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時代的幽靈
J.J.威爾遜站在他新的公寓書房的窗前。
玻璃上凝結著一層薄薄的水汽，下面是穿梭的馬車，頂著高帽的紳士，裙裾曳地的夫人，以及那些奔跑叫賣的報童。
他們的喊聲穿透雙層玻璃，隱約可聞，
「號外！號外！小說家威爾遜新作《哥倫比亞陰謀》今日發售！」
「《先驅報》獨家評論！J.J. 威爾遜——用冰冷文字解剖美國的大作家！」
威爾遜的嘴角勾起，忍不住有些得意。
他的公寓在這棟大樓的頂層，牆上掛著精美的風景油畫，架子上還有他去東方珍寶行買的青花瓷，書架上塞滿了精裝書籍，其中一些他甚至從未翻閱過。
書桌上攤開著今天的幾份報紙，頭版的位置，無一例外都印刷著關於他新書的評論和報導。
「J.J. 威爾遜先生的筆，不帶一絲華麗，摒棄了多愁善感的情緒。
他像一位醫生，或是一位嚴謹的法官，將這個國家肉體上潰爛流膿的傷口，冷靜地展示給世人看。
他的文字是克制的，是精準的，充滿了令人不寒而慄的紀實力量。
在讀《哥倫比亞陰謀》時，你不會為主角的愛國情懷而熱血沸騰，卻會為國家利益這台龐大機器的冷酷無情而脊背發涼。
他不是在寫小說，他是在記錄一份我們所有人都不敢承認的，關於我們自己的征服的野心……」
評論家先生顯然是高估了威爾遜。
他並非什麼醫生，法官。
真正的執刀人，在巴爾巴利海岸。
威爾遜的目光從報紙上移開，落在壁爐架上。
那裡並排擺放著兩本書，是他過去五年人生的基石。
一本的封面設計得極為壓抑，一個悲傷的年輕人站在一座宏偉的市政廳前的剪影，書名是《市長之子》（The Mayor's Son）。
另一本的封面則更加黑暗，僅僅描繪了一艘在黑夜怒海中顛簸的輪船，幾個瘦骨嶙峋的人影蜷縮在甲板的陰影里，書名是《黃土之下》（Under the Yellow Earth）。
正是這兩本書，將他這個破產之後，曾在布魯克林橋下瑟瑟發抖的流浪漢，重新變成了「文學大師」。
它們為他贏得了財富，聲望，以及足以讓他在深夜驚醒的恐懼。
————————————
五年前，舊金山，巴爾巴利海岸。
當J.J.威爾遜被幾個華人請到那間「金山斗場」的老闆辦公室時，他身上所有的家當，只剩一支作為房費抵押的象牙蘸水筆和滿身的疲憊。
他以為自己找到了救命稻草，一個可以讓他東山再起的故事源泉。
他怎麼也想不到，
那個把他從一個落魄記者拉扯起來的年輕人陳九，給他的不是故事，而是三份沉甸甸的，足以壓垮任何一個普通人的「真相」。
第一份真相，是一個被裝在麻袋裡、渾身是傷的囚犯。一個名叫黃四的人口販子。
陳九將威爾遜安置在南灘那家改造成私人衛隊營地的廠房裡。
威爾遜的工作，就是「採訪」黃四。
那根本不是採訪，那是一場精神上的酷刑，對威爾遜，也對黃四。
黃四被關在工廠深處。
每天，陳九的手下，那個名叫阿才的、眼神兇狠的年輕人，會把他像拖一條死狗一樣拖出來，扔在威爾遜面前的椅子上。
黃四的身上總是帶著新的傷痕，但他的眼神，卻是一種令人費解的、介於麻木和怨毒之間的狀態。
「問吧，威爾遜先生，」阿才總是用他那蹩腳的英語冷冷地說道，「九爺說了，只要留他一口氣，隨便你怎麼折磨他。」
威爾遜並非一個心狠手辣的人，他本質上只是一個記者。他試圖用正常的採訪方式開始。「黃先生，你能告訴我你是如何開始這門生意的嗎？」
回應他的是一口帶血的唾沫，和一連串他聽不懂的粵語咒罵。
威爾遜的耐心很快被耗盡。
對成功的渴望，如同飢餓一般啃噬著他的理智，這是最好的催化劑。
他開始學習阿才的方式，用剝奪睡眠、用冰水、用語言上的羞辱來摧毀囚犯的意志。
他驚訝地發現自己在這方面竟有種病態的天賦。他用最惡毒的語言描繪黃四死後會下什麼樣的地獄，描繪他的家人會遭到怎樣的報應。
終於，在一個星期後，那個兇悍的罪犯崩潰了。
他開始講述，斷斷續續，顛三倒四。
他講述自己如何從廣州街頭混社會，遭人欺辱，又是如何靠著出賣同鄉，將他們騙上開往澳門的賭船，從而賺到第一桶金。
他講述那些被稱為「豬仔」的同胞，如何像牲口一樣被塞進底艙，在數月的航行中，因為疾病、飢餓和絕望而死去大半。
他甚至用一種炫耀般的語氣，描述他如何打通了古巴種植園主和秘魯鳥糞礦主的關係，將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明碼標價，變成種植園裡會被活活累死的消耗品。
