只是簡單複製，那這條生產線的價值就大打折扣了。」
周衛國沉默了很久，忽然站起來，向王恪深深鞠了一躬：「王總，我替全廠八百名工人，謝謝您！」
合同很快簽了。簽完字那天，周衛國讓食堂做了幾個菜，就在會議室里簡單慶祝。菜很樸素——紅燒肉、炒青菜、西紅柿雞蛋湯，但大家吃得很香。
「王總，我敬您一杯！」周衛國端起酒杯，「不瞞您說，這三個月，我天天睡不著覺。看著廠子一天天垮下去，看著工人一天天消沉，我想死的心都有。現在，您給了我們希望。」
他一飲而盡，眼睛紅了：「我們廠八百多人，後面是八百多個家庭。廠子要是垮了，這些人怎麼辦？孩子上學，老人看病，一家人吃飯……現在好了，有希望了！」
王恪也幹了杯中酒：「周廠長，希望是你們自己爭取的。我們只是搭了座橋，過橋還要靠你們自己。」
「您放心！」周衛國拍著胸脯，「我們一定把這座橋走好，走穩，走寬！」
接下來是緊張的設備拆卸和運輸。明遠電子香港工廠里，工人們小心翼翼地把生產線拆成一個個模塊，裝箱，貼上標籤。很多老工人一邊拆一邊掉眼淚——這條生產線陪伴他們三年，生產了兩百多萬台計算器，就像自己的孩子。
「張工，這些設備還能用很多年呢。」一個老技工撫摸著貼片機，「就這麼拆了，可惜啊。」
「不可惜。」張建業說，「它們要去更需要的地方，創造新的價值。這不比躺在倉庫里生鏽強？」
設備通過貨船運到蛇口，再從蛇口用卡車運到深圳。二十輛卡車，浩浩蕩蕩開進深圳電子設備廠時，全廠的工人都跑出來看。
「乖乖，這麼多設備！」
「看那箱子，寫著英文呢！」
「聽說都是香港最先進的！」
周衛國站在廠門口，看著一箱箱設備卸車，手都在抖。他轉身對工人們喊：「同志們！這些設備，是咱們廠翻身的本錢！大家一定要愛護，要學好，要用好！」
「廠長放心！」工人們齊聲回答。
設備安裝開始了。明遠電子派來了八名工程師，由張建業帶隊。深圳廠選了三十名技術骨幹，跟著學習。
第一天就遇到了問題。
「周廠長，你們的電壓不穩。」張建業指著示波器上的波形，「看看，波動超過10%。這樣精密設備沒法用。」
「那怎麼辦？」周衛國急了。
「建專用變電站。」張建業說，「但至少要一個月。」
「等不了！」周衛國轉頭大喊，「電工班！今天晚上不睡覺，也要把電壓給我穩住！」
電工班連夜加班，從隔壁廠借調變壓器，重新布線，調整負荷。第二天早上，電壓穩定了，但電工班長累得暈倒在現場。
生產線安裝到第三天，又出了問題——車間的潔淨度達不到要求。
「電子元件對灰塵敏感。」張建業用測試儀測量，「你們車間的空氣潔淨度，連最低標準都達不到。」
這次周衛國沒說話。他拿起掃帚，第一個走進車間。工人們紛紛跟上，掃地、擦窗、清洗地面，連天花板上的蜘蛛網都清乾淨了。最後，周衛國讓人去買了幾十盆綠蘿，擺在車間裡——說是能淨化空氣。
張建業看到這一幕，既感動又好笑：「周廠長，綠蘿淨化空氣效果有限……」
「張工，您就讓我們試試。」周衛國認真地說，「我們條件差，但有心。有心，就能把事情做好。」
也許是綠蘿真的起了作用，也許是工人們的誠意感動了上天，車間的潔淨度居然達標了。
安裝進行到第七天，第一個難關出現了——貼片機的精度調試。
這台從日本進口的貼片機，精度要求達到0.1毫米。但深圳廠的工人從來沒接觸過這麼精密的設備，操作時手都在抖。
「放鬆，手腕要穩。」香港工程師小林耐心地教，「你看，就像寫字一樣，一筆一畫，不能急。」
學得最快的是個叫劉建國的年輕技術員，二十三歲，中專畢業。他白天跟著學，晚上自己練習，手指磨出了水泡，但從不叫苦。
「小林師傅，您看這樣對嗎？」劉建國小心翼翼地把一個電阻貼到電路板上。
小林用放大鏡檢查，點點頭：「很好！位置準確，焊點飽滿。小劉，你很有天賦。」
劉建國憨厚地笑了：「我就是想，這麼好的設備，不能在我們手裡糟蹋了。」
兩周後，生產線基本安裝完畢。通電測試那天，車間裡擠滿了人。周衛國搓著手，緊張得像等待孩子出生的父親。
張建業按下啟動按鈕。生產線緩緩啟動，傳送帶轉動，機械臂動作，貼片機工作……一切都正常。
但到了測試環節，第一塊電路板就出了問題——功能測試不通過。
「怎麼回事？」周衛國急了。
