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稿落萌芽時
上海紹興路54號，一棟不起眼的三層小樓。
這裡是《萌芽》雜誌社的編輯部。
木質樓梯踩上去會發出吱呀的聲響，走廊兩側堆滿了綑紮好的雜誌和稿件，空氣中飄浮著油墨、紙張和淡淡菸草混合的味道。
二樓東側的大辦公室里，七八張老舊的書桌拼在一起，每張桌上都堆著小山似的稿件。
靠窗的位置坐著個三十出頭的編輯，叫陳樹，戴著一副黑框眼鏡，正就著晨光審閱一篇來稿。
「老陳，今天又來了多少？」對面桌的老編輯王建國抬起頭，揉了揉發酸的眼睛，端起搪瓷缸喝了口濃茶。
「還能多少？每天都這樣。」陳樹指了指牆角兩個鼓鼓囊囊的帆布袋，「郵局剛送來的，少說一百多份。光拆信就得半天。」
1987年的秋天，文學熱持續升溫。
《萌芽》作為全國唯一的青年文學刊物，每天收到的投稿量都在增加。
編輯部的六個人要負責初審、覆審、編輯、校對，工作量巨大。
但稿費也誘人，千字十到十五元，一篇八千字的小說如果被採用，能拿到近百元稿費，相當於普通工人兩三個月的工資。
這讓無數文學青年趨之若鶩。
只是質量嘛……
陳樹嘆了口氣，把手裡那篇稿子放到「退稿」那一摞。
又是篇無病呻吟的青春散文，辭藻華麗但空洞無物，寫的是「憂傷的雨」、「寂寞的風」，就是看不到真感情。
他起身去牆角拖過一隻帆布袋，用小刀劃開。
裡面是密密麻麻的信封，來自全國各地。
他抱出一摞，回到座位上開始拆信。
大多數稿件都很薄，三五頁紙，寫著短詩或散文。
偶爾有幾篇小說的，也不過十來頁。
陳樹快速瀏覽著，合格的放到一邊，明顯不行的直接退稿。
直到他拆開一個牛皮紙信封。
分量明顯比其他稿件重。
他抽出來厚厚一沓稿紙，足有三四十頁。
第一頁上用藍色墨水工整地寫著標題：《向南的車票》，作者：卿雲（復旦大學中文系87級周卿雲）。
「喲，挺厚的。」對面的王建國探頭看了一眼，「大學生投稿？復旦中文系的，那得看看。」
陳樹點點頭。
大學生投稿他們見多了，但這麼厚的很少見。
他戴上眼鏡，開始閱讀。
「火車穿過秦嶺隧道時，李向南把臉貼在車窗玻璃上。黑暗持續了三分十七秒，他數著自己的心跳數的。」
第一句話就讓他坐直了身子。
乾淨，精準，有畫面感。
沒有那些華而不實的修飾，但每個字都落在該落的地方。
他繼續往下看。
「當光明重新湧入車廂的瞬間，他看見的第一個景象是：一片完全陌生的、水汪汪的稻田，倒映著江南特有的、濕漉漉的天空。
「那一刻他知道，故鄉那些乾裂的黃土坡，已經被扔在了隧道的另一頭。連同一起扔下的，還有他十七年來所熟悉的一切：旱菸的味道，信天游的調子，母親在灶台前佝僂的背影。
「這是1987年9月，他要去上海念大學。車廂廣播裡正在放《年輕的朋友來相會》，周圍的乘客跟著哼唱，歌聲歡快。只有李向南沉默著，他懷裡揣著的錄取通知書硬邦邦地硌著胸口，像一塊來自未來的、沉甸甸的石頭。」
陳樹的手指在稿紙上輕輕摩挲。
好文字。
不僅僅是文字功底好，那種對情緒的精準把握，對細節的敏銳捕捉，還有那種克制卻有力的敘事節奏，都不像一個普通大學生能寫出來的。
他完全被吸引住了，一頁一頁翻下去。
李向南到達上海後的迷茫，對大學新環境的不適應，與城市同學的文化衝突，對故鄉複雜的思念……
一個活生生的八十年代大學生形象，在字裡行間漸漸豐滿。
更難得的是，這篇小說沒有陷入當時流行的兩種模式：要麼是傷痕文學的悲情控訴，要麼是改革文學的激昂吶喊。
它寫的是普通人的真實成長，是城鄉差異下的身份焦慮，是一個農家子弟在時代變遷中的自我尋找。
真誠，樸素，卻直抵人心。
「老陳，看什麼呢這麼入神？」王建國又湊過來，「這都看半小時了。」
陳樹抬起頭，眼神有些激動：「老王，你來看看這篇。」
他把稿子遞過去。
王建國是編輯部里的老資格，幹了十幾年編輯，眼光毒辣。
王建國接過來，先看了眼厚度，挑了挑眉，然後開始閱讀。