威爾遜強迫自己不去感受那種生理上的噁心，而是像一個書記員一樣，將這一切都記錄下來。
他追問船艙的尺寸，追問每天配給的食物和水的分量，追問如何處理那些死在路上的屍體，追問那些「豬仔」的賣價和利潤。
他發現，自己正在寫的，不是一個充滿英雄氣概的冒險故事，而是一本無比精細的、關於罪惡的帳本。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威爾遜放棄了《邦聯孤狼》那種誇張的煽情的筆法。
他選擇了一種全新的敘事方式，一種極度冷靜，克制，甚至可以說是毫無感情的筆調。
他只是羅列事實，描繪細節，不加任何道德評判。
他詳細地記錄了黃四的「商業模式」，就像《華爾街日報》分析一家鐵路公司的財報一樣。
「…每售出一名健康的成年男性勞工，黃四的組織可以從古巴的甘蔗種植園主手中獲得四十西班牙銀元。除去付給地方蛇頭的五銀元，以及航運途中約兩銀元的成本，包括最低限度的食物和不可避免的死亡損耗，單筆交易的淨利潤高達三十三銀元。在1868年的高峰期，黃四控制的船隊一年可以運送超過三千名豬仔，年利潤接近十萬銀元，這筆錢足以在舊金山任何一個豪宅區購置房產……」
當威爾遜寫下這些文字時，他的手是冰冷的。
黃四又被拉回了斗場當人肉沙包，他不過是在轉述地獄的景象。
這本書被命名為《黃土之下》，波士頓一家以出版嚴肅讀物聞名的出版社看中了。
1875年初，這本書悄無聲息地上市了。
它的反響完全出乎所有人的預料。
普通民眾對它毫無興趣。故事裡沒有英雄，沒有愛情，只有一個卑劣的異國罪犯和一群面目模糊的受害者。它在廉價小說市場上輸得一敗塗地。
然而，在另一個圈子裡，它卻掀起了軒然大波。
東海岸那些依然活躍的廢奴主義者後裔、人道主義者、以及一些對社會問題感興趣的知識分子，將這本書奉為圭臬。
《大西洋月刊》發表了一篇長篇評論，稱讚這本書「揭示了我們這個時代最醜陋的奴隸貿易變種……威爾遜先生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放棄了廉價的道德譴責，而是用冰冷的事實，構建了一座無法辯駁的罪惡紀念碑。」
威爾遜開始收到來自哈佛和耶魯大學教授的信件，他們邀請他去進行演講。一些社會改良組織將他的書作為募捐晚宴上的宣傳材料。
他第一次被冠以「有良知的作家」、「勇敢的揭秘者」這樣的頭銜。
威爾遜對此感到無比的諷刺。
勇敢？他的素材是一個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囚犯告訴他的。
良知？他寫這本書的唯一目的，是為了錢和名聲。
這本書的銷量最終只有區區兩萬冊，給他帶來的版稅甚至不夠支付他在紐約一年的開銷。
但他卻獲得了一種意想不到的「資本」，那就是評論界的讚譽和一種虛假的道德光環。
陳九對此似乎很滿意。
他告訴威爾遜：「名聲有時比金錢更有用。你現在有資格去講一個更大的故事了。」
那時的威爾遜還不明白這句話的真正含義。
他只是有些失落，也有些慶幸。失落的是沒能一夜暴富，慶幸的是，這個故事的危險性似乎有限。
畢竟，被他冒犯的，只是一群遠在天邊的、上不了台面的罪犯。
他天真地以為，自己可以一直這樣，做一個「安全」的、受人尊敬的「紀實作家」。
直到他讀完了陳九給他的第二份文件。
一個厚厚的、裝滿了關於聖佛朗西斯科前任市長威廉·阿爾沃德所有秘密的牛皮紙袋。
那一刻威爾遜才明白，他的弄臣生涯，才剛剛開始。
————————————
那份關於阿爾沃德市長的文件，與其說是資料，不如說是一部已經寫好了劇本大綱的城市編年史，只是裡面充滿了最骯髒的細節。
有市政工程合同的副本，上面清晰地標註著給各位議員的回扣。
有警局內部的秘密報告，記錄了如何掩蓋某些富商子弟的醜聞。
甚至還有妓女的證詞，詳細描述了她們曾在哪些達官貴人的床上，聽到過哪些關於土地交易的秘密。
威爾遜花了整整三個月，將這些碎片化的信息拼湊成一個完整的故事。
在資料的最後，是關於市長的兒子，卡爾·阿爾沃德的記錄。
一個年輕、英俊、前途無量的海岸警衛隊軍官，一個被精心包裝出來的城市英雄，在一次鎮壓暴亂行動中「不幸」中槍身亡。
卡爾是如何肆無忌憚地打擊沿海漁民，是如何羞辱他人為樂，又是如何在暴亂中被一個卑微的漁民所殺。