張建業檢查了很久，終於發現問題：「元器件批次不同，參數有微小差異。原來的工藝參數需要調整。」
這是最專業的問題。香港工程師們開始調試，但效果不理想。試了十幾次，良品率只有60%。
「要不……我們試試？」劉建國小聲說。
「你們？」一個香港工程師皺眉，「這需要專業知識和經驗……」
「讓他們試試。」王恪不知什麼時候來了，「小劉，說說你的想法。」
劉建國鼓起勇氣：「我觀察了很久，發現貼片機的溫度設定可能偏高。這批元器件是內地生產的，耐溫性可能不如進口的。我想把溫度調低五度試試。」
張建業想了想：「有道理。試試看。」
溫度調低後，再測試。這一次，良品率達到了85%。
「好！」周衛國激動地拍著劉建國的肩膀，「好小子！有你的！」
劉建國紅著臉：「我就是瞎想的……」
「這不是瞎想，是觀察，是思考。」王恪讚許地說，「小劉，你記住，設備是死的，人是活的。只有理解原理，才能用好設備。」
接下來的調試越來越順利。工人們漸漸掌握了技巧，香港工程師也從單純的教導變成了交流。他們發現，內地工人雖然基礎差，但肯學，肯鑽，有時候能提出意想不到的好點子。
一個月後，生產線調試完成。試生產那天，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原料上線，機器啟動，成品下線。第一台「深圳製造」的計算器誕生了。
周衛國顫抖著手拿起計算器，按下開關。液晶屏亮起，顯示「0」。他按了幾個數字，加減乘除，一切正常。
「成了！」他大喊一聲，眼淚奪眶而出。
車間裡爆發出歡呼聲。工人們互相擁抱，有的哭，有的笑。這條生產線，不僅僅是一條生產線，是希望，是尊嚴，是八百個家庭的未來。
王恪站在人群外，看著這一幕。他想起三個月前，在明遠電子會議室里，那些關於「值不值得」「會不會培養競爭對手」的爭論。
現在，他有了答案。
值。
因為那些淚水，那些笑容，那些重新挺起的腰板，那些被點燃的希望——這些，是多少錢都買不到的。
張建業走過來，輕聲說：「王總，您是對的。技術應該流動，應該分享。看著他們從絕望到希望，這種感覺……比賺多少錢都好。」
王恪點點頭：「張工，這就是技術溢出的意義。不是施捨，是共享；不是終點，是起點。」
三個月技術指導期結束的那天，深圳電子設備廠舉行了簡單的歡送會。周衛國代表全廠，送給明遠電子一面錦旗，上面繡著八個金色大字：「技術幫扶，情誼永存」。
「王總，張工，各位香港的師傅，」周衛國聲音哽咽，「你們給我們的，不僅是一條生產線，是一條生路，一份希望。我們全廠工人發誓，一定把計算器做好，把工廠辦好，不辜負你們的期望！」
王恪接過錦旗：「周廠長，我相信你們。但記住，這條路還很長。市場競爭激烈，技術日新月異。你們不能滿足於組裝，要研發，要創新，要做出自己的品牌。」
「我們記住了！」工人們齊聲回答。
離開深圳時，劉建國追到廠門口：「王總，我能去香港學習嗎？我想學更先進的技術。」
「可以。」王恪拍拍他的肩，「明年，明遠電子會辦一個技術培訓班，我給你留個名額。」
「謝謝王總！」劉建國深深鞠躬。
車子駛離深圳電子設備廠。後視鏡里，廠房越來越遠，但王恪知道，那裡正在發生的變化，會越來越近，越來越深刻。
回到香港，王恪在項目總結會上說：「這次技術轉讓，我們收回了部分成本，建立了合作關係，但最大的收穫是——我們證明了，香港的技術和經驗，可以成為內地發展的助推器。這，就是改革開放的意義——不是誰幫誰，是共同成長。」
會議結束後，婁曉娥輕聲說：「衛東，你變了。」
「哪兒變了？」
「以前你總是想怎麼賺錢，怎麼發展。現在，你想的是怎麼幫助，怎麼分享。」
王恪握住她的手：「曉娥，你知道嗎？看到深圳廠那些工人的笑臉，聽到他們說『有希望了』，那種感覺，比賺一千萬還好。」
窗外，香港的燈火璀璨如星。而在不遠處的深圳，一家老廠正在煥發新生。
一條淘汰的生產線，連接了兩個城市，改變了一群人的命運，也預示著一個時代的來臨——技術流動的時代，共同發展的時代，希望傳遞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