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7 章 不要公開審判
審判長沉聲道：「羅參謀長，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程瀚海的案子，證據確鑿，罪大惡極。他背叛的是人民，是那些犧牲的緝毒警察！你們來求情，是想替一個叛徒說話嗎？」
羅陽沒有回答。
他轉過身，看向旁聽席上那些軍官。
他的目光掃過一張張面孔，最後落在被告席上。
「瀚海，」他開口，聲音發顫，「三十年。」
程瀚海看著他，嘴唇微微動了動，沒有說話。
羅陽收回目光，轉向審判長，聲音重新變得平穩：
「審判長，我叫羅陽，戰部直屬特種作戰司令部參謀長。我身後這四位，是戰部直屬特種作戰司令部的四位副參謀長——張鐵山、王海東、李國柱、趙大江。」
他指向身後那四個少將：「我們五個人，從三十年前開始，就跟程瀚海在一個連隊。」
「三十年前，南疆保衛戰。」
羅陽的聲音在法庭里迴蕩：「那一年，程瀚海是連長，我們是他的兵。老山前線，我們六連奉命堅守三號高地。越軍一個加強營，輪番進攻四天三夜。」
「四天三夜，」他重複了一遍，「我們連一百二十三個人，打到最後剩下三十七個。程瀚海身中三槍，腸子都流出來了，用急救包塞回去，繼續指揮戰鬥。」
他頓了頓，看向程瀚海：「第四天凌晨，越軍最後一次進攻。程瀚海的彈藥打光了，拎著工兵鏟衝出戰壕，跟敵人肉搏。他一個人，砍翻了七個。」
法庭里一片寂靜。
「那次戰鬥結束，程瀚海立了一等功。」羅陽繼續說，「但他把功勞讓給了犧牲的戰友。他說，活下來的人，不應該拿這個功。」
他身後，張鐵山上前一步。
「審判長，我是張鐵山。」他的聲音比羅陽更沙啞，「我想說三件事。」
「第一件，1977年，我母親病重，家裡沒錢治。程瀚海把自己攢了五年的津貼，一千二百塊錢，全給了我。那時候他妹妹還在上學，他每個月只給自己留十塊錢生活費。」
「第二件，1982年，邊境掃雷。我踩了一顆地雷，程瀚海離我三米遠。他衝過來，用手把土刨開，一點一點拆了那顆雷的引信。拆完才發現，那是一顆跳雷，只要他手抖一下，我們倆都得死。」
「第三件，1992年，我兒子考上大學，交不起學費。程瀚海那時候已經是副師長了，他把自己剛分的一套團職房賣了，把錢給了我。他自己一家三口，擠在二十平米的筒子樓里住了三年。」
張鐵山說完，退後一步。
王海東上前。
「審判長，我是王海東。我也說三件事。」
「第一件，1995年，抗洪搶險。程瀚海帶著我們跳進江里堵管涌。他在水裡泡了三十六個小時，上來的時候，兩條腿全是血口子，是被石頭劃的。後來才知道，他那時候已經有嚴重的高血壓，醫生讓他住院，他沒去。」
「第二件，1998年，裁軍。程瀚海是副師長，手裡有三十個轉業名額。他把自己老鄉、自己老部下的名字全劃掉，留下的全是家裡困難的、有殘疾的、沒背景的。他說，這些人轉業了沒法活，讓那些有本事的自己去找出路。」
「第三件，2001年，演習。程瀚海是藍軍司令，我們紅軍輸得一塌糊塗。復盤的時候，他當著全軍的面說，紅軍輸不是因為裝備差、不是因為兵力少，是因為指揮員思想僵化。他說完，台下坐著的那些老將軍，臉都綠了。但他還是說，因為這是真話。」
王海東退後。
李國柱上前。
「審判長，我是李國柱。我也說三件事。」
「第一件，2008年，汶川地震。程瀚海帶著我們第一批進去。餘震不斷，山體滑坡，他不讓我們走前面，自己走。他說，我年紀最大，要死也是我先死。你們還年輕，活著回去照顧我妹妹。」