他又是如何冒領功勞，在父親和其他利益集團心照不宣的默許下，他站上了領獎台，成為了城市英雄。
一個偉大的、光鮮的、受人愛戴的父親，背後卻是一個貪婪、冷酷的魔鬼。
如何在碼頭擴建案上侵吞財政款項，如何收取回扣，如何利用政策打擊政敵。
一個表面上維護正義、揭露真相的英雄兒子，最終卻被自己治下保護的漁民所「謀殺」。
威爾遜決定將這本書命名為《市長之子》。
他的寫作風格，依然保持著那種被評論家們稱讚的「克制」與「冷靜」。他從不用「貪婪的」、「邪惡的」這類形容詞。他只是平靜地敘述：
「…九月三日，阿爾沃德市長簽署了第七號碼頭的擴建法案，該工程的中標方是西部聯合建設公司。隨後，市長夫人的個人銀行帳戶上，收到了一筆來自德國公司的五萬美元匯款。
「卡爾·阿爾沃德上尉在寫給未婚妻的信中多次提到，他對第七號碼頭附近日益猖獗的鴉片走私感到極度的憂慮與困惑，也因此他採取了一些更激烈的手段……」
所有的判斷權，都交給了讀者。
1876年秋天，《市長之子》在全國同步發售。
這一次，讀者的反應爆炸了。
在東海岸，這本書最初只是被當作一本情節曲折的政治驚悚小說。
但在西海岸，在舊金山時，整座城市都被點燃了。
人們瘋了。
他們拿著書，走上街頭，對著市政廳、對著那些報紙上常見的富商豪宅指指點點。
書中的每一個虛構的角色，都被進行了地毯式的「索隱」和「解密」。
「西部聯合建設公司」就是負責碼頭擴建，採購機械的公司！那個叫雷諾茲的議員，就是議長布萊恩特！那個被滅口的妓女，就是之前在大橋上失足墜海的那個舞女！
這本書成了一面照妖鏡，照出了城市光鮮外表下所有的爛瘡和膿包。
它也成了一把鑰匙，為普通民眾打開了一扇窺探上流社會真實運作方式的窗口。
他們震驚地發現，那些平日裡在教堂做禮拜、在慈善晚宴上發表演講的「城市棟樑」，私下裡竟是如此的不堪。
加州的報紙分成了涇渭分明的兩個陣營。《紀事報》這樣深受政黨影響的大報，連續數周用整個版面來「解讀」威爾遜的小說，一一反駁其中的某些事件。
而那些被鐵路大亨和銀行家控制的報紙，則對威爾遜發起了最惡毒的攻擊。他們稱他為「東海岸來的騙子」、「靠謊言和誹謗牟利的文學投機販」，他們甚至僱傭私家偵探，試圖挖出他的黑料，但除了他曾經給小報寫稿的經歷外，一無所獲。
這種攻擊，反而為他做了最好的宣傳。
威爾遜的讀者，那些在經濟危機中失去工作、對現實充滿憤怒的普通人，將他視作代言人。成千上萬封讀者來信湧向出版社。一個失業的鐵路工人寫道：「威爾遜先生，謝謝您。您寫出了我們所有人的心聲。我們早就知道那些大亨和政客是一夥的，搶走了屬於我們的活路。但我們沒有證據，也沒有人聽我們說話。是您，給了我們聲音。」
一個孩子的母親寫道：「我無法想像一個市長和市長兒子會如此。我為那個犯謀殺罪的漁民流淚，也為這個城市的墮落而感到悲哀。願上帝保佑您，讓您能繼續為我們書寫真相。」
這本書，成了席捲全國的大罷工的導火索。
被奉為底層勞工的精神象徵，即便是那些不識字的人也都完整地聽完過整個故事。
每一間廉價酒館，都必定有人大聲朗讀這間小說。
他們對報紙上一些文學評論嗤之以鼻，有很多小說家發表評論，說威爾遜的小說和文字沒有任何文學性可言，純粹是太過寫實，太有代入感。
並且說威爾遜的小說，有十分明顯的「煽動性」。
威爾遜看著這些信，心中五味雜陳。
他只是一個複述者，一個被線牽著的木偶。真正的英雄，或者說，真正的魔鬼，是那個給他所有資料的陳九。他才是那個導演了整場大戲的人。
隨之而來的，是名利和危險。
《市長之子》的銷量突破了五十萬冊。威爾遜的名字變得家喻戶曉。版稅像潮水般湧入他的銀行帳戶。他重新過上了那種他曾以為永遠失去的奢侈生活。
但危險也如影隨形。
匿名的威脅信開始出現，有的信封里裝著一顆子彈，有的畫著一個被吊死的火柴人。他在餐廳吃飯時，會有一個衣著體面的陌生人「不經意」地撞到他，在他耳邊低語：「有些人，不喜歡被人寫進故事裡。」
他還經歷了兩次暗殺，被陳九派出的人打退。
他開始失眠，整夜整夜地做噩夢。
他知道自己並非什麼文學天才，只是一個投機取巧的騙子，一個精準地抓住了時代情緒、並將其無限放大的煽動者。
他所有的「才華」，都建立在陳九提供的那一堆堆真實得令人髮指的文件之上。
他愛上了這種成功帶來的眩暈感，卻也憎恨這種被操控的無力感。