他看得比陳樹還慢，時不時停下來，推推老花鏡，又翻回去重看某一段。
辦公室里其他編輯也注意到了這邊的動靜。
「老王，發現好稿子了？」坐在門口的女編輯劉秀蘭問。
王建國沒說話，直到看完最後一頁，才長長舒了口氣，把稿子輕輕放在桌上。
「怎麼樣？」陳樹急切地問。
「好。」王建國只說了一個字，但語氣很重，「真他媽好。」
這話從一個老編輯嘴裡說出來，分量就不一樣了。
「我看看。」劉秀蘭走過來，拿起稿子。
其他幾個編輯也圍了過來。
辦公室里安靜下來，只有翻動稿紙的沙沙聲。
「這開頭絕了。」一個年輕編輯小聲說，「『黑暗持續了三分十七秒，他數著自己的心跳數的』，就這一句，那種離鄉的緊張和孤獨全出來了。」
「你看這段，寫宿舍里城市同學和農村同學的衝突，」另一個編輯指著稿紙，「不誇張，不煽情，就是幾個細節：城裡同學拿出的巧克力，農村同學拿出的煮雞蛋；城裡同學討論外國小說，農村同學默默聽著，那種隔閡和尷尬，寫得真透。」
劉秀蘭看完最後一段，眼眶有些濕潤：「這結尾……李向南終於給家裡寫了第一封信，寫『爸，媽，我在上海很好，食堂的米飯很白，比咱家的白』，然後筆停了，不知道還能寫什麼……太真實了。」
「是啊，」王建國感慨，「現在多少作品都在寫宏大敘事，寫歷史反思，寫人性黑暗。這種寫普通青年真實成長的作品，反而少了。但讀者需要這個，需要看到自己的生活被寫出來，被理解。」
陳樹點頭：「而且作者筆力紮實，八千多字，沒有一處冗餘。情緒層層推進，最後那個開放式結尾，餘味很長。」
「作者叫什麼？卿雲？筆名？」劉秀蘭翻到第一頁，「復旦大學中文系87級周卿雲……大學生，大一新生？」
「新生能寫出這種水平的作品？」有人懷疑。
「天才總是有的。」王建國說，「而且你看這字跡，工整有力，一看就是常年練字的。可能家學淵源。」
「要不要給主編看看？」陳樹問。
「當然要。」王建國起身，「這稿子放咱們《萌芽》可惜了，應該投《收穫》那個級別的。不過既然投到咱們這兒，就不能放過。」
這裡是《萌芽》雜誌社的編輯部。
木質樓梯踩上去會發出吱呀的聲響，走廊兩側堆滿了綑紮好的雜誌和稿件，空氣中飄浮著油墨、紙張和淡淡菸草混合的味道。
二樓東側的大辦公室里，七八張老舊的書桌拼在一起，每張桌上都堆著小山似的稿件。
靠窗的位置坐著個三十出頭的編輯，叫陳樹，戴著一副黑框眼鏡，正就著晨光審閱一篇來稿。
「老陳，今天又來了多少？」對面桌的老編輯王建國抬起頭，揉了揉發酸的眼睛，端起搪瓷缸喝了口濃茶。
「還能多少？每天都這樣。」陳樹指了指牆角兩個鼓鼓囊囊的帆布袋，「郵局剛送來的，少說一百多份。光拆信就得半天。」
1987年的秋天，文學熱持續升溫。
《萌芽》作為全國唯一的青年文學刊物，每天收到的投稿量都在增加。
編輯部的六個人要負責初審、覆審、編輯、校對，工作量巨大。
但稿費也誘人，千字十到十五元，一篇八千字的小說如果被採用，能拿到近百元稿費，相當於普通工人兩三個月的工資。
這讓無數文學青年趨之若鶩。
只是質量嘛……
陳樹嘆了口氣，把手裡那篇稿子放到「退稿」那一摞。
又是篇無病呻吟的青春散文，辭藻華麗但空洞無物，寫的是「憂傷的雨」、「寂寞的風」，就是看不到真感情。
他起身去牆角拖過一隻帆布袋，用小刀劃開。
裡面是密密麻麻的信封，來自全國各地。
他抱出一摞，回到座位上開始拆信。
大多數稿件都很薄，三五頁紙，寫著短詩或散文。
偶爾有幾篇小說的，也不過十來頁。
陳樹快速瀏覽著，合格的放到一邊，明顯不行的直接退稿。
直到他拆開一個牛皮紙信封。
分量明顯比其他稿件重。
他抽出來厚厚一沓稿紙，足有三四十頁。
第一頁上用藍色墨水工整地寫著標題：《向南的車票》，作者：卿雲（復旦大學中文系87級周卿雲）。
「喲，挺厚的。」對面的王建國探頭看了一眼，「大學生投稿？復旦中文系的，那得看看。」
陳樹點點頭。
大學生投稿他們見多了，但這麼厚的很少見。
他戴上眼鏡，開始閱讀。