「第二件，2010年，舟曲泥石流。程瀚海在救災一線待了七天七夜，最後暈倒在泥漿里。抬出來的時候，醫生說他心臟有嚴重問題，必須休息。他醒來第一句話是，別告訴別人，我還能撐。」
「第三件，2013年，程瀚海妹妹確診漸凍症。他沒有向組織伸手要過一分錢，沒有向戰友借過一分錢。他把自己所有的積蓄拿出來，不夠，又偷偷去賣血。後來我們知道這事，湊了五十萬給他，他不要。他說，你們也有家要養，別管我。」
李國柱退後。
趙大江上前。
「審判長，我是趙大江。我也說三件事。」
「第一件，2015年，邊境反恐。程瀚海帶著我們追一個恐怖分子頭目，追了三天三夜。最後在一個村子裡堵住了，那傢伙劫持了一戶人家，有老人有孩子。」
「程瀚海一個人進去，跟那傢伙談了四個小時，最後把人質全放出來，自己押著那傢伙走出來。」
「出來的時候，他身上綁著炸藥，那傢伙手裡攥著遙控器。他說，大江，別開槍，讓我再走幾步。」
「走了十幾步，那傢伙突然按遙控器——沒響。後來才知道，程瀚海進去之前，已經把炸藥里的雷管拆了。」
「第二件，2017年，程瀚海妹妹病危。他在醫院守了三天三夜，最後還是沒守住。妹妹走的那天晚上，他一個人坐在病房裡，抱著妹妹的手，坐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他出來，對我們說，沒事了，回去工作吧。他沒哭，但我們都知道，他的心已經死了。」
「第三件，去年三月。程瀚海去金三角之前，來找過我。他跟我說，大江，如果我出事，你幫我照顧一個人。我問他是誰。他說，我妹妹已經走了，沒人需要照顧了。他笑了笑，走了。」
趙大江說完，退後一步。
五個少將，十五件事。
法庭里靜得能聽見呼吸聲。
羅陽再次上前。
「審判長，這十五件事，只是我們五個人親身經歷的。還有更多的事，我們沒看見，但程瀚海做了三十年。」
羅陽沒有回答。
他轉過身，看向旁聽席上那些軍官。
他的目光掃過一張張面孔，最後落在被告席上。
「瀚海，」他開口，聲音發顫，「三十年。」
程瀚海看著他，嘴唇微微動了動，沒有說話。
羅陽收回目光，轉向審判長，聲音重新變得平穩：
「審判長，我叫羅陽，戰部直屬特種作戰司令部參謀長。我身後這四位，是戰部直屬特種作戰司令部的四位副參謀長——張鐵山、王海東、李國柱、趙大江。」
他指向身後那四個少將：「我們五個人，從三十年前開始，就跟程瀚海在一個連隊。」
「三十年前，南疆保衛戰。」
羅陽的聲音在法庭里迴蕩：「那一年，程瀚海是連長，我們是他的兵。老山前線，我們六連奉命堅守三號高地。越軍一個加強營，輪番進攻四天三夜。」
「四天三夜，」他重複了一遍，「我們連一百二十三個人，打到最後剩下三十七個。程瀚海身中三槍，腸子都流出來了，用急救包塞回去，繼續指揮戰鬥。」
他頓了頓，看向程瀚海：「第四天凌晨，越軍最後一次進攻。程瀚海的彈藥打光了，拎著工兵鏟衝出戰壕，跟敵人肉搏。他一個人，砍翻了七個。」
法庭里一片寂靜。
「那次戰鬥結束，程瀚海立了一等功。」羅陽繼續說，「但他把功勞讓給了犧牲的戰友。他說，活下來的人，不應該拿這個功。」
他身後，張鐵山上前一步。
「審判長，我是張鐵山。」他的聲音比羅陽更沙啞，「我想說三件事。」
「第一件，1977年，我母親病重，家裡沒錢治。程瀚海把自己攢了五年的津貼，一千二百塊錢，全給了我。那時候他妹妹還在上學，他每個月只給自己留十塊錢生活費。」