寫完《市長之子》後，威爾遜曾有過一絲幻想，或許可以就此收手。他已經有了足夠的錢，下半輩子可以衣食無憂。他可以試著去寫一些真正屬於自己的、無關政治、無關陰謀的東西。
但陳九沒有給他這個機會。
他拿來了第三份，也是迄今為止最危險的一份文件。
關於一個名叫漢森的美國間諜，如何在加州共濟會的策劃下，甚至在總統府高層的支持下，潛入英屬哥倫比亞，試圖策劃一場合併運動，最終讓美國將其吞併的完整記錄。
這不再是城市內部的腐敗，這是國家層面的陰謀，是國際間諜活動。
如果說《市長之子》是往舊金山的池塘里扔了一塊巨石，那麼寫這個故事，就是往美國和不列顛帝國之間那片看似平靜的海域，掀起海嘯。
他猶豫了。
他回電報拒絕了他，說這個題材太危險，自己處理不了。
陳九的回電只有一句話：「你已經沒有選擇。看看你收到的威脅信，那些被你毀掉的人，你覺得他們會放過一個瘦弱的作家嗎？沒有我提供的住所和保護，你明天就會死。」
他開始動筆寫《哥倫比亞陰謀》。
這是在為民除害，還是在叛國？
他揭露的雖然是政府的陰暗面，但這個故事一旦發表，勢必會損害美國的國際聲譽，甚至可能引發外交衝突。
他的讀者會怎麼想？那些曾將他視為民眾英雄的讀者，當他們發現他開始「攻擊」自己國家的「愛國行為」時，還會支持他嗎？
為了克服這種心理障礙，威爾遜將自己完全代入了一個記錄者的角色。他不去想後果，只專注於事實本身。他把自己想像成一部機器，將陳九輸入給他的信息，精準地轉化成冷靜的、不帶感情的文字。
漢森，在他的筆下，不是一個傳統的英雄或惡棍。他是一個工具，一個被「昭昭天命」這個宏大概念所驅動的、失去了個人情感的國家機器零件。
威爾遜詳細地描繪他如何收買英國官員，如何偽造身份，如何蠱惑印第安人和當地華人，如何走私軍火，如何策劃襲擊活動。
現在，這本書終於問世了。
它即將在陳九的授意下，在美國和英國之間攪動風雲。
威爾遜已經寫了好幾本小說，他早已經意識到，有些事，一旦大規模傳播，就會無限被放大，引起即便是當事人也意想不到的輿論。
《黃土之下》給美國白人介紹苦力貿易，華工的故事，《市長兒子》挑動資本家、政客和底層民眾對立，引發罷工。
這次Chen又想做什麼？
————————————
美國南方，
重建時期的理想主義在血腥暴力中土崩瓦解。
隨著聯邦軍隊撤離南方各州，原本在共和黨支持下建立的黑人自治組織成為白人至上主義者的眼中釘。
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科爾法克斯，1873年的大屠殺陰影未散，而到1878年，私刑已成為白人暴徒「維持秩序」的日常手段。
黑人選舉權名存實亡，陪審團中鮮有黑人身影，甚至敢於為黑人辯護的白人法官也會收到絞刑威脅。
在田納西州孟菲斯，曾擔任地方稅務官的黑人議員以利亞·詹森在1878年11月遭蒙面槍手射殺於自宅門前，兇手留下的紙條上寫著「黑鬼不該碰選票」。
同月，南卡羅來納州一名支持黑人教育的白人教師薩拉·惠特曼被吊死在教室黑板上，屍體旁塗鴉著「叛徒」。
這些格雷夫斯都心知肚明，否則他不會像一個喪家之犬一樣躲在這片土坡下面。
作為南方最大的黑人自治組織和南方共和黨之間的聯絡人，作為一個白人，他現在是幾個州白人組織的頭號通緝犯。
有一整支騎兵隊伍在他屁股後面追殺。
「真特麼該死，一群野狗。」
格雷夫斯喘了口氣，又踉踉蹌蹌地跑了起來。
——————————
曾參與重建時期立法工作的一個牧師哈提出了「向堪薩斯遷徙」的計劃。
他在密西西比河畔的隱秘聚會中宣講：「如果政府無法保護我們，我們必須走向自由之地！」
這一號召迅速在黑人社區傳播，但遷徙之路充滿危險：白人種植園主為防止勞動力流失，派武裝隊封鎖道路，宣稱「黑鬼的腳屬於棉花田」。
卡西米爾拍板，帶著三百名衛隊為遷徙之路作護衛武裝。
與此同時，聯邦政府的矛盾態度加劇了混亂。
總統雖公開譴責南方暴行並起訴用暴力阻止黑人選舉的兇徒，但在民主黨占據上風，控制國會後，不斷試圖撤銷聯邦監督選舉的法案。
「國家和政府已經幫不了我們了。」
卡西米爾高喊，更多黑人加入遷徙隊伍。
到1878年末，前前後後約2000多名黑人組成了「自由列車」，進行北遷路線，計劃沿密西西比河北上至堪薩斯州。
那裡曾是廢奴主義據點，且《宅地法》允許墾荒者獲得土地。
卡西米爾的黑人自治城鎮和格雷夫斯的參政計劃在這一年，全部宣告破產。