「火車穿過秦嶺隧道時，李向南把臉貼在車窗玻璃上。黑暗持續了三分十七秒，他數著自己的心跳數的。」
第一句話就讓他坐直了身子。
乾淨，精準，有畫面感。
沒有那些華而不實的修飾，但每個字都落在該落的地方。
他繼續往下看。
「當光明重新湧入車廂的瞬間，他看見的第一個景象是：一片完全陌生的、水汪汪的稻田，倒映著江南特有的、濕漉漉的天空。
「那一刻他知道，故鄉那些乾裂的黃土坡，已經被扔在了隧道的另一頭。連同一起扔下的，還有他十七年來所熟悉的一切：旱菸的味道，信天游的調子，母親在灶台前佝僂的背影。
「這是1987年9月，他要去上海念大學。車廂廣播裡正在放《年輕的朋友來相會》，周圍的乘客跟著哼唱，歌聲歡快。只有李向南沉默著，他懷裡揣著的錄取通知書硬邦邦地硌著胸口，像一塊來自未來的、沉甸甸的石頭。」
陳樹的手指在稿紙上輕輕摩挲。
好文字。
不僅僅是文字功底好，那種對情緒的精準把握，對細節的敏銳捕捉，還有那種克制卻有力的敘事節奏，都不像一個普通大學生能寫出來的。
他完全被吸引住了，一頁一頁翻下去。
李向南到達上海後的迷茫，對大學新環境的不適應，與城市同學的文化衝突，對故鄉複雜的思念……
一個活生生的八十年代大學生形象，在字裡行間漸漸豐滿。
更難得的是，這篇小說沒有陷入當時流行的兩種模式：要麼是傷痕文學的悲情控訴，要麼是改革文學的激昂吶喊。
它寫的是普通人的真實成長，是城鄉差異下的身份焦慮，是一個農家子弟在時代變遷中的自我尋找。
真誠，樸素，卻直抵人心。
「老陳，看什麼呢這麼入神？」王建國又湊過來，「這都看半小時了。」
陳樹抬起頭，眼神有些激動：「老王，你來看看這篇。」
他把稿子遞過去。
王建國是編輯部里的老資格，幹了十幾年編輯，眼光毒辣。
王建國接過來，先看了眼厚度，挑了挑眉，然後開始閱讀。
他看得比陳樹還慢，時不時停下來，推推老花鏡，又翻回去重看某一段。
辦公室里其他編輯也注意到了這邊的動靜。
「老王，發現好稿子了？」坐在門口的女編輯劉秀蘭問。
王建國沒說話，直到看完最後一頁，才長長舒了口氣，把稿子輕輕放在桌上。
「怎麼樣？」陳樹急切地問。
「好。」王建國只說了一個字，但語氣很重，「真他媽好。」
這話從一個老編輯嘴裡說出來，分量就不一樣了。
「我看看。」劉秀蘭走過來，拿起稿子。
其他幾個編輯也圍了過來。
辦公室里安靜下來，只有翻動稿紙的沙沙聲。
「這開頭絕了。」一個年輕編輯小聲說，「『黑暗持續了三分十七秒，他數著自己的心跳數的』，就這一句，那種離鄉的緊張和孤獨全出來了。」
「你看這段，寫宿舍里城市同學和農村同學的衝突，」另一個編輯指著稿紙，「不誇張，不煽情，就是幾個細節：城裡同學拿出的巧克力，農村同學拿出的煮雞蛋；城裡同學討論外國小說，農村同學默默聽著，那種隔閡和尷尬，寫得真透。」
劉秀蘭看完最後一段，眼眶有些濕潤：「這結尾……李向南終於給家裡寫了第一封信，寫『爸，媽，我在上海很好，食堂的米飯很白，比咱家的白』，然後筆停了，不知道還能寫什麼……太真實了。」
「是啊，」王建國感慨，「現在多少作品都在寫宏大敘事，寫歷史反思，寫人性黑暗。這種寫普通青年真實成長的作品，反而少了。但讀者需要這個，需要看到自己的生活被寫出來，被理解。」
陳樹點頭：「而且作者筆力紮實，八千多字，沒有一處冗餘。情緒層層推進，最後那個開放式結尾，餘味很長。」
「作者叫什麼？卿雲？筆名？」劉秀蘭翻到第一頁，「復旦大學中文系87級周卿雲……大學生，大一新生？」
「新生能寫出這種水平的作品？」有人懷疑。
「天才總是有的。」王建國說，「而且你看這字跡，工整有力，一看就是常年練字的。可能家學淵源。」
「要不要給主編看看？」陳樹問。
「當然要。」王建國起身，「這稿子放咱們《萌芽》可惜了，應該投《收穫》那個級別的。不過既然投到咱們這兒，就不能放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