「第二件，1982年，邊境掃雷。我踩了一顆地雷，程瀚海離我三米遠。他衝過來，用手把土刨開，一點一點拆了那顆雷的引信。拆完才發現，那是一顆跳雷，只要他手抖一下，我們倆都得死。」
「第三件，1992年，我兒子考上大學，交不起學費。程瀚海那時候已經是副師長了，他把自己剛分的一套團職房賣了，把錢給了我。他自己一家三口，擠在二十平米的筒子樓里住了三年。」
張鐵山說完，退後一步。
王海東上前。
「審判長，我是王海東。我也說三件事。」
「第一件，1995年，抗洪搶險。程瀚海帶著我們跳進江里堵管涌。他在水裡泡了三十六個小時，上來的時候，兩條腿全是血口子，是被石頭劃的。後來才知道，他那時候已經有嚴重的高血壓，醫生讓他住院，他沒去。」
「第二件，1998年，裁軍。程瀚海是副師長，手裡有三十個轉業名額。他把自己老鄉、自己老部下的名字全劃掉，留下的全是家裡困難的、有殘疾的、沒背景的。他說，這些人轉業了沒法活，讓那些有本事的自己去找出路。」
「第三件，2001年，演習。程瀚海是藍軍司令，我們紅軍輸得一塌糊塗。復盤的時候，他當著全軍的面說，紅軍輸不是因為裝備差、不是因為兵力少，是因為指揮員思想僵化。他說完，台下坐著的那些老將軍，臉都綠了。但他還是說，因為這是真話。」
王海東退後。
李國柱上前。
「審判長，我是李國柱。我也說三件事。」
「第一件，2008年，汶川地震。程瀚海帶著我們第一批進去。餘震不斷，山體滑坡，他不讓我們走前面，自己走。他說，我年紀最大，要死也是我先死。你們還年輕，活著回去照顧我妹妹。」
「第二件，2010年，舟曲泥石流。程瀚海在救災一線待了七天七夜，最後暈倒在泥漿里。抬出來的時候，醫生說他心臟有嚴重問題，必須休息。他醒來第一句話是，別告訴別人，我還能撐。」
「第三件，2013年，程瀚海妹妹確診漸凍症。他沒有向組織伸手要過一分錢，沒有向戰友借過一分錢。他把自己所有的積蓄拿出來，不夠，又偷偷去賣血。後來我們知道這事，湊了五十萬給他，他不要。他說，你們也有家要養，別管我。」
李國柱退後。
趙大江上前。
「審判長，我是趙大江。我也說三件事。」
「第一件，2015年，邊境反恐。程瀚海帶著我們追一個恐怖分子頭目，追了三天三夜。最後在一個村子裡堵住了，那傢伙劫持了一戶人家，有老人有孩子。」
「程瀚海一個人進去，跟那傢伙談了四個小時，最後把人質全放出來，自己押著那傢伙走出來。」
「出來的時候，他身上綁著炸藥，那傢伙手裡攥著遙控器。他說，大江，別開槍，讓我再走幾步。」
「走了十幾步，那傢伙突然按遙控器——沒響。後來才知道，程瀚海進去之前，已經把炸藥里的雷管拆了。」
「第二件，2017年，程瀚海妹妹病危。他在醫院守了三天三夜，最後還是沒守住。妹妹走的那天晚上，他一個人坐在病房裡，抱著妹妹的手，坐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他出來，對我們說，沒事了，回去工作吧。他沒哭，但我們都知道，他的心已經死了。」
「第三件，去年三月。程瀚海去金三角之前，來找過我。他跟我說，大江，如果我出事，你幫我照顧一個人。我問他是誰。他說，我妹妹已經走了，沒人需要照顧了。他笑了笑，走了。」
趙大江說完，退後一步。
五個少將，十五件事。
法庭里靜得能聽見呼吸聲。
羅陽再次上前。
「審判長，這十五件事，只是我們五個人親身經歷的。還有更多的事，我們沒看見，但程瀚海做了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