卡西米爾在日記中寫道：「或許堪薩斯不是終點，但我們必須讓下一代知道，有人曾試圖走向光明。」
玻璃上凝結著一層薄薄的水汽，下面是穿梭的馬車，頂著高帽的紳士，裙裾曳地的夫人，以及那些奔跑叫賣的報童。
他們的喊聲穿透雙層玻璃，隱約可聞，
「號外！號外！小說家威爾遜新作《哥倫比亞陰謀》今日發售！」
「《先驅報》獨家評論！J.J. 威爾遜——用冰冷文字解剖美國的大作家！」
威爾遜的嘴角勾起，忍不住有些得意。
他的公寓在這棟大樓的頂層，牆上掛著精美的風景油畫，架子上還有他去東方珍寶行買的青花瓷，書架上塞滿了精裝書籍，其中一些他甚至從未翻閱過。
書桌上攤開著今天的幾份報紙，頭版的位置，無一例外都印刷著關於他新書的評論和報導。
「J.J. 威爾遜先生的筆，不帶一絲華麗，摒棄了多愁善感的情緒。
他像一位醫生，或是一位嚴謹的法官，將這個國家肉體上潰爛流膿的傷口，冷靜地展示給世人看。
他的文字是克制的，是精準的，充滿了令人不寒而慄的紀實力量。
在讀《哥倫比亞陰謀》時，你不會為主角的愛國情懷而熱血沸騰，卻會為國家利益這台龐大機器的冷酷無情而脊背發涼。
他不是在寫小說，他是在記錄一份我們所有人都不敢承認的，關於我們自己的征服的野心……」
評論家先生顯然是高估了威爾遜。
他並非什麼醫生，法官。
真正的執刀人，在巴爾巴利海岸。
威爾遜的目光從報紙上移開，落在壁爐架上。
那裡並排擺放著兩本書，是他過去五年人生的基石。
一本的封面設計得極為壓抑，一個悲傷的年輕人站在一座宏偉的市政廳前的剪影，書名是《市長之子》（The Mayor's Son）。
另一本的封面則更加黑暗，僅僅描繪了一艘在黑夜怒海中顛簸的輪船，幾個瘦骨嶙峋的人影蜷縮在甲板的陰影里，書名是《黃土之下》（Under the Yellow Earth）。
正是這兩本書，將他這個破產之後，曾在布魯克林橋下瑟瑟發抖的流浪漢，重新變成了「文學大師」。
它們為他贏得了財富，聲望，以及足以讓他在深夜驚醒的恐懼。
————————————
五年前，舊金山，巴爾巴利海岸。
當J.J.威爾遜被幾個華人請到那間「金山斗場」的老闆辦公室時，他身上所有的家當，只剩一支作為房費抵押的象牙蘸水筆和滿身的疲憊。
他以為自己找到了救命稻草，一個可以讓他東山再起的故事源泉。
他怎麼也想不到，
那個把他從一個落魄記者拉扯起來的年輕人陳九，給他的不是故事，而是三份沉甸甸的，足以壓垮任何一個普通人的「真相」。
第一份真相，是一個被裝在麻袋裡、渾身是傷的囚犯。一個名叫黃四的人口販子。
陳九將威爾遜安置在南灘那家改造成私人衛隊營地的廠房裡。
威爾遜的工作，就是「採訪」黃四。
那根本不是採訪，那是一場精神上的酷刑，對威爾遜，也對黃四。
黃四被關在工廠深處。
每天，陳九的手下，那個名叫阿才的、眼神兇狠的年輕人，會把他像拖一條死狗一樣拖出來，扔在威爾遜面前的椅子上。
黃四的身上總是帶著新的傷痕，但他的眼神，卻是一種令人費解的、介於麻木和怨毒之間的狀態。
「問吧，威爾遜先生，」阿才總是用他那蹩腳的英語冷冷地說道，「九爺說了，只要留他一口氣，隨便你怎麼折磨他。」
威爾遜並非一個心狠手辣的人，他本質上只是一個記者。他試圖用正常的採訪方式開始。「黃先生，你能告訴我你是如何開始這門生意的嗎？」
回應他的是一口帶血的唾沫，和一連串他聽不懂的粵語咒罵。
威爾遜的耐心很快被耗盡。
對成功的渴望，如同飢餓一般啃噬著他的理智，這是最好的催化劑。
他開始學習阿才的方式，用剝奪睡眠、用冰水、用語言上的羞辱來摧毀囚犯的意志。
他驚訝地發現自己在這方面竟有種病態的天賦。他用最惡毒的語言描繪黃四死後會下什麼樣的地獄，描繪他的家人會遭到怎樣的報應。
終於，在一個星期後，那個兇悍的罪犯崩潰了。
他開始講述，斷斷續續，顛三倒四。
他講述自己如何從廣州街頭混社會，遭人欺辱，又是如何靠著出賣同鄉，將他們騙上開往澳門的賭船，從而賺到第一桶金。
他講述那些被稱為「豬仔」的同胞，如何像牲口一樣被塞進底艙，在數月的航行中，因為疾病、飢餓和絕望而死去大半。
他甚至用一種炫耀般的語氣，描述他如何打通了古巴種植園主和秘魯鳥糞礦主的關係，將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明碼標價，變成種植園裡會被活活累死的消耗品。
威爾遜強迫自己不去感受那種生理上的噁心，而是像一個書記員一樣，將這一切都記錄下來。
他追問船艙的尺寸，追問每天配給的食物和水的分量，追問如何處理那些死在路上的屍體，追問那些「豬仔」的賣價和利潤。
他發現，自己正在寫的，不是一個充滿英雄氣概的冒險故事，而是一本無比精細的、關於罪惡的帳本。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威爾遜放棄了《邦聯孤狼》那種誇張的煽情的筆法。
他選擇了一種全新的敘事方式，一種極度冷靜，克制，甚至可以說是毫無感情的筆調。
他只是羅列事實，描繪細節，不加任何道德評判。
他詳細地記錄了黃四的「商業模式」，就像《華爾街日報》分析一家鐵路公司的財報一樣。
「…每售出一名健康的成年男性勞工，黃四的組織可以從古巴的甘蔗種植園主手中獲得四十西班牙銀元。除去付給地方蛇頭的五銀元，以及航運途中約兩銀元的成本，包括最低限度的食物和不可避免的死亡損耗，單筆交易的淨利潤高達三十三銀元。在1868年的高峰期，黃四控制的船隊一年可以運送超過三千名豬仔，年利潤接近十萬銀元，這筆錢足以在舊金山任何一個豪宅區購置房產……」
當威爾遜寫下這些文字時，他的手是冰冷的。
黃四又被拉回了斗場當人肉沙包，他不過是在轉述地獄的景象。
這本書被命名為《黃土之下》，波士頓一家以出版嚴肅讀物聞名的出版社看中了。
1875年初，這本書悄無聲息地上市了。
它的反響完全出乎所有人的預料。
普通民眾對它毫無興趣。故事裡沒有英雄，沒有愛情，只有一個卑劣的異國罪犯和一群面目模糊的受害者。它在廉價小說市場上輸得一敗塗地。
然而，在另一個圈子裡，它卻掀起了軒然大波。
東海岸那些依然活躍的廢奴主義者後裔、人道主義者、以及一些對社會問題感興趣的知識分子，將這本書奉為圭臬。
《大西洋月刊》發表了一篇長篇評論，稱讚這本書「揭示了我們這個時代最醜陋的奴隸貿易變種……威爾遜先生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放棄了廉價的道德譴責，而是用冰冷的事實，構建了一座無法辯駁的罪惡紀念碑。」
威爾遜開始收到來自哈佛和耶魯大學教授的信件，他們邀請他去進行演講。一些社會改良組織將他的書作為募捐晚宴上的宣傳材料。
他第一次被冠以「有良知的作家」、「勇敢的揭秘者」這樣的頭銜。
威爾遜對此感到無比的諷刺。
勇敢？他的素材是一個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囚犯告訴他的。
良知？他寫這本書的唯一目的，是為了錢和名聲。
這本書的銷量最終只有區區兩萬冊，給他帶來的版稅甚至不夠支付他在紐約一年的開銷。
但他卻獲得了一種意想不到的「資本」，那就是評論界的讚譽和一種虛假的道德光環。
陳九對此似乎很滿意。
他告訴威爾遜：「名聲有時比金錢更有用。你現在有資格去講一個更大的故事了。」
那時的威爾遜還不明白這句話的真正含義。
他只是有些失落，也有些慶幸。失落的是沒能一夜暴富，慶幸的是，這個故事的危險性似乎有限。
畢竟，被他冒犯的，只是一群遠在天邊的、上不了台面的罪犯。
他天真地以為，自己可以一直這樣，做一個「安全」的、受人尊敬的「紀實作家」。
直到他讀完了陳九給他的第二份文件。
一個厚厚的、裝滿了關於聖佛朗西斯科前任市長威廉·阿爾沃德所有秘密的牛皮紙袋。
那一刻威爾遜才明白，他的弄臣生涯，才剛剛開始。
————————————
那份關於阿爾沃德市長的文件，與其說是資料，不如說是一部已經寫好了劇本大綱的城市編年史，只是裡面充滿了最骯髒的細節。
有市政工程合同的副本，上面清晰地標註著給各位議員的回扣。
有警局內部的秘密報告，記錄了如何掩蓋某些富商子弟的醜聞。
甚至還有妓女的證詞，詳細描述了她們曾在哪些達官貴人的床上，聽到過哪些關於土地交易的秘密。
威爾遜花了整整三個月，將這些碎片化的信息拼湊成一個完整的故事。
在資料的最後，是關於市長的兒子，卡爾·阿爾沃德的記錄。
一個年輕、英俊、前途無量的海岸警衛隊軍官，一個被精心包裝出來的城市英雄，在一次鎮壓暴亂行動中「不幸」中槍身亡。
卡爾是如何肆無忌憚地打擊沿海漁民，是如何羞辱他人為樂，又是如何在暴亂中被一個卑微的漁民所殺。
他又是如何冒領功勞，在父親和其他利益集團心照不宣的默許下，他站上了領獎台，成為了城市英雄。
一個偉大的、光鮮的、受人愛戴的父親，背後卻是一個貪婪、冷酷的魔鬼。
如何在碼頭擴建案上侵吞財政款項，如何收取回扣，如何利用政策打擊政敵。
一個表面上維護正義、揭露真相的英雄兒子，最終卻被自己治下保護的漁民所「謀殺」。
威爾遜決定將這本書命名為《市長之子》。
他的寫作風格，依然保持著那種被評論家們稱讚的「克制」與「冷靜」。他從不用「貪婪的」、「邪惡的」這類形容詞。他只是平靜地敘述：
「…九月三日，阿爾沃德市長簽署了第七號碼頭的擴建法案，該工程的中標方是西部聯合建設公司。隨後，市長夫人的個人銀行帳戶上，收到了一筆來自德國公司的五萬美元匯款。
「卡爾·阿爾沃德上尉在寫給未婚妻的信中多次提到，他對第七號碼頭附近日益猖獗的鴉片走私感到極度的憂慮與困惑，也因此他採取了一些更激烈的手段……」
所有的判斷權，都交給了讀者。
1876年秋天，《市長之子》在全國同步發售。
這一次，讀者的反應爆炸了。
在東海岸，這本書最初只是被當作一本情節曲折的政治驚悚小說。
但在西海岸，在舊金山時，整座城市都被點燃了。
人們瘋了。
他們拿著書，走上街頭，對著市政廳、對著那些報紙上常見的富商豪宅指指點點。
書中的每一個虛構的角色，都被進行了地毯式的「索隱」和「解密」。
「西部聯合建設公司」就是負責碼頭擴建，採購機械的公司！那個叫雷諾茲的議員，就是議長布萊恩特！那個被滅口的妓女，就是之前在大橋上失足墜海的那個舞女！
這本書成了一面照妖鏡，照出了城市光鮮外表下所有的爛瘡和膿包。
它也成了一把鑰匙，為普通民眾打開了一扇窺探上流社會真實運作方式的窗口。
他們震驚地發現，那些平日裡在教堂做禮拜、在慈善晚宴上發表演講的「城市棟樑」，私下裡竟是如此的不堪。
加州的報紙分成了涇渭分明的兩個陣營。《紀事報》這樣深受政黨影響的大報，連續數周用整個版面來「解讀」威爾遜的小說，一一反駁其中的某些事件。
而那些被鐵路大亨和銀行家控制的報紙，則對威爾遜發起了最惡毒的攻擊。他們稱他為「東海岸來的騙子」、「靠謊言和誹謗牟利的文學投機販」，他們甚至僱傭私家偵探，試圖挖出他的黑料，但除了他曾經給小報寫稿的經歷外，一無所獲。
這種攻擊，反而為他做了最好的宣傳。
威爾遜的讀者，那些在經濟危機中失去工作、對現實充滿憤怒的普通人，將他視作代言人。成千上萬封讀者來信湧向出版社。一個失業的鐵路工人寫道：「威爾遜先生，謝謝您。您寫出了我們所有人的心聲。我們早就知道那些大亨和政客是一夥的，搶走了屬於我們的活路。但我們沒有證據，也沒有人聽我們說話。是您，給了我們聲音。」
一個孩子的母親寫道：「我無法想像一個市長和市長兒子會如此。我為那個犯謀殺罪的漁民流淚，也為這個城市的墮落而感到悲哀。願上帝保佑您，讓您能繼續為我們書寫真相。」
這本書，成了席捲全國的大罷工的導火索。
被奉為底層勞工的精神象徵，即便是那些不識字的人也都完整地聽完過整個故事。
每一間廉價酒館，都必定有人大聲朗讀這間小說。
他們對報紙上一些文學評論嗤之以鼻，有很多小說家發表評論，說威爾遜的小說和文字沒有任何文學性可言，純粹是太過寫實，太有代入感。
並且說威爾遜的小說，有十分明顯的「煽動性」。
威爾遜看著這些信，心中五味雜陳。
他只是一個複述者，一個被線牽著的木偶。真正的英雄，或者說，真正的魔鬼，是那個給他所有資料的陳九。他才是那個導演了整場大戲的人。
隨之而來的，是名利和危險。
《市長之子》的銷量突破了五十萬冊。威爾遜的名字變得家喻戶曉。版稅像潮水般湧入他的銀行帳戶。他重新過上了那種他曾以為永遠失去的奢侈生活。
但危險也如影隨形。
匿名的威脅信開始出現，有的信封里裝著一顆子彈，有的畫著一個被吊死的火柴人。他在餐廳吃飯時，會有一個衣著體面的陌生人「不經意」地撞到他，在他耳邊低語：「有些人，不喜歡被人寫進故事裡。」
他還經歷了兩次暗殺，被陳九派出的人打退。
他開始失眠，整夜整夜地做噩夢。
他知道自己並非什麼文學天才，只是一個投機取巧的騙子，一個精準地抓住了時代情緒、並將其無限放大的煽動者。
他所有的「才華」，都建立在陳九提供的那一堆堆真實得令人髮指的文件之上。
他愛上了這種成功帶來的眩暈感，卻也憎恨這種被操控的無力感。
寫完《市長之子》後，威爾遜曾有過一絲幻想，或許可以就此收手。他已經有了足夠的錢，下半輩子可以衣食無憂。他可以試著去寫一些真正屬於自己的、無關政治、無關陰謀的東西。
但陳九沒有給他這個機會。
他拿來了第三份，也是迄今為止最危險的一份文件。
關於一個名叫漢森的美國間諜，如何在加州共濟會的策劃下，甚至在總統府高層的支持下，潛入英屬哥倫比亞，試圖策劃一場合併運動，最終讓美國將其吞併的完整記錄。
這不再是城市內部的腐敗，這是國家層面的陰謀，是國際間諜活動。
如果說《市長之子》是往舊金山的池塘里扔了一塊巨石，那麼寫這個故事，就是往美國和不列顛帝國之間那片看似平靜的海域，掀起海嘯。
他猶豫了。
他回電報拒絕了他，說這個題材太危險，自己處理不了。
陳九的回電只有一句話：「你已經沒有選擇。看看你收到的威脅信，那些被你毀掉的人，你覺得他們會放過一個瘦弱的作家嗎？沒有我提供的住所和保護，你明天就會死。」
他開始動筆寫《哥倫比亞陰謀》。
這是在為民除害，還是在叛國？
他揭露的雖然是政府的陰暗面，但這個故事一旦發表，勢必會損害美國的國際聲譽，甚至可能引發外交衝突。
他的讀者會怎麼想？那些曾將他視為民眾英雄的讀者，當他們發現他開始「攻擊」自己國家的「愛國行為」時，還會支持他嗎？
為了克服這種心理障礙，威爾遜將自己完全代入了一個記錄者的角色。他不去想後果，只專注於事實本身。他把自己想像成一部機器，將陳九輸入給他的信息，精準地轉化成冷靜的、不帶感情的文字。
漢森，在他的筆下，不是一個傳統的英雄或惡棍。他是一個工具，一個被「昭昭天命」這個宏大概念所驅動的、失去了個人情感的國家機器零件。
威爾遜詳細地描繪他如何收買英國官員，如何偽造身份，如何蠱惑印第安人和當地華人，如何走私軍火，如何策劃襲擊活動。
現在，這本書終於問世了。
它即將在陳九的授意下，在美國和英國之間攪動風雲。
威爾遜已經寫了好幾本小說，他早已經意識到，有些事，一旦大規模傳播，就會無限被放大，引起即便是當事人也意想不到的輿論。
《黃土之下》給美國白人介紹苦力貿易，華工的故事，《市長兒子》挑動資本家、政客和底層民眾對立，引發罷工。
這次Chen又想做什麼？
————————————
美國南方，
重建時期的理想主義在血腥暴力中土崩瓦解。
隨著聯邦軍隊撤離南方各州，原本在共和黨支持下建立的黑人自治組織成為白人至上主義者的眼中釘。
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科爾法克斯，1873年的大屠殺陰影未散，而到1878年，私刑已成為白人暴徒「維持秩序」的日常手段。
黑人選舉權名存實亡，陪審團中鮮有黑人身影，甚至敢於為黑人辯護的白人法官也會收到絞刑威脅。
在田納西州孟菲斯，曾擔任地方稅務官的黑人議員以利亞·詹森在1878年11月遭蒙面槍手射殺於自宅門前，兇手留下的紙條上寫著「黑鬼不該碰選票」。
同月，南卡羅來納州一名支持黑人教育的白人教師薩拉·惠特曼被吊死在教室黑板上，屍體旁塗鴉著「叛徒」。
這些格雷夫斯都心知肚明，否則他不會像一個喪家之犬一樣躲在這片土坡下面。
作為南方最大的黑人自治組織和南方共和黨之間的聯絡人，作為一個白人，他現在是幾個州白人組織的頭號通緝犯。
有一整支騎兵隊伍在他屁股後面追殺。
「真特麼該死，一群野狗。」
格雷夫斯喘了口氣，又踉踉蹌蹌地跑了起來。
——————————
曾參與重建時期立法工作的一個牧師哈提出了「向堪薩斯遷徙」的計劃。
他在密西西比河畔的隱秘聚會中宣講：「如果政府無法保護我們，我們必須走向自由之地！」
這一號召迅速在黑人社區傳播，但遷徙之路充滿危險：白人種植園主為防止勞動力流失，派武裝隊封鎖道路，宣稱「黑鬼的腳屬於棉花田」。
卡西米爾拍板，帶著三百名衛隊為遷徙之路作護衛武裝。
與此同時，聯邦政府的矛盾態度加劇了混亂。
總統雖公開譴責南方暴行並起訴用暴力阻止黑人選舉的兇徒，但在民主黨占據上風，控制國會後，不斷試圖撤銷聯邦監督選舉的法案。
「國家和政府已經幫不了我們了。」
卡西米爾高喊，更多黑人加入遷徙隊伍。
到1878年末，前前後後約2000多名黑人組成了「自由列車」，進行北遷路線，計劃沿密西西比河北上至堪薩斯州。
那裡曾是廢奴主義據點，且《宅地法》允許墾荒者獲得土地。
卡西米爾的黑人自治城鎮和格雷夫斯的參政計劃在這一年，全部宣告破產。
卡西米爾在日記中寫道：「或許堪薩斯不是終點，但我們必須讓下一代知道，有人曾試圖走向光明